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茫茫（1/2）

一九六〇年，六月的第二十八天，是我得拯救的日子。早上六点整，我醒来，意识到今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传来天主教教堂的钟声。每周日的礼拜我还是会去的，但心里已经不太情愿。“好吧，”我告诉那钟声，也告诉自己，“至少从明天起你再也扰不到我了。”不过我没有动，静静躺了一会儿，仰头，窗外杨树叶窸窣作响，轻柔自在；这是新斯科舍的早晨。

如此重大的一天，我没有着急起床，至少一部分原因是我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与教堂钟声那低沉庄严的节拍大相径庭。父亲不规律的鼾声，呼呼作响、粗嘎刺耳，带着湿气从隔壁传来。虽然我只能听到他，但在我脑海中，与眼见无异。他必然仰面躺着，渐渐稀疏的铁灰色头发散乱在枕头上，他深陷的脸颊，甚至他乌黑的眉毛都会随着他杂乱的呼吸而起伏。他的嘴巴一定微微张开，嘴角有细小的唾液泡沫鼓起又见破碎。不出意外，他的左臂甚至左腿会甩出床沿，搁到地板上。从他的姿势判断，好像父亲已经在睡梦中预防了任何不测，碰到意外只需向左稍一侧转，再挺直身子，他就已经立在床边了。他的身体总有一半接触地面，严阵以待。

我们家里父亲总是起得最早，我想，再过那么一会儿他也就该起来了。他会像被谁掐住了脖子，倒吸一口气，鼾声也会随之戛然而止。然后隔壁会传来悄悄走动的声音，接着，那扇歪斜的门会被推开、关拢，父亲会穿过我的房间。他一般左手提着鞋子又同时揣着裤子，而右手正试图系上纽扣，拴起皮带。自我有记忆起，父亲走过时一般已穿戴完整，只剩纽扣、搭钩之类他不擅长的环节了，因为在他以前干活的小矿，一枚炸药从他伤痕累累的右手夺去了食指和中指。不过对剩下的手指，他也期望不高，只求能“拿捏拨扯”、系纽扣、拴皮带就行；而这些任务它们也尽己所能，但总有种胡乱摸索的绝望之感，让人难以放心。三根手指时常显得勤勉有余，但它们自己好像也觉得有些力不能及了。

经过我房间的时候，为了不吵醒我，父亲会走得轻手轻脚，而我会闭上眼睛假装睡着，让他自以为得计。等他下楼生火之后，我和母亲会稍待片刻，然后用咳嗽声试探交流，确定谁是下一个起床的人。如果我咳了，示意我醒着，那么就该我随着父亲的脚步下楼；若是我不做声，那几分钟之后母亲也会从我房里走过。这时我会第二次闭起眼睛，但我一直觉得这招对母亲不管用；她不像父亲，我总感觉真睡假睡之间的区别她心里是十分有数的。而玩这些把戏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并不光彩。不过今天，我想，这是最后一次，我希望他们都比我先下楼梯。因为今天我有些自己的事情要办，而我拥有的时间也很短：父母下楼之后不久，我的七个弟弟妹妹也都要起床了。

他们此刻正睡在走廊对面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两个大房间，一般我们就叫“女孩房”和“男孩房”。前者住着我的妹妹们，玛丽十五岁，朱迪十四岁，凯瑟琳十二岁，伯纳黛特三岁；另一间房里的丹尼尔九岁，哈维七岁，大卫五岁。他们的世界有大不相同的光景，很是其乐融融，常传出掩不住的嗤笑声，随兴演起的哑剧，以及压低了声音的枕头大战，他们入睡时，被窝里会有经常易手的漫画书和他们偷带去的饼干的碎屑。而“我们”这一侧就不一样了。两间房，只有一扇门，正如之前说的，父母出入都要经过我的房间。这样的结构的确是不尽如人意，父亲曾提出过要从门廊往他们房间开一扇门，然后将连通我们房间的这扇不合格的歪门彻底废置。但父亲大概也曾计划要将各房间的房梁和拱肋封掩起来，这后一件事同样也没有动静。冬天最冷的早晨，你抬头就能注意到银色的钉帽结起了霜，还能在寒冷到清澈的空气里看见自己的呼吸。

