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2）

本系研究“阳明心学”的权威汪尔淼教授对周蓉十分青睐。汪教授北大哲学系毕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古代哲学专业学生，算得上是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此后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八十年代初平反后，他出版了一部早前偷偷写就的专著《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深入浅出地普及哲学知识，引起一定反响，于是名字抖落尘埃，浮出学界水面。

其实，汪尔淼只不过是受到学界一批人的关注。一九八六年，古代哲学专业一如既往不受待见，甚至被认为是清谈之学、无用之学。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纷纷介绍到中国，首先在中青年知识分子间的影响日渐升温，在大学课堂更受欢迎。此种情况下，汪尔淼的中国古代哲学课相当冷清，往往不过坐着数名学生而已。他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即使面对两三名学生也照样情绪饱满，讲得有条有理。

他还想培养自己的学术接班人。不知怎么，周蓉进入了他的考察视野。

“考我的博士吧。”汪尔淼第一次到周蓉家做客时，落座没几分钟就直奔主题。那时周蓉已经结婚，她的宿舍很温馨。

“可学您教的那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周蓉脱口问道。尽管微笑着，那还是让老先生窘态毕露。

“这太不像你说的话了。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太让我意外了，我本以为……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汪尔淼平时很要知识分子的面子。“臭老九”咸鱼翻身，非但不臭了，分明地还开始吃香起来，老先生就更加顾惜自己的面子。那日的他似乎有点儿自讨无趣，说完一番大失所望的话，起身就走了。

周蓉好生自责，反省自己对一位长者同事出言未免轻浮。几天后，她现身于汪尔淼的课堂。除了她只有几名学生，两名学生分明正谈恋爱，心不在焉，不时眉目传情，交头接耳。

汪尔淼也不说他们，几乎始终望着周蓉一个人的脸，语调平缓滔滔不绝地讲。他将黑板一分为二，一边清清楚楚写出所讲内容的提纲，另一边一组一组对应着写出关键词。他的板书字体俊逸方正，很见功力。

那日周蓉领略了什么叫学问扎实，什么又叫敬业。

过后，她前往汪尔淼家拜访了一次。汪尔淼一家三口住在筒子楼内的一间屋，比周蓉的略大些，也搭了吊铺。汪尔淼每晚睡吊铺上，上面除了被褥还有一摞摞书。他的学问基本是在吊铺上“做”出来的。

汪尔淼的老伴是从毛巾厂提前退休的女工，他们唯一的女儿“文革”中因为失恋患了精神病，刚出院不久。老伴和女儿睡双人床，以便照看女儿。

周蓉意识到，学校对自己确实不薄，也更加理解一些同事为什么对自己心怀嫉妒，于是彻底原谅了他们。

周蓉满怀敬意地向汪尔淼表示，愿意争取成为他的博士生。她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兴趣未改，但是听了汪尔淼的课，她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发生了兴趣。

在内心深处，同情也是她郑重表态的原因之一。她觉得汪尔淼所开的课程具有悲剧意味，而他身上则具有悲剧精神。

她是悲剧的通灵者，表态愿做他的知识与学问的传人。

汪尔淼欣慰地说：“我左思右想过，觉得自己不至于失察看走眼嘛！周蓉啊，我执教的时间很有限了，说不定你是我的关门弟子。研究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或古代哲学的学者之中，优秀的女性学者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从民国至今，能站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哲学的女教授屈指可数。所以，很希望我的弟子中能有一位。如果你将来能站讲台上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此生所愿足矣。”他说得平平静静，如同自言自语。

周蓉却听得大受感动，泪眼汪汪。

从此，汪尔淼经常给她“开小灶”，她越发感到自己的浅薄，也越来越受益良多，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她已正式开课，备课讲课用去了大部分时间，晚上还经常需要批改作业。汪尔淼对她寄予厚望，但成为他的博士生，那还是要经过一门门相关课程的考试，不是汪尔淼一人所能决定的事，自己不精读几十本书心中没底。况且，与蔡晓光之间的夫妻感情也需要好好经营。严格地讲，他俩也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那一类夫妻。以前是蔡晓光对她单恋，婚后还是那样不行，她也得表现出自己的爱意来。

