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科医生（1/2）

他不是兰波，只是一个印第安小孩。

我认识他是在1986 年。那一年，我在墨西哥的伊拉普阿托待了几天，原因不便说，或者眼下我觉得无关紧要。伊拉普阿托是草莓之都。我住在一位牙科医生家里。这位朋友那时正处于危难之时。实际上，那时倒霉的是我（未婚妻突然决定中断我俩多年的关系）。但是，我到了伊拉普阿托之后，本以为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未来，却看到我的牙医朋友（一向为人小心谨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进门十分钟后，他就告诉我：他杀了一位女病人。由于我根本想不到牙医还能杀人，就请求他：别着急，慢慢把故事全都讲出来。故事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从我朋友没条理的讲述中，我推断出：谁的死也归罪不到他头上。

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我的朋友除了在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工作之外（收入颇丰），还在一种类似医疗合作社的地方工作，合作社是为穷人和贫困家庭开办的，穷人和贫困家庭好像是一回事，但是我朋友，尤其是从事卫生福利机构的思想家们，认为不是一回事。这家合作社只有两名牙医，工作很苦。由于合作社里没有牙科诊室，两位牙医只好在各自的诊所看病，在非商业时间接待患者（这是那位朋友的用词），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由牙科大学生志愿者做助手。这些志愿者大部分是左派，很想实习一下。

死者是个印第安老太太，一天夜里，前来看牙床脓肿。我的牙医朋友自己没有开刀。但手术是在他诊所里做的。主刀的是个大学生。老太太休克了。大学生立刻紧张起来。另外一个大学生立即打电话给我的牙医朋友。等我的朋友到达诊所后，方才得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只笨手切开了牙床上的肿瘤。很快他就意识到：没有办法了。大家把老太太送进了伊拉普阿托总医院。一星期后，老太太去世。

根据我朋友的讲述，这种案例相当稀少，可以说万分之一吧。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牙医都不希望遇上这种情况。我对他说，这事我懂，其实我什么也不懂。那天夜里，我俩出去喝酒。我俩走遍了城里的酒吧，确切地说，是中上等酒吧。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那位印第安老太太，想她牙床上的肿瘤。

我朋友再次给我解释那个故事，做了一些重要改动，我估计原因是我俩喝了酒。后来，上了他的大众牌汽车，前往位于郊区的一家小饭馆吃自助餐。环境大变：此前我俩周围是工商专业人士、政府职员，眼下是工人、失业人员、流浪汉。

此外，我朋友的忧伤越发加重了。到了夜里十二点，他开始骂卡维尔纳斯了。这是一位画家。几年前，我朋友购买了卡维尔纳斯两幅作品，是铜版画，悬挂在家里客厅的显要位置。一天，他偶然撞上了那位多产画家，地点在另外一个牙医在自己玫瑰区住宅里举办的晚会上。如果我没记错，后一位牙医是专事修补墨西哥第七艺术（我朋友的说法）明星们笑容的。我朋友想要跟画家谈谈。

据我朋友说，起初画家不仅同意谈谈，而且向我的朋友吐露了一些生活里的隐私。那天夜里的某一刻，画家建议与我朋友共同分享一个小姑娘的爱慕。这丫头不合常理地爱上了牙医而不是画家。我朋友完全不在意那丫头的追求，并且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态度。他不要什么三人共度良宵，而是再购买画家一幅铜版画，不要中介，直接从画家手里买进，随便哪一幅，随便什么价位，随便什么时候，只要画面上有画家的题词即可，例如“献给潘乔，纪念疯狂的一夜”之类的字样。

