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1/2）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在英美长期遭禁的世界文学名著。直到1960年代终于被英国宣布开禁后，这本小说一度洛阳纸贵，高踞畅销书排行榜数周并长销至今。比畅销和长销更重要的是，它的开禁标志着人类的宽容在劳伦斯苦恋着的祖国终于战胜了道德虚伪和文化强权。从此，劳伦斯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劳伦斯学也渐渐成为英美大学里的一门学位课程和文学研究的一门学科。时至2000年代，劳伦斯研究早已演变成一种“工业”，得其沾溉获得学位、靠研究和出版劳伦斯作品为生的大有人在。劳伦斯若在天有灵，应该感到欣慰。

在中国，这部小说问世不久，诗人邵洵美就撰文盛赞。随后几个杂志上陆续出现节译，译者中包括大文豪林语堂先生。其后出版了饶述一先生翻译的单行本，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光阴荏苒，五十年漫长的时间里中国读者与此书无缘。到1980年代，饶述一的译本在湖南再版，不久就被禁，长达二十年。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学术界与出版界对劳伦斯早就有了一个全面公正的认识。

除了这部小说，劳伦斯还著有另外十一部长篇小说，五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多部诗集、剧本、游记，大量的文学批评、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和散文随笔。他还翻译出版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意大利作家乔万尼·维尔加的长篇小说等，仅凭这些译文就足以称他为翻译家了。这位矿工的儿子，以自己非凡的文学天赋、敏感的内心体验、坚持不懈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拖着带病之躯，在短短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经典遗产，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不少研究者称其为天才和大师，是不无道理的。

大师自有大师的气度和风范，他的四大名著《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这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说部部经典。《儿》被普遍认为是文学史上印证弗洛伊德“恋母情结”学说的“原型”之作。《虹》和《查》屡遭查禁和焚毁，惹出文学和政治风波来。作者本人虽未遭“坑”，却也在长时间内遭受监视和搜查，心灵备受煎熬，以至于对他“爱得心头发酸”的祖国终于失望而自我流放，最后病死他乡，做了异乡鬼。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他是因了文学的孽缘才遭此厄运，还是厄运专门来锻造他的文学魂。

然而，在1985年出版的《现代英国小说史》中，这位旷世奇才的作品仍然被指责为“黄色淫秽”，并把开禁这本书作为“当前西方社会的道德风尚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的标志。这也难怪，不用说当年，即使是目前，我们许多读者也仍然停留在那个人云亦云的阶段，甚至不少知识分子一提起劳伦斯的名字，仍想当然地一言以蔽之曰“黄色作家”。这归根结底是眼光的问题，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此言极是。

于是，当我们无法要求大多数非文学专业人士去一部部死啃劳伦斯作品而后公正以待之时，我们只有对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作个“眼光”上的评说。艺术的眼光往往需要靠一个人较为全面的发展来培养，需要时间。或许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文明的进程，终于有一天对这本书的争议和赏析都成了一种过时和多余。

当历史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置于一个尴尬的叙述语境中时，我们只有毫不尴尬地直面历史。

1984年笔者完成国内第一篇研究劳伦斯的硕士论文时，国内还没有劳伦斯作品的译本（只有个别短篇小说的译文），这个领域还被认为是禁地，因为他在非学术领域仍被看作是“黄色作家”的。八十年代后期，劳伦斯作品开始大量出版，便有了成群突击抢译劳伦斯作品的壮观场面。三十年代的旧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重印上市后，黑市竟出现高价抢购的热潮。在这种尴尬的阅读环境中解释劳伦斯的这部最有争议的小说，颇令人生出滑稽之感。

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童话，是一种久经考量的体认——是理性认识与情感体验交织积淀的结果。我无法不这样认为。

小说伊始，即是一场浩劫之后的一片废墟。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象征，也是大战后人之精神荒原的写照。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野林子和林中木屋，里面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复归自然的男人给一个寻找自然的怨妇注入了崭新的生命，这怨妇亦焕发出女人之本色，唤起了这个近乎遁世的男人身心遥远的无限的温情，激发出他身上近乎消失的性爱激情。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体验着自然纯朴的爱情，体验着创造的神奇，双双获得了灵与肉的再生。浪漫而美丽，不乏乌托邦色彩，这简直是一部成人的童话。

劳伦斯生前好友理查德·奥尔丁顿曾长期从事劳伦斯作品的编辑和评论工作，他说过，这本书根本算不上一本性小说，因为它其实是“关于性的说教……是一种‘精神恋爱’” [1] 。中国文豪林语堂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劳伦斯的性描写别有一番旨趣：“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 [2] 这真是一种林语堂式的“会心之顷”的顿悟。时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认为，劳伦斯对性持一种清教徒的观点：“他之所以常常被称作清教徒，就是因为他认为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也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为严肃的事情。” [3] 1960年伦敦刑事法庭审判这本书时，文化学家霍嘉特就特别说这书“讲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此言令检察官困惑不解，转而问询文学家福斯特，福斯特抑扬顿挫地回答说：“我认为那个描述是准确的，尽管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相矛盾。” [4] 看似如此的矛盾，造就了劳伦斯这部小说之性宗教的特质。因此，霍嘉特在他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查》1961年版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试图当成淫秽书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 [5]