睡在走廊这一侧，让我自觉特别成熟，全然不属于弟弟妹妹那个隐约满是欢声笑语的世界。这大概跟我比第二年长的同辈还大三岁有些关系，当然将我跟他们分隔开的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我们都曾有一段时光睡在父母房间的婴儿床里，因为我最大，是最早搬出来的，所以就住到了旁边的这一间。他们将我放得如此之近，或许是因为我是他们第一个孩子，没有照顾婴孩、幼童的经验，所以更紧张些，担心得也更久。所以，自打我记事起，就已经独自躺在这张床里了。我之后是三个妹妹，与我最近的弟弟，丹尼尔，跟我差了九岁，已经算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了。那时，父母似乎觉得没必要让丹尼尔跟我睡，或是让我们兄弟一起搬到对面去，可能是他们听惯了墙壁另一侧我的呼吸声，或者他们知道我知道很多事情，也了解他们的习惯，无奈只得信任我，把我看做他们的同辈，抑或更亲密些，当做他们的朋友？半夜醒来听到父母在隔壁做爱是件诡异而寂寞的事情，你甚至数得清来回的次数。然后你又会想到，他们其实知道你知道，但他们真的不清楚你知道多少。另外，你在揣测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知道的，同样他们也在琢磨你是从何时起开始懂得了这些事情。过去四五年，我躺在那里，任情欲如海潮般冲刷我，除了那段肿胀的肌体，我还有其他的困扰，比方说同情父母必然会有的尴尬，也为我们家中那体无完肤的“个人隐私”而觉得可悲。当两人知道他们性生活的第一个成果正在几尺外收听实况，恐怕要再继续也很不容易吧。而且，我猜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并不知道我已知晓。

是七年前爷爷告诉我的。那时我十岁，爷爷八十，春日融融，他一下午都在镇上的酒馆里，喝酒吐痰、拍桌子捶大腿，矿里伤残了四肢的朋友们抽着烟斗，爷爷的脑袋始终笼在烟雾里。当我背着包经过酒馆大门时，爷爷喊住我，如同我是辆小出租车，说他想回家。于是我们穿街过巷往回走，老头虽然脚步不稳，但奇怪的是腰板依然挺直，我在旁边就显得瘦小而窘迫。爷爷要我走在他旁边，但绝不许我动手扶他，因为那样会伤害他的尊严。

“我完全能自个儿走回家，詹姆斯，”他说话时也不低头，只有目光越过鼻尖和海狮胡落在我身上，“没有人在带我回家。我只是找个路伴儿而已。所以我走在这边，你就走你自己的，我们就像两个朋友出来散个步。不对，不是像，就是。”

可等我们绕进一条小巷，他就左臂撑着一幢房子的石头外墙，将额头抵在小臂上休息起来，右手开始摸索他的前襟。他这么站着，头顶着墙壁，脚离开墙角两英尺，活像几何课本里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鞋子还踩在自己的尿液里，他就开始朝石墙里嘟囔，说他爱我，说他虽然那时藏在心里，但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很爱我。

“你知道吗，”他说，“你妈不当心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有多高兴啊，高兴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你奶奶那时可生气了，你外公外婆就知道哭，在那里绞着他们傻了吧唧的两双手。每次碰到他们，我都低头绕着走。我知道我该求老天宽恕，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求神拜佛想要的结果啊。听到这事，我说：‘行了，他现在只能留下来娶她啦。因为他就是那样的男人。然后，他会接我的班，也算完成了一桩心愿。’”

