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威尼斯02（1/1）

他这么想着的时候，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渐渐逼近翁格勒街。上车时，他决心今晚专心研究一下地图和旅行指南。一上车，他就想回头看看刚才逗留时戴草帽的那个游伴，这片刻的逗留毕竟是很有收获的。可是那个人已行踪不明，因为不论在他以前站着的地方，还是下一个车站或车厢里，都找不到他的影子。

古斯塔夫·阿申巴赫出生在西里西亚省的l县城。他是一个高级法官的儿子。他的祖先都是军官、法官、行政长官之流，这些人为君王和国家服务，过着严谨而相当俭朴的生活。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有比较热忱的心灵，具体的职业是传教士；至于机敏而富于情感的素质，则是从先辈方面作家的母亲家族中得来的，她是波希米亚一位乐队指挥的女儿。他的脸部有外国人的特征，这也得自他的母亲。刻板拘谨与捉摸不定、热情奔放的个性相结合，便产生了一个艺术家，一个不凡的艺术家。他是那篇描写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生活的笔调明朗、气势磅礴的史诗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勤勉的艺术家，以他孜孜不倦的精神精心创作了一部名为《马亚》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形象鲜明，把人类各种各样的命运都归结到一个主题思想上；另外他还创作过一部颇有感染力的小说《不幸的人》，它告诉整个年青的一代（他们是应当感恩的）：即使一个人的知识到了顶，他仍旧可能保持道德上的坚定性。最后，也是他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是题名为《心灵与艺术》的那篇激动人心的论著，层次井然，修辞工整，富有说服力，因而一些严肃的评论家把它与席勒的《论质朴之诗与伤感之诗》并列。

阿申巴赫一心追求名誉，因而他虽不早熟，但由于笔调精辟犀利，很早就具备成名的条件。几乎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已出了名。十年以后，他已学会坐在写字台面前用优美的、意味深长的辞句处理成批的信稿，使自己的英名保持不衰；信稿内容非简短不可，因为人们对这位有成就、有威望的作家硬是提出许多要求。四十岁时，尽管实际工作的重担与种种变迁使他劳瘁不堪，他还得每天处理一批世界各地人们寄来的、颂扬他的邮件。

他的才能既不同凡响，又毫无怪僻之处，因而赢得广大读者的信赖，同时又博得爱挑眼儿的那些行家们的鼓励与同情。从少年时代起，各方面都希冀他干一番事业，而且是不平凡的事业，因而青年人那股懒懒散散、逍遥自在的劲儿，他可从来不曾有过。当他三十五岁在维也纳病倒时，一位同他结交的细心观察家曾发过这样的议论：“你们看，阿申巴赫的生活老是这个样子，”说到这里，讲话人把他左手几个手指捏成一个拳头，“永远不可能像这个样子。”说罢，他张开的那只手就漫不经心地从安乐椅的靠背上垂下来。这真是一针见血。由于阿申巴赫生来体格并不结实，更显得他在道德上是一个勇者——他只是由于责任感才经常从事紧张的工作，并非生来就能如此。

遵从医师的劝告，他在童年时代没有上学，不得不在家里受教育。他孤独地成长，没有同伴，但他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他是属于那种类型的人——这种人欠缺的不是才智，而是才智赖以发挥的体魄。换句话说，他是属于往往很早崭露头角而才华难以持续到晚年的那种类型的人。然而他的格言乃是“坚持到底”；在他那本描写腓特烈大帝的小说里，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位老英雄“坚持到底”这一嘱咐的超凡入圣之处，他认为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在苦难面前坚韧不拔的品德。他也非常希望活得久些，因为他认为只有当一个艺术家在人生各个阶段都能取得典型的成就时，他的艺术造诣才可说是真正伟大的，有普遍意义的，同时也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由于他荏弱的肩膀上担负着天才应负的种种重任，而且有十分远大的志向，他非常需要纪律。幸而纪律是父族方面遗传下来的素质。在四十岁或五十岁的时候，一般人都在挥霍无度，沉湎于酒色，或者醉心于远大的计划而迟迟未能如愿，但他却不是这样，每天一早就用冷水淋洗他的胸部和背部，然后擎起一对银座的长蜡烛，将它们放在稿纸上面，把他从睡眠中积聚起来的精力热诚地、专心致志地贡献给艺术，一次就是两三小时。某些局外人以为，显现在《马亚》中的各种景物以及展示腓特烈大帝英雄业绩的波澜壮阔的史诗，都是作者在某种力量的鞭策下以巨大的精力一气呵成的明证，这也难怪；事实上，这些作品却是凭着无数片断的灵感，靠每时每刻一砖一瓦地辛勤累积的结果，因而无论就整体或细节来说，都很优美；这是因为创作者有着像征服他出生地西里西亚那样的顽强意志与坚韧不拔的毅力，能专门为一部作品长年累月呕心沥血，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一心一意地奉献给创作事业。这样更显得他道德上的过人之处。