她也真觉得蔡晓光值得自己深爱，他没有冯化成拈花惹草的毛病，作为话剧团导演更是难能可贵。

她很忙。尽管忙得充实，有条不紊，但还是经常分身乏术。好在蔡晓光体贴她，让她享受到了婚姻的幸福。

转眼间夏去秋来。有一天晚上，蔡晓光主动问：“快‘十一’了，咱们也不回你爸妈那边一次吗？你离婚的事没及时汇报，结果闹出那么大一场风波。咱们结婚的事再迟迟不汇报，只怕你父亲永远不认我这个女婿了。”

周蓉说：“我也在想这事。我已经告诉我哥和嫂子，他俩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蔡晓光很夸张地说：“别又让你哥替咱们担什么罪名，他要是因为咱们的事再受委屈，我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啊。”

周蓉说：“是啊，我哥从小就替我担罪名，受委屈。我都当副教授了，他还差点儿替我挨了我爸一耳光。有时独自一想内疚得很，但咱俩还是别冒失地回去，这一两天我再去告诉我弟和弟妹，先争取到多数亲人的理解和同情，再与我爸摊牌。”

蔡晓光说：“这些方面我是没什么主见的，只能做你的绝对服从派。”

第二天，在甲三号院门外，周秉昆见到了周蓉。

他说：“姐，都快忘了我有姐了。”

周蓉说：“少贫嘴！我可忘不了我有个弟。”

“姐，你气色很好哩，就是这辆自行车差点儿意思，连个铃都没有，太不安全了。”

“我会小心骑的。”

周蓉掏出五十元钱给秉昆，让他“十一”回父母那边时代她交给父母。她告诉秉昆，她已经与蔡晓光领了结婚证。

秉昆说：“那这五十元我不代你给爸妈，你还是自己给吧。”

周蓉说：“让你代我给爸妈是信任你，捎带探探咱爸的态度，看他对我和晓光结婚究竟能不能容忍。这是姐的重托，你要当成任务来完成，完成好有奖。”

新婚的幸福确实让一度憔悴的周蓉又显得容光焕发，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

周蓉说还要到图书馆去，说罢跨上自行车就走了。

秉昆望着周蓉远去的背影，一时有点儿郁闷，甚至感到内心的种种不满。当年她逃亡般地远走高飞，自己这个弟弟和母亲担了多大的忧啊！如果不是她和冯化成双双卷入了政治事件，母亲断不会变成植物人留下后遗症！她消没声地离婚了半年多，居然不告诉自己这个弟弟！不征求任何一位亲人的意见又闪电般结婚了，居然又给自己这个弟弟一项刺探父亲态度的任务！

然而，他转眼一想到自己当初对郑娟的爱也是那么不管不顾，心中的怨气又消了大半。

周秉昆当时也没精力生周蓉的气了，他摊上了着急上火求助无门的事。周秉昆没当上编辑部主任，原因在于邵敬文没当上杂志社社长。原来，上边派来了一位社长韩文琪，据说曾是省市一位大领导的秘书，后台很硬，比邵敬文大两三岁，也属年富力强之人。派来一位社长也就罢了，更不好的是，韩文琪对办杂志不仅外行还独断专行。他是理所当然的一把手，又仗着后台硬，根本不把纯粹的业务干部邵敬文放在眼里。他除了让邵敬文负责稿件，其他事一概不与商量，后来连发什么稿件也得由他拍板，不容别人有不同意见。邵敬文是修养极高的人，他很想得开，索性只当一位执行者，不再理论。周秉昆既当编辑又负责发行，眼看着发行量月月下滑，忍不住当面向韩文琪告急，直接指出了他的缺点。

韩文琪说：“一把手总揽全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独断专行，那么证明你对规则规矩一无所知。”

没过几天，韩文琪调来了一个在水果罐头厂搞推销的男人，委以发行部主任之职。

又没过几天，经韩文琪批准，发行部主任调入一男一女两名发行员，都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

周秉昆私下对白笑川说：“看来咱们三个老人儿都得靠边儿站了，这是要改朝换代啊！”

