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2）
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
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
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
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
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
他有个弟弟。我说。
对。
我有很多问题。
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带倦容的母亲，看着她的无檐便帽，青肿的双手，深陷的眼窝和形销骨立的笑容。我们目光相遇时，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灵犀，我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妈，你觉得怎么样？展览会你想去吗？
母亲看了我好几眼。她的眼睛相对于脑袋显得太大了，而她的脑袋相对于肩膀，同样显得过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说。
我把纸巾丢到桌上，拉开椅子，走到桌对面。我松开轮椅的闸，推上母亲，离开了桌边。
帕丽？母亲说。
嗯？
她把头整个仰起来，看着我。阳光穿过树叶，细碎地落在她脸上。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吗？她说，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多么善良吗？
心理活动常常无法解释。此时此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和我共同度过了千千万万的时光，惟有这一刻最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颤着，发出最响亮的回声：我母亲仰起脸望着我，下巴朝上，斑驳而灿烂的阳光在她皮肤上闪烁，她在问我，问我是否知道，真主让我多么善良与坚强。
巴巴在躺椅上睡着了，帕丽轻手轻脚地给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链，拿起披巾，盖好他的身体，又替他把一缕松垂的头发拢到脑后。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睡觉。我也喜欢看他入睡，因为你看不出他哪儿有毛病。他闭着眼，呆滞消失了，郁闷结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见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亲近。睡着的时候，他反而显得更机灵，更有存在感，仿佛旧有的自我慢慢回注于体内。我不知道帕丽看着他靠在枕头上的这张脸，能不能想像出他原来的举止，原有的欢笑。
我们从客厅走到厨房。我从柜子上拿起水壶，接着洗碗池，灌满了水。
“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看。”帕丽说，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相册，坐到桌边，刷刷地翻着。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边提着水壶，往咖啡机里倒水，一边扭过头对她说道。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经摘掉了黄围巾，戴上了老花镜，透过镜片端详着照片。
咖啡机咕嘟咕嘟响起来了，我挨着帕丽坐到了厨房的桌边。“噢对了。就是这个。在这儿呢。”她说。她把相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她点了点一张照片。“就是这儿。你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弟弟伊克巴尔也生在这儿。”
她第一次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曾经提起过伊克巴尔的名字——作为证据，好让我相信她没有撒谎，她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可我已经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我一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她讲出我父亲的名字，问我这是不是他家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当时我说：是的，您是谁？她说：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乱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震惊，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剧，演到了最后一幕，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难得一遇的情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公然蔑视合理性的角度，一个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声，它的基础便会折断，碎裂——我对她的电话并不觉得吃惊，好像我已经预料到它的到来，甚至可以说，我用一生在等待，通过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安排，或缘分，或机遇，或命运，或者随便你给它扣上什么帽子，我们俩，她和我，都终将找到对方的存在。
