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2/2）

老马也喝掉一杯，说：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最开始偷东西，偷的是军帽、粮票、鸡蛋、豆油，家里姊妹多，我那死掉的老妈隔一年生一个，一口气生了九个，从小没穿过囫囵个儿的裤子，让我们怎么活，不偷可不就要饿死？小子，知道什么是天窗吗？我说：不知道。大爷，电视没节目了，能关了吗？老马指了指自己衣服胸前的那两个兜，说：行话里，这叫“天窗”，裤子两边的兜叫“地漏”，里怀叫作“心里美”，屁兜叫作“请你拿”。偷东西先学身上偷，身上偷先学“请你拿”，因为屁兜最好下手，眼睛冲前，屁兜冲后，可不是请你拿怎么的？“心里美”最后学，最难，可是一般揣在怀里的，是好东西，偷一个是一个，可是万一失手，一下就让人拿住，因为手在人家身子里，哪跑得了？我开始的时候掏“心里美”，就让人拿过，那时手生，不知轻重，一下把那人给捅笑了，随后便把我手给夹住。那时不兴经官，从公交车里拖出来就是一顿痛打，差点把我打死，话说，哪个偷东西的没挨过揍？身上偷之后，就是屋里偷，翻墙入院，溜门撬锁。这练的不单是手上的功夫，腿脚还得利索，下脚要轻，眼神也得好，要不然夜里不一定把什么碰响。小子，你瞧工具箱上那锁，我不用钥匙，拿根铁丝两下就能捅开。父亲又笑，端起一杯酒举到老马脸前说：大哥，捅一个，让我们爷俩看看。我这儿子只会念书，今天让他长长见识，省得变成个呆子。我说：不用了，爸，回家吧，我困了。父亲瞪着我说：没听你大爷说？拿根铁丝就能捅开。老马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出屋子，不一会手拿着一根一头弯曲的铁丝回来了，工厂里这样的东西是到处都有的。他来到工具箱前面，自言自语说：这工具箱不是我的，是喷漆工张师傅的，放在我这儿当电视柜，放了五六年，也不知里面放了什么。说着蹲下把铁丝塞进锁孔。

我站了起来，虽然刚才吵着要回去，可这时已起了好奇心，就见他轻轻地转着铁丝，一手小心地压着锁鼻，就在这时候他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把锁芯碰得直响。他伸手拿起桌上的一杯啤酒喝下，手似乎好了一点。这回他重新集中精神，转动铁丝，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响动，锁鼻弹了起来。他把锁摘下来，顺手打开了工具箱。里面空无一物，连张报纸都没有，却散发出工人身上特有的汗味，一种体味和机油味的混合体。这时父亲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脸枕着一盘凉菜。老马重新锁上工具箱，在嘴上放上一根烟，当他划着火柴，手又开始抖动起来，怎么也放不到烟头上。我接过火柴盒，帮他点上，说：大爷，你这手是什么时候开始抖的？他说：十几年前吧，让酒给拿的，喝上就不抖，你说他妈的怪不怪？说着他举起那根铁丝说：十几年没开过锁了，那咔的一声，十几年没听过了。小子记住，锁里面有个东西叫作锁舌，铁丝就是对付那东西，进去钩住，向外拉，不要太用力，太用力铁丝就直了，锁舌拉松，簧就弹起来了，那动静就是锁簧的动静，真好听啊，跟小妞脱裤子那“刷”的一声一样。说着他又拿起酒来，看着我说：你大爷我这一身本领，嗬，废了。说完喝掉了酒，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扶着父亲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秋日清晨的淡云浮在落地窗外的天边，好像老人的眉毛一样。

