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1/2）

即使是现在，我有时四点醒来，还是满心恐惧，怕自己睡过了头。觉得父亲正在黝黑的楼梯下等我，觉得有石子打在窗上，那是赶着去海滩的人，在下面呵气暖手，还有不耐烦的跺脚声从冰冷、坚实的土地传来。有时我从被窝里探出身，遍寻不着袜子，话也说不清，突然意识到我只是可笑地孤单着，没有人在楼梯下等我，码头外也没有船在不知疲倦地往来。

这种时候，只有床头烟灰缸溢出的灰色尸身，目睹着星火消亡，默然等候它们下一个同胞的殉灭。我害怕与死亡独处，便飞快地穿好衣服，大声清了清嗓子，把水槽上两个水龙头都旋开，让飞溅的水花继续制造些无谓的噪音。然后，我出门去，走大概一英里的路有个通宵营业的餐馆。

如果是冬天，一路上极冷，到餐馆的时候我常常淌着眼泪。女服务生很多次感同身受地也打个寒战，说：“天呐，外面该有多冷，你都在流眼泪啊。”

“是啊，”我会回答，“还用说嘛，真的很冷。”

我们有那么个人，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这样的地方，说些无关紧要又无甚趣味的闲话，聊作慰藉，数着黎明不情愿的姗姗脚步。天终于亮了，我吞下最后的咖啡，每次都满嘴苦涩，匆匆起身离去。到那个钟点，我又开始担心会不会迟到，有没有干净的衬衫，担心汽车会不会发动，以及其他千百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在那个有名的中西部大学教书的人，都会这样的。可当时我就又清楚，那一天还是会平安地度过；十年来，无一日不是如此。在清晨的昏冥中，那些呼喊、话语、身形，其实都不在那里，那条船也不在那里。都是幻影和回声，是隔着灯光，孩童的手形在墙上映出的飞禽走兽，是屋外水桶承接雨滴时的絮语。那几帧画面像是从老电影的黑白过往中剪出来的。

我知道有这样一条船，和我意识到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几乎是同一个时候、以同样的方式，而我也一并知道，这群人的生计都仰赖在那条船上。关于父亲最早的记忆，则是从地板上高高的雨鞋的空隙间望到他，突然我就升空了，脸被按到他的胡茬里去。父亲的脸颊和胡茬都是咸的，父亲从他雨鞋的红跟到他蓬乱的白发，闻上去都是咸的。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第一次去坐那条船。从家到码头的那半英里路，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记得他大步踩在砾石滩上的声音，记得他曾经爱哼的粗鄙小调和空气中盐的味道。

船舱里也弥漫着一样的味道，因为这种气味始终不变，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在港口里兜了一小圈就回来了。他用缆绳把船尾牢牢绑在不动锚 15 上，把我举过头顶，放到坚实的船坞上。他自己从一个小铁梯爬上来，又把我放在肩头，大步离开。

回到家里，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点年纪就扬帆远航，非同小可，问我：“你觉得船里怎么样啊？”“你在船上怕吗？”“在船里哭了没有啊？”没有一个问题离得了“船”字，当时我就知道，它对每个人有多么重要。

对母亲最初的记忆，是父亲一大早就去了船那边，屋里就剩我和母亲。她似乎总在修补“在船上弄破”的衣服，准备“在船上要吃”的食物，或者，就是在我们厨房那扇面朝大海的窗口搜寻“那条船”的踪影。大概到了中午，父亲回来，她就会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这是记忆里我第一个会问的问题：“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

我们生命中的这条船登记在霍克斯伯里港。新斯科舍人叫它“岬岛船”，设计出来就是让近海的小渔民能在春天捕虾，夏天捕鲭，再之后还可以捕大西洋鳕、黑须鳕和无须鳕。船有三十二英尺长，九英尺宽，动力都来自于一个雪佛兰卡车的引擎。它有一个水上离合器和高速回动装置；船身漆成淡绿色，船头一侧印着黑色的“珍妮·琳”字样，船尾横着块长板，也刷着同样的字。“珍妮·琳”是我母亲的名字，如此命名，是要让她作为一环接入到传统的那条长链中去。码头泊着的那些船，上面绝大多数是家中某位女子的名字。

现在说起这些事，好像我当时就什么都明白了一样。什么船的尺寸、引擎的种类，我一下子都了然于胸。又好像我孩提时第一次去，一眼就看出船名一个是模板印上去的，一个是刷上去的。当然，事实远非如此，我学得很慢，而时间又总是走得太快。