我拿上电话听筒，走到后院，在菜园边的椅子上坐下，母亲在这儿种了灯笼椒和南瓜，现在我接着种。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电话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觉她在无声地哭泣，而且哭的时候，她背过了脸，嘴巴离开了电话。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过去我在睡觉之前，常常让我父亲多讲一遍讲她的故事。帕丽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多亏她舅舅纳比在喀布尔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的种种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封信留给了某个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的人，让他转交，他是个外科医生，在喀布尔工作，他四下打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帕丽。这一年的夏天，帕丽飞到了喀布尔，和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见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谈话临近结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气，才终于开口发问：我现在能和他讲话吗？
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实言相告。
现在，我把相册拉近，细看帕丽指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于高墙之内，墙体煞白，墙头围着铁丝网。或者不如说，有人可悲地误断了豪宅的定义。它三层高，有粉，有绿，有黄，有白，也有胸墙，有角楼，有突出的房檐，有马赛克，还有反光的玻璃幕墙。一座媚俗的纪念碑，惨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丑，不是吗？”帕丽说，“真难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宫’。房主是个有名的战争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这些东西？”
“对老村子来说，是的。看这儿，有好多亩果树的……你们怎么说？……des verrs。”
“果园。”
“对。”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围比画着。“我真想弄清楚我们的老房子具体在哪儿，我知道它就在毒宫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确的地点，那就太好了。”
她跟我讲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样的小城镇，建在离老村旧址三公里远的地方，有学校、医院、商业区，甚至还有一家小旅馆。她带着翻译，到镇上找过她的异母弟弟。第一次和帕丽在电话里长谈时，她已经告诉过我了，镇上好像没有一个人认得伊克巴尔，帕丽最后碰到一个老头，他是伊克巴尔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见过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伊克巴尔告诉过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来的钱，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问，帕丽说，我问，伊克巴尔有没有告诉你他哥哥叫什么？那老头说，告诉过，叫阿卜杜拉。那么，alors，这以后的事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是说，找到你和你父亲就不难了。
我问伊克巴尔的朋友，伊克巴尔现在在什么地方？帕丽说，我问，他出了什么事？那老头说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紧张，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看我。所以我想，帕丽，我担心，伊克巴尔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她往后翻，给我看她孩子们的照片，阿兰、伊莎贝尔和蒂埃里，还有她孙子孙女们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会上拍的，有的穿着游泳裤，在泳池边上摆着姿势。还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浅蓝色的墙，白色的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书架。她在大学里乱糟糟的办公室，在风湿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学里教数学。
现在我来给相册翻页，她告诉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她的闺中密友科莱特，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还有帕丽的丈夫埃里克。埃里克是个剧作家，1977年死于心脏病。我在他俩的一张照片上停下来，他们年轻得不可思议，肩并肩，坐在餐厅橘黄色的坐垫上，她穿白衬衫，埃里克穿圆领衫，他的头发又长又软，扎成了马尾辫。
“我们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帕丽说，“别人介绍的。”
“他看上去人很好。”
帕丽点点头。“是啊。我们结婚时，我想，噢，我们要在一起过很长时间。我心里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许四十年，如果我们有福气的话。为什么不呢？”她盯着这张照片，有点出神，过了一会儿才微微一笑。“可是时间啊，它就像美貌，你拥有的总是不如想的那么多。”她推开相册，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没结婚吗？”
我耸耸肩，翻到了下一页。“有一次，千钧一发。”
“对不起，‘千钧一发’？”
“意思是差一点儿就结了。可我们没到戴戒指的阶段。”
这不是实话。那件事既痛苦又让人心乱如麻。即使到了现在，一想起来，胸口还是会隐隐作痛。
她把脑袋一低。“真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不，没关系的。他找了别人，更漂亮，也……也没那么多的拖累，我猜的。说到漂亮，这是谁？”