这时，他的头从左臂上滑落，摇摇晃晃之中猛地转过来差点撞在我身上，好像刚知道我在他旁边一样。“天呐，”他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我这个自私的老糊涂蛋！我都干了些啥呀！刚刚的话当我没说过！”他一开始抓我肩膀太过用力，后来松开了些，可一路回家他那只大手都搭在我肩上，始终没有拿开。一入家门，他立马瘫进最靠门的那张椅子，几乎要哭出来：“我是不是告诉他了……我是不是告诉他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奶奶突然警觉起来，马上走近他逼问：“你告诉他啥了？”而他抬起双手，又任由双手跌落回大腿上，似乎在说事情已不可挽回。“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似乎真的吓坏了。

“回家去吧，詹姆斯，”奶奶的语气平静温和，虽然我知道她心里肯定气坏了，“这人上了年纪，你不用睬他。他这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什么时候该闭上嘴巴，什么时候该拴起裤子。”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注意到他之前撒了尿还没拉上拉链，内裤都没扯正。

之后这件事再没人提过，但爷爷奶奶一个如此惊恐、一个如此愤怒，我就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因为若不是真事，他们的反应从来没有那么激烈过。于是，我就不再去探究真伪；而有了这层额外的讯息，躺在那里听见你弟弟妹妹“从无到有”的声音，就更奇怪了。一来是你好像也参与了这个过程，二来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起始是不同的，至少不是在那张床上。我想象过相片里老式车的后座，被拆除的舞厅背面的草坡，或是海边的沙滩。我总愿意相信，怀上我对于他俩来说是不同的，那时曾有欢欣，而不只是无动于衷的释放。但我们每个人估计都愿意自己是爱的衍生，而不只是添置的必需品，都希望在那次勃起之前，是和睦与满足。当然，我的想象恐怕和事实不符，就如同我对很多事情所做的揣测一样，或许我对他们当下的感受也一无所知，更不用提彼时的情形了。

但今天以后，或许这些事我再不需要费神了。我如囚徒般从小到大都拘禁在布雷顿角岛上这个污浊的煤矿小镇，终于，这一切都能抛诸脑后了。我认定世上任何地方都好过这些破败的煤矿、这些烟黑色的屋舍，特别是近几年来，这些想法在我心中愈发鲜明。它似乎跟我对性的渴望同时兴起，与情欲相仿，只要第一波浪潮涌来，就只会随着时光推移，与日俱增。我一定不能成为第二个父亲，我一定不能和此时在楼下的父亲一样，盖个水壶要乒乓作响，好似他有什么急事，有什么地方要他急着赶去。只不过，他其实无处可去。我也不能变成爷爷，他九十多了，老态龙钟，每日只是坐在窗前祷告，偶有清醒的时刻，想起的也只是他自己在矿上的壮举。他喜欢讲的故事里，总有他与父亲立的木桩如何挺直；当然，时过境迁，矿下他建的那些巷道都快坍塌了，那时他六十二，父亲二十五，而我还没出生。

爷爷退休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出过力的那些大矿，虽然在他的回忆里如此诗情画意，但实际上都已停工。三月初以来，父亲也没有再干活，而且他自己不愿待在家里，所以见到他更让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放松下来。特别是正值暑假，屋子里人声鼎沸，这种紧张感更被加剧，无处可以排遣。今天一早，听他来回走动、大声地摆弄着炉盖，假装他不得不如此，假装他正手忙脚乱因为哪里正需要他，我就觉得和父亲之间隔着一道辽阔而潋滟的海湾；同样遥远的还有那个初为人父的他，会让我骑在他肩膀上，带我去杂货铺买冰淇淋，去看我看不懂的棒球比赛。他还会带我去矿场让我摸摸那里的马，甚至让我坐上那宽广柔和的马背。我们靠近的时候，父亲会跟马儿轻声说话，让它们知道我们的方位，这样他伸手触碰它们，马儿才不会受惊吓。这些马都是看不见的。它们在矿下劳作过久，已经不识光亮为何物，而后，黑暗的工作环境也成了它们的整个世界。

