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的日记和明信片内容选录（1/2）

弗赖辛的读书会还不错，但无论是我自己还是观众的状态都没有我想象中的好，气氛比较沉闷，此后的晚餐是在一座昔日的修道院（有拱顶）吃的，我喝多了。

每次来德国，在四季饭店这种地方，我都会发现这样的对比：衣着华贵的酒店客人（一本正经的商业阶层）和刻意不修边幅的记者（仿佛故意惹父母不高兴的青少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丑陋社会，与我们的社会相似，比我们复杂，甚至比我们堕落。

不知道是因为时差还是又产生了新的创作灵感，我读不进任何连续性的内容，比如客房服务菜单、酒店的设施清单，还有诺曼·谢利的《格雷厄姆·格林传》，我本来没打算带这本书，一定是无意中塞进了我随身携带的包里。我能读下去的只有那些看上去重要的段落的最后几句，段落当中的某些句子偶尔会跳出来，让我眼前一亮，然而我没法连续着读什么东西，思维总是不断跳跃。

谢利这样写格林：“对粗鄙、肮脏、色情和下流的追求开拓了他的广度，从他的日记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我怀疑从我的日记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希望如此吧。社会竟然期望（甚至接受）男作家追求粗鄙、肮脏、色情和下流，我觉得恶心。作为作家，如果我也有勇气追求粗鄙、肮脏、色情和下流，对我也肯定有好处，但别人要么会迫使追求这些东西的女人觉得自己可耻，要么嘲笑她们的自我辩护荒唐聒噪，仿佛她们在吹牛一样。

就算我付钱给一个妓女，让我看她如何接客，记录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的种种细节……这也是作家分内的事，然而人们却给女作家设下种种限制，好比一个男作家可以有各种风流往事，这些历史甚至使他显得更有魅力，情史丰富的女作家却最好保持沉默，否则就要被人指指点点。

我的潜意识一定在构思一部新小说，时差不是我心烦意乱的原因，我打算描写一位女作家，她比我还要极端——比任何作家、任何女人都极端，她尽一切努力来观察一切，吸纳每一个细节，她没必要非得保持单身，但她相信婚姻会限制她，她并不需要亲身经历各种事情——也不想在性方面冒险——但她愿意做一个旁观者。

假设她付钱给一个妓女，让她观察她接客的过程，假设她不敢一个人做这件事——比如带上了她的男朋友（当然，这是个“坏男朋友”），结果因为观察妓女的生活，这个男人做出一些非常可耻的事，让女作家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

虽然描写了卑鄙下流的事件，但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展示性别的不平等：女性作家在观察生活的过程中偶遇突发事件，以致引火烧身，而这件事——跟妓女有关——如果发生在男作家身上，则根本不会引发当事人的羞耻感，他也不会被人指责为堕落。

格林的传记作者诺曼·谢利指出，“小说家有权——也需要——利用自己或他人的经历。”谢利先生认为，小说家可以冷酷无情地运用这项“权利”，为了满足“需要”，可以不择手段，然而观察和想象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单纯的残酷那么简单，必须想象出好故事，细节必须逼真，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引入真实的细节，这样做固然高估了个体经验，但观察是绝对有必要的。

所以，我的反常绝非时差所致，而是因为一部小说即将成形，它从雇用妓女开始，传统观念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不，应该从描写那个坏男朋友开始！我当然会把他写成左撇子，而且头发是金红色的……

汉娜老是告诉我，我不应该仅仅因为生物钟的时间到了而结婚，结婚（或不结婚）需要“正确”的理由，不应该听从身体的指挥，因为你的身体不过是想要个孩子，我受够了这种说法了。汉娜也许天生不受生物钟的影响，但除了生小孩，她对自己的身体的其他要求可都是唯命是从。

露丝寄给汉娜一张印有慕尼黑市场摊位上陈列的各种香肠的明信片，并在留言中写道：我原谅你，可是你太容易原谅你自己了，你总是这样。爱你的露丝

从慕尼黑乘车到斯图加特的旅程；schw&228;bische alb的发音；种植红蓝绿卷心菜的农场。我在斯图加特住的旅馆位于席勒大街，那是一家有许多玻璃的现代化酒店。schlossgarten的发音。

斯图加特的读书会结束后，年轻观众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美国社会的，因为他们认为我的书抨击了美国社会，他们请我尽情表达他们所谓的我的反美立场（采访我的人也曾这样鼓励我），因为东西德国迟迟不统一，他们还想知道我对德国人的看法，比如：“美国人一般怎么看德国人？”“美国人希望德国统一吗？”

我告诉他们，我宁愿谈论怎么讲故事，可他们不同意，我只好说，我对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不喜欢我的回答。

在新小说里，妓女的年纪应该比较大——不会让女作家觉得畏惧，她的坏男朋友却想要比这个妓女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读者虽然知道这个男朋友不是什么好人，但女作家暂时看不到这一点，她专注于观察妓女的生活——不只包括她的客人、机械的性交动作，还应该有房间内部的各种细节。

故事应该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因为：首先，那里的妓女是合法的；其次，我要去那里；第三，因为我的荷兰出版商是个好人，我可以说服他陪同我观察妓女。

不，你真蠢——观察妓女这种事，你只能一个人做。

我喜欢艾伦的哪些方面：主要是他的侵略性（我也喜欢他的适可而止），还有他的批评，至少是对我写作的批评，和他在一起，我可以做我自己。他容忍我、原谅我（也许过于容忍）。和他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我可以做更多的事、读更多的书、从他那里得到更多。他不会强迫我。（他从来都没有强迫过我。）他会是一个好父亲。

