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2）

最大的危险在于行走，倒不是怕他摔跤，而是明显地看出他走路实在吃力。在家里上下楼梯当然会有人扶他，虽然他自己一个人也行。问题是真正需要搀扶的时候，他不让别人这么做。

“谢谢，”他总是这么说，“我自己能行。”

有一天却不行了。他正想独自下楼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我两腿一软不知怎么就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他告诉一个朋友说。更糟糕的是，他侥幸没有摔死是因为他在楼梯口就昏厥过去，由于身体太轻，没有继续滚下楼。

堂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上次来将军住所后留下了马车，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赶紧用这辆车把他送到圣尼古拉斯峡谷，替他在宽街安排了一间敞亮通风的卧室。半路上，他左内眼角开始淌出黏稠的东西，使他很不舒服。他什么都不理会，有时念念有词，像是在祈祷，其实是在整段整段地背诵他喜爱的诗歌。医生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擦干眼睛，将军一向注意仪表整饬，现在居然让别人代劳，使医生觉得吃惊。快进城时他才清醒，因为一群惊牛几乎撞上他们的马车，最后把教区神甫的四轮车掀翻。神甫从车上给甩了出去，但随即一跃而起，浑身连头发都沾上白色的尘土，前额和手上满是血。将军惊魂甫定，继续上路，投弹手只得在前面开道，让那些闲逛的行人和光屁股的小孩闪开，他们只想看热闹，根本不知道车上那个形容枯槁的人是谁。

医生把神甫介绍给将军，说早在主教们在讲道台上大肆攻击将军，指控他是淫邪的共济会员，把他逐出教会时，那个神甫就是将军的少数支持者之一。将军似乎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只在看到神甫长袍上的血迹之后才清醒。神甫请将军施加影响，不准牛在城里乱跑，路上有这么多车辆，不出事故简直不可能。

“别自寻烦恼啦，神甫阁下，”将军连看都没有看他说，“全国都一样。”

上午十一点钟的太阳直勾勾地晒着廓落大街的沙地，整个城市都反射出热气。将军感到欣慰的是不必在那里长住，只要调养一下就可以离开，然后挑一个大风大浪的日子出海航行，因为法国医书上说晕船有利于排除胆汁，清理肠胃。他很快就恢复了，但是要等船和坏天气却不那么容易。

将军没有精力参加任何政治或社交活动，偶尔接待一些客人，也都是路过该城向他告别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的身体不听从愿望而生气。他借住的房子在十一月份之前还是凉爽舒适的，主人把它布置成了一个宽敞的家庭病房。堂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是被战争毁掉家产的许多人之一，战争给他留下的只是邮政局长的职务，十年以来一直没有薪俸。他为人十分宽厚，将军从上次路过这里开始称呼他大爷。他妻子是个自得其乐、具有强烈母性的女人，整天织花边，卖给从欧洲来的轮船上的人，价钱不坏。但是将军来后，她把时间全用于照顾将军了，甚至同费尔南达·巴里加闹了些小矛盾，因为她相信橄榄油对肺病有好处，要在将军吃的豆子里加橄榄油，而将军出于感激硬着头皮吃了下去。

那几天最使将军烦恼的是泪腺流脓，他情绪大坏，终于同意用母菊浸液滴眼。他参加玩牌，暂时排遣傍晚的愁闷和蚊虫的骚扰。他生平做事难得后悔，但有一次同房东夫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论时，感慨万分地说一项满意的协议比赢得一千次诉讼更可贵，使房东夫妇大为诧异。

“在政治问题上也这样吗？”莫里纳雷斯问道。

“在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将军说，“我们没有同桑坦德妥协，结果大家都受到损害。”

“只要有朋友，就还有希望。”莫里纳雷斯说。

“完全相反，”将军说，“毁掉我光荣的不是敌人的背信弃义，而是朋友的卖力。是他们使我陷入奥卡尼亚国民议会的灾难，卷进了君主制的麻烦事，他们先是怂恿我争取重新当选，后来又用同样的理由劝我辞职，现在又把我困在这个国家，一筹莫展。”