我最先学到的是关于我们家的房子。以船坞为中心，一共有五十栋左右的房子绕着马蹄形的港口，我们家是其中之一。有些房屋靠海太近，大风浪时，拍起的浪花能直接泼在窗上。我们和其他几户人家，就住得稍远些。这里的百姓，和邻近村庄的居民一样，都是因为对爱尔兰国内不满，或是因为苏格兰高地的肃清运动，或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而来到这里，建起了屋舍。一些是随性、易动感情的凯尔特人，信奉天主教，因为英格兰人去了他们国家，他们就来到这里；一些是敏锐坚定的新教派清教徒，因为一七七六年英国人走了，他们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也来到了这里。

家里最重要的一间屋子是厨房，就是老式、狭长的那种。取暖的炉子烧的是木柴和煤块，炉子背后有箱引火柴，旁边是个煤斗。厨房正中站着个笨重的木桌，有可以翻折的木板增减它的尺寸。五张木头椅子是家里人用各种刀具劈凿而成的。炉子对面，靠着东墙，有个中间陷下去的沙发，上面有个垫子用来当枕头。沙发上方是个架子，收着火柴、烟草、铅笔、旧鱼钩、零散的麻绳和一个塞满账单跟收据的锡罐。南墙没有其他，只被一扇朝向大海的窗户占据。北墙上则是一块五尺长的板，上面的各式衣钩每个都挑着它们自己的担子。板的下方堆着不少鞋子，大多数都是橡胶鞋。这面墙上还有气压计、一张水域图和放着小收音机的隔板。厨房是大家公用的，也是个中间的缓冲地带，因为它一头通向十个都收拾得一丝不苟的房间，而另一头只有一间，是父亲的，里面混乱得如同一场灾难。

母亲打点家务，就像她兄弟们对待他们的船只。每一样东西都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她个子高，皮肤黑黑的，总让人觉得她充沛的精神里满满全是力量。尤其是她岁数大了之后，时常让我想起托马斯·哈代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外形，酷似游苔莎·维尔 16 。家里的七个小孩，她让每个人都吃饱、穿暖，食物都是她准备的，甚至衣服，大多也是她亲手做的。我家的园圃他人见了都不敢置信，花开得华美，她养的母鸡、鸭子也是一窝窝地茁壮成长。她可以走几英里地就为给家里摘些果子，而潮水落下的时候，她还会撩起裙子去挖蛤蜊。二十六岁嫁人时，她比父亲小十四岁。有大概十年左右，她一直是当地有名的美人。母亲和她家族的人一样，是属于大海的。对她来说，所谓远景，不过就是她无畏的黑眼睛望去，那海天一线的地方。

厨房挂衣板和气压计之间，就是父亲的房门。门后，则是满满一屋的邋遢和凌乱。好比是长年在我们屋外喧哗的大风，终于得以登堂入室，且独独进了父亲的房间，将里面卷得一片狼藉之后又悄然撤离，重又在屋外故意大笑。

父亲的床靠的是南墙，永远是乱糟糟从没整理过的样子，或许上面是有被子的，但总是被他整个人压在下面，相比之下，他真正钻到被窝里去的时候反而不多。床边上放着一个褐色的小圆桌，上面堆着一个古老的鹅颈台灯、一个破旧的收音机、一垛火柴、一两包烟草、一叠卷烟纸和满满当当的烟灰缸。桌子和桌下的地面上洒满了如幼虫般棕色的烟丝和烟灰的白点。桌面曾几何时也漆得闪亮，但因为多年以来那些无人照料的烟头，早已伤痕累累。多少个烟头曾不被觉察地从烟缸的小山上跌落，将它们的故事永恒地烙进了木头桌面，直到燃烧的气味传开，才最终召来了它们的杀身之祸。床尾有扇窗，望得见海。

邻着的墙旁边有张写字台，写字台旁边是个衣柜，里面有他唯一一件哔叽西服，还不合身，两三件会勒到脖子的白衬衫和硌脚的黑色方头皮鞋。有些衣服对他更友好些，比如他厚重的羊毛套衫、母亲给他织的手套和袜子、羊毛加鹿皮的衬衫，不过这些衣服他都随手堆在房间里唯一一张椅子上。如果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正好有客人进来，他会让别人把衣服都扔到地上，把椅子空出来坐。

杂志和书覆盖了整个写字台，甚至在椅子上还要跟衣物抢夺地盘。小圆桌本来已很英勇，它们却还要再加重它的负担，而收音机上难免也要顶几本书刊的。床底下那个像是窑洞般神秘莫测的空间，也已被塞满。写字台边上的墙角，书从墙上洒落，从地板上垒起。