我指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长长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似乎颇为厌倦，胳膊肘紧贴着身体一侧，头漫不经心地向后仰着，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满了挑衅的味道。
“这是妈芒。我的母亲，妮拉·瓦赫达提。也可以说我原以为她是我母亲。你知道的。”
“她漂亮极了。”我说。
“是很漂亮。她自杀了。1974年。”
“对不起。”
“不，不。不要紧。”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妈芒很优雅，也很有才华。她读了很多书，有很多非常大胆的观念，而且从来都是对别人直言相告。可她心里也深藏着悲伤。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她给了我一把铁锹，对我说：把我心里这些窟窿填上，帕丽。”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听懂了什么。
“可我做不到。后来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负责任的事。不顾后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来，把两只又白又细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钟，才开口说道：“j&039;aurais d être ps ntille——我真该对她好点。人永远都不会后悔这样做。等你老了，你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说：噢，真希望我过去对某某人不好。你永远不会那样想的。”有一阵儿，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击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个无助的小女生。“那样做本来也没那么困难。”她疲倦地说，“我真该对她好点。我真该向你学习。”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合上了相册。稍停片刻，她又高高兴兴地说：“噢，好了。现在我想问你点事情。”
“当然可以。”
“能给我看看你的画吗？”
我们俩相视一笑。
帕丽跟巴巴和我待了一个月。早晨我俩一起下厨，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丽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给巴巴，从去年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一口。吃这么多的鸡蛋，我担心会让他的胆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时候，我问了巴希里大夫。他还是老样子，冲我抿嘴一笑，说：哦，我可不担心。这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至少暂时如此，可是过了一会儿，在帮巴巴扣好安全带的时候，我才想到，也许巴希里大夫的本意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是我的卧室。我工作时，帕丽陪着巴巴。应她的要求，我给她写了巴巴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表：什么时候让他吃上午的药，他喜欢哪种零食，一般什么时间吃。是她让我把这些都写下来的。
你进来问就行了。我说。
我不想打扰你。她说，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
我没告诉她，她永远也没办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过，我还是跟她讲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如果巴巴开始焦虑不安，要想让他平静下来，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会马上递给他一本免费送来的家庭购物目录，或是一份卖家具的广告折页。这两样东西我总是有充足的备货。
如果你想让他小睡一会儿，就换到天气频道，任何跟高尔夫有关的节目也成。千万别让他看烹饪节目。
为什么不能？
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看就激动。
吃完午饭，我们便出门散步，时间不长，因为他俩都撑不下来——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丽有关节炎。巴巴的目光中带着警惕，心神不宁地沿着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丽中间。他戴着一顶旧前进帽，身穿开襟羊毛衫，脚上是一双翻毛软皮鞋。街区周围有一座中学，校内有块足球场，草皮修剪得很烂，对面就是我常带巴巴去的小运动场。我们总能看见一两个年轻的母亲，婴儿车停在她们身边，小宝宝在沙坑里东倒西歪，偶尔有一对十几岁大的孩子，旷了课，抽着烟，吊儿郎当地晃来晃去。这些半大孩子啊，他们从来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无动于衷，甚至带着隐隐的蔑视，好像我父亲的年老力衰纯属活该。
有一天，我放下手头正在听写的录音，去厨房添咖啡。我发现他们俩正在看一部电影。巴巴靠在躺椅上，从披巾底下伸出两只便鞋，脑袋前倾，嘴巴微张，眉毛皱在一起，不知道是专心还是困惑。帕丽坐在他身边，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双脚交叠。
“这是谁呀？”巴巴问。
“这是拉蒂卡。”
“谁？”
“拉蒂卡，贫民窟那个小姑娘。没爬上火车的那个。”
“她不像小姑娘。”
“是不像，可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帕丽说，“你瞧，她现在长大了。”
此前的那个星期，有一天在运动场，我们仨坐在街头长凳上，帕丽问：阿卜杜拉，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有个妹妹。
她话音还未落，巴巴就哭起来了。帕丽把他的脑袋搂进怀里，连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惊慌失措，拿手给他抹着脸上的泪水，可是巴巴哭得没完没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气来了。