白笑川说：“你这话哪儿说哪儿了，绝不可再对他人言。你应当这么看问题——调来的新人多了，各部门发展壮大了，兼职少了，咱们的工作量也轻了，未尝不是好事。”

周秉昆说：“我不信你的话是心里话。想当初只有咱们三剑客时，发行量曾经超过百万！自从这位社长来了，发行量掉下去二三十万了！你没看出来吗？他们亲亲密密、说说笑笑，显然关系非同一般哩！”

白笑川说：“进了咱们编辑部，那就等于以后吃定了事业编制这碗饭。如今各企业单位都处在转型期，就算曾是铁饭碗的企业单位，估计以后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有的企业都开始拖欠工人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权力一句话就可以把亲朋好友或亲朋好友的子女招进来，让他们从此吃上事业编制这一碗踏实饭，你会不帮忙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你没听到过？有些人把咱们这儿当成了一只筐，专为他们解决实际需要，而且是个挺好的筐。发行量如何了人家不在乎，你着哪门子急呢？就是由一百余万掉到了一二十万，加上广告收益，那也还是可以把十几个人养得舒舒服服的。只要有些人需要，政府倒贴钱，咱们这份杂志也能活下去。你以后睁只眼闭只眼，揣着明白装糊涂，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心尽力做好就是了，其他任何事都别管，更不要顶撞领导。要学咱们邵敬文，明哲保身吧！”

白笑川想了想，接着苦口婆心地说：“你可千万别把师父的话当成耳旁风。我们现在寄人篱下，要学会韬光养晦。对于你，重要的是争取当上编辑部主任，这才是正事。这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如果你能当上编辑部主任，邵敬文那主编就能当得省心点儿，顺心点儿。如果别人当，可就两说了，也许他待不下去。他是主编，没法儿跟你说这些话，明白？”

自那日后，周秉昆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不再摆创刊人资格，简直可以说做到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接着，韩文琪又调来了一男一女两名编辑。男的是轴承厂的宣传干事，女的叫何雯，是两年前本省师范毕业的学生，当过一年小学老师，辞职后在社会上漂了一年多。

韩社长介绍她：“有颇为丰富的社会经历，群众接触面广，爱好文艺，当我们《大众说唱》的编辑肯定会很出色。”

何雯起初对秉昆这位编辑部代主任挺巴结，经常套近乎。不久，秉昆觉得不对劲儿了，她那不是巴结，也不是一般的套近乎，而是对他有特别的“意思”。

一次，编辑部就他俩时，她笑嘻嘻地说：“昆哥，我还没主儿呢，你认识的好男人多，帮我找个对象呗！”

秉昆敷衍地说：“成啊，我会留意的。”

下班后，她非要等着秉昆。秉昆无奈，只得与她一块儿走。

走着走着，她挽住了秉昆的胳膊。挽着就挽着吧，女同事挽着男同事的胳膊走一段路，也不算太出格。

不料，她说：“其实你又何必帮我找什么对象呢？我觉得你就挺好的。”

秉昆猛地甩开她的手，厉声说道：“我想，你是知道我已经结了婚的。”

她满不在乎地说：“那又怎么样呢？如今离婚不再是丢人的事了，哪天我陪你看一场新电影《谁是第三者》，开开窍儿。”

秉昆非常生气，骂道：“无耻！”

何雯先是莞尔一笑，转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啪地扇了秉昆一记脆生生的耳光，转身扭扭搭搭地离去。

秉昆一想不对劲儿，她那一记耳光，似乎是扇给背后的什么人看的。他回头发现发行部主任和两名下属正看着呢，他们显然刚从小饭馆出来。

第二天，有关《大众说唱》编辑部代主任周秉昆对新来的女编辑何雯言语轻佻蓄意调戏的流言散布开来。周秉昆就算浑身是嘴也辩不清了。

向谁去辩呢？与何雯辩吗？那后果岂不是吹她一口气、落自己一身灰吗？周秉昆只有将耻辱和窝囊吞咽下去，闷在心里。

白笑川和邵敬文私下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听他说了，二人一时沉默不语。

周秉昆费解地问：“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已婚男人，值得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勾引吗？”