查泰莱爵士因伤失去性能力，本值得同情，但他的内心十分麻木，对工人冷酷无情，对夫人康妮感情冷漠。他认定矿工只是工具，非用鞭子驱使不可。康妮只要能为他生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和爵位就行。至于同谁生育，他倒不在乎，但绝对要求孩子的父亲来自上流社会，以不辱查家门楣。同他在一起，康妮虽生犹死。

正因此，当康妮遇上一身质朴但情趣脱俗的猎场看守梅勒斯时，便自然流露出了女性的软弱与柔情，备受失败婚姻折磨和工业文明戕害的梅勒斯立即情动于中，双方情色相生，一发而不可收。

梅勒斯与康妮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个根植于自然、富有生命力的“下等人”。他受过教育，但厌恶了他认为腐朽的文明生活，选择了自我流放，自食其力，寄情山水。

劳伦斯对现实的选择令人深思：他选择了森林为背景，选择了一个猎场看守而不是他情感上最为依恋的矿工来作故事的男主人公。猎场看守这种职业的人游离于社会，为有钱人看护森林和林中的动物供其狩猎，也要防止穷人偷猎或砍伐树木。这样的人往往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是有钱人的下人，是劳动者，但又与广大劳动者不同。在劳伦斯看来，这类脱离了俗尘的阶级利益、一身儒雅同时又充满阳刚气的男人最适合用来附丽他的崇高理想。而从根本上说，矿主和矿工虽然是对立的，但他们又是统一的：双方都受制于金钱、权力和机械。在劳伦斯眼里，他们都是没有健康灵魂的人。

从《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劳伦斯的超阶级意识日渐凸显，在今天看来颇具后现代意义：劳伦斯从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剧角度出发，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认知范畴，即资本是靠对劳动力的压榨达到积累的。事实上，后现代理论认为，资本是靠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掠夺“转化”而成的，劳动力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劳伦斯注意到劳动力脱离土地/自然后的异化特质，同时也注意到劳动力在资本转化过程中主体性的丧失，对工人来说他们经历的是双重异化。而采矿这一行业更是对不可再生的人类资源无情掠夺的最典型范例，在剥夺自然方面双方都是参与者。在与自然的异化过程中，劳资双方成了对立的统一。矿工的罢工运动不过是在工资待遇上与资本家的对立，这并没改变其异化的本质。劳伦斯超越了剥削——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意识，揭示的是整个文明进程中资本对人/自然的物化，揭示出对立的双方都是被物化的对象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尽管劳伦斯对于自己出生并生长于斯的矿工阶级在情感上万分依恋，称矿工是这世界上唯一令他感动的人，但他在理智上却选择脱离他们。有产者的冷酷无情与无产者的萎靡无奈都是文明异化不可救药的产物。（劳伦斯的有关论述详见其散文《还乡》、《诺丁汉矿乡杂记》和《我算哪个阶级》等。）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其对人/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其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了一些颇具本质性的特质，其作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显功力，无怪乎他被称为预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而成为文学的常青树，真是难能可贵之至。一个穷工人的儿子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砥砺亦是关键——生活在肮脏的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式的老英国的交界地带，出身于草根，备受磨难，但艺术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他的创作超越了阶级出身和阶级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而他这样游走在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边缘作家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天然“差异者”，意义的“颠覆者”和“消解者”。因此，劳伦斯文学的魅力愈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愈得到彰显。

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这就是梅勒斯。在此劳伦斯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用道德和艺术的标准衡量人，用“健康”的标准衡量人的肉体和灵魂，选择了梅勒斯这样的人作自己小说的主人公。而森林在劳伦斯眼中则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力，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精神的纯洁。森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包孕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森林，选择了森林里纯粹性的交汇来张扬人的本真活力，以此表达对文明残酷性的抗争。

郁达夫在劳伦斯逝世后不久读了劳伦斯的作品，他英明地指出：劳伦斯是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此言极是。所谓厌世，自然是面对汹汹人世表现出的超然与逃避；所谓积极，当然是在看破红尘的同时依然顽强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信心。于是劳伦斯选择了梅勒斯这样孤独隐居但性力强健的男人作他的理念传达者。这样的男人与世界的结合点只有自己最为本真的性，他只与脱离了一切尘世丑陋的女人之最本真的东西接触。这就是超凡脱俗的性，与鲜花、绿树、鸟禽一起蓬勃自然地在大森林里生发。谁又能说梅勒斯不是一棵伟岸但又柔美的橡树？一个复归自然的文明男人，集强健的性力、隐忍的品质和敏感的心灵于一身，对女人和自然界的鸟兽花表现出似水柔情。中国只有郁达夫才能在劳伦斯刚刚逝世不久就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

一个要摆脱代表死亡与坟场的丈夫的鲜活女人遇上了梅勒斯这样一个卓尔不群、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男人，在童话般的林中木屋里自然而然地相爱，演绎了一幕幕激情跌宕的生命故事。小说字里行间荡漾着的生命气息，幻化成大战后废墟上人性的希望祥云，富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