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rowed Place2（2/2）

香港警队的贪污问题，一向十分严重。因为是跟罪犯直接交手的部队，员警涉及贪污，便直接构成治安问题。香港从开埠时期起，罪犯和黑社会利用金钱“疏通”，令执法人员开一眼闭一眼已是惯例，任何不法勾当，只要付得起钱，便能一一解决，员警扫荡非法赌场、色情场所、毒贩巢穴，目的并不是要肃清罪恶，而是收取黑钱。歹徒付过款，便等同买了通行证，警方在一定时期之内不会再骚扰。罪犯们为了让警员们可以向上级交差，通常每隔一段时间便安排一些自愿坐牢的同党，连同证物“送给”被收买的员警，当然他们上缴的毒品、赌款，远不及实际流通使用的数量，不过是九牛一毛。因为前线警员没全力履行职务，警队核心的高级人员都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某些社区治安日坏，满以为地区警员已尽力打击罪恶。

加入警队，成为组织的一分子，即使是正直的人，也不得不低头，警队里有一个说法——

“行贿”是一辆车子，小队收到钱，你可以“上车”，给你分一份：你不愿意同流合污，便不要收贿款，但也不要多管闲事，这叫做“跟车跑”；如果你硬要向上级举报，便是“站在车子前”，你只会被车子撞倒、辗过，害自己遍体瞵伤，任何不自量力的家伙，想阻止这辆车子，就算不被整治，也很大机会给投闲置散，在警队里被孤立排挤，当然更别奢望有任何晋升机会。

警方内部本来有反贪污部，但由于反贪污部也是由警员组成，与其他部门关系千丝万缕，成效自然不彰。廉政公署便是为了突破这困局而成立，直接隶属香港总督，以独立身分调查所有涉贪的人物和部门。

夏嘉瀚在任职第一年已检控了不少受贿的警员，和同事合力揭发不少隐藏于台底下的交易，第二年开始发现更多涉及较高级警员的案子，例如医长统率部下一同贪污，包庇罪犯。廉署调查案件时十分谨慎，他们必须分辨贪污指控是事实还是诬告——有些罪犯为求减刑，往往以能提供“黑警”情报做借口，廉署的调查员便要反复核实该指控有没有根据。夏嘉瀚虽然不懂中文，但他曾说“全世界的流氓都差不多”，犯人是否说谎，证供在细节上有没有矛盾，他都心里有数。

目前，他所属的调查小组接手一宗案子，本来他以为内容跟以往见过的差不多，却渐渐发现规模比以往任何一起案件更大。

事件追溯至去年春季，即是一九七六年四月，政府工商署?缉私队在西九龙油麻地果拦?附近一楝大厦搜出毒品，拘捕一名美籍混血儿及数名人士，控以藏毒罪，四个月后，警方接连扫荡全港二十三个地点，检获一批价值两万多元的海洛因，拘捕八名嫌犯，包括涉嫌在果栏一带贩毒的集团首脑，嫌犯在候审期间主动要求跟廉署人员会面，声称要揭发执法人员集体贪污，而在上个月犯人被定罪后，正式成为廉署的控方证人，协助调查相关的贪污案。

犯人要揭发的，便是警务人员收贿，容许他们在当地贩毒的交易。

犯人以金钱换取员警“放生”，经营一年后，不料被工商署逮捕，而工商署的调查迫令警队正视事件，涉贪的警员在上级压力下无法干预，导致犯人落网，犯人对此深深不忿，明明已交付大笔贿款，到头来还是躲不过牢狱之灾，于是决定来个玉石俱焚，要教训那些收了钱但“办事不力”的员警。

贩毒集团保管了帐册，记录了详细的行贿名单，包括警员和中闻人，不过帐册全都用上暗号，而且犯人“派片”——“交贿款给警员”的黑话——时只约略知道对方的职级和所属部队，要明确指认涉案的警员，得花上大量工夫。廉署的调查员必须确保对方指出的警员没有任何案情上的矛盾，能成为法庭认可的证供，夏嘉瀚便要仔细检查案件中所有人物关系、贿款流动过程。虽然他看不懂帐册中的中文，但同僚的档以英文写成，他便以类似辨识符号的方法，深入挖掘事件的真相。久而久之，他渐渐认得某些中文字，只是这对他日常生活毫无帮助，因为帐册中全是暗语，像“本c”代表“油麻地警署刑事侦缉部”、“老国”代表“九龙总区特别缉毒队”、“e”代表“巡逻车”等等。为了熟习这些鬼画符似的汉字，夏嘉瀚甚至把档和帐册副本带回家，在公余时继续埋头研究，当然他也知道这些是敏感资料，平日塞进保险柜里，连妻子都无法过目。

?即今天的海关。工商署职责包括侦缉走私货物，同时亦有侦楼贩毒、违毒等檀力。

?油麻地果栏：位于油麻地的水果批发市场，自一九二二年起已开始运作，至今天仍然是香港和九髓市区水果批发、竞投、交易的集散地。

然而，当调查愈久，他便知道事件牵连愈大。

这起集体贪污案，并不只涉及前线的警员和警长，根据污点证人的口供和帐册内容，受贿的执法人员包括总区甚至总部的人物，甚至有督察级或以上的干部。夏嘉瀚和同僚们发现，这跟以往地区警员收“茶钱”的小案很不一样，一旦动手，便会揪出几百个员警，把整个贪污集团连根拔起。

廉署低调运作了三年，似乎就是为了迎接这一场战争。

然而，即使廉署的保密工夫再好，世上没有能包住火的纸。在果栏贩毒案的首脑被捕后，警队已传出“廉署要对警队开刀”的谣言，而且，廉署成立后不时调查警务人员，双方关系势成水火，廉署认定警队里百病丛生，所有警员都有贪污嫌疑，而警队认为廉署矫枉过正，动辄想把看不顺眼的警员踢进监仓，要他们跟被自己一手抓进狱中的犯人为伍。

正因为这个缘故，当夏嘉瀚回到寓所，从陷入恐慌的妻子口中知道情况后，他感到震惊之余，同时对应否报警踌躇不决。

那件染血的校服、那撮儿子的头发，令他知道绑匪不是闹著玩。身为执法人员。他当然知道听从歹徒所言，不报警独自处理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无论肉票的家人报不报警，匪徒收赎金后故人的机率也一样，不过是一半一半。要跟绑匪周旋，尽力救助人质，有警方作后盾是最保险的做法，夏嘉瀚在英国时见过警方在千钧一发问救出肉票的案子，歹徒本来打算收赎款后杀害人质，幸好警员成功跟踪取赎金的犯人，找出对方的巢穴。

然而，他不知道向警方求助，负责的警员发现他是廉署人员，会不会敷衍了事——不，敷衍了事还好，最怕是公报私仇，有意无意间作出妨碍，害儿子丧命。

他呆在电话前，内心不断挣扎，妻子夏淑兰在他身后无力地瘫倒沙发上，捏著那撮头发，不住哭泣。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时钟指标指著下午一点三十分。夏嘉瀚瞧着那件脏兮兮的校服，联想到儿子被歹徒剥去上衣，现在衣不蔽体、被关在某个黑暗的房间担惊受怕，终于立定主意，提起话筒。他知道，即使警方跟廉署有嫌隙，这一刻，他只能向皇家香港员警求助。

他根本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