杂志都是最常见的那几种：《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生活》、《麦克林》 17 、《家庭先驱周报》 18 、《读者文摘》。它们的到来往往要归功于各种各样的订阅促销活动，以及圣诞时会有的订阅礼包：“两年杂志，仅需三块五。”

书的品种就比较杂。有几本富丽堂皇的精装书，有几本让人眼前一亮的曾经的“当月好书”，其中有些是圣诞或是生日礼物。但大多数都是二手的平装书，是从会在杂志最后做广告的二手书店买的：“各类二手书十分加元一本。”一开始尽管母亲心疼开销，他还是自己邮购，后来我的几个姐姐都搬到城里，常往家里寄些书来，父亲自己买书的次数就渐渐少了。特别是早先，收到的书目五花八门，有时十分诡异。米奇·斯皮兰 19 、欧内斯特·海考克斯 20 会和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狭路相逢。送来企鹅出版社“诗人丛书”里的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同一个盒子里还会有本讲授性爱技巧的小书，叫做《如何从爱中获取更多》。前者有人用极蓝的钢笔和优美的书法作了详尽的注释，后者也被人仔细研读过，且显然此读者拇指肥硕，所以页边上的指印至今清晰可辨。只消轻微触碰，《如何》会自动打开到特别露骨、也格外污秽的那几页。

当他不在船上的时候，父亲大多时候都穿着袜子躺在床上。裤子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总是解开着的，而那张椅子也总是从旁待命，随时准备接受扔来的那件衬衫。他一年到头穿着羊毛内衣，袖子会被卷到手肘处，枕头放在脑袋后，衬着他的白发。鹅颈灯照亮他手中的书。烟灰缸里始终有烟头明灭着，丝丝缕缕地升腾起来。桌上的收音机始终开着，有时响些，有时轻些。午夜，或一点，或两三点、三四点，人们会时而听到广播，听到他的咳嗽，听到看完的书被扔向墙角书堆时，在空中扑腾的声响。他似乎从来不睡觉，只小憩，而他窗口的光亮整夜整夜地照向大海。

母亲鄙视这个房间和这个房间代表的东西。我出生之后，她就再没有在那里过夜。她鄙视的其实是混乱，不管是房间的混乱，房子的混乱，作息的混乱，亦或是人生的混乱。而且她高中毕业之后就再没有翻开过一本书。高中的时候，她读了《艾凡赫》 21 ，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但不管怎样，房间依旧在那里，如同在空阔的深水港口之下，藏着一块誓不随波逐流的暗礁。厨房是我们的生活所在，父亲的房门朝厨房常年敞开，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清二楚。

家里的姑娘都很美。她们都像母亲，身材高挑纤细，五官精致，再加上有紫铜色微微泛红的头发映衬，更显面容姣好。据说这是父亲头发的颜色，当然他现在已经是满头皆白了。她们读书也很聪明，回家还常帮母亲分担了很多家务。都是孩子的时候，她们经常唱歌，无忧无虑的，对我也很好，因为我岁数最小，还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父亲从来就不允许她们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去船坞玩耍，只有等母亲派了个什么差事，她们才能过去。她们完成了任务往往也不走，在钓鱼的棚屋、堆起的渔栅或一桶桶的拖网间玩喧闹的抓人游戏或捉迷藏。船坞下面的桩子都布满了青苔，她们俯身见了鲈鱼绕着桩子慵懒地穿梭，总要大呼小叫；那些由绳索轻轻拽着的船只，也被她们跳进跳出。母亲是从来不担心的，要是父亲讲了她几句，她总会回答“不会有事的”或者“比那危险的地方多了去了”。

到了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父亲的房间，变化也就随之而来了。她们都是某天早上父亲出门之后进去的，要么是志向高远地想要拨乱反正，要么就是更实际些，只是想清空烟灰缸。过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发现自己已被手中的书本深深地吸引，不愿再动弹。母亲对此的反应从不温和，时常几近愤怒。她会骂：“别往那堆垃圾里面钻，过来干你的活。”有一次我看到她扇了我最小的姐姐一巴掌，她是如此的用力以至于她的掌印就鲜红地留在了女儿的脸颊上，此时那本原来就快散架的简装书扑腾了一下，也无奈地落向地面。

之后，母亲就发起一场运动，要扭转她新近察觉又不能理解的趋势。虽然她本人并不笃信宗教，但有时却也援引上帝加强她的论述：“你们这些不干正事、只知道读闲书的人，你们这是浪费生命，到了来世，看上帝怎么料理你们。”有时也干脆拒绝神学的帮助：“我倒想知道，有谁过日子真得了看书的好处？”如果父亲在家，她重复这些论述的时候声音会更响些，父亲躺在床上，这些批判会一路传到床头。父亲惯常的反应是将收音机也开得更响一点，虽然这个动作本身就暴露了母亲的这轮进攻取得了成效。

