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5高歌（1963―1967年） 第三十七章（1/2）

1965年初，加斯帕·默里一边准备大学的毕业考试，一边给能找到地址的美国各大广播电视网写了信。

各大广播电视网收到的是同一封信。他把伊维和汉克约会的报道、对马丁·路德·金的采访以及《真相》的暗杀特辑都附在了信里，希望能得到份工作。只要能到电视台工作，加斯帕什么活都愿意干。

加斯帕从来没有对任何事如此孜孜以求过。电视新闻比报纸杂志上的新闻好得多——更为快速，更为深入人心，也更为逼真——美国的电视台比英国的要好。加斯帕知道自己一定会在电视台干得很出色。他所需要的只是个起步。他的愿望非常迫切，为此伤透了神。

因为寄信花了很多钱，加斯帕便让姐姐安娜请他吃午饭。他们去了左翼作家和政治家们喜欢去的匈牙利饭店盖伊餐馆。“如果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你该怎么办啊？”点完菜以后，安娜问加斯帕。

前途不明让加斯帕很沮丧。“我真不知道。如果在英国，我会在地方报采写一些马戏或者公务员葬礼之类的小报道，但我觉得我不会甘于做这种事的。”

安娜要了餐馆的特色菜冷樱桃甜汤，加斯帕要了拌有塔塔酱的炸蘑菇。安娜说：“听着，我欠你一个道歉。”

“是的，”加斯帕说，“你确实该对我道歉。”

“可汉克和伊维根本没有订婚，更别说结婚了。”

“但你知道他们是一对。”

“是的，我不该和他上床的。”

“但你还是上了。”

“别这样道貌岸然，我不太做这种事，你却是经常的。”

加斯帕没有争论，因为这的确是事实。他经常和一些已经订婚甚至结婚的女人上床。他撇开这个话题问：“妈妈知道了吗？”

“是的，她发火了。黛西·威廉姆斯是她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她又收留你住在她们家，对你非常好——现在我却伤害了她的女儿。黛西对你说些什么了吗？”

“你给她女儿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她对此非常生气。但她也说了，她和劳埃德·威廉姆斯陷入爱河的时候也已经嫁了人，因此她觉得没必要把这件事提升到道义的高度。”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算了，没事。”

“但我其实并不是很后悔。”

“这话怎么说？”

“我和汉克上床是因为我爱上了他。自从有了第一次以后，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和他在一起。他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男人，如果能把他的心拴住，我想我是会嫁给他的。”

“作为你弟弟，我想问你一句，他到底看上你的哪一点？”

“你是不是想说无非就是我的大胸？”安娜笑了。

“你不仅相貌不出众，还比他大几岁。你要知道，只要打上个响指，他就能让无数未婚少女上他的床呢！”

她点点头。“他和我上床是因为两点。首先，他聪明，但没受过教育。我是他通向心灵世界的导师：我带他走向了艺术、戏剧、政治和文学的广阔天地。他很愿意和肯俯就和他谈这些的人说话。”

加斯帕并不觉得奇怪。“他以前很喜欢与黛西和劳埃德聊这些。那另一点是什么呢？”

“他是我第二个情人，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加斯帕点点头。女孩们不太愿意说这种事，但安娜和加斯帕姐弟却对各自的情史了如指掌。

安娜说：“我和塞巴斯蒂安一起生活了快四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汉克对性了解甚少，他没有和哪个女孩长时间交往过，没有建立过真正的亲密关系。伊维是和他在一起最久的一个，但伊维年纪太小，无法对男人进行调教。”

“我明白了。”加斯帕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但安娜的话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加斯帕有点类似于汉克。他心想，不知道女人们是不是觉得他在床上太嫩了。

“汉克从一个名叫米姬·麦克菲的歌手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他们只睡了两次。”

“真的吗？戴夫·威廉姆斯在后台的更衣间里跟她搞过。”

“是戴夫告诉你的吗？”

“我想他告诉了每一个人，这应该是他的第一次吧。”

“米姬·麦克菲很随便的。”

“所以你应该算得上汉克的爱情导师了。”

“他学得很快，成长也很快。对伊维做的那些事，他以后不会再做了。”

加斯帕觉得不一定，但没有对安娜说出心中的想法。

1965年2月，德米卡·德沃尔金和一个包括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在内的、包含许多外交部官员和助理的代表团前往越南。