“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阿卜杜拉？”
巴巴嘟哝了一声。
“这是贾马尔。竞猜节目里那个小伙子。”
“不是。”巴巴断然否认。
“你觉得不是？”
“他是送茶水的！”
“没错，可这是……你们怎么说？说过去，说从前。这叫……”
闪回。我悄悄对着自己的咖啡杯说。
“竞猜节目是现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时候，那是从前。”
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电视屏幕上，贾马尔和萨利姆坐在孟买一座高楼的顶上，脚悬在楼外。
帕丽望着他的眼睛，好像等着他茅塞顿开的一刻。“我问你个事情，阿卜杜拉。”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赢了一百万美元，你想做什么？”
巴巴龇牙咧嘴，换了个姿势，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帕丽说。
巴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如果我赢了一百万美元。我就在这条街上买幢房子。这样咱们就能做邻居了，你和我，然后我每天都过来，咱们一起看电视。”
巴巴咧开嘴巴笑了。
可是只过了几分钟，我刚回到自己房间，戴上耳机，正打着字呢，就听见很响的一声，有东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语大叫着什么。我一把扯下耳机，冲进厨房，只见帕丽背靠着微波炉那面墙，两只手抱在一起，挡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圆睁，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们脚下闪闪发光。
“让她滚出去！”巴巴一看见我就吼，“让这女人从我家里滚出去！”
“巴巴！”
帕丽脸色煞白，泪如泉涌。
“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别往前走，你会把脚割伤的。”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手里夺下拐棍。
“我要这女人滚！她是小偷！”
“他在说什么？”帕丽可怜巴巴地问。
“她偷了我的药！”
“那是她的药，巴巴。”我说。我用一只手搂住他肩膀，领着他走出厨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着。我们经过帕丽身过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又朝她扑过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够了。那是她的药，不是你的。她吃这药，是治她手的。”我领着他走向躺椅，顺手从茶几上抓了一本购物目录。
“我信不过那女人。”巴巴说着，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他气喘吁吁说着，从我手里抓过那本目录，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通，然后把目录放腿上一放，抬头看着我，眉毛竖得老高。“她还是个骗子。你知道这女人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让苏丹娜也来听听。”
“好的，巴巴。到时候咱们一起告诉她。”
“疯婆子。”
“一定讲给我妈听，到时候咱们一起笑，赶那疯婆子出门。现在你得想开点儿，巴巴。瞧，现在都挺好的。”
我换到天气频道，然后挨着他坐下，抚摸着他的肩膀，直到他不再哆嗦，呼吸也慢了下来。不到五分钟，他就睡着了。
我回到厨房，帕丽坐在地板上，耷拉着脑袋，背靠着洗碗机。看上去她在发抖。她用纸巾擦着眼睛。
“真对不起。”她说，“我太不小心了。”
“没关系的。”我说着，从洗碗池下面够出簸箕和扫把。在地板上，我发现了一些小药片，粉色和橙色相间，散落在碎玻璃当中。我把它们一粒粒捡起来，再把玻璃从油地毡上扫掉。
“我是个笨蛋。我以为我可以告诉他真相……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把碎玻璃倒进垃圾桶，然后跪下来，拉开帕丽衬衫的领口，看看她肩膀上被巴巴戳过的地方。“会肿起来的。我跟你说肯定会肿起来的。”我挨着她坐到地板上。
她张开手，我把药片放进她手里。“他经常这个样子吗？”她问。
“有些日子他就是这种臭脾气。”
“也许你该考虑一下，找专业人员来帮忙，对吗？”
我叹口气，点点头。最近一段时间，我曾翻来覆去想过那个不可避免的早晨，我将在空荡荡的家里醒来，而与此同时，巴巴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看着陌生的人用托盘给他端来早餐。巴巴曾经在一个活动室里打起了瞌睡，跌到了桌子下。
“我知道。”我说，“可是还不到时候。我想照顾他，等我实在照顾不了再说。”
帕丽笑了，擤了擤鼻子。“我能理解。”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理解。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告诉她。这个原因连我自己都难以承认。也就是说，尽管我常常充满渴望，却害怕得到自由，害怕我将要遇到的事，害怕巴巴一走，我自己会手足无措。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像一条水族馆里的金鱼，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里，周围的屏障固然透明，却终究不可逾越。我可以随意观察外面那个模糊的世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想像自己置身其中。然而我一直都被关在里面，受到限制，那是巴巴为我修造的生存边界，坚硬而不可弯折。在我小的时候，他这样做是刻意而为，现在却是无心插柳，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层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必将被裹挟而出，冲入未知的汪洋，扑扑打打，无助，迷失，上气不接下气。
我难以承认的真相就是，我始终需要背负着巴巴的重量。