白笑川说：“你要知道，她和你一样，也只不过是普通人家子女。后来在社会上混出了些能耐，成了地道的‘社会人’。她到底混出了些什么能耐，我也说不大清楚，反正据说能耐不小。以她这样一个女‘社会人’的眼光看来，你周秉昆还真值得她下一番功夫勾引的。这话不中听，我是你师父，你多担待。你想啊，你哥是文化厅副巡视员，你嫂子是高干女儿。她父亲不在了，她母亲那也是三十年代初的老党员、老革命。尽管离休了，人家毕竟属于全省老资格的革命前辈。有什么个人要求，省市两级领导都要给面子的。你嫂子本人呢，人家是重点大学招生办的，也当副处长了吧？”

“我不知道，没问过。我和我哥我嫂子都回父母那边时才能见到，平时不大见面。见了我也不可能问那些，那太古怪了。”

“估计已经当副处长了。你姐也是副教授了，在北京的姐夫又是名气不小的诗人。这一切，对于一个女‘社会人’是多么丰富广泛的关系哩，社会关系是‘社会人’这一种人形蜘蛛的网。蜘蛛没有网可怎么活？‘社会人’只有将社会关系这张网织得大大的、密密的，才能活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心想事成。那何雯就算拆不散你和郑娟，与你有一腿她肯定也愿意。”

那时，秉昆还不知道他姐又结婚的事呢。

周秉昆说：“我怎么以前就没有遇到过什么‘社会人’呢？”

白笑川问：“你说的以前指什么时候？”

周秉昆说：“‘文革’结束前吧。”

白笑川想了想，点拨说：“爱徒错矣。那时也是有的，只不过品色不同，道行不同。那时的中国人表面看起来都是单位人，都有单位管着。没有单位的，叫社会闲杂人，由有关部门管着，所以个体的社会能量都不太容易发挥出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许多人都得找靠山、抱大腿、托关系、走后门。女的为了实现愿望出卖姿色，男的为了达到目的背叛友谊、落井下石，都属于另一种‘社会人’的勾当，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为师看来，‘社会人’大体分为两类。好比‘盗亦有道’，一个‘道’字，便将盗划分成了两类；好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个‘道’字，也将爱财的人划分成了两类。有一类‘社会人’是目的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另有一类‘社会人’其实并不坏，甚至可以说还是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好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网丝连着的也都是好人。徒弟，师父我便是后一种‘社会人’……”

白笑川等于为周秉昆上了一堂社会关系学启蒙课，秉昆很爱听，忘了自己的屈辱和隐恨。

他说：“我认为，我姐太应该请你到大学里去做一次讲座了。大学生们也很有必要听听你讲的内容。”

白笑川说：“好哇，只要你姐看得起咱们搞曲艺的，我遵命。”

邵敬文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拍拍秉昆的肩，叹口气，只说了几句话：“秉昆啊，你更不好过的日子恐怕要来了，咱们三人在《大众说唱》的美好时光也许成为历史了。”

邵敬文一语成谶。没过几天，周秉昆代主任的“代”字去掉了，却不是成为主任——成为主任的是何雯。这下周秉昆苦了，他组的稿件十之七八遭她“枪毙”。为了不让杂志社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他还不便越级直接呈送给邵敬文看。

不久，邵敬文要求调走，到一个区的文化馆当了馆长。正处级干部当正科级馆长，属于高配屈就。

邵敬文走前与周秉昆和白笑川喝了一次酒，他表示太对不起他俩了。

他俩都表示理解。

邵敬文说并不担忧白笑川以后的处境，白笑川再过几年该退休了。他担忧的是周秉昆，如果他在杂志社实在待不下去了，那可如何是好？

白笑川向他保证，有自己在，绝不会眼看着别人挤对秉昆装没看见，他自有主张。

白笑川的主张也很“社会人”，甚至可以说很江湖。

一天午休时，他进了韩社长办公室，将椅子搬到社长桌前，大大方方地坐在对面，横担一腿，不停地晃着那只脚，说几句吸一口烟斗。

他说：“韩社长，我要当面向你谏一言，言字旁右边一个‘柬’字那个谏，这个谏字的意思是不怕冒犯。你听明白了，我可没说‘斗胆谏一言’，向你谏一言，我白笑川胆量绰绰有余，谈不上什么斗胆不斗胆的。”