这是德米卡的第一次海外之行，但和娜塔亚一起去更让他感到兴奋。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却充满了被解放的愉悦，他觉得娜塔亚也会这么想。他们远离了莫斯科，摆脱了他妻子和娜塔亚丈夫的控制范围。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德米卡对目前苏联的形势大体感到乐观。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他的上司是柯西金，柯西金认为苏联很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劣势而输掉冷战。苏联的工业很不发达，苏联人民更是贫穷。柯西金的工作就是提高苏联的生产力。苏联必须学会制造那些别国国民都想去买的商品。不只是在坦克和导弹上，而且要在人民生活的富足程度上和美国竞争。只有这样，苏联才能使更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之路。柯西金的执政思路使德米卡大受鼓舞。尽管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个死硬的保守派，但柯西金也许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苏联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问题出在军费的过度使用上。为了平衡畸形的经济，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希望在不打仗的前提下，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赫鲁晓夫对此所做的却不多——他在柏林和古巴闹出的动静进一步增长了军队开支。不过克里姆林宫的改革派却仍然希望能实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

越南将是一次严格的检验。

走出舱门，一阵从没体验过的湿热气息朝德米卡迎面扑来。越南比德米卡到过的所有地方都更为拥挤，也更为五彩斑斓。

越南同样被分成了两部分。

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五十年代的反殖民斗争中击败了法国。但胡志明却是个拒绝民主的共产党人，美国不承认他的统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南越首府西贡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未经选举的政权实行苛政，不受人民拥戴，被“越共”的抵抗力量所打击。1965年，南越傀儡政权旗下的南越政府军的力量非常弱，依靠两万三千名美国军人的支持，才勉强保有一点战斗力。

和苏联人假装东德是一个国家一样，美国人也假装把南越当成一个国家。尽管德米卡没胆量那么说，但越南实际上就是德国的一面镜子。

部长们和北越领导人举行晚宴的时候，苏联的部长助理们和越南的部长助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越南这些做助理的都会说俄语，有的还去过莫斯科。食物大多是蔬菜和米饭，只有少量的鱼和肉，但都非常美味。越南的助理中没有女性，看到娜塔亚和另外两位女助理，他们似乎非常惊讶。

德米卡坐在一个面容阴沉、名叫彭安的中年助理身旁。坐在他们对面的娜塔亚问彭安，越南想从两国的谈判中获得些什么。

彭安回答了。“我们需要飞机、大炮、雷达、高空防御系统、轻型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他说。

这正是苏联人想避开的话题。娜塔亚说：“现在战争都快结束了，你们不应该需要这些才对啊！”

“到了最终击败帝国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的需要会有所不同。”

“我们自然希望能对南越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娜塔亚说，“但也会有其他的各种可能性。”她试着提出和平共处的理念。

“只有打胜仗这一种可能性。”彭安不屑一顾地说。

德米卡很失望。彭安固执地拒绝了对苏联人带来的议题进行讨论。他也许觉得和一个女人讨论会没面子吧。德米卡希望这是他这么顽固的唯一原因。如果越南人不肯谈论战争的替代方案，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娜塔亚执著于达成自己的目标。她说：“军事上的胜利肯定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德米卡对娜塔亚这种有勇气的坚持感到非常骄傲。

“你难道想说我们会失败？”彭安生气——至少在假装生气地说。

“不，”娜塔亚平静地说，“但战争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谈判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我们和法国人谈判过很多次，”彭安怒气冲冲地说，“每次的条约签署都是他们为进一步侵略争取时间的工具。越南人民早就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出这条我们牢记在心的经验了。”

德米卡读过越南的历史，知道彭安生气是有道理的。法国和其他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一样背信弃义。但不能因为谈判崩盘就放弃。

娜塔亚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坚持，因为这是柯西金要传递给胡志明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帝国主义者很残暴。但革命者也能利用谈判。列宁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领土问题上也进行过谈判。他为保住权力作出了让步，接着又在羽翼丰满以后夺回了让掉的土地。”

越南的助理们鹦鹉学舌般强调胡志明所制定的国策。“在西贡没有成立包括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中立政府之前，我们不考虑谈判。”

“请你们理智一些，”娜塔亚温和地说，“把主要需求作为前提条件只是避免谈判的一种手段。你们也要考虑让步的可能性。”

