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裂2每个人的到来（1/2）

我的高中是j市最差的高中，入学当天的军训卧谈会，大家谈的是城郊嫖娼的经验，我的初中也是j市最差的初中，军训当天的卧谈会，大家谈的是哪一天能开始去城郊嫖娼。这座城市有一百六十多万青少年，我想，我是他们之中活得最为龌龊腌臜的百分之五。

从二〇〇六年开始，我在北京考学，要考取一个跟电影有关的学校。电影专业的考试需要先拿到学校的专业合格证，然后参加高考，两边通过后可以上学。父母满怀希望地鼓励我，为我准备了一个结构复杂的行李包，并塞了一大沓钱在羽绒服的暗兜里，嘱咐我小心火车上携带刀片的人。但携带刀片怎么看得出来呢。

第一年，我拿到全国最好的艺术大学考试合格证，整个人意气风发，身上有微光，见谁都是面若桃李，嘴角含笑。只需达到本省本一分数线的百分之八十，我就将去那所如同传说一般的学校读书。我将离开百分之五的肮脏青少年，回到大队伍的前列。

然后在夏季，高考分数下来，全省参加高考的人数前所未有地达到了六十四万，本一线水涨船高，于是我被刷了下来。

但没关系，我有才华，还年轻，身强体壮，还可以再考一年。这样告知父母之后，我轻车熟路地开始了第二次考学。

我开始筹备第二年的考试，每日阅览盗版dvd家里住在一楼，父亲会在下午去院子里铲狗屎。在重重压力下，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少年都需要毛片，我却在阅览时被窗户后面铲狗屎的父亲看到，于是他给我学电影下了一个定义，就是闲散在家里以看电影的名义看毛片，他从此不再支持我，每次我从房间出来都含义复杂地看着我。

但母亲仍鼓励我。秋天，我再次去北京准备考试。母亲在大衣的暗兜里给我塞了厚厚一沓钱，嘱咐我小心火车上携带刀片的人，我说现在京广线已经不是绿皮火车了，没有带刀片的人了。我带着一个空荡荡的结构复杂的行李包来到北京的地下室。那一年考试中我认识了赵乃夫，他身高一米九，臂展如大猩猩。

二〇一〇年，本省的高考人数再创新高，我重新回到了谷底。

四年里我一次次计算着自己的位置，本一线四万八千人，是八十万的百分之五点一，本二线十三万九千人则是百分之十四点九。落榜，则再次回到高三，二〇〇七年与我一同高考的人，如今大多已步入社会，开始计算自己的工资收入在社会人口中的百分比，少数人读研，一部分人生子。

第五年，父亲已经与我彻底决裂，母亲在与他终日的吵架中为我夺来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次落榜，父亲就用他的路数送我去环卫站开车，在我看来，若此事发生，我将终生成为那最后的百分之五。

我将身着制服，坐在环卫车上，在破败不堪的马路上，大口向外吐痰。

这图景冲击太大，以至我在考试期间竟开始脱发和失眠。佝偻着背，顶着一头稀疏的乱毛，我考出了这几年来最差的成绩。

在父亲“早知如此”的眼神里，我看到几年前他在后院铲狗屎的那个下午，他只是失落地看着窗户。而母亲自一年前就鲜少说话，在我穷途末路时，她拿来一本小册子，让我去读上面宣传的野鸡大学。

我看也不看，说自己宁可去环卫站开车。

她就背对着我，我看到她颤抖的双肩和鬓间白发，就接过了册子。

“即使在那样的学校中，我也会直捣黄龙的！”离家之前，我背起自二〇〇六年考学就一直在使用的行李包，对母亲说。

说罢，二〇〇六年至今，我第一次哭了起来。那所学校的名字以黑体竖直排列在宣传册封面左侧，竭力显得不那么捉襟见肘。

就这样，父亲一脚踹翻家里自九十年代就摆在客厅的大理石桌子，助我一臂之力，我去了山化传播学院。

在城区郊外，沿着笔直的高速公路，是一片荒郊野岭，秋天之后，土地为一片残暴的焦黄色。二〇一一年以前，这所荒郊野岭里的学校叫广播学院，之后，校园扩建，改名为山化传播学院，就是我最后要去的学校。如果调查学校前身，也就是广播学院的背景，会发现在二〇〇四年的“师生二十人殴打学校领导”，以及“从化工厂改造的教学楼引起家长的不满，要求退还学费”这两条新闻。在全国三百一十六所专科院校里，它想必也是最后的百分之五。而我以二十三岁高龄，成了山化传媒学院编导专业的大一新生。

