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1/2）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叫他“克拉格”，也可以保证他不会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敏感的人，但我们要跟他处上一段时间，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聘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任撰稿员，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美差，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每日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 [1] （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我多少知道诚实地遣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我紧张时无数次捏拢、整形、再整形；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每日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建筑工人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没有得过英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的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价格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我整天就为合众国际社写这种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我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真正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咔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人在讨论棒球，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 [2] ，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琼洗碗时，房间里一片静谧，甚至有些虔诚肃然。这是我在那三折屏风后的角落里休息的时间，那儿摆了张桌子，上面有盏学生用台灯、一台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 [3] 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

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

——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其后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 [4] 。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描述一番。他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进裤子里。他的头比我的大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来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橱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个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唯一一件令人惊异的家具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叫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种深浅不同的褐色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放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倒杯姜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应聘写手时，他妻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下面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严肃地谈着正事。

“首先，”他说，“告诉我，鲍勃。你知道《载客中》 [5] 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已从壁橱的某个凹陷处抽出这本书，递过来——这是本平装书，你可在药房 [6] 这种地方买到，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回忆录。接着他开始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而我则看着这本书，点着头，心里只希望自己没出门待在家里就好了。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大，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呢，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他从壁橱里拿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英寸宽五英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里面记录了几百条不同的经历；还让我明白它们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的。我能想象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能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嗯，我不知道，西维尔先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想我得先读读这本书，再看看有什么——”

“不，等等。你抢在我前面了，鲍勃。首先，我并没要你去读那本书，因为你从中学不到什么。那人写的全是黑帮、女人、性、酒这类东西，我则完全不同。”我坐在那里，大口喝着姜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实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离开。伯尼·西维尔是个热情的人，他跟我说；他是个普通、平凡的家伙，有颗博爱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观；我懂他的意思吗？

我有个小花招，可以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很容易做到；你只要双眼直盯着说话者的嘴巴，观察他说话的节奏，嘴唇、舌头变幻无穷的形状，你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正要这样做时，他又说道：

“别误会我，鲍勃。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在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满。”

这是他的建议：他用这些卡片给我提供思路；我则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当然，除了每篇故事付钱之外，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时，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感兴趣，但他还是坦承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几个名字，保管我听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 [7] 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共同的朋友让他们直到现在关系还很密切。还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威德·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这个粗鲁可爱的纽约出租车司机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银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跟你说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我还不至于毫无所知。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之一，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 [8] ”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9] ”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廷顿·哈特福 [10] ”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 [11] ”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 [12] ”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是研究那什么儿童压力的人吗？”

伯尼朝我庄重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是说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

你瞧，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爱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威德·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凭他在出版界的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勃，”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勃，”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像是建筑。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 这东西。噢，别担心，鲍勃，我知道 ——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 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勃，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老婆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有多少次曼莱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讨论不休。他们都很感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勃？说实话，这事就是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慢慢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纸堆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还要给你看。够公平吧？这是我给上个作家的。拿着，看看吧。”

这是张作废的支票，上面写着伯纳德·西维尔见票即付给某人金额二十五美元整。“读一下！”他坚持道，仿佛那张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散文作品。他看着我把支票翻过来，看着反面那个人的背书，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签名下的某个签名，这是关于提前支付全部金额的，还有银行的橡皮图章。“你看还行吗？”他问道。“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清楚了吗？”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还给他，问他现在是否可以给我看看那些卡片，不论怎样，我们最好马上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 ！先别忙。”他的脸笑开了花。“你知道吗，你真是急性子，鲍勃？我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但你不觉得我该对走到这儿向我要支票，自称作家的人有点了解吗？不错，我知道你是个新闻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吗？为什么不把你膝盖上的东西给我看看呢？”

这是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的两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写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两个短篇。

“啊，”我说。“没问题。给你。当然这与你说 的那种——风格完全不同。”

“不要紧，不要紧。它们当然不同，”他说，打开信封。“你放松点，我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们是那种非常——嗯，纯文学的，我想该这么说。我觉得它们不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说了，别紧张。”

他从运动衫的口袋里取出无框眼镜，身子往后靠着费力地戴上眼镜，皱着眉头，开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看完第一篇小说的第一页。我看着他，心想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的最低谷了。天啊，一个出租车 司机！终于，第一页翻了过去，接着，第二页却很快翻了过去，明显看得出是跳过去的。接着，第三页、第四页——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页的小说——我紧紧握着温暖的空姜汁汽水杯，仿佛做好准备随时缩回手，将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刚开始时，他微微点头，不太坚定，越往后看，头点得越来越肯定，这样一直看到最后。看完后，他满脸迷惑，又回过头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他放下这篇，拿起第二篇——没有读下去，只是检查一下长度。显然他一个晚上看这么多足够了。最后他取下眼镜，满脸堆笑。