后来我问父亲，那天老马说有好事要庆祝一下，到底是什么好事？父亲想了想说，忘了。对了，后来那工具箱他打开了吗？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我说：打开了，里面是空的。只是他的手抖得厉害，爸，我感觉他好像有一天可能要把自己喝死，他为什么要那么喝酒呢？父亲说：我十几年前就觉得他要死了，可是他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这么喝酒？偷不了东西，憋的。如果不是小舅子在保卫科，能让他这样有前科的人打更？不对，是前小舅子。他现在不是喝酒会死，是不喝酒会死啦！听你妈的，还是离他远点为好，爸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我点了点头，心想，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是朋友呢。或者也许过去真的是吧。

事情并没有像父亲预料的那样发展。冬天来了，下过几场雪之后，老马的身体好像突然垮了下来，虽然还戴着黑礼帽，可是鬓角的白发多了起来，走路也不如原先那么稳当，不用仔细看，就知道是醉得厉害。听父亲说，他好像再也不讲前小姨子的事情了。随后因为他忘了拉闸，好几次半夜里工厂的机器突然鸣叫起来，好像有人在棺材里突然唱起了歌。车间主任向他下了最后通牒，再这么下去，无论他的前小舅子是谁，也要赶他回家了。于是他拎着啤酒瓶到主任办公室大闹了一场，不过酒瓶子不是要打别人的头，是向自己的脑袋招呼，把自己的额上砸开了一条大口子，如果不是被几个副主任拉住，他没轻没重，把自己打死也说不定。于是主任告了饶，发誓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一直让他当更夫，这么大的车间，没有他这样功勋卓著，兢兢业业的老同志看管是万万不行的。于是老马才饶了自己，脑袋冒着血，从主任办公室撤退了。

包上头之后，老马的酒喝得更厉害了，有时候他的屋子里还进了陌生女人，这是过去从没发生过的事情。他的屋子夜里常会发出很大的声响，有时候是大笑，有时候是大吵，不过第二天一早，屋子里总是只剩下他一个人。据我的观察，他的钱就是这么花光的。

本来老马能够留任，对于我家是好事情，因为他是我家手里唯一一张牌，打光就没有了，只要他在，就没有人能把我们撵走。可是没想到，很快他就找到我家的头上，原来我家也成了他唯一一张牌了。有天夜里，他又来敲门，父亲开门出去，我听见他对父亲说：兄弟，借一百块钱花，开工资就还你。父亲说：大哥，我这紧你也知道，一百是真没有，二十行吗？老马说：兄弟，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还不知道我？能不还你？父亲说：不是信不过你，是真没有，这有二十，回头我再想办法。老马说：明白了，你没拿我当朋友，那我也犯不着护着你。保卫科的人问我好几次了，明天我去跟他们说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父亲慌了，说：我再找找，明天早上给你送过去，肯定差不了，兄弟之间别说外道话啊！老马说：明天早上我等你，如果大哥有别的办法，不会来找你。对了，那二十块先给我吧。

父亲回屋之后，躺在床上，对母亲说：坏了，可能住不长了，他穷疯了。母亲说：现在找房子也来不及，大冬天的怎么搬家？况且你兜里有钱吗？租房子谁会赊账给你？能对付一天是一天，只有开春再想办法了。说到这里，母亲突然说了一句：如果他欺人太甚，我就跟他同归于尽，这么活着太累了，我什么也不怕了。父亲拍了拍母亲的手说：别说了，全怪我，我是窝囊废，你的命和他的命咋能一样？先睡吧。