韩文琪愣愣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立刻发作。

白笑川说：“咱们这杂志社，那也就是一个处级单位……罢了。咱们这杂志，那也就是一个满足大众偏爱的刊物……而已。附带着，为曲艺工作者们提供一块发表原创作品的园地，不是任何一级政府的机关刊。这话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可是我看你并不明白，将咱们这儿当成了一座风水很好的山头，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剪除功臣。我是副处级副主编，你也只不过是一正处级社长。咱俩之间，级别上仅差毛线那么细的半级，你看你跟我说话时扎起的那架子，如同跟低你几级的下属说话似的。你有必要那样吗？在这么一个离真正的官场很远、属于犄角旮旯的处级单位，你将权力看得那么重有意思吗？玩弄你那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小把戏，不觉得枉费心机吗？”

“你！……”韩文琪腾地站起来。

“要发火？劝你先忍忍，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待我把话说完你再发火也不迟。或许，听我说完下边的话，你反而会觉得发火对你实在没好处……”

白笑川说完，叼着烟斗盯着他冷笑。韩文琪觉得白笑川的冷笑有种破釜沉舟的意味，缓缓地坐下了。毕竟当过多年秘书，想想该克制一下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克制力的。

“在曲艺界里，我起码算儿子辈的。尽管是儿子辈的，在省里市里那也称得上是一个人物。可你算老几？你重孙子辈的都够不上。在曲艺界你排不上辈，整个一外行！刊物发行量直线下降，你他妈的没事似的，就知道往里招关系人，讨好送情。你别以为你靠山硬我奈何不了你，我扳不倒你还治不了你吗？如果我预备下个小本，每天监视你的言行，听到你一句不正确的话就记在小本上，逮着你一次不符合一把手身份的行为也记小本上，几个月后我就能记满一本你信不？劝你还别不信。只要善于上纲上线，掐头去尾，正确的话我也能把它记成对现实不满的话。这一招是我五七年后特别是‘文革’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只不过没试用过。如果我在你身上试用，从明天起你心里不会一点儿都不别扭吧？你以为甲三号的人都拿你当个人物吗？实话告诉你，现在讨厌你的人多了！”

韩文琪确实急了，满脸堆笑说：“老白，白老师，前辈，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误会大了！邵主编他是自己想走的哩，我怎么留也留不住啊！你和小周你俩在我心目中不但是功臣，还是咱们这儿的宝，我怎么会舍得赶走你俩呢！”

白笑川笑道：“你也误会了，没看出我在开玩笑？你还信以为真了。”

“白老师，咱们不开玩笑了，免得再互相误会。你就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需要我怎么支持？看我，只顾聆听你的教诲，都忘了给你沏茶了……”

韩文琪忙不迭地起身沏茶时，白笑川说：“不必，我出了你的门就立刻能喝到自己杯里的茶了哩。你抽空儿把我这报告批了，那就是对我的最大信任了。不是什么让你为难的事，是你好我好社里好大家都好的事……”

他把几页纸放在桌上，特低姿态地弓身而退。

韩文琪很快就批准了那份《关于促进曲艺事业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的项目报告》。按照那份报告，杂志社成立了演出活动承办部，白笑川任主任，周秉昆任副主任，有自主招人权，但不占杂志社的事业编制指标，并允许刻公章、挂牌、租办公室、设专线电话。总而言之，白、周二人仍属编辑部的人，每月由编辑部开工资，但那个部门必须每半年向社里交一笔创收费。交够了，享有经济自主支配权。