“嗯，很好，”他说。“我不再花时间看那篇了，第一篇就很好。当然，自然，正像你说的，你带来的东西风格完全不同，对我而言有点难——你 知道——”他挥挥手，挥去了这个复杂句子的其余部分。“但是我跟你说，鲍勃。不光是读这些小说，我还要问你几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例如，”他闭上眼睛，指尖优雅地碰了碰眼皮，陷入思考，也许为了加重他下一句话的分量，假装在思考。“例如，让我来问你：假设有人给你写信，说，‘鲍勃，我今天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信算了。’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别担心，这个晚上我发挥得好极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让这二十五美元从我手中溜走；无论我的答案是多么严肃的胡说八道，毫无疑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位来应聘的写手知道浓缩文章的困难与价值。不管怎样，他看上去很满意。

“好。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我刚才提到了‘建筑’；嗯，你看，你知道写小说也是种建造什么的吗？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满意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甚至等不及接受我奖给他的、认真地点头赞许。“我是说一栋房子得有屋顶，但如果你先建屋顶就麻烦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顶前，你得砌好墙。在你砌墙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从头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还得用推土机平整土地，在正确的地点挖合适的坑。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他还是忽视了我全神贯注的恭维目光。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后又洋洋得意地转向我。

“那好，假设你为自己建造一座那样的房子。那会怎样？当房子建好后，你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声音有没有答出这个问题。他 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窗户在哪儿？”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儿照进来？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儿照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 ；文中蕴含的真理 ；还有——”

“启示之类的，”我说，他用力地、快乐地弹了个响指，停止了对第三个名词的继续搜寻。

“是它。就是它，鲍勃。你说对了。”

就这么定了。我们又喝了杯姜汁汽水，敲定了。他用拇指翻拨着那堆思路卡片，想找一张做我的测试作业。他选的一次“经历”是伯尼·西维尔在出租车里挽救了一对神经质夫妇的婚姻，他只是在那对夫妇争吵时，通过后视镜打量他们，说了几句仔细斟酌过的话。至少，大意如此。实际上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在帕克大道）有钱人和妻子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女士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

但伯尼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在过道上，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橱里取出我的防雨风衣，帮我穿上。这会儿我可以不急不忙地看看那些一战时的照片——长长一列，都是用镜框框住的泛黄快照，里面的男人全都在笑，彼此胳膊挽着胳膊。中间一张是阅兵场上的孤独号手，远处是灰蒙蒙的兵营，一面旗帜高高飘扬。这可能是某本旧《美国军团杂志》的封面照，标题写的像是“职责”——优秀的军人，立正的身影挺拔笔直，连同他嘴上简单、嘹亮的长号一起，十足的男子气慨，如果金星母亲们 [13] 看到一定会热泪盈眶。

“我看你挺喜欢我那个小伙子，”伯尼怜爱地说。“我打赌你猜不出现在那个小伙子是谁了。”

威德·曼莱？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莱昂内尔·特里林？可我想我真的知道，甚至在瞥见他得意的红脸之前就知道了，那个小伙子就是伯尼自己。也许听上去有点傻，我得说当时我真的敬佩他，虽不多，却真诚。“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伯尼。你看上去——你看起来神气极了。”

“总之，那时候瘦多了，”他说着，拍拍自己皮光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门口。我记得我低下头盯着他那张愚蠢而松弛的大脸，试着在那里寻找照片中号手的影子。

回家的路上，地铁摇摇晃晃，我直打嗝，姜汁汽水的味道泛上来，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写几千字挣二十五美元也不错了，有些作家混得比这差多了呢。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我在国内公司债券、偿债基金债券上耗去的四十个悲惨小时所挣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欢这第一篇的话，如果我可以每周给他写一篇的话，就意味着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周！如果有那么一笔收入，再加上琼当秘书每周挣的四十六元，根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去巴黎（也许我们在那里碰不上格特鲁德·斯泰因 [14] 或埃兹拉·庞德 [15] 这样的人，也许我写不出《太阳照常升起》，但对我的海明威计划而言，最初的自我放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可能十分有意思——至少告诉别人这个可能十分有趣：我将成为出租车司机的雇佣文人，建筑工的建筑工。

不管如何，那个晚上我沿着西十二街一路跑回家，如果我没有大声笑着、叫着打断琼的说话，没有围着她扮小丑，那不过是我强迫自己靠着楼下的邮箱站了好一会，好让自己呼吸平稳，让自己变得文雅、幽默，我打算用这样的表情告诉她这件事情。