还有别的理由吗？当年巴巴要我别去巴尔的摩的时候，我就那样轻易地放弃了美术学院的梦想，几乎没有做出反抗。还有别的理由吗？我离开了尼尔。几年前我和他订了婚。他拥有一家小公司，经营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他长了一张皱巴巴的方脸盘，我在亚伯烤肉馆一见他就喜欢上了，当时我请他点菜，他从菜单上抬起头，龇牙一笑。他很耐心，也很随和，处事稳重。我跟帕丽谈到他时，说的不是真话。尼尔不是为了某个更漂亮的人离开了我，是我蓄意毁掉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他保证皈依伊斯兰教，上波斯语课，我还是挑出了别的毛病，找到了别的借口。到头来是我慌了神，跑回了熟悉的角落，钻进了地洞和墙缝，回到了我在家的生活。
帕丽从我身边站起身。我望着她抚平衣褶，再一次感到这是个多么大的奇迹，她在这儿，就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想给你看些东西。”我说。
我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从不离家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是，这样就不会有人把你的闺房清理干净，把你的玩具摆在车库门前卖掉，也不会有人把你穿不下的衣服送人。作为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身边有太多童年时代的遗存，大部分装在我床边的一个大箱子里。现在我打开它的盖子，里面放着许多旧娃娃，一匹粉红色的小马，身上有供我梳理的鬃毛，还有图画书，所有的生日快乐和情人节快乐的贺卡，那是我上小学时给我父母做的，上面有红芸豆、亮亮的小饰物和发光的小星星。尼尔和我最后一次讲话，是我提出分手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等你了，帕丽。我不会痴痴地等着你长大。
我合上盖子，走回客厅，帕丽已经坐到了巴巴对面的沙发上。我挨着她坐下。
“给。”我说，递给她一摞明信片。
她拿过放在边桌上的老花镜，扯掉把明信片捆在一起的橡皮筋。她眯起眼睛，看着第一张。上面印着拉斯维加斯的照片，恺撒宫酒店的夜景，灯光璀璨。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念出了写在上面的文字。
亲爱的帕丽：
你想不到这地方有多热。我们租了辆小汽车，巴巴今天把手放到引擎盖上，结果烫出个大水泡！妈妈只好往他手上抹牙膏。恺撒宫有古罗马的士兵，拿着剑，戴头盔，披着红斗篷。巴巴老想让妈妈跟他们拍张照片，她不肯。可我拍了！我到家就给你看。暂时写到这儿吧。我想你。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帕丽
又及：我一边写字，一边在吃最棒的冰激凌圣代。
1992年7月21日
她翻到下一张明信片。赫斯特城堡。这一次她小声读了上面的字。他有自己的动物园！多酷啊！袋鼠，斑马，羚羊，双峰驼——它们长了两个驼峰！一张迪士尼乐园的，米老鼠戴着巫师帽，挥舞着魔杖。吊死鬼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时候，妈妈发出了尖叫！你都能听得见！拉霍亚湾，大苏尔，十七英里大道，穆尔森林，太浩湖。想你。你肯定喜欢。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帕丽摘下眼镜。“你给自己写明信片？”
我摇摇头。“给你的。”我大笑起来，“说起来真是丢脸。”
帕丽把明信片放到茶几上，凑近我。“跟我说说。”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转动着我腕子上的手表。“我经常假装咱俩是孪生姐妹，你跟我。除了我，谁都看不见你。我什么都跟你说。我所有的秘密。对我来说你是活生生的，总是那么亲近。因为有你，我感觉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好像doppelg?nrs。你懂这个词吗？”
她笑眯眯地说：“我懂。”
我常把我俩想像成两片树叶，从同一棵树上飘落，被风吹散，相隔数里，却仍然找得到深深纠缠的树根。
“对我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帕丽说，“你说你能感到我的存在，我体会到的却只是一种缺失。一种没来由的模糊的疼痛。我就像一个病人，跟医生讲不清什么地方疼，只是觉得疼。”她扣住我的手，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巴巴在躺椅上哼哼起来，翻了个身。
“真遗憾。”我说。
“为什么要说遗憾？”
“因为你们团聚得太迟了。”
“可我们已经团聚了呀，不是吗？”她说。她动了感情，声音也沙哑了。“这就是现在的他。挺好的。我觉得很幸福了。我已经找到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她抓紧了我的手。“我也找到了你，帕丽。”
她这句话唤醒了我童年的渴望。我想到自己那时多么孤单，我曾轻轻呼唤她的名字——我们的名字——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声回唤，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到来。现在听到她叫出我的名字，就在这客厅里，仿佛分隔我们的这些岁月正在折叠，一道又一道，时间因此聚拢了，几乎化作无形，只剩下一幅照片、一张明信片的宽度，飞一般送来我童年时代最瑰丽的纪念，坐在我身边，抓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震，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扣在了一起。好像有什么东西，很久以前分崩离析，现在复归了原位。我感到胸口被软软地顶着，那是另一颗心，重新跳动起来了，它紧挨着我自己的心，发出低沉的、怦怦的声响。
巴巴在躺椅上用胳膊肘撑起身体，揉揉眼睛，看看我俩。“你们这俩丫头在鼓捣啥？”
他咧开嘴笑了。
另一首儿歌。这一首唱的是阿维尼翁的桥。
帕丽为我哼着调子，接着念出了歌词：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跳舞，我们跳舞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围成圆圈跳着舞
“我小时候妈芒教我的。”她说着把头巾扎紧，抵挡忽然吹来的一阵寒风。空气冷飕飕的，天却很蓝，阳光强烈，倾泻在铁灰色的罗纳河上，将水面击碎，幻化成无数细小的光斑。“所有法国孩子都会这首歌。”