这是一个较复杂的申办过程，要跑不少部门，盖许多公章。几乎没用白笑川操心，韩文琪亲自出马，很快就办成了。

他为什么如此热心呢？一者，白笑川和周秉昆两个邵敬文留下的“死党”，从此便可少在他眼前出现，眼不见心不烦，他能实现社长主编一肩挑的夙愿了。二者，白笑川和周秉昆以自己的能耐为杂志社创收，对包括他在内的杂志社每个人的钱包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三者，国家鼓励事业单位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做得好的、带头的会被领导视为有改革新思路的干部。倘再能给上级主管部门带来福利，则大有提拔的可能。

白笑川和周秉昆两人趁热打铁，加紧张罗，很快便让一切按部就班地有了眉目。在讲人情的中国，他俩也不得不奉行任人唯亲那一套。国庆他姐所在的肉联厂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他姐因身体不好，常请病假，成了内退员工，每月仅发给最低生活保障。秉昆得知后，主动找上门去，把国庆他姐招到了演出活动承办部。

事先，白笑川问：“跟你什么亲戚关系啊？”

秉昆如实相告，并非亲戚关系，虽是朋友的姐，但两人的友谊不同一般。末了，他说：“求你了！”

白笑川说：“咱俩能定的事，何谈求不求呢？就让人家来吧，也等于替国家减轻负担嘛。招面临生活压力的人，我支持。”

国庆他姐去上班了，无非每天把屋子收拾干净，预备好开水，接待一下来人，做电话记录之类的事。由肉联厂碱水池里洗肠子的女工，倒成了坐办公室的文员，国庆他姐知足得不得了。

秉昆又问白笑川：“给她开多少钱呢？”

白笑川说：“你看着办。如果咱们挣得少，那也只能往少了给，跟人家摆明情况，请人家谅解；如果咱们挣得多了，那就应该往多了给，别亏待人家。咱俩做主的部门，收入分配上既要讲多劳多得，又要讲共同富裕。”

白笑川这师父对秉昆真是好到家了。一天，他又说：“我得有个助理。我这人爱忘事，带队演出，记着这事忘了那事可不行。我认识的人，哪一位家里的生活现在都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他们的儿女也都有较好的工作，他们的三亲六故不必我来照顾。我的助理由你来招，也要本着帮助底层人减轻生活压力的原则，给多少钱还由你来定。”

于是，秉昆将赶超他妹妹也招了去。那姑娘护士学校毕业后一直找不到稳定工作，在家里都快闷出病了。

一九八六年，高考仍然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的独木桥。城市并未实际增加就业面，人口却比七十年代增加了几成，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成了待业青年。家中儿女多的父母只能自己退休，解决一个儿女的就业。各类中专毕业的学生的命运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城市里乱窜着找工作，而城市像不堪重负的骆驼，夜里静听似乎能听到它疲惫的喘息。谁也不知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什么，但谁都觉得它快撑不住了。

居然能帮好友的姐姐和妹妹安排一份工作，这让周秉昆对权力产生了无比的热爱。

那一时期，他经常感慨地说，权力真他妈的好啊！

然而，发给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的钱是白笑川向朋友们筹到的。白笑川却胸有成竹，信心满满。他一召集，省里的市里的曲艺界人士纷纷响应，多是男士。白笑川意识到了，便又发展了几名歌舞团的女演员。

生活好的年头普罗大众对娱乐的要求水涨船高，生活压力大的年头他们对娱乐的要求也分外强烈。白笑川和周秉昆赶上了机遇，他俩的角色其实也就是当年文艺界人士“走穴”的穴头。

挣钱的事谁会往后缩呢？白笑川一挥手，各路演艺豪杰跟着走。一场“走穴”下来，他们也就分个二三十元最多五十元而已，但若来劲儿地走，积少成多，那笔钱就很可观。

一年后，周秉昆居然攒下了一千多元。当年，人们梦想的最高金钱指标也只不过是成为万元户。

秉昆向白笑川借了二百元，以一千六百元的价格在接近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买了一处苏联房——看上去年头不短了，却还算周正。有小门斗，窗外有小院子。地基并没怎么下沉，窗框下沿离地面一米多高呢。一大一小两间屋，进门是厨房，左边小屋，前边大屋。灶台是水泥的，刷了油漆，木板地，铁皮房顶。家具齐全，拎包就可以入住，入住了就可以生火做饭。