可现在，即使父亲空闲下来，他也不会再和弟弟妹妹去做这些事情了。他老了，头发也白了，除了右手少掉的手指，有一次，钻头失灵，在他发际线处留下一道伤疤，一直延伸到右脸，如同一道凶残的闪电。晚上，我听到他的咳嗽和大声喘息，都是因为煤矿在他肺里积下的岩粉。他在恶劣的煤矿里吸了太多恶劣的空气，这些咳嗽或许也表明，他的寿命怕是不会太长了。走廊对面的弟弟妹妹，等到他们也十八岁的时候，怕是不能像我一样听到他摆弄炉子的声音了。

我最后一次仰面躺在这里，想起在地下第一次趴在父亲旁边。那是一个海底的非法小型煤矿，父亲从前一年的十一月开始在那里干活。学期结束，我就去找他，跟他一起干了几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那个小矿也最终关掉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那里干活我还挺自豪的，爷爷难得清醒，说：“一旦开始，你就停不下来了。地下的水你喝上一口，就会一直再想回去喝。那种水会渗进你的血液里。我们的血管里都有。我们家从一八七三年开始干煤矿一直干到现在。”

那个小矿付的工钱很少，装备和通风都很糟糕，而且因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也无任何安全规章可循。第一天，我们匍匐在煤块和页岩碎片上，水从我们四面渗出，又好像要渗进我们的身体，而且只要我们不像鼹鼠一般向前爬行，寒气就立马侵入骨髓，从不留情。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很难活着出去了。我们先要用钻帮和钻头，再用炸药，最后是镐头和铲子，开采一条很窄的煤层。我们爬行的矿道不足一米高，而父亲早已练就成机器一般，只顾往后铲着煤，而我也干不了什么，只是遵照父亲的嘱咐，不去担心巷道会塌下，不去害怕老鼠蹭我的脸，不去管我的腿、肚子和蛋蛋因为浸水都已经没了知觉，也试图忘记因为粉尘我几乎没法呼吸，而即使呼吸到了空气，那也是二手的了。

有次我感到一样什么东西从我身边呼啸而来，在我灯的光亮中见到父亲的扳手在我头顶画了一个弧，砸在我身前一臂远的地方，吱嘎一声异常尖利。于是我就看到这只躺在我眼前几英寸的老鼠。它的头已被砸碎，溅在煤块上扳手上，却还在兀自呻吟。而它抽搐的两腿间，淌出一股黄色的尿液，虽然转眼就流尽了。父亲撂下扳手，拎起还未死透的老鼠的尾巴，粗暴地将它朝后甩去，我们就听到它在墙上弹开，又啪的一声落进水里。父亲咬牙切齿地骂了句“狗娘养的脏东西”，接着把扳手在墙上抹了抹。我和父亲都不再动，躺下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一同在黑暗和潮湿中抵受寒意。

说起来也奇怪，我有时分不清为何我一定要离开，是我真的深恶痛绝此间的万事，还只是因为那个煤矿都已经不在，而尽管其糟糕如此，或许去一个你厌憎的地方也好过无处可去。也正是这一点让父亲越来越紧张，因为多年来，他一直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辆开足马力的汽车，而现在，伤损累累、行将报废，这副躯壳的用处也所剩无几了：除了性爱，他只会去海边或山里散步，而那与其说是散步，不如说往往是全身紧绷的疾行。等散步也不管用了，他就靠朗姆酒让自己失去知觉，而后朋友们会带他回来，一进厨房门就把他扔在地下，任由他双腿还交缠着被自己压在身下。我和母亲再半背半拖，将他运到饭厅另一头的楼梯口，然后心里默数，把他一级一级地搬上十四级台阶。这些步骤也不是每次都能完成的。有一回，他一拳击碎了饭厅的窗玻璃，挥舞着他那依旧攥紧的拳头，猩红的鲜血甩得到处都是：地板上、墙纸上、窗帘上、餐盘上、傻气可悲的玩具娃娃上、涂色书上和餐桌上一本《远大前程》上；整个饭厅变成了我和他的摔跤场。当他终于被制服，拳头也松开了，我们还得毕恭毕敬地请他再握拳，好把鲜红到刺眼的碘酒泼进他的伤口里，同时用镊子寻觅碎玻璃的银光。那时我们都祈祷，包括他自己，希望肌腱没有坏，也不要有感染，因为那是他唯一能用的手了，在凶险莫测的汪洋里，我们所有人都是那只手上岌岌可危的乘客。