我们坐在木制的公共长椅上，面对着河水。她替我翻译着歌词，我却对河对岸的城市暗自称奇。不久以前，我才找到自己的历史，现在又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地方，一切都有记录，一切都得以保存。真是个奇迹。关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如此。我惊讶于它空气的清澈，惊讶于从河上席卷而过的风，吹送着河水，拍击着石岸，也惊讶于阳光多么饱满，多么丰富，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照耀着整个世界。坐在长椅上，我可以看到老旧的墙垒环绕着古城的中心，狭窄、蜿蜒的街道错乱交缠，阿维尼翁大教堂的西塔之上，镀金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闪闪发光。
帕丽讲给我听这座桥的历史。话说十二世纪，有个年轻的牧羊人宣称，天使告诉他建一座横跨两岸的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举起一块巨石，把它丢进了河中。帕丽还给我讲了罗纳河上的船夫，他们爬到桥上，敬奉自己的保护神圣尼古拉。可洪水在几百年里侵蚀着桥拱，最后把它冲垮了。她讲这些话时语速很快，兴奋得有些神经兮兮，一如当天早些时候，她带我游览哥特式的教皇宫，摘下语音导览的耳机，指着壁画，轻敲我的胳膊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去看有趣的浮雕，教堂的彩窗，头顶上交叉的弯梁。
在教皇宫外，她不停地讲啊讲，嘴里迸出一串又一串圣徒、教皇、红衣主教的名字，和我一起漫步穿过教堂前的广场，身边是成群的鸽子，如织的游客，非洲来的小贩穿着颜色鲜艳的袍子，兜售着手镯和假表，有个年轻的乐师戴着眼镜，坐在苹果筐上，怀抱民谣吉他，弹着《波希米亚狂想曲》。我记得她去美国时可没这么健谈，现在我感觉，这就像一种拖延的策略，我们正围着她真心想做的——我们也一定会做的那件事兜圈子，这一番唠叨不过是一座桥而已。
“你很快就能看到真正的桥了。”她说，“等大伙都到了，咱们一起去加尔桥。你听说过这桥吗？没有？哦啦啦。漂亮死了。那是罗马人在一世纪的时候建造的，好把水从厄尔河运到尼姆。五十公里啊！帕丽，简直是巧夺天工的杰作。”
我来法国已经四天了，在阿维尼翁待了两天。巴丽和我坐上tgv，从阴郁、寒冷的巴黎来了这儿，一下火车，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风，每棵树上都听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车站，我手忙脚乱地拉出行李，差一点来不及下车，结果我刚跳下火车，车门就嘶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此时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事告诉巴巴，要是晚下车三秒钟，现在我人就在马赛了。
他还好吗？帕丽在巴黎问过我。当时我们正坐在出租车上，从戴高乐机场开往她家。
每况愈下。我说。
巴巴现在住进了疗养院。我头一次去那儿考察设施的时候，院长彭妮——一个高个子的纤瘦女人，留着草莓色的卷发——领着我转了一圈，我想：还不算太差。
然后我说：还不算太差。
这地方很干净，窗户外面正对着花园，彭妮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四点半，他们都要在花园里开个茶会。大厅里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儿。护工们看上去有礼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数人我现在已经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群老太婆，脸上一塌糊涂，下巴长出了胡须，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唠叨个不停，死盯着电视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数住客并没那么老，很多人连轮椅都用不着。
我本来以为很差劲的。我说。
是吗？彭妮说着，愉快而职业地哈哈一笑。
真是冒犯。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们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地方是有成见的。肯定会有。她回过头，用一种稳重的腔调提醒我说：这是本院的辅助生活区。从你告诉我的情况判断，我担心你父亲在这儿很难保证良好的起居。我看，记忆监护区对他更合适。咱们到了。
她用钥匙卡开了门，我们走进封闭的病区，这里闻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里一凉，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着我，目光中饱含温情。我挣扎着走完全程，内疚的巨浪没过了我的头顶。
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过辅助生活区的大厅，冲卡门招招手，她来自危地马拉，负责接电话。我走过社区音乐厅，里面坐了满满一屋子老人，正在听穿礼服的高中生表演弦乐四重奏。我也经过了多功能厅，里面有电脑、书架和多米诺骨牌；我又走过公告栏，上面有成排的小贴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胆固醇吗？不要忘记本周二上午11点的“猜谜与思考时间”！
我走进了封闭病区。进了这道门，他们就没有下午的茶会了，也没有宾果游戏，没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极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间，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经收拾过了，电视没开，有半杯水放在床头柜上。我稍微松了口气。我就怕看见巴巴待在病床上，侧躺着，一只手塞在枕头下，深陷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空空如也。
我在康乐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缩在轮椅上，靠着打开的窗户，窗外是花园。他穿着法兰绒睡衣，戴前进帽，腿上盖着彭妮所说的烦躁围裙，上面有绳子，可以让他编穗子，还有他喜欢系上再解开的纽扣。彭妮说，这围裙可以让他的手指保持灵活。
我亲了他的脸，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给他刮过脸，还帮他打湿、梳理了头发。他的脸闻起来像肥皂。
明天是个大日子。我说，我要飞到法国去看帕丽。我告诉过你的，还记得吗？