彭安愤怒地问：“德国入侵苏联、进军到莫斯科城下时，你们让步了吗？”他用拳头砸了下桌子，这个动作让一向觉得东方人含蓄的德米卡吃了一惊。“我们不要谈判，不要让步——更不要美国人！”

晚餐很快就结束了。

德米卡和娜塔亚回到住地宾馆。德米卡陪娜塔亚走到她的房间。走到门口时，娜塔亚简单地说了句“进来吧”。

这将是他们第三次一起过夜。前两次都是在克里姆林宫满是灰尘的储藏室的四柱大床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作为多年来的情人，共处一室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自然了。

他们接吻，脱鞋，再次接吻，刷牙，再次接吻。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情欲，反而想用一种更放松的方式进行欢爱。“这一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德米卡觉得这是他所听到的最性感的一句话。

他们做了爱，然后吃了一些娜塔亚带来的伏特加和鱼子酱，又做了一次爱。

欢爱过后，他们躺在褶皱的被子里，看着天花板上慢慢旋转的风扇。娜塔亚说：“我猜有人正在监听我们。”

“我想应该有，”德米卡说，“我们花了很多钱，从克格勃派了组人过来教他们如何监听宾馆。”

“也许彭安正在偷听我们这个房间。”说完这话，娜塔亚咯咯地笑开了。

“如果是真的，我希望他喜欢这个多于喜欢晚餐。”

“嗯，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他们必须改变想从我们这里获得武器的想法。就算是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在东南亚卷入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拒绝给越南人武器，他们可能会投入中国人的怀抱。”

“他们不喜欢中国人。”

“我知道。可是……”

“就是这样。”

德米卡和娜塔亚缓缓入眠，但很快被电话铃声惊醒了。娜塔亚拿起话筒报出姓名。听了一会儿对方的话，娜塔亚骂了句“该死”。又过了会儿，她挂上电话。“南越来的消息，”她说，“越共昨晚袭击了美军的一个基地。”

“昨晚？就在柯西金到达河内的几个小时以后吗？这肯定不是巧合。那个美军基地在哪儿？”

“在一个叫波莱古的地方。八个美军士兵被杀，受伤的有一百来个。袭击者摧毁了地面上的十架战斗机。”

“越共死了多少人？”

“他们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只留下一具尸体。”

德米卡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你应该好好跟越南人提一提这事，他们真是一群可怕的战士。”

“越共的确如此。南越政府军相比之下就差多了，因此他们需要美军来帮他们打仗。”

德米卡皱起眉：“美国有什么大人物正好在南越吗？”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他是最为臭名昭著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分子之一。”

“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给约翰逊总统打电话了。”

“是的，”娜塔亚说，“我很想知道他会怎么说。”

这一天晚些时候，娜塔亚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美国航空母舰“漫游者号”上起飞的战斗机轰炸了北越边境洞海市的兵营。这是美军第一次轰炸北越，从而开启了南北越冲突的一个新阶段。

德米卡绝望地看到，柯西金的立场在一天之内一点点地倒退。

美国对北越的轰炸在共产党国家和世界广大不结盟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谴责。

第三世界国家都希望莫斯科能出面援助被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共产主义国家越南。

柯西金不希望越南战争升级，克里姆林宫也拿不出钱对胡志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这正是他们正在做的事。

但这钱必须得出。如果止步不前，中国会替代苏联成为各共产党小国最亲密的伙伴。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捍卫者的地位危在旦夕。所有人都认清了这一点。

所有关于和平共处的对话都被抛到一边去了。

和整个苏联代表团一样，德米卡和娜塔亚对这种变化非常忧郁。同越南人的谈判立场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柯西金无计可施——他必须同意胡志明提出的一切条件。

苏联人在河内又待了三天。德米卡和娜塔亚整夜整夜地做爱。但到了白天，他们只能一项一项详细记录彭安的要求。在他们启程的前一天，苏联援助给北越的地对空导弹已经上路了。

回程的飞机上，德米卡和娜塔亚坐在一起。德米卡打了个盹，梦见了在懒洋洋旋转的风扇下和娜塔亚共度的四个潮湿的夜晚。

“你在笑什么？”娜塔亚问他。

德米卡睁开眼。“你应该很清楚。”

娜塔亚笑了。“除了……”

“什么？”