第二次价钱涨到了一百五。父亲真的没有，只好先给了一百，那五十欠着，说好一周之内一定给。一周之后，老马没来找，父亲以为他忘了，省下了五十，就没给他送去。那时我刚过完十三岁的生日，我是冬天生的，听母亲说，因为比预想的突然，就把我生在了爷爷家的炕上。爷爷家的炕真热啊，我像个小猫一样躺在热炕头上哭着，哭声之大，大人们都安心地笑了。十三岁的冬天，我已不是婴儿，我迷上了小说，像是饿坏了的人见到了宴席一样，拼命地读着从各种途径搞来的书。我最喜爱的是《基督山伯爵》，邓蒂斯钻进尸袋里越狱的段落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读都兴奋得面颊红润，脊梁骨战栗。那天父亲和母亲去参加一个外地远亲的葬礼，说好晚上会赶回来给我做饭，可是迟迟没有回来。但是没什么关系，我点上台灯，趴在母亲的红木箱子上读书，我感觉到自己的魂魄从身上飘荡出去，落在纸面上，和那书里面的人物一起冒险，而我自己只剩下了一具空壳。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我如梦初醒一样说：马大爷？外面说：开门，保卫科的。顿时我的身上凉了，脑袋一片空白，我说：我爸妈没在家，我不能给陌生人开门。外面说：这是你的家？这是公有财产，快开门，非得让我们给你撬开？我梦游一样拉开门锁，看见外面黑暗的走廊里，站着三四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老马不在其中。一个人踱步进来，四处看看，说：不简单，这么点地方能挤三个人？也不怕冻死？我恍惚地说：冷的话就进被里。他伸手去我的床上摸了摸，回头说：嗯，是电褥子。一个人用手指了指，补充道：还有台灯。进屋的那人蹲下，对我说：小朋友，你知道这厂里的电是谁的？我说：是你们的，是你们的电。他摇摇头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你们家现在在从国家的兜里偷东西，知道吗？我的脑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是“心里美”还是“请你拿”呢？但是那时我已经冷静下来，没有说出口。他继续说：本来我应该现在就把你撵出去，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但是现在外面下雪了，你爸妈也没在，万一把你冻死，我也不忍心。我的孩子和你一般大，那样的事我做不出来。这样，电褥子给你留着，要小心用，不要着火，台灯我拿走，没收了。还有，等你爸妈回来，告诉他们，有什么意见来找保卫科，否则让你们三天之内搬出去。说完他拿起我的台灯，因为插头还连着，他拿起的时候台灯还亮着，随后他使劲一扯，台灯灭了。我扑过去一把抓住台灯说：还我！他说：让你爸妈到保卫科来取。我说：不行，还给我。我一手抓着台灯，一手抓着他的袖子，他被我抓得烦了，把袖子向后一抽，我没有防备，向前冲去，嘴唇撞在铁门框上，鲜血马上冒出来，流了一身，脸也摔破了。后面的人说：科长，就是摔破了点皮，我们走吧，这小子好像有点不正常。科长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说：我可没要打你，是你自己摔的，让你爸妈来保卫科找我。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坐在地上，哭了一阵，把血擦干，明白这一切是因为少了那五十块钱，一定是老马告了密。就差那五十块钱。台灯值五十块钱。我忽然看到了母亲的那只红木箱子，台灯拿走了，红木箱子露了出来。我走下楼，在地上捡到一根铁丝，回来楼上，把铁丝的一头掰弯，伸进箱子那个金色的锁头孔里。锁舌，重要是钩住那个锁舌，然后轻轻地拉，不要太用力，否则铁丝就会变直。我试了几次，都没有钩到，夜里的冷气包围过来，把我裹在中间，冻得我浑身发抖，手也不听使唤。我把手拢在嘴前吹了吹，再一次把铁丝伸进去，这次钩到了，“咔”的一声，锁鼻弹了起来。我扔掉铁丝，掀开箱子盖。里面是满满一箱子土，干土，我伸手插进土里，在里面摸索，什么也没有，只有土夹着我的手，好像我的手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我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不是工地的沙土，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里面还有蚂蚁的尸体，已经干瘪了，相信当时的土是湿的，这么多年活活阴干成了这个样子。母亲带着四处搬家的红木箱子竟然装的都是土，没有一分钱。我坐在地上想着，盯着敞开的箱子，这一切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没有关系，我要把我的台灯拿回来。

