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兰（2/2）

“挺好！”

平心而论，雪兰刚到邗桥的那阵子，还是打算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孙耀庭也还算帮忙。雪兰来后不久，就被他安排到了工厂的医院，做了一名垃圾清运工。她从医院弄回了一捆浆得硬硬的纱布，拆开来，缝缝剪剪，糊在窗户上做窗纱。她受不了医疗垃圾的血渍和污秽，随后又去找孙耀庭调换工作，去公共澡堂卖起了澡票。

她在澡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养成了时不时地往家里“捎”浴巾的恶习。我们家的床上、饭桌上、椅子上，到处都铺着蓝白条纹的浴巾。我委婉地提醒她，把公家的东西拿回自己家来，不好。再说，我们家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浴巾。雪兰的回答是：

“不拿白不拿。等将来有了孩子，用它来做尿布，正好。”

雪兰很快就和左邻右舍混熟了。她来后还不到两星期，邻居们已经开始让孩子往我们家送饺子了。就这样，琐碎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雪兰成天乐呵呵的，从未在我跟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抱怨和不满。可我总觉得她哪儿不对劲。尤其是每当夜深人静，她咬着被角无声地哭泣（第一次，我还以为她在被窝中咯咯地笑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在雪兰不让人触碰的内心深处，那片不祥的云翳始终还在。正因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在半夜里偷偷地哭泣，我也只能装出熟睡的样子，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她哭了半天，在黑暗中突然对我说（这表明她知道我是醒着的）：

“你闻闻，这屋子怎么老有一股怪味？怎么像是死耗子的味道？”

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使劲地嗅了嗅。还别说，在陈年的烟味中，确实能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怪味。

我正想着如何去安慰她，忽听雪兰又道：

“要是那个该死的薛工半夜里突然回家，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有一天傍晚，我从工会图书馆下班回家，刚走到门前的那片草滩里，突然发现我们家的院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起先，我还以为是家里的房子失了火，兀自吓了一跳。可等我跑到近处一看，原来是雪兰把墙角的那个柴禾堆点燃了。她像是跟谁赌气似的，正把被褥、床单、蚊帐一股脑地扔到火堆里去烧。邻居家的孩子远远地站着，朝这边张望，被浓烟呛得直咳嗽。我问雪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铁青着脸，不答话，也不正眼看我。她很快又回到家中，把床上的一张竹席拿了出来。她的动作过于莽撞，竹席让门框挂了一下，差一点把她带倒。等到这块竹席在烈焰中化为了灰烬，雪兰嘭的一声甩上门，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那天晚上，雪兰一夜未归。

第二天上午，在全厂职工大会结束后，我在工会礼堂的侧门口截住了正想匆匆离开的孙耀庭。我跟他说了妻子放火烧蚊帐的事，问他那个姓薛的工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孙耀庭一脸茫然地打量了我半天，满脸堆下笑来：

“噢，他出差去了。你看，我这里忙得七手八脚的。你来了这么些日子，我还没请你吃过饭。噢，对了，你妻子好像跟我说过，要把工作从医院换到澡堂去，换了吗？”

我压住心头的火，把昨晚雪兰在院子里放火烧被褥的事，再次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孙厂长挠了挠头皮，表情就有些凝重。随后，他略一思索，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

“薛工的确是出差去了。我没骗你。不过呢，他这趟差，出得有点远就是了。”

“什么意思？”

“死啦。回不来啦！”孙耀庭朝我诡秘地眨了眨眼睛，“这不挺好？那房子也没人跟你抢，你们夫妻俩，可以一直住下去。”