说是“买”，严格来讲叫“兑”。当年但凡像点儿样子的居民住房的产权，都归各级房管所。只有光字片那类房产所不稀罕登记的住宅，才有实际性质的买卖之说。兑房现象民间较常见，即一方出钱，拥有对方的居住权，年限由一方出钱多少而定。一千六百元在当年是数额挺大的一笔钱，秉昆买下的是永久居住权，起码协议上是如此写明的。

秉昆率一家四口看房子时，郑娟里里外外出入几次后，不敢相信地问：“归咱们住了？”

秉昆肯定地说：“是的，永远。”

郑娟一转身，当即哭得稀里哗啦。

聪聪奇怪地问：“妈妈，你哭啥哩？”

郑娟哭得连“高兴的”三个字都说不完整了。

楠楠则小声说：“爸，我爱你。”

秉昆听了，心中一时暖流澎湃，百感交集。楠楠的话由郑娟或聪聪来说，都不至于让他鼻子发酸。

“爸也爱你。”他动情地抱了一下长子。

那时，他觉得自己如同提前实现了几个五年计划，率领妻子和儿子进入了共产主义，自豪感油然而生。此前，他一直视楠楠为郑娟的儿子，一想到楠楠是“棉猴”的种，心里还会极不舒服。楠楠惹他生气时，其不舒服与赚恶没什么两样，尽管他在生活中从不偏爱小儿子而亏待大儿子。

“爸，我爱你。”楠楠从没对他说过如此温暖的话。此话似乎是由楠楠之口向他传达的神谕，驱除了他心灵中某个死角的黑暗。

从他口中说出的“爸也爱你”四字，又似乎是他自己的誓言。“视同己出”这个词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不容易。

自那日起，当秉昆再跟郑娟说“咱们大儿子”这句话时，才真的是在说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儿子了。

一家四口入住后，秉昆和郑娟的愁事随之而来。

请不请几个朋友到新家热闹一番呢？

不请吧，朋友关系上太说不过去。怎么住上好房子了都不告诉一声啊？他们一挑理，没话可解释呀！

请吧，对朋友们的刺激是不是太大了呢？他们的家可都是又小又不像样的家啊！春燕两口子受到的刺激会小些，“人民大浴池”已改名“红霞洗浴中心”，不再属市商委了，政府部门与直属企业彻底脱钩。脱钩前，因为春燕一向会来事，上层路线走得不错，几位领导大发慈悲，一块儿帮了把劲儿，终于让她梦想成真，在筒子楼里分到了二十几平方米的一大间屋子。虽是筒子楼，没厨房，却有暖气，冬天不必为取暖操心，可省下一冬的煤钱。秉昆和郑娟都认为，春燕和德宝两口子即使羡慕他们美好的新家，那也不至于羡慕到受刺激的地步。国庆和赶超则不同了——赶超和于虹接盖出的那个小小的家由于占用了消防通道，还是被拆了。他们也像国庆两口子一样，搬到哪儿都住不长久。疯涨的房租和物价，迫使他们几乎每年都换房东，孩子也得随之转学。转来转去的，原本挺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也差了。无论国庆家还是赶超家的日子，都越来越陷入了无可奈何的穷愁之中。他们家与秉昆的新家相比，简直可以用足以令人愤怒的差距来形容。设身处地替他们一想，秉昆和郑娟都不敢也不忍刺激他们。

秉昆决定先不主动告诉好友。如果他们从别处听说了，非要来家里做客，那时再议。

郑娟同意秉昆的决定，但夫妻二人又得面对第二件犯愁的事。秉昆曾对国庆说起过想要“买”房子的打算，也曾告诉过赶超。

国庆当时立刻说：“如果你们有了新家，太平胡同那处地方千万给我留着。”

秉昆说：“你们怎么可以住那儿去呢！”

国庆说：“那儿怎么了？你和郑娟住了多年，我和吴倩为什么不能住？你们是一家五口住过，我们一家三口当然也可以住。那附近的小学还是不错的，就这么说定了啊。如今在离市区更远的地方租那么一处地方，也得三十多元了！”