我不喜欢艾伦的哪些方面：他会打断我，但他谁都会打断，他的吃相让我难堪，使我进一步怀疑他的做爱习惯也让人恶心，还有他手背上的毛——啊，不能再想了！

在寄给艾伦的一张明信片（印的是1885年戴姆勒在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的照片）上，露丝写道：你需要一辆新车吗？我想和你开车出远门。爱你的露丝

从斯图加特飞到汉堡，从汉堡乘车到基尔，沿途有很多牛，我们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荷斯坦奶牛的老家。司机是出版商的销售代表。我总能从销售代表那里学到东西。这位销售代表解释说，德国读者希望我更“政治化”，他还告诉我，因为社会评论都是政治化的，所以我的小说也很政治化，他说：“你的书很政治化，你却不是政治化的人！”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批评我还是客观陈述事实，但我认为他说得对，在基尔艺术馆的读书会上，观众们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批观众很不错。

但我没有回答，反而试图转移话题，谈谈如何讲故事。我告诉他们：“我就像一个制作家具的工人，所以我们还是谈谈怎么做桌子和椅子吧。”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看出他们希望听到更复杂、更有象征意义的阐释。“我准备写一本新小说，”我说，“讲一个女人决定结婚，不是因为她遇到了真心想嫁的人，而是因为她厌烦了交往各种坏男朋友。”只有少数的观众笑了，于是我又用德语说了一遍，笑声多了起来，但我怀疑他们是在嘲笑我的德语。

“这可能是我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作品。”我告诉他们。这时我发现他们彻底失去了兴趣，无论我讲英文还是德文都无济于事。“我打算叫这本书《我的最后一个坏男友》。”（把书名转换成德语后，我发现效果很可怕： letzter schlir freund，观众们不但没笑，反而很失望，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一本讨论青少年问题的书。）

停下来喝水的时候，我看到有观众离开了会场，后排的走得尤其多，留下来的人也在痛苦地等待我讲完，我没有信心告诉他们我打算写一位作家，因为这样恐怕会彻底打消他们的兴趣，而且我已经讲了太多关于叙事技巧和视角的内容，连我自己都厌烦通过谈论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取悦他们了。

从我在基尔的酒店房间可以看到海湾里的轮渡，它们往返于瑞典和丹麦，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和艾伦去坐坐那些轮渡，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和丈夫、孩子一起旅行，还得带个保姆照顾孩子。

关于我要写的那位女作家：她真的相信婚姻意味着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观察世界了吗？如果她已经结婚，可以和丈夫一起找妓女谈谈啊！对于一位女作家，丈夫可以给她带来更多自由观察的便利，也许我要写的这位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知道艾伦会不会拒绝和我一起观察妓女接客。他当然不会拒绝的！

然而我真正需要邀请的同伴应该是我的父亲。

在寄给她父亲的明信片（印的是汉堡红灯区的妓女在窗口拉客）里，露丝写道：想你，爸爸。对你说了那样的话，我很抱歉，那太恶毒了。我爱你！露西

从汉堡飞往科隆，从科隆驱车前往波恩，庄严宏伟的大学。

观众中第一次有人问起我的眼睛。（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问过我。）提问的是个年轻女人，看上去像个学生，她的英语几乎称得上完美。

“谁打的你？”她问。

“我父亲。”我告诉她。观众们全都安静下来。“用他的胳膊肘，我们当时在打壁球。”

“你父亲很年轻？可以跟你一起打壁球？”年轻女子问。

“不，他没那么年轻，”我告诉她，“但他的身体很好。”

“那你接下来一定打败了他。”学生说。

“是的，我打败了他。”我说。

然而读书会结束后，那个女人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相信你，是别人打的你。”

我也喜欢德国人的这一点：他们会自己得出结论。

当然，如果我写一本关于女作家的第一人称小说，那些书评人难免会给它贴上“自传”的标签，以此宣扬他们的结论：我是在写我自己。但我不能因为担心作品出版后会引起某种反应而回避特定的写作方式。

艾伦很可能会抱怨我连写两本关于女作家的小说，但他也说过，编辑不能建议作者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当然要提醒他这一点。

对于这部新小说，更重要的是：坏男朋友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让女作家在观察妓女接客后产生了羞耻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她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看过妓女接客之后，男朋友可能一时兴起，想和女作家做爱，结果让她觉得他做爱的时候想的是别人，不过这无非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性经历而已，刺激她的必须是更可怕、更羞辱的事件。

在某种程度上，比起实际写作，我更喜欢小说构思的阶段，因为存在各种可能性，而等我敲定了细节和语言之后，选择的机会就没有了。

究竟要不要寻找我的母亲？希望有一天她会来找我。我的人生中还剩下哪些重大事件？我的意思是，这些人生大事可能会促使她来找我——我父亲去世、我的婚礼（如果我结婚的话）、我的孩子出生（如果我生的话）。（即便我想生孩子，也会只生一个。）也许我应该公开宣布我要和埃迪·奥哈尔结婚，这样或许能引起她的注意，不知道埃迪是否愿意配合——但他肯定也希望见到她！

在寄给埃迪·奥哈尔的明信片（科隆大教堂的壮丽穹顶）上，露丝写道：与你见面和交谈……迄今为止，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夜。我希望很快再次见到你。你诚挚的，露丝·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