说完，他就在一伙干部的簇拥下，绕过一排夹竹桃树林，急匆匆地走了。

这天下午，沈祖英在工会图书馆的水房里洗衣服，笑着告诉我，就在我来厂前不久，薛工好端端的，不知得了什么急病，半夜死在了床上。等到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早就烂得不成样子。“孙厂长怕你们乡下人忌讳，不让我跟你说。要我说，你可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你想啊，要不是薛工出了这档子事，厂里专门给高工、专家准备的房子，独门独院，你一个刚进厂的小青年，怎能住得上？”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件事的发生，导致了我和雪兰夫妻关系的急转直下。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婚姻，一旦越过某个危险的临界点，就只能朝着它既定的最后目标撒足狂奔了。差不多一年以后，雪兰突然辞去了澡堂里的工作，去隔壁的9327钢铁厂当了一名质检员。起先，一个星期中，她总有一两天不在家住。到了后来，有时一连两三个月，你也看不见她的踪影。再后来，我就听说，雪兰跟9327的一个上海技术员已经公开同居。有时候，她回家来取东西，那个技术员就在院子外面站着，抽烟，等她。奇怪的是，对于生活中的这个重大变故，雪兰从不解释，至于离婚一事，雪兰也只字不提。我心里暗暗琢磨，或许，她是在等着我把离婚这件事提出来。于是，趁着她有一天回来翻箱倒柜地找耳环，我就主动地挑起话头，与她商量起了离婚的事，就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雪兰明显地愣了一下，笑嘻嘻地在我头上摸了摸，道：“我说你是装傻呢，还是真傻？这时候离什么婚？你们厂邗桥新村的房子已经封顶，眼看就要分房了。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你离婚，你一个单身职工，分什么狗屁房子？难道说，你愿意一直在这个死人的屋里呆下去？房子分下来，全归你。我一片瓦也不要。我早就想好了，你什么时候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民政局办手续。我们之间的事，好商量，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听她这么说，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下泪来。

五年后的一个秋末，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门口，最后一次遇见雪兰。

那是在她搬家去上海的前夕。我正往百货商店里边走，看见一个熟识的身影，正拎着一大包东西往外走。当我认出他就是我以前的岳父小武松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随后走出门来的，是我的前岳母银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一看见我，忽然就僵立不动，上嘴唇黏在牙龈上下不来了。雪兰倒是反应快，她把手里举着的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丈夫——&8197;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人，走过来用手指挑了挑孩子的嘴，让他叫我“娘舅”。

小武松给了我一支烟。我们都没有说话。没抽几口，银娣他们已经在公共汽车站向他招手了。小武松潘乾贵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在我肩上重重地捏了一把，黑着脸，一声没吭，走了。

我还记得，雪兰跟我离婚差不多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傍晚，她曾经到我的住处来过一次，取走她寄放在这里的一包衣物。那时已经是深秋了。她穿着一件薄薄的藏青色毛料短大衣（这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白皙），耳朵上吊着一对翠绿色的耳环（这使她看上去既放荡又羞怯，笑容变得稍稍有些陌生），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有点像山野里随风飘来的晚桂的芬芳（这使她身上乡下姑娘的气质消退殆尽）。她在屋里四处嗅了嗅，问我晚上做了什么好吃的，怎么这么香？我说了一句客气话，留她一块吃晚饭，没想到雪兰爽快地答应了。我赶紧去厨房，将一盘肉丝韭黄回锅热了热，又炒了一盘水芹，还烧了一大碗西红柿鸡蛋汤。

我知道她刚带着爹妈去了一趟上海，吃饭时，就随口问了问她去上海的情形。雪兰说，别的都还好，就是他爹小武松与公公“搞不到一块去”。她公公是上海益民糖果厂的副厂长，骨子里有点瞧不起乡下的这个亲家翁。不过，这也怨不得人家。小武松公然在他们家客厅里吐痰不说，吐完了，还要习惯性地用鞋底擦一擦，烟灰更是弹得到处都是。

关于她与“小胡子”在上海的婚礼，雪兰一句都没提。

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雪兰盯着对面墙上的那一溜电影海报，笑着问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有没有在心里偷偷地喜欢过哪一位女演员？”

我知道她在没话找话，可还是认真地想了想，对她说，我起先喜欢过扮演金环和银环的王晓棠，后来是《柳堡的故事》里的陶玉玲，最后是《杜鹃山》里的杨春霞。

“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过电影里的什么人？”我把这个问题还给了她，就好像我真的对她的回答充满了好奇。

雪兰说，她可不像我那么花心，从小到大，她只迷恋庞学勤。庞学勤这个名字有点耳熟，至于他到底演过哪些电影，我一时倒也想不起来了。说到这里，雪兰忽然停下筷子，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说，在她的少女时代，在乡下，她的心里一直珍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想不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如果她曾长年累月默默地思慕着一个人，连做梦都想跟他在一起，想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首先想到的这个人，当然是同彬。

雪兰摇了摇头。

我接下来提到了脸上微有麻点却不乏英武之气的复员军人高定邦，提到了那个戴着眼镜、文静秀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偷偷打量别人的小白脸高定国，提到了耳朵上成天夹着一支短铅笔、说话幽默刻薄的赵宝明。

雪兰从我手中拿过烟头，抽了一口，轻轻吐了一口气，道：

“你想歪了。”

就在起身去灶下盛饭的时候，雪兰突然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