从那一刻起，画家卡维尔纳斯的态度变了。我朋友说，他开始用生气的眼神望着我了。他对我说：牙医不懂什么狗屁艺术。他问我：是不是个纯粹的同性恋，或者是不是恰恰相反，就是一时的轻浮？我朋友没有马上意识到画家这是在骂人。等到我朋友反应过来，准备向画家说明他的仰慕之情仅仅是一位艺术品爱好者对一位没有被世界画坛理解的天才的崇敬而已，卡维尔纳斯已经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我朋友才找到画家。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在考虑应该对画家说什么。他远远看见画家在住宅的阳台上，身边有两个歹徒模样的家伙。画家看见他过来了，就对身边的人说了一些什么。我的牙医朋友笑了一笑。画家身边的人也笑了一笑。我朋友喝醉的程度超过他的想像，超过他的记忆力。实际情况是，画家骂了他，身边人揪住了他胳膊和腰部，把他悬空举了起来。我朋友吓昏了。

他懵懵懂懂记得画家又叫他同性恋，记得举着他的人在笑，记得一些轿车停在天上，记得那灰色天空很像塞维利亚大街。确信“你死了，你无谓地牺牲了，你愚蠢地完蛋了，确信你的生命、就要丧失的生命”等等的声音是一堆蠢话，是屁话。最后，确信这些话毫无尊严可言。

上面这番话是我俩在喝龙舌兰酒时，他对我说的，地点就在那家自助餐饭馆里（当然没有出售酒精类饮料的许可证），位于伊拉普阿托的下等区里。接着，话题延伸，中心议题是对艺术的怀疑。我知道，卡维尔纳斯的铜版画还挂在他家客厅里呢，没听说我朋友有什么要卖画的打算。我试图指出他和卡维尔纳斯的买画交易属于私事，而不是艺术故事，因此这样的私事可以用来怀疑人性，而不是艺术家，更不能用来怀疑艺术。我朋友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他说，艺术是私事的一部分，比真正的艺术史要早远得多。他说，艺术就是私事。这是惟一可能的私事。是私事，同时又是私人史的母体。我问：什么是私人史的母体呢？立刻，我想到：他会说，就是艺术本身。我还想，这是一种亲切的想法；我还想，我俩醉了，该回家了。可是我朋友说：私人史的母体就是秘史。

有一阵工夫，他望着我的眼睛发亮。我以为那位有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之死，比我原来想的对他的打击要大很多。

我朋友问我：你大概在想什么是秘史吧？告诉你，秘史就是咱们永远无法了解的，就是咱们以为天天生活其中，以为一切在掌控之中，以为身边忽略、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傻瓜，一切都很重要啊！问题是咱们没意识到。咱们以为艺术走在这条人行道上，生活，咱们的生活走在另外一条人行道上，没有意识到：这是欺骗。

他问我：一条人行道与另外一条人行道之间有什么？我大概答了一句什么，不记得了，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朋友看见一位熟人，冲他招手，所以就不管我了。我记得我俩待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我记得那里的墙壁是绿瓷砖的，好像是公共小便池；原来没人的柜台处，现在挤满了面带倦容或者笑容或者恶相的人们。我记得有个盲人在角落里演唱一首歌曲或者那首歌是关于一个盲人的。本来没烟，现在我们头顶上烟雾缭绕。这时，我朋友打招呼的那位朋友走到我们餐桌旁边来了。

那位朋友十六七岁。面少。个子比较矮，样子很结实，圆墩墩，没棱角。穿着寒酸，但衣服肥大，有动感，好像衣服从各个方位同时在说些什么。脚蹬一双磨损厉害的网球鞋，这样的网球鞋如果是在我朋友圈子里，确切地说是在我朋友儿子们的圈子里，早就被扔进衣柜或者垃圾箱里去了。

