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2/2）

“但你根本没那么认为。”

“没错。”

“你认为他真会那么想？”

“我怎么知道某个吸毒的黑鬼皮条客想些什么？”

“你认为他吸毒？”

“他总得把钱花在什么上吧，是不是？他不会用来去付乡村俱乐部的会费，或是在慈善舞会上买个专席吧。我来问你点问题。”

“问吧。”

“你真以为他有可能没杀她？没陷害她或雇人杀她？”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

“首先，他雇了我。而那不会让他脱罪，因为我们又能给他定什么罪呢？你已经说过，根本无法给他定罪。你正准备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去办别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这些。”

这一点我暂且不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提议，“假设我从没给你打电话呢。”

“什么时候的电话？”

“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假设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条客决裂。”

“如果没从你那儿获得这个消息，我们也会从别处得到。”

“从哪儿？金死了，钱斯不会主动提供信息。我敢肯定世上没有其他人知道。”

除了伊莱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牵扯进来。

“我认为你不会知道这个信息的。不管怎样，不会马上知道。”

“那又怎样？”

“那样的话，你会怎么看待这桩谋杀案呢？”

他没有马上回答，低头看着他快空了的酒杯，两条垂直的纹路弄皱了他的前额。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会怎么定位这桩谋杀案呢？”

“就像你打电话前我们下的结论。精神病干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许再这么称呼他们了。大约一年前上头下的令。今后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精神病。我们得称之为edp。”

“什么是edp？”

“情绪失常者（eotionallydistulbedpe了n）。中央大街某个混蛋闲得没事想出来的。这个城市挤满了疯子，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倒是如何称呼他们。我们不想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不，我认为是精神病干的，开膛手杰克的现代版。打个电话招来妓女，然后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干的呢？”

“你应该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运气获得实质性证据。在这个案子中，指纹没多大帮助，那是个人来人往的旅馆房间，有上百万个模糊指纹，你无从查起。要是有一个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凶手莫属，但我们没这个运气。”

“就算你们运气好——”

“就算我们运气好，只有一个指纹也无济于事。除非你手头有个嫌疑犯。你无法单凭一个指纹就让华盛顿通缉全国的。他们会说你总会搜集到足够证据，但是——”

“多年来他们一直这么说的。”

“永远不可能。就算可能，到时我也干满余下的六年，到亚利桑纳州养老去了。如果没有可以顺藤摸瓜的实质性线索，我想我们就得等那个疯子再次作案了。再做几个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他总会出现纰漏，你就能逮到他，然后把他跟银河旅馆的一些指纹相对照，然后就可以结案了。”

他把酒喝干：“然后他讨价还价，认个过失杀人罪，最多三年就出来了，继续作案，但我不想重来一次。我向上帝发誓再也不想重来一次了。”

下一轮是我请。起初他觉得用皮条客的钱喝酒有失体面，但正是这些酒似乎又使他忘却了这一点。他已现醉态，但你得会看才能看得出来。他眼光呆滞，与之相配，举止也显迟钝。他谈话的方式是典型的醉鬼模式，像是两个醉鬼在礼貌对话，而实际上是在自言自语。

如果跟他喝得一样多，我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但我是清醒的，酒在他身上一起作用，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鸿沟急遽扩大。我尽力把话题锁定在金·达基嫩身上，但总是办不到。他想要谈论纽约所有的弊端。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他身子前倾，压低嗓音，好像此时酒吧里并非只有我们两个顾客似的，其实只剩我们和酒保了。

“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是黑鬼。”

我没吭声。

“还有拉丁美洲杂种。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马上反驳。

“听着，别跟我说这些，”他说，“以前跟我搭档很久的一个家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许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棒槌学堂·e书小组—

“——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妈的，我确实曾经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样，无论警局内外，我都没碰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但这跟我说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说，“你乘过地铁吗？”

“迫不得已的时候。”