要使一部杰出的作品能立即发挥深远的影响，作者的个人命运与同时代广大群众的命运之间，必须有某种内在的休戚相关的联系，甚至彼此间能引起共鸣。人们不懂得为什么他们专将名誉奉送给某些艺术作品。他们远没有鉴别力；他们只发觉作品中有成千上万的优点，因而博得他们的好感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赞扬的真正理由却难以捉摸，只是同情而已。有一次，阿申巴赫在一个不很引人注目的地方直截了当地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差不多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敢于藐视”的，是在跟忧虑、痛苦、穷困、孤独、病弱、道德败坏、七情六欲以及各种各样的障碍作斗争而诞生出来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见解，而是经验之谈。这正好是他生活的信条，成名的圭臬，也是他工作的诀窍。如果说这些都是最能体现出他的个性的品格与风貌，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关于这位作家所偏爱的、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那种新型英雄，一位目光敏锐的评论家早已作过这样的分析：他的面貌应当是“智力发达，纯朴，有丈夫气概”，“能在刀光剑影中咬紧牙关，巍然屹立，临危不惧”。这是美丽的，才气横溢的，确切的，尽管这种提法似乎太消极些。不过在命运面前能自我克制，在痛苦中仍能保持风雅，并非只是一种屈从。这是一种积极的成就，一个明确的胜利。塞巴斯蒂安 3 的形象，乃是艺术中最美的象征；即使就整个艺术而论不一定这样，但就我们这里谈到的艺术而言，却确是如此。只要我们透视一下他所描写的那个世界，就可看出这一主题的种种形态：例如一种在世人面前一直隐瞒自己腐化堕落的身心的高傲自制力；因情欲而毁容的丑陋——这种丑陋可以将闷烧着的情感余烬化成一团纯洁的烈火，甚至在美的王国里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即使身体衰弱无能为力，但心灵深处却迸发着光和热，它的力量足以使整个骄傲的民族在他的感召下投身到十字架前；在干着枯燥、刻板的事务时，仍不失其亲切、优雅的举止；诈骗成性者那种狡诈而充满风险的生活，以及煞费心机的阴谋诡计。只要我们想一想人类所有的这些命运（而且类似的命运还有好多），就会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除了“弱者”的英雄主义之外，究竟是否还有其他的英雄主义。然而不管怎么说，除了这种英雄主义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更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呢？古斯塔夫·阿申巴赫确实是所有那些辛勤工作、心力交瘁而仍能挺起腰板的人们的代言人，是现代一切有成就而道德高尚的人们的代言人，他们尽管病弱瘦削，财源匮乏，但还是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和智能，设法使自己的业绩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放射出异彩。这些人很多，他们是时代的英杰。他们全都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他们的地位获得肯定，他们被赞扬，被歌颂。他们对他感恩，把他的声名传扬。

他年青幼稚，不识时务，曾在公众面前跌过跤，犯过错误，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在言论和著作中不讲策略，违反常情。但他毕竟赢得了荣誉，而荣誉，正如他所说，是每个伟大的天才孜孜以求的当然目标。是的，人们可以说，他的整个生涯都是有意识地、顽强地为名誉而努力攀登的一生，而把人们的猜忌与讥讽等种种障碍都置之脑后。

市民群众感到兴趣的，是生动活泼而并不诉诸理智的通俗易懂的描写，但热情奔放、追求绝对真理的青年，却只是为作者提出的问题所吸引。阿申巴赫像任何青年人一样，是热衷于研究问题的，是信奉绝对真理的。他崇奉理智，在知识的土壤上辛勤耕耘，好容易收获了播下的种子；他摈弃神秘主义，怀疑天才，对艺术嗤之以鼻。不错，正当信徒们对他的作品欣赏不已、推崇备至时，他，这个青年艺术家，却对艺术的值得争论的性质和艺术技巧方面发表一些玩世不恭的意见，使二十岁的青年们大惊失色。

可是一颗崇高活泼的心灵，在知识尖利而严酷的锋芒面前似乎会比在其他事物面前更加迅速、更加急剧地萎缩下去。确实，青年们一心所追求的目标哪怕如何苦心孤诣，真心实意，与大师深邃而果断的决心相比，就显得浅薄可笑。大师对知识既排斥又抗拒，掉头不屑一顾，唯恐知识会使他的意志、行动、感情甚至激情（哪怕是最低限度）变得麻木不仁，一文不值。《不幸的人》那篇著名的小说，难道不是对当代风靡一时的那种颓废心理的谴责吗？小说体现出来的人物，是一个任凭命运播弄的既软弱又愚钝的蠢汉，由于昏聩无能，意志薄弱，竟把自己的妻子推入一个面容光洁的青年人的怀抱里去，在卑微的境地中了却残生。作者这里用怒不可遏的语言唾弃了受遗弃的人，对道德上的犹疑不决公然表达了他的深恶痛绝之情，对自作自受所招致的苦难不寄予丝毫同情。有一句婆婆妈妈的好心肠话，说什么“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他认为这句话丝毫没有骨气，曾公然加以驳斥。这里所呈现的，或者已清晰地展示出来的，乃是“公正无私的品质重现的奇迹”。不久，这就明确地成为作者谈话的主题，而且带着某种玄妙的色彩加以强调。多么奇特的思路啊！莫非正是由于这种品质的“重现”，由于这种新的品德和严谨的态度，才使他在智力上有如此成就，因而人们从那个时候起观察到他的文风似乎过于华丽秀美，简洁明澈而又工整，使他的作品此后具有明显的、甚至是刻意模仿的名家大师和经典著作的风味？然而超出了知识界限、又为知识（它起阻碍作用和解体作用）所束缚的那种德行，难道它不是又把世界和人们的心灵看得过于简单化的一种倾向，因而也助长了恶势力，鼓励了那些该受禁止的和不合伦常的行径？这样，形式上不是有两重性了吗？难道“德行”和“缺德”可以同时并存——德行是教养的结果及表现，而缺德，甚至违反德行，则在本质上意味着善恶不分，而且力图使德行屈膝于自己无限而傲慢不可一世的统治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