那位朋友在我们餐桌旁坐了下来。我朋友说：想要什么，你就点吧。那位朋友第一次微笑。不能说他笑得多么甜美，而是恰恰相反：是那种不信任人的微笑，那种不指望别人会带来好事而都是坏事的微笑。就在那位朋友坐在我们身边，露出冷笑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朋友本来是个不可救药的单身汉，几年前定居在首都，而此前是不愿意离开老家伊拉普阿托的，可能那时成了同性恋，或者一向就是，恰恰就在我们说到印第安老太太之死、说到牙床肿瘤的这个夜晚，全然意外地露出来一个真相、掩盖多年的真相。但是，很快我就推翻了这个想法，聚精会神地注意这个刚刚坐下来的小伙子，或者也许是小伙子的眼睛（此前我没注意）迫使我丢下我的疑虑（一想到我朋友有可能是同性恋，哪怕这种可能十分遥远，就让我感到害怕），还迫使我去注意观察那个介于可怕童年和少年之间的人物。

他的眼睛，怎么说呢，有力度。这个说法是突然冒出来的，显然说明不了他内心深处反映在眼神里的印象，那是眉宇间的痛苦表情，可是我找不到更好说明我心境的词汇。如果说（前面说过）随着年龄增加他肯定会发胖，眼睛会向锐利的目光发展，是一种动态的“锐利”。我朋友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小伙子名叫何塞·拉米雷斯。我伸手过去（不知为什么我不会这些繁文缛节，至少不是在夜间的酒吧里）。

他伸手过来的时候有些犹豫。握住他的手时，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本以为他会像任何少年的手一样应该是

柔软和犹豫的，右手上却有一层老茧，像是铁手。实际上，他的手不大，如今想一想，如今再回忆那伊拉普阿托郊外的夜晚，眼前出现的是一双“小”手、一双酒吧光线昏暗下装点出来的小手，从一个陌生地方冒出来的小手，如同闪电的触须，但是坚硬，坚硬之极，是铁匠铺里锻炼出来的手。

我朋友在微笑。是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出现的喜气，仿佛何塞·拉米雷斯的出现（圆滚滚的身材、锐利的目光、坚硬的双手，都是可以感知的）可以驱散那位牙床上有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的怪罪、由于回忆起画家卡维尔纳斯而引起的烦恼。仿佛猜到了我可能提出问题, 但出于礼貌教养而不会提，我朋友说，他认识何塞·拉米雷斯是职业原因。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说的是看牙。这时，小伙子说话了，那声音就像他的眼睛和手一样与身体其他部分不协调：他给我免费看病。我朋友说：在合作社的诊所里，我给他补了七颗牙，做得很细。何塞·拉米雷斯点点头，低下头来。好像再次变成了本来面目：十六岁的小伙子。我记得后来我们又要了更多的饮料。何塞·拉米雷斯吃了一盘辣烩饼（不肯吃别的，尽管我朋友一再坚持要何塞随便要些什么，坚持他请客）。

我们待在饭馆里的那整段时间里，他俩一直在谈话。我置身事外。零零星星听到这样一些话：艺术；就是说，我朋友又捡起卡维尔纳斯的故事来，把印第安老太太随意掺和进来，说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备受可怕病痛的折磨，或者也许并非如此，而是注射了麻醉剂，可能什么人给她用了常规剂量的吗啡，但形象是这样的：印第安老太太，缩成一团，躺在伊拉普阿托医院的病床上无人照看；还有卡维尔纳斯的笑声和他的铜版画，安装画框之后，悬挂在牙医家客厅的墙壁上，年轻的何塞·拉米雷斯访问过的住宅客厅，这是我推测出来的；何塞见过卡维尔纳斯的那些铜版画，那是私人画廊的珍品，他喜欢。

后来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饭馆。我朋友付账。他带头向出口走去。他醉得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厉害，用不着建议他我俩调换座位，不必由我来开车。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些地方，逗留的时间都不是很久。最后，我记得有一大片荒地，有一条没有沥青的路，最后伸向田野。到了那里，何塞·拉米雷斯下了车，与我俩道别，没有握手。