“好了，可你觉得是谁来付这笔钱呢？”她问道。“他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的，那会是谁？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付不起二十五块钱一周，不管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

这事我可没想过——只有她这样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致命的逻辑问题——但我那可笑的浪漫念头占了上风，让她别管这问题。“谁知道？见鬼，谁又会关心？也许是威德·曼莱出钱。也许是什么博士出钱。问题是，反正有人掏钱。”

“好了，”她说，“那么，好吧。你觉得写这样一个故事得花多少时间？”

“噢，见鬼，根本用不了多久。周末我只要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打发掉。”

可我没能做到。整个周六下午和晚上，我写了一个又一个不成功的开头；我沉溺于那对吵嘴夫妇的对话上，从理论上说，我无法确定伯尼从后视镜中能看到多少，也怀疑在那种场合下，不管出租车司机能说出什么道理来，那个男人竟没有叫他住嘴，吩咐他只管看路开车。

到星期天下午，我走来走去，折断铅笔，把它们扔进废纸篓，嘴里吼着见鬼去吧；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显然，我甚至没法做一个该死的白痴笨蛋出租车司机的该死的捉刀人。

“你努力 过了头，”琼说。“噢，我知道会这样的。你太文绉绉 ，别人受不了，鲍勃。这太可笑了。你只要想想你读过或听过的那些让人伤感掉泪的东西。想想欧文·伯林 [16] 。”

我对她说，别管我，如果她还不做自己该死的事去，我马上就把她的欧文·伯林塞进她嘴里。

但那个晚上，正如欧文·伯林自己曾说的，某种奇妙之事发生了。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个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方正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是那种老是说“伙计们”的人。

“写得太好了，”琼在吃早餐时跟我说，她读完了那篇东西。“噢，写得棒极了，鲍勃。我敢肯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确实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稿子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间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现在还敢打赌，他从没有读过那样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在它们的光芒照耀下神圣之极。读完后，他站了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美极了，”他说。“鲍勃，我一开始就有种预感，你能写好，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现在你心里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诉你。我不开什么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现金。”

他从出租车司机那牢靠的黑色钱夹里，摸索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显然他想隆重地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到我手里，弄得像个仪式，因此我站在那里低头笑着，等着下一张钞票；我站在那里，摊开着手，抬起头，看见他把钱夹收起来了。

才五块钱！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我能冲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语中含怒，把那揪心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可以省却以后多少麻烦——可当时我只是低声下气地问：“五块钱？”

“对！”他脚跟着地快活地向后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说当初我们是怎么定的？我意思是，你给我看的那张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讶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一通翻腾，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图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一清二楚。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恶心的姜汁汽水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对不对，鲍勃？”他问道。“我对不对？”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篇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一周只能挣个四十或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找个出租车司机去问；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 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准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再费神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搭在我脖子上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料到接下来我们会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她的“体贴”几乎能杀死我；我是说，她对伯尼太宽容。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类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知道他为什么 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 ，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摆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认了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 [17] 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完美沟通技巧，还有代代相传的大道理，一直和那个男孩聊着，他们谈健康、干净的生活，谈阳光、牛奶之类的话题，车还没驶上皇后区大桥，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当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时，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 [18] 的人在争论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尽全力了。”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小酒馆附近安排点人手。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强壮可爱的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 [19] 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制作成本三百万美元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二十二年来他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再适合这工作。

“就在那时，”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也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一心想的只是不要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墙就砌到此吧。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的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细长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当晚就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听 着。”我食指直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多可爱’，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耗上整晚的时间去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陪伴，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着。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宁顿姑娘们 [20] 为仆人们准备的游园会，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我说想不想，她就告诉我。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彻头彻尾的大嗓门怪物。

那之后一事连着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维尔夫妇都是杜威 [21] 的信徒。更糟糕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好几个悲惨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还刻意描绘，令人不寒而栗。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过了片刻，话题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向他要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让他坐下，要他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 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 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 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往那边那把椅子上一推！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起，饮料让我们精神振奋，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狯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 [22] ，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跟她说！跟她说！”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你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人。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买下它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自己亲手做一个还多。那样的家具可是对未来的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客人的名单也可以提前确定：威德·曼莱和他妻子，当然，还有他们精心挑选的好莱坞朋友；沃特·温彻尔也会在那里，还有厄尔·威尔逊和图茨·绍尔及他们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文人雅士们，如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夫妇，以及他们这圈子里某些人也可能会出席。像莱昂内尔·特里林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们、亨廷顿·哈特福们和莱斯里·r·格罗夫斯们那样的人——如果纽博尔德·莫里斯先生夫人那样的人想来，你尽可以想象他们为了获得邀请得玩多少花招。

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维尔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当时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的分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里——“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困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堪，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我确实记得写过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