巴巴干瞪着眼睛。早在中风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遁离，长久地陷入一言不发的痴呆状态，看起来郁郁寡欢。中风之后，他的脸变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着，歪向一边，仿佛一个客客气气的浅笑，可这笑容永远爬不到他的双眼。自从中风，他再没说过一个字。有时他咧开嘴，发出一记响亮而悠长的声音——啊！——快结束时再往上提，让这个“啊”听起来颇有几分惊讶，又好像我说的话在他心里触发了一种小小的顿悟。
我们要在巴黎碰头，然后搭火车去阿维尼翁。那是个小城，在法国南部。十四世纪的时候，教皇就住在那儿。所以我们要游览一下。不过最棒的是，帕丽把我要去的事告诉了她所有的孩子，他们也要过去和我们会合。
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个星期埃克托尔来看他时一样，就像我给他看我的入学申请时一样，我给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院写了申请。
你侄女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在普罗旺斯有个度假屋，靠近一个叫莱博的小镇。我上网查了一下，巴巴。那是个非常壮观的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石灰岩山顶上。到了那儿，你可以去参观中世纪的古堡遗址，远处还有平原和果树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来就拿给你看。
不远处，有个穿浴袍的老妇人正在美滋滋地玩着拼图。另一张桌边还有位老妇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正在忙活着，往餐具匣里摆着叉子、勺子和黄油刀。角落那边的大屏幕电视上，里奇和露西正在拌嘴，他俩的腕子被一副手铐铐在了一起。
巴巴说：啊！
阿兰——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从西班牙过来，带着他俩的五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可我肯定会记下来的。还有——这件事最让帕丽开心了——你另一个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里，也要过来。她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俩一直不讲话。他在非洲工作，这次请了假飞过来。所以呢，这将是一次大家庭的团聚。
后来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又一次亲了他的脸。我把脸贴到他的脸上，回想起过去，他经常到幼儿园来接我，再载上我去丹尼斯餐馆，接妈妈下班。我们坐在小隔间里，等着妈妈登记下工，经理总会舀一勺冰激凌给我，我就把它吃掉，我还给巴巴看我那一天画的画。他多么有耐心啊，每一张都看得仔细，一边认真地端详，一边频频点头。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哟。我差一点儿忘了。
我弯下腰，依照旧例，开始我们的告别仪式，指尖顺着他的两颊向上，直抵他皱巴巴的脑门和太阳穴，抚过他稀疏的白发，坑坑洼洼的头皮，头皮上的结痂，直到耳后，一边摸着，一边从他脑袋里摘除所有的噩梦。我替他打开那个无形的口袋，把噩梦丢进去，再将绳子拉紧。
成了。
巴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做好梦，巴巴。过两个星期我来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走开的时候，明明感觉巴巴在望着我，可我回头再看，他的脑袋却低垂着，手里玩着烦躁围裙上的一颗纽扣。
此时，帕丽谈起了伊莎贝尔和阿尔贝的房子。她给我看过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罗旺斯农舍，用石头盖的，已经翻新过了，建在吕贝龙山上，大门外有果树和凉亭，赤褐色的瓦，屋里看得见房梁。
“我给你看过照片，可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吕兹山的景色美极了。”
“咱们都去，住得下吗？这么多人，就一幢农房。”
“ps on est de fo, ps on rit ”她说，“用英语怎么说？人越多，就越高兴？”
“热闹。”
“噢，对。就是。”
“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去哪儿……”
“帕丽？”
我望着她。“嗯？”
她长长地出了一大口气。“现在你可以给我了。”
我点点头，把手伸进脚下的提包。
我觉得几个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疗养院时，就该发现它。可是我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个手提箱，就这一个，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装下了，而箱子有三个，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橱里。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清理父母的卧室。我撕掉了旧墙纸，重新粉刷了墙壁。我搬走了他们的大号双人床，撤掉了我母亲的梳妆台，上面配有椭圆形的化妆镜。我清空了大衣柜，取出了父亲的西装，母亲的衬衫，还有封装在塑料袋里的裙子。我把它们堆在车库里，准备去一两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书桌搬进了他们的卧室，现在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了，等秋天一开学，就做我的书房。我把我床脚的那个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旧玩具，我小时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坏的凉鞋和网球鞋，统统丢进了一个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给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乐卡，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贺卡。想到它们在我脚边，我夜里就睡不着。太痛苦了。