我说，这小伙子住在这种地方，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没有房屋，只有黑暗，也许只有一座山丘的轮廓在远处，月光下有个模糊的剪影。我说，咱们送他一段吧。我朋友（说话时不瞅着我，手扶方向盘，一副疲倦，但平静的神态）回答说，用不着送他，不必担心。那小子非常熟悉这里的路。随后，他发动车子，打开车灯。在他倒车前，我看见了一幅黑白影片里才有的不真实画面：枯树、杂草、马车道、垃圾堆的混合物以及墨西哥典型的农村风情。

没有任何那小伙子的踪影了。

后来，我俩就回家了。入睡很费劲。客房里有一幅伊拉普阿托某位画家的作品，是一幅印象派画作，画面上有一座城市和一个山谷，黄色占据主导地位。我认为那幅画有点邪。我记得自己辗转反侧，疲倦，不能成眠；记得窗外射进一线微光，确实是“点燃”了画上的风景，让景物起起伏伏。不是佳作。不是那种让我着迷的作品；不是那种让我睡不着觉的画面；不是那种让我充满莫名而无可救药的悲伤作品，尽管我甚至试图下床去把它摘下来，把画面对着墙壁；甚至想当夜返回首都去。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直到午饭才看见我的朋友。家中只有那位每天来打扫卫生的女人。我决定最好出门去城里转转。伊拉普阿托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没人能否定城市街道的魅力，没人能否定市中心的平静气氛。在市中心，伊拉普阿托人装成十分操心的样子，我们首都人觉得纯粹是在消磨时光。我没事可做，在咖啡馆喝了一杯橙汁后，开始读报。与此同时，从我身边过去了中学生，或者是善于偷懒和闲聊的公务员。

自从我开始这次旅行到如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些多愁善感的问题显得多么遥远。那座伊拉普阿托的广场上甚至还有鸟群。后来，我进了一家书店（费好大力气才找到一家），买了一本埃米利奥·卡兰萨带插图的作品，卡兰萨是出生在埃尔奥斯皮塔尔的一位风景画家，在距离伊拉普阿托不远的村庄里。这本书我打算送给我的牙医朋友，估计他会喜欢的。

我俩约定下午两点见面。我去诊所找他。女秘书客气地请我等一等，因为医生有临时来访的客人，很快就会空闲下来的。我在会客室坐下来，开始看杂志。室内无人。寂静不仅笼罩着我朋友的诊所，而且还有整座大楼。在一瞬间里，我以为刚刚女秘书说的是谎话呢，以为我朋友不在诊所，以为出了什么坏事，以为他匆忙离开前的明确指示就是别让我惊慌。起身，朝着会客室里面走了几步，当然了，我觉着很荒唐。

那位女秘书已经不在接待室了。我想拿起电话，打出去，这完全是自发的冲动，因为在这样一个我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打给谁呢? 后悔之极，千不该万不该来到伊拉普阿托，咒骂自己的感觉迟钝，决心只要一回到首都，就立刻找一个美丽、聪明，尤其是讲究实际的女子，跟她迅速恋爱，免除过分的表示，举行婚礼。在女秘书的位子上坐下来，努力镇定、镇定。有一阵工夫，我望着打字机、会客簿，放着铅笔、夹子、橡皮（似乎都摆放得井然有序）的木盘，我觉得不可能有谁头脑清醒的话会整理这些东西（摆放铅笔和橡皮有可能，夹子不可能），直到看见我的双手在打字机上发抖，才一跃而起，才毫不犹豫地去找我朋友（但心跳剧烈）。

但是，教养往往比突发的神经紧张更有力量。就在我一路推开一扇扇房门，一路高声呼喊着我朋友的名字，一路向诊所内部前进的同时，我记得，一路在想如果找到我朋友说些什么才好。直到今日，我也不知道那个下午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我从首都带出来、到了伊拉普阿托就开始消散的烦恼与悲伤，最后一次对外宣泄吧。

我朋友当然是在自己的诊所里面了。他旁边有一位女患者，三十多岁，身材苗条。还有他的女护士，一个矮个子、混血模样的姑娘，此前我没有见过她。对于我的出现，三人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现。我朋友笑着对我说：马上就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