有时候他喝得实在太醉，我和母亲没法把他弄到里间，就只好把他留在我的床上。在他挥舞的拳脚和吼出的污言秽语中，我们竭尽所能，希望至少能把他的鞋子脱掉，把他的衣领、皮带、裤腰解开。这样的日子，我只能整夜躺在他的身边，忍受着朗姆酒令人作呕的黏稠、甜腻的气味，耳朵里都是他难以辨认、不成语句的梦话，以及他忽高忽低的呼噜声和喉咙里的痰所引起的骇人抽噎。有时他还会出其不意向两侧挥开手臂，有次他的小臂正中我的鼻梁，顿时眼泪和鼻血同时涌出，我只有将床单塞进嘴里，才把已经冲到嗓子眼的嚎叫又堵了回去。

可所有的风暴都会消减成几阵强风，又终归于平静。或许没有风暴和强风，我们便得不了任何平静，又或许平静一定要前者的铺垫，才显出它本来的面貌。所以，他有时半夜一两点钟醒来，我会感觉到那种无可比拟的宁谧如同静穆的大海，也只有在那种时刻，我依稀辨出那个让我骑在肩头的男人。我会起来，在这安睡的屋子里，走下楼去给他倒杯牛奶：醉酒之后舌头厚重，喝口牛奶会好些，喉头的燥热也能缓解。他会说谢谢，说他很抱歉，我会说没事，告诉他真的没什么好抱歉的。他说他抱歉的是他总是这副样子，抱歉他能给我的这么少。但他又说，既然他不能给我什么，他也会努力不向我索取。他说我是自由的，我不欠父母任何东西。可能这番话就已经是很慷慨的赠予了，因为这里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至少曾经有活干的时候，很早就会去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上得了高中，更别说高中毕业。或许，不算他给我的生命，让我完成高中学业已经是他的馈赠了。

不过这些也已经过去了，我想，这里的生活和曾经的高中。这个念头让我一下子变清醒，意识到我刚刚是不是又睡着了。因为虽然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注意着，但很显然母亲已经穿过房间，在楼下准备早餐了。今天，这最后一天，至少我不用装睡了，对此我还是感激的。

我迅速行动起来，拿出藏在床垫下面的一个破旧的背包。这个包是父亲年轻时用的。“那个旧背包我什么时候用一下行吗？”几个月前，我尽力用随便的语气问他，好比我的准备工作是为了一个无趣的野营。“随便啊。”他答得很平和，一副并不在意的样子。

我安静地整理行囊，用我的圆珠笔给所列的事项打钩，我本来枕头底下有个信封，条目都写在它背面。四条内裤，四条长裤，四件衬衫，一块毛巾，几块手帕，一件华达呢的外套，一件塑料雨衣和一个剃须套装。只有最后一样是新的，从来没有用过，吉列生产的最便宜的一种。我之前用的都是父亲的剃须刀，因为多年不换，不仅有些损坏，还泛着铜绿。如今算起，我用它也很多年了，有时甚至用得过于勤奋，因为细究起来好像我的胡子长得并没有那么快。