这所改造的学院没有建好，在化工厂的焦黄色还没有完全遮掩住的校园里，孤立着几栋楼。报到的那天，是学生唯一一次凑全的时候，所有人抱着五颜六色的塑胶脸盆和棉被，站在荒郊野岭中只有几棵树苗的小广场上，所有人面对着食堂，食堂看起来简陋而草率。这种脸盆像纸浆做的，所有人都知道很薄脆，棉被里的填充物基本上是以草为主，所有人也都知道睡起来会干巴巴。来到这里的学生不外乎两种，一种高考成绩过低，低到跟理想的学校相去甚远，除了这里无处可去，一种是没有参加过高考，不来这里只能去城市务工，基本上也是无处可去。

我清晰记得那个抱着一堆杂草的下午，胳膊里夹着塑胶脸盆，不知所措地站在一小片广场中。很多人回忆起那天觉得当时的阳光很灰暗，太阳看不到形状，因为空气污染严重。但其实那天根本没有太阳，天色阴沉，云层厚重地压在这片无边无际的荒郊野岭。校园里的每一处都生长着奇形怪状的植物，这些生命混乱无序。所有人目光呆滞，大家不敢观察四周，只是涣散地看向面前臃肿油腻的食堂大门。然后在恍惚中明白了什么，一切都完蛋了。

后来大家纷纷散去，步态缓慢，像一堆软体动物。可以看到宿舍楼二楼，老广播学院的学生趴在窗户上，扒着香蕉看着这群新生，深深的敌意目光穿透过来，令人脊背着了凉风。他们就像埋伏在路边的劫匪，或者在潮湿小巷里双手插在口袋里的黑人，他们在等待着什么。

其实他们没有等待什么。

没有人等待着什么，他们只是觉得新生侵犯了他们的空间。

从二楼那股危机感中脱离之后，我在走道里遇到了复读学校认识的郭仲翰。我本以为他去了上海，吃了一惊。在他遇见我的时候，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应该已经到达上海。

郭仲翰高大粗壮，但却有一张娃娃脸，肤质娇嫩，声线阴湿，所以他留起了胡子，只是胡子也生不长，像一层霉。我惊奇地发现，我们竟抱着颜色相同的脸盆。

我跟着郭仲翰来到他的宿舍，把脸盆放在地上，我给自己的脸盆做了记号。郭仲翰掏出一张揉烂了的纸，看了号码，走到宿舍最里面的一张床边。他的床对面上铺有个爸爸在给一个小胖子整理床铺，这个小胖子是刘庆庆。他的爸爸正俯身套枕套，刘庆庆平躺着，把脑袋一侧，他肤色较黑，脑袋圆得像瓶盖。刘庆庆的爸爸非常枯瘦，穿着深颜色条纹衬衫，衣服扎进裤子里，有一种离着两三米就能闻到他身上汗味的感觉。

刘庆庆非常严肃地跟我们打了声招呼。他爸爸哼唧了一声。我不明白那声哼唧是什么意思。然后刘庆庆的爸爸要去食堂吃饭，两人笨手笨脚地下了床，刘庆庆看向我们，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爸爸又哼唧了一声，拉着他就往门外走了。刘庆庆爸爸的不友好让我有种他很正确的感觉，他做得对。

我后来得知，刘庆庆幼年时父母离婚，母亲去了徐州。他的父亲在话剧团管道具，酗酒。喝醉之后回家，喜欢让刘庆庆给他洗脚，刘庆庆从十岁一直洗到二十岁。后来刘庆庆的父亲找了一个后妈，后妈很讨厌刘庆庆，因为他畏畏缩缩又有点胖。光棍数年的刘庆爸对后妈宠爱至极，家里时常是刘庆庆给父亲洗完脚，父亲再去给后妈洗脚。刘庆庆本该进话剧团工作，但后妈嫌刘庆庆碍手碍脚，于是他父亲就找到了山传。而后妈跟他父亲一直没有结婚。

然后郭仲翰搬了张椅子，反坐着，双手交叉环抱，好像在复读学校时一样。

“你知道吗，我高考发挥失常了。”他说。

“我知道。”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