姐姐们开始读书后不久，就不太受约束，补袜子和烤面包已经提不起她们的兴趣，后来她们夏天都去了“海鲜餐馆”当服务员。这家餐馆是波士顿一家公司开的，服务的就是七八月份蜂拥而至的游客。这整个运作母亲都十分鄙视。她说，这既不是“我们的人”开的，也不是“我们的人”去吃，总而言之，是外人开给外人的。

“这些人到底是谁啊？”她问道，头发甩到脑后，“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他们背着照相机转一百年也懂不了。我和我的生活方式关他们什么事？他们又关我什么事？”

我的姐姐们居然会考虑去那样的地方打工已经让她很生气了，父亲丝毫不加阻拦更是火上浇油；她担心自己，担心她的家庭，也担心她的生活方式。有时她会轻声细气地对她姐妹说：“我不懂我的女儿们都怎么了。她们的兴趣怎么都不在对的事情上？”有时候，争吵会变得激烈，甚至凶残。一天下午，码头上有人给了我三条鲭鱼，快进门的时候听见母亲说：“总有一天，她们不当心怀了孩子回来你就满意了吧，你就得偿所愿了是吧。”

从来没听过母亲说这么狠的话，不单单是措辞，狠就狠在她的语气。我站在门廊不能呼吸，时间如同你十岁到十五岁间的那段日子一样，漫无尽头。我的大腿感到那几条湿湿的鲭鱼正在变得黏腻，它们银色的眼珠十分呆滞。

从纱门隙开的角度正好看见父亲，他正要回房间，突然以胶鞋的脚跟为轴，转过身来，瞪着母亲；他头发雪白如冰霜，而一双蓝眼睛恰如冰雪覆盖下的最澄澈的冰凌，放出精光。他平日里红润的脸上满是憔悴灰暗，他六十五岁的人穿着那双胶鞋在八月天里干了十一个小时，那种疲惫此时才见到。有一瞬间，我甚至疑惑，要是父亲此刻把母亲杀了，而我正提着三条愚蠢的鲭鱼站在门廊里，我该怎么办？接着，父亲转身进了房间，只听到收音机高声宣布明日的天气情况。在广播掩护之下，我偷偷退开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故意把脚步踩得很响，关门也特别大声。母亲正在炉灶旁忙着，我把鱼扔进锅子里，她也没有抬头。我朝父亲的房间里看了看，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他回答：“不算差，很多事情也没办法。”他仰面躺着，正在点他的第一根烟，广播里听到的是弗吉尼亚海岸的事。

姐姐们靠小费攒了不少钱。她们给父亲买了个电动剃须刀，父亲还试着用了一段时间；另外，她们又给家里订了几种杂志。照着母亲喜欢的款式，她们还给母亲买了很多衣服，像宽边的帽子和织锦的连衣裙，不过，母亲拿了去都锁进了箱子里，一件也没穿过。

也是八月，有一天下午，几个姐姐说服父亲用那条船载几个餐馆的客人出海。那几位游客一身名贵衣服，戴的墨镜携的相机都价值不菲，沿着船坞一侧的铁梯笨拙地往下爬。父亲在下面候着，一手抓着铁梯好让“珍妮·琳”紧紧贴着船坞，另一只手会扶一把爬下来的客人。她们既想保持端庄，又很向往百事广告里那些女子的风中凌乱，已经表现得很尽力了。因为横坐板溅上了血污，散落着鱼的内脏，她们坐的地方都先铺了报纸。她们还很默契地都挤到一边，船都差点倾翻；拍照自然少不了，或者她们只是伸手去划破那如梦似幻的水面。

父亲很受欢迎，在港口里绕了几圈回来，她们邀请他去木屋里坐坐。木屋是她们租的，高高地在山侧，下觑那个与它无涉的渔村。面对着醉人的景致、陌生的同伴和饮之不尽的烈酒，父亲大醉。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开始唱歌。

我正好去码头传达母亲的召唤，快到的时候，父亲开始唱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从木屋沿山坡滚滚而下，我的感受前所未有，或许，那种感受一直都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既觉得骄傲，又感到羞恼；既觉得年轻，又感到迟暮；既觉得自己得到了拯救，又感到无止境的迷惘。对于颤抖的双腿和流泪的双眼我无能为力，有些东西我无从说起。

游客们都装备着录音机，而父亲一唱就是三个多小时。八月炎炎，港口一片蔚蓝，不似人间。父亲浑厚的歌声传到山脚，从水面弹起，隐没于码头和棚屋间，那里有人在为明天捕鱼装上诱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