我再次下楼，从一个敞开的工具箱里抽出一把长扳子，推开了老马的房门。他的屋子比我家的还冷，雪片被风吹着，呼呼地拍打在玻璃上，玻璃的缝隙全都结了冰。大铁桌子上摆着无数瓶啤酒，好像森林一样，可是没有菜，只有一袋盐。老马没戴礼帽，露出花白的头发，不像过去那么油光光了，而是蓬乱着，染过的部分已经生出了白茬。他手里捏着一根钉子，蘸着盐往嘴巴里送，另一只手拿着啤酒杯。看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睛说：小子，嘴怎么破了？我说：你去把台灯给我要回来。老马说：台灯？关我什么事？我说：保卫科拿走的，你去给我要回来。老马看了看我手里的扳子，说：要拿这玩意打我？我说：站起来，把台灯给我要回来。老马没动，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上面还有啤酒瓶留下的伤疤，像一条翻白的小鱼，说：往这儿打，我要是躲一躲，就不算你大爷。我想了想，把左手放在铁桌子上，抡起扳子砸下去，他伸手一挡，扳子飞了，扫倒了桌上大部分的啤酒瓶。他腾地站了起来，叫道：你这手，比不上一个台灯？你这手？我的眼泪流出来，本来我是不想在他面前哭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眼泪就是直直地窜出来。我说：台灯是我自己的东西。你去给我要回来。他说：什么叫你自己的东西？什么话这是？你傻了？我说：就是我的东西，我的！我的！说到这里，我简直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他站着看着我，看了好一阵子，说：小子，我那小舅子调走了，现在保卫科也不认我了，我去也没用。我不理他，兀自哭着。他用手搭在我的肩膀，说：小子，你给我记住，你这手啊……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好像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什么，拿起礼帽，从地上捡起一只完整的空酒瓶，掂量了掂量，手攥着瓶嘴倒拿着，说：走吧。

我跟在他后面，走在工厂中央的大道上，黑漆漆一片。雪下得真大，北风呼啸着，把雪吹得到处都是，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大道两旁的杨树变成了树影，看不清楚，好像隐在暗处的偷窥者。老马手扶着礼帽，在前面弓着腰走，我挪着步跟在他后面，雪落进我脖子里，可我一点也没觉得冷，脸上的血凝成了血块，好像也不疼了。走到保卫科的办公室门前，透过窗户我看见里面亮着灯，我的台灯就放在科长的桌子上，连着插座，正发出柔和温暖的光。科长手里端着茶水，和别人说笑着。老马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花衬衫的领子抹平，对我说：在外面等着，是那个台灯？我点点头。他笑了笑，走进去之前冲我翘了翘礼帽。我看见科长站了起来，他说了什么，指了指台灯，科长摇头，他又说了什么，声音大了起来，三四个人围了过去，用手指着他。这时我看见他嘴角边有浮起那种深醉时的微笑，就像他讲起抓住那个女警察裤腰带一样，然后他摘下礼帽，抡起啤酒瓶砸向了自己的脑袋，啤酒瓶在他的额头上炸开了，烟花一样飞溅出去，那条翻白的鱼突然活了起来，变得更大了，在他额头上游动，他后仰着摔倒在地，一只手拿着礼帽，一只手攥着仅剩的瓶嘴，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好像有谁拉动了总开关，我听见工厂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轰鸣起来，铁碰着铁，钢碰着钢，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动，疯狂地跳起了舞。工厂的大道都跟着战栗起来，面条一样抖动着，土、石子、树木，都跟着抖动起来。所有的路灯同时亮了，把一个个厂房照得清清楚楚，那沉重的铁门，那高高的烟囱，那堆在路边的半成品，都清楚地裸露出来。我看见他们也站起来，在大雪里跳着舞，身上的轴承、螺丝、折叶，向四处飞溅，落在黑暗里不知所终。有人喊叫着，从房间里面冲了出来，把我撞倒在地。我倒在雪里，台灯在桌子上还散发着温暖的光，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把我包围。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