下楼的时候对面两个房间还没有动静，对此我更是感激得不得了。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去道别，也因为心里没底，所以希望在场的人越少越好。但谁知道呢，或许我告别起来很在行也说不定。我把背包放在第二级台阶上，让它不至于太过显眼，然后走进了厨房。母亲在灶前忙着，父亲背对着厨房，望着窗外。那里能见到的，有青灰色的煤渣堆、只剩骨架的废弃卸煤车，以及波涛滚滚的大海。见到我他们并不惊讶，因为平常就是如此，我们三个人，安静的早晨。不过我今天必须集中精神，在只有我们三个的短暂间歇里，把要说的话说完。“我想今天就走了。”我尽力把这话说得随意。只有母亲拨柴火的节奏略微改变，表示她听到了，父亲依然站在那里，望向窗外的大海。“我觉得，我现在就走吧，”我补充道，我的声音越来越轻，“不用等他们起来了，这样更容易些。”

水开了，母亲像在拖延时间一般，把水壶移到灶子后面，转过来问：“你要去哪儿？盲河镇吗？”

母亲的反应与我预料的太过不同，以至于我莫名有些麻木。我不知为何觉得她会吃惊，会讶异，甚至错愕，但她完全没有。她提到的盲河镇，是安大略北部众多铀矿的中心，我脑海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它。母亲似乎不但知道我要离去，甚至还给我安排好了路线，指定了终点。这让我想起在学校读到的，狄更斯的母亲如何支持他去鞋油厂工作，以及他自己对此的看法。他母亲所拥护的人生在他看来是如此可怖，而且与他自己向往的人生相比又是如此的不堪。

父亲从窗口转过来，说：“你今天刚满十八岁，也许，再等等看吧。也许马上就有活儿了。”但从他眼里我见不到他说这些话有什么底气，因为他也明白，等待中百无聊赖已算是好过的，其中还有绝望无助才难熬。父亲的反应也让我莫名地失望和愤怒，因为我总觉得他们会歇斯底里地挽留我，而我则要表现得坚定决绝。

“有什么好等的？”我问了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而且我也知道答案是明摆着的。“你为什么要我留在这儿？”

“你会错意了，”父亲说，“你要走的话，你当然是自由的。我们没有要求你，更不会强迫你做什么。我只是说，你也未必‘一定’要现在走。”

突然，“走”这件事变得刻不容缓，因为看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因此我说道：“再见了。我会写信的，但不会是在盲河镇。”最后那小半句话几乎是下意识地想取笑一下母亲。

我去拿了背包，重新穿过屋子，出了房门，甚至到了大路上。父亲一直送我到外面的大门口，母亲说：“我本来还打算今天做个生日蛋糕的……”她犹豫着不往下说了，未完的句子飘散在早晨的空气里。她在试图弥补之前的话，拼命要把话题转回到我的生日上去。父亲说：“你该去那边家里看看，你要是下次还回来，说不定他们就不在了。”

走去“那边家里”不过半个街区，从我记事起，一直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不管我们当中有谁遭了些风吹雨打，总可以把那里当避风港。父亲说他们不会永远等在那里，突然指出了一件我从未真正想过的事情。那幢老房子因为年复一年的煤灰而变得黑黢黢的，我沿着陈旧的大街向它走去，只顾虑脚下积灰的路面和填满煤渣的坑陷，心中有些惶惶不安。这时还不到七点，我就像早起的送奶工，只不过我没有牛奶可送，只是挨家挨户在他们安静的门口放下告别。

进了屋子，爷爷在窗边抽着烟斗，用他扭曲的手指拨着念珠，他那两双手受过的大伤，怕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越来越聋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进门之后把门关上，他都没有转过头来。我决定不从他开始。要是先找他，那就意味着要大喊大叫，不断重复，我估计我此刻没有这个心力。奶奶跟母亲一样，也在灶旁忙活。她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虽然快八十了，体态依然威严。她的手有力到几乎不像是女子，而且虽然不胖，却一直显得很魁梧，腿脚也很灵便。这把年纪了，她还是来去轻捷，耳聪目明。