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橱时，我拉出剩下的那两个手提箱，准备把它们放到车库去，我感到其中一个箱子里咣当一响。我拉开箱子的拉锁，发现里面有一包东西，用发黄的报纸裹了好几层。包裹上用胶带捆着一个信封，信封上用英语写着如下字句：给我妹妹帕丽。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巴巴的笔迹，因为我在亚伯烤肉馆干活的时候，每当我帮客人点完菜，他都会在收银机边草草记上一笔。
现在，我把包裹递给了帕丽。我没有打开过。
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头看着，双手抚过写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对岸，教堂的钟声开始鸣响。突出于水边的石头上，一只鸟在撕扯着死鱼的内脏。
帕丽把手伸进她的手提包，在里面的东西中间摸索着。“j&039;ai oublié s tes。”她说，“我忘了带老花镜。”
“你想让我读给你听吗？”
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从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气不好，她手不灵，经历了一番揪扯，她最后还是把包裹递给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开，展平里面叠放着的信纸。
“他用波斯语写的。”
“你认得，对吗？”帕丽皱起了眉头，有些担心地问道，“你能翻译吧。”
“能。”我说，内心窃喜。尽管姗姗来迟，可我还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上的波斯语课。现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烂衫，魂不守舍，摇摇晃晃地走过沙漠，在他的身后，一路上散落着、闪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碎片，那是生活从他身上撕落下来的。
我紧紧抓住那页信纸，免得怒号的风把它卷跑。笔迹潦草，一共三句话，我读给帕丽听了。
他们告诉我，我必然要走入水里，很快就将沉没。出发之前，我把它留在岸上，给你。我恳求你找到它，妹妹，所以你一定会知道，在我沉入水中时，心中想着什么。
还有日期。2007年8月。“2007年的8月。”我说，“那是他刚确诊的时候。”三年前，我还没有得到帕丽的消息。
帕丽一边点头，一边拿掌端抹着眼泪。一对年轻的男女骑着双人自行车驶过。姑娘打头，金色头发，粉嘟嘟的脸，苗条的身材。小伙子居后，梳了满头的小辫，咖啡色的皮肤。几米开外，有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黑皮短裙，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机聊着天。她手里抓着皮带，另一端拴着一头黑不溜秋的小梗犬。
帕丽把包裹递给我，我替她撕开。里面是个旧的铁皮茶叶盒，盒盖上的图案已经褪了色，那是个大胡子印度人，身穿长长的红色束腰外衣，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好像在献祭。茶杯里冒出的热气几乎看不见了，束腰外衣上的红颜色也已大部分褪成了粉色。我打开锁扣，掀起盖子，发现盒子里塞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羽毛。短而密实的绿羽；几支姜黄色的毛，有着长长的黑色羽干；一支桃色羽毛，也许出自野鸭，泛出少许浅紫；几支棕羽，羽瓣内缘长着黑色的斑点；还有一支绿色的孔雀翎，顶端有只大眼睛。
我扭头看着帕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帕丽的下巴颤抖着，慢慢摇了摇头。她从我手里接过茶叶盒，仔细地看着。“不。”她说，“我们俩，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年轻小，这一点保护了我。je pouvais oublier。我还能享受遗忘。他不行。”她拿起一片羽毛，轻轻蹭着自己的手腕，盯着它，好像在希望它活起来，飞起来。“我不知道这羽毛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他想着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着我。他记得我。”
她轻声哭了起来，我搂住她的肩膀。我看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河水流过我们身旁，流过这座桥——圣贝内泽桥，儿歌里的桥。它其实是座断桥，原来的桥拱只剩下了四个，走到河中央便戛然而止。仿佛它在努力渡河，让两岸聚首，却功亏一篑。
当晚在酒店，我躺在床上，醒着，望着月亮大而圆满，高挂在我们的窗棂中间，由着云朵轻推慢撞。窗外月下，高跟鞋咔嗒咔嗒，敲击着鹅卵石。欢笑，絮语。小摩托车咯噔咯噔驶过。马路对面的餐馆里，杯盘叮当，钢琴叮咚，蜿蜒流转，从窗口攀援而入，轻敲着我的耳鼓。
我翻过身，看着帕丽，她安静地睡在我身边。灯光之下，她的脸显得苍白。我在她脸上看见了巴巴，年轻而满怀希望的巴巴，像过去那样快乐。我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帕丽，我也就看得见巴巴。她是我的血与肉。很快我也将见到她的孩子，还有她孩子的孩子们，我的血也在他们周身奔流。我不孤单。一种突然的幸福，出其不意地淹没了我。我感到它在涓涓流入我的身体，也带着感恩和希望，流入了我的双眼。
我看着熟睡中的帕丽，想起了巴巴和我常玩的睡前游戏。清除掉一个个噩梦，再以好梦相赠。我想起了我常常送给他的那个梦，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生怕弄醒帕丽，轻轻盖住了她的额头。我闭上了眼睛。
这是个明媚的午后。他们又一次成了孩童，哥哥和妹妹。小小的年纪，明澈的眼睛，结结实实的身子骨。他们躺在一片高草中，置身于苹果树的树荫下。一树花开，满枝吐焰。他们身下铺着暖草，脸上披着阳光，高高的光影，闪烁在怒放的新花中间。他们躺着，带着睡意，带着满足，紧紧相挨。他枕着粗大而隆起的树根，而她的脑袋下面，垫着他叠起的外衣。透过半开的眼皮，她看见一只乌鸫栖于高枝。凉风习习，吹过树叶中间，又转而下探。
她扭过脸看着他，看着她的哥哥，她不离不弃的伙伴，可他的脸太近了，她看不到全貌。只有他下落的眼眉，微翘的鼻子，弯弯的睫毛。可她不在乎。待在他身边，和他，和她哥哥在一起，她足以感到幸福。当睡意慢慢把她偷走，她感觉到，一片绝对平静的波浪将她浸没。她闭上眼，漂进了睡乡，没有烦忧，一切都是清澈的，灿烂的，一切都同时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