“嗯，妈的，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谁都不会乘地铁的。地铁是整个城市的缩影，设备动不动就坏，车厢里到处都是肮脏的喷漆，一股尿骚味。警察对那儿的犯罪无能为力，但我要说的是，妈的，我上地铁四处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里吗？我到了他妈的国外。”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东方人，我们现在又多了好些中国移民，还有韩国人。韩国人现在可是杰出市民了，在城里开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场，他们一天干二十个小时，把孩子送进大学，但那全是阴谋。”

“什么阴谋？”

“噢，妈的，听上去很无知、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以前这是白人的城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是这里最后的白人。”

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他又说：“他们现在在地铁里吸烟。你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

“过去从没有过。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铁里点烟。现在，咱们的中产阶级也在地铁里点烟，然后喷云吐雾。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家伙在path线地铁里抽烟，那儿的一个警察让他把烟熄掉，那家伙拔枪就把他打死？记得吗？”

“记得。”

“就从那儿开始的。只要看过那条新闻，不管是谁，警察还是平民，都不会贸然告诉过道对面的家伙熄掉他那该死的烟。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抽烟，无人敢管。然后更多的人开始抽烟，连发生入室盗窃这样的大案都无需浪费时间报案，谁还会去管在地铁里抽烟的事儿？执法不严，人们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皱皱眉，“但想想path线地铁的那位警察。你愿意像他那样去死吗？叫别人熄掉烟，然后砰的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发现自己开始跟他讲起卢·鲁登科的母亲，由于她的朋友给她捡回一台不该捡的电视机而被炸死。

于是，我们开始轮流讲起恐怖故事来。他提到一个社工人员被骗上一栋公寓的顶楼遭强暴多次后，被推下楼摔死。

我记起一条新闻，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枪杀。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凶手声称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谈到好几起虐待儿童致死的案件，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他女朋友的女婴，因为他厌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电影都得出钱雇人看孩子。

我提到格雷森区的那个女人，她在衣柜那儿挂衣服时被流弹打死。

我们的对话颇有点比拼的味道。

他说：“市场自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死刑，重新启用黑色大电椅。”

“你认为这行得通吗？”

“无疑，公众需要它。它至少有一个功效是你无法否认的。电死一个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妈的，我就投票赞成。把电椅拿出来，用电视转播他妈的行刑过程，插些广告，赚几个钱，多雇几个警察。你想知道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们有过死刑，但处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杀的概率比杀人犯上电椅的概率还大。我们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高了嗓门，现在酒保也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已经把他从他的电视节目上吸引过来了。

德金说：“我喜欢那个电视机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么会错过那条新闻的。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听说过了，但总有新的出现，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这个城市就有八百万个故事，”他拉长声音说，“你记得那个节目吗？几年前电视上播过。”

“我记得。”

“每次节目结束时他们都说那句台词，‘在这个城市里有八百万个故事。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你知道这城里有什么吗，这个他妈的城市的大粪池里有什么？有八百万种死法。”

我把他弄出酒吧。在外面夜晚清凉的空气中，他陷入了沉默。我们绕过两个街区，最后来到离警察局不远的路口。他的车是一部水星车，已有些年头。车角有点坑坑洼洼。车牌前头的字母明示他是警察，该车是用来办案的，不要开罚单。一些经验丰富的混混也能认出这是警车。我问他能否驾车。他不太喜欢这个问题。

他说：“你是谁，警察吗？”

然后想到这句话实在荒谬，便又笑了起来。他靠在打开的车门上保持平衡，笑得前仰后合。

“你是谁，警察吗？”他说，吃吃笑个不停，“你是谁，警察吗？”

那种情绪像电影里的快镜头一样一闪而过。有一刻，他严肃冷静，眼睛眯着，下巴翘起来像牛头犬。

“听着，”他说，声音低沉而生硬，“别这么高人一等，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你这个自命清高的混蛋。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个狗娘养的。”

他把车倒出开走。就我目光所及，他似乎开得还不错。我希望他无需开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