“我今天要走了。”我说得尽量简洁。

她又加了把劲拨了拨柴火，回答我：“也好。这里谁都没活干。这里向来就这样。”

奶奶说话从来没改掉她年轻时盖尔语的口音，而且喜欢用事不关己的第三人称，我一直跟她说，要她革新。

“詹姆斯，你过来。”她说着，把我带到食品储藏室。她以令人惊叹的敏捷身手，爬到一个椅子上，从碗橱最高层取下一个年代久远的大糖缸，上面还有裂纹。里面有些裹在灰尘里的明信片，几张褪色的、一碰就像要粉碎的黄色的工资单，还有两封信，用根鞋带绑着。明信片和工资单上的地名纷纷跃过尘埃和流年的鸿沟，朝我涌来：斯普林希尔、斯克兰顿、威尔克斯—巴里、耶洛奈夫、不列颠比奇、比尤特、弗吉尼亚城、埃斯卡诺巴、萨德伯里、怀特霍斯、德拉姆黑勒、肯塔基州哈伦、西弗吉尼亚州埃尔金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弗尼、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煤和金矿，铜和铅，金和铁，镍、金和煤。东，西，北，南，纪念品和寄来的问候。那些地方年幼如我，年长如祖母，都没有听过。

“这么些个地方，你父亲其实都只在地底下，”奶奶夹着怒气说，“他离开这里之前，回来这里之后，也是一样。我们死了之后，恐怕有的是时间待在那里，人还活着，何必一门心思往下钻。”

“不过，话说回来，”奶奶静了片刻，语气也严肃起来，“这终究是他擅长的、想干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不想让他干罢了，至少不是在这儿。”

她解开鞋带，给我看那两封信。第一封信的邮戳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寄往“爱达荷州凯洛格”，“存局候领”：“我老了，要是你能回来接替我，我会很开心的。煤层还能采很多年。很久都没死过人了。条件越来越好。天气温和，我们都好。别费事回信了。回来就行。我们等你。爱你的父亲。”

第二封同样是“存局候领”，“寄往爱达荷州凯洛格”：“别听他的。一旦回来，你就再也走不了了。这里的人生算什么人生。他们说再过几年煤层就完蛋了。爱你的母亲。”

之前我从未见过爷爷的笔迹，虽然我知道他可以阅读，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总觉得他不懂写字。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他的手受过严重的伤，扭曲变形，再加上年岁增长，越来越难以控制，想必是完不成“书写”这么精巧的任务的。

这两封信用的是同样的粗头钢笔，而墨水也同样黑到我没有见过。从某种角度说，这两封信就如同一对势不两立的老夫妻，互相抵消了对方的期望，却被一根满是灰尘的破鞋带绑到了一起。

我从食品储藏室里出来，走到爷爷坐着的窗口。“我今天要走了。”我俯身大喊。

“哦是吗。”他说，不置可否，眼睛还是望着窗外，手指也还在拨弄念珠。他没有动，只有烟从烟斗袅袅升起，咬着烟斗的两排牙齿破败不堪，颜色也污秽得吓人。最近他喜欢上了说“哦是吗”，回什么都用这句；其实是他发明出来掩饰听力不再的办法。此刻，我已辨不清他是听到了我的话，还是听得朦胧，或者干脆没有听见，只是给个万全的回应。我觉得如果要我再说一遍肯定无法保持平稳的语调，于是转身往外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爷爷拖着脚步跟在后面。

“别忘记回家，詹姆斯，”他说，“否则你永远会觉得缺了什么。一旦你喝了地下的水，它就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就像男人留在女人身体里的血，能改变女人一辈子，永远摆脱不掉。那是男人的一部分在女人身体的最深处流淌啊。这种东西，能让你夜不能寐，到死都纠缠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