国庆说过的话，赶超也说过。

都是好友，太平胡同的住处究竟该让哪一位好友住呢？秉昆夫妻俩左右为难，晚上躺在被窝里也讨论，睡前达成的一致，一早醒来又变了。

最后还是秉昆做出了决定，通知赶超一家三口及时住过去。国庆他爸的退休工资比赶超他爸多十几元，在两个朋友之间他也不得不搞平衡。经由那件事，他有些理解别人为什么说平衡的艺术是一门学问了。

郑娟对新家爱惜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窗子总是擦得明明亮亮，地板的木纹刷得清晰可见，春夏秋三季煞费苦心让小院里开着花，切菜时案板下垫着抹布，怕震裂了锅台四边光滑的水泥。

一天，她对秉昆说：“咱们住在天堂一般的家里，爸妈却住在光字片的破土屋里，我住得越来越不踏实。”

秉昆说：“把爸妈接过来住一阵？”

郑娟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郑娟这个周家的功臣非但从没居功自傲，还处处按好儿媳的标准自觉要求自己。在周蓉、秉义和冬梅面前，她内心一向有文化上的自卑，往好之又好的方面来做方能抵消一小部分自卑。

秉昆就回父母那边去说明意图。

母亲却说：“我哪儿也不去，神宫仙府也不去，一天也不离开这儿！我一走，那狐狸精还不率领一群小狐狸把这儿给占领了呀？”

秉昆说：“你们小儿子住进新家了，做父母的怎么也应该去看看吧？”

于是，周志刚代表老伴来到了小儿子的新家。

郑娟说：“爸，你和我妈住过来，你们老两口睡小屋，我、秉昆和你两个孙子睡大屋，无非再添张单人床让你大孙子睡。”

周志刚说：“那怎么行？楠楠都快是小伙子了，再和你们睡一个屋里不成体统。”

郑娟说：“那我我妈和聪聪三个睡小屋，你、秉昆和你大孙子睡大屋。”

周志刚说：“那你们小两口还算两口子吗？不是长久事，不可以。”

他仔细地查看了锅台四周，以专家的口吻评论道：“这水泥抹得太有年头了，居然一道裂纹都没有，用的八成是当年小日本修碉堡的那种水泥。他们当年从国内运来的，投降后留在东北不少。咱们中国人只知道用，也不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看人家是怎么造出那种水泥的，咱们中国人太缺心眼了！”

秉昆说：“爸，先不讨论水泥。”

周志刚说：“你们以后一定要恩恩爱爱地过日子，要不对不住这么好的家。我年轻时做梦都想给老婆孩子这样的一个家，一辈子快过完了也没实现——你们真的赶上好时代了！”

他要单独和小儿子说几句话，秉昆就跟在父亲身后出去了。

在门斗旁，周志刚看着小儿子说：“我很高兴，你这辈子提前熬出头了。你妈的话你也听到了，就算你和郑娟的孝心尽到了吧。”

那时，他目光里满是慈祥。

哥哥和姐姐经常能享受到父亲那满是柔情的目光，秉昆则少有那等殊荣。他的头脑中倒是保留着这样的记忆，即使父亲嘴上说着“让我稀罕稀罕我老疙瘩”之类的话，并将他置于膝上时，目光往往也还是会望向哥哥或姐姐。那时哥哥或姐姐总是埋头于各自的事，并不在乎父亲的关注。

周志刚又说：“你从小到大，爸没怎么夸过你。怕一夸，你反倒出息不了啦。看来爸是对的。今天爸要当面夸你一句，秉昆你终于出息了。爸得承认，你能出息到这一步，是爸没想到的，爸觉得没必要再为你操心了。”

听完父亲的话，秉昆想哭。不是被感动得想哭，而是又被父亲的话翻腾出了始终压在心底的一种憋屈。

忽然有一天，街区房管所来人通知郑娟，那房子的原始房主从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本市，要落叶归根了，所以那房子必须腾给人家。房管所的人和郑娟那么说时，楠楠也从旁听到了。秉昆下班后，郑娟一说，秉昆岂敢拖延？第二天上午就去了房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