“回顾我们这段旅程时，你难道没感觉到……”

“我们被越南人设计和欺骗了是吗？是的，我从来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了。”

“事实上，胡志明聪明地操纵了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是的，”德米卡说，“我有同样的感觉。”

坦尼娅带着放有瓦西里反动文稿的手提箱去了机场，她害怕极了。

以前坦尼娅也做过其他一些危险的事情。她出版过一份煽动性的反动报纸；她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被捕，被关在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她还冒险和一个西伯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联系。但这次她格外害怕。

私通西方是更高的罪名。她把瓦西里的文稿带到莱比锡，希望把它托付给一个西方出版商。

坦尼娅和瓦西里印刷的报纸只是在苏联内部流传。如果这种宣传不同政见的印刷品流传到西方，当局一定会更为生气。犯下如此罪行的人不仅会被当作反动分子，而且会被看作是叛国者。

想到所承担的风险，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坦尼娅不禁因恐惧感到一阵恶心。她惊慌地用手捂住嘴，直到恶心的症状消除以后才把手放下。

到机场的时候，她差点告诉司机掉头送她回家。这时她想起了在西伯利亚又冷又饿的瓦西里。她鼓起勇气，拿着手提包走进航站楼。

西伯利亚之行完全改变了她。之前，她觉得苏联共产主义是个用心良苦却失败了的社会实验，必须去除。但现在她看清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实质。每次想到瓦西里，坦尼娅心里都充满了对使他走到这步田地的人的憎恨。她现在甚至不愿和双胞胎哥哥德米卡多谈，德米卡觉得苏联共产主义应该得到改进，而不是全盘废除。她爱德米卡，但他闭上了眼睛，不愿面对现实。她意识到在所有存在残酷压迫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南方，在英国的北爱尔兰，在东德——都有好多和她家人一样不愿正视可怕现实的人。可坦尼娅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她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无论有多大的风险。

到了海关检查站，她把证件交给边检员，把手提箱放在秤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她肯定会祷告一番。

出关的边检员都是克格勃的人。对坦尼娅进行检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大胡子男人。她有时会通过想象对方会怎样接受采访来评估一个人。通过观察，这个人应当侵略性非常强，他会带有敌意地去回答采访者所提出的没有明显趋向的问题，反复检查问题中有没有暗示或隐含的批评。

边检员仔细地看着坦尼娅的脸，和护照上的照片进行了好几次比对。她试着不表现出紧张。她告诉自己，不用担心，没有哪个苏联公民在遇见克格勃时不会表现出恐惧。

边检员把坦尼娅的护照放在桌上，然后对她说：“打开箱子。”

边检员可以任意检查出国公民的行李。他们可能是觉得你可疑，可能是正好无事可干，可能是想翻翻女人们的内衣。边检员不需要给出理由。

坦尼娅打开手提箱，心跳得飞快。

边检员弯下膝盖，翻查坦尼娅的物品。他很快就找出了瓦西里的那份手稿。他拿出手稿，看着标题页：“战俘营——纳粹集中营的故事，作者：克劳斯·霍恩斯坦”。

小说的标题和其后的目录、前言和序言一样，都是坦尼娅做的掩饰。

边检员问：“这是什么？”

“是本东德小说翻译稿的一部分。我正要去参加莱比锡书展。”

“这本书审核过了吗？”

“在东德当然审核过，不然也不会出版了。”

“在苏联呢？”

“没审核过。没翻译完的小说自然不会送审。”

边检员一页页往后翻，坦尼娅努力保持着平稳的呼吸。

“这里有一些苏联人的名字。”边检员说。

“你应该知道，纳粹的集中营里有许多苏联人。”坦尼娅说。

坦尼娅知道，如果边检员要查证，她的说法很快就会穿帮。如果边检员花些时间看看后面的内容，他很快就会发现小说不是发生在纳粹集中营，而是发生在古拉格的劳役营。然后克格勃会花几个小时发现东德根本没有哪个出版社出版过这部小说，坦尼娅则又要被送到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了。

边检员懒散地翻动着文稿，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为难她一下。这时，隔壁的边检站发生了一阵骚动——一个要上飞机的乘客对所带的圣像被没收提出抗议。边检员把手提箱里的文稿和登机牌一起还给坦尼娅，挥手让她过关，就匆匆赶到隔壁检查站帮同事的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