雨下个没完，潮湿开始使记忆出现了裂罅。气温很高，晚间也不减退，将军的衬衣老是湿漉漉的，一夜要换好几次。“我像是待在蒸笼里。”他抱怨说。一天下午，滂沱大雨形成的洪水似乎要把房屋都卷走，将军在阳台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看水流挟带着贫民区的断砖残瓦、家用器皿和动物尸体在街上流过。

城防司令胡安·格伦少校在大雨中跑来报告说他们逮捕了一个在比斯瓦尔先生家帮佣的女人，因为她把将军在索莱达剃下的头发当作圣物兜售。将军听说他的头发都成了买卖的商品，又勾起了伤心。

“我仿佛已经被当成死人了。”他说。

莫里纳雷斯太太为了听他们聊天，早就把摇椅挪近了牌桌，这时插嘴说：

“你被当成是名副其实的圣徒。”

“好吧，”他说，“果真是这样，就放掉那个可怜的女人。”

他不再阅读书信文件。如果非写信不可，他就指点一下，让费尔南多代笔，少数几封需要他签名的信也不看一遍。早晨他坐在阳台上望着沙漠一般的街道，看那头驮水的驴子、那个卖干鱼的自得其乐的女人、十一点准时放学的小孩，以及长袍上打了不少补丁的神甫在面前走过，神甫在教堂门廊里向他祝福，然后消失在炎热中。下午一点钟，人们都在午睡，他向满是烂芦苇秆的河边走去，吓飞了广场上一群群的兀鹫，偶尔有几个人见他形销骨立、穿着便服还能认出他，向他招呼，他一一回答，终于来到码头对面投弹手驻扎的泥巴苇子墙的棚屋。士兵们闲得发慌，士气低落得让他担心，营房乱七八糟，臭气熏人。但是一个仿佛热得昏昏沉沉的军士长讲了实话，使他目瞪口呆。

“将军阁下，困扰我们的不是士气，”他说，“而是淋病。”

他直到那时候才知道。当地的医生们用过锰酸钾溶液灌洗，用乳糖溶液缓解疼痛，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便把问题提请军官们解决，军官们对于该怎么做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全城已经知道他们面临的威胁，共和国的光荣军队被看成是传播瘟疫的使者。将军最担心的是军心涣散，发现事实真相后倒不太惊慌，下令绝对隔离，大刀阔斧地解决了问题。

长时间得不到消息，凶吉难卜，使人焦躁不安，这时候圣玛尔塔一个骑马的信使送来了蒙蒂利亚将军晦涩难懂的短笺：“人已经在我们手里，事情办得很顺利。”将军觉得信的内容奇怪，送信的方式又很特殊，心想一定是头等重要的军务大事，也许同里奥阿查的战役有关。他认为这一战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谁都不愿相信。

那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把信件写得含混不清，把军事简报故意搞得错综复杂是很正常的事；当初策划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时行之有效的密码通讯制度由于政府懒散早已废弃。将军老是担心军人欺骗他，蒙蒂利亚也有这种疑虑，这一来问题更为复杂，将军急切地希望解开这封信的谜底，便派何塞·帕拉西奥斯去圣玛尔塔，名义上是采购一些当地市场上没有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捎上几瓶干白葡萄酒和小麦啤酒，真正的目的是弄清楚密信的含义。其实非常简单：蒙蒂利亚想说的是米兰达·林赛的丈夫已经从翁达监狱押解到卡塔赫纳，赦免是指日可待的事。谜底毫无奥妙，将军十分失望，甚至并不为自己替牙买加的救命恩人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高兴。

圣玛尔塔主教在十一月初亲笔给将军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说上周邻镇西恩纳加的居民企图组织一次暴乱，声援里奥阿查，主教出面斡旋才平息了居民的情绪。将军也亲笔写信向主教表示感谢，并且请蒙蒂利亚酌情行事，但是主教迫不及待地向他要债的做法使他很不高兴。

他同埃斯特维斯主教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太和谐。尽管手握虔诚的法杖，主教却是一个激昂的政治家，不过境界不高，他从心底里反对共和国，反对美洲一体化，反对同将军政治思想有关的一切主张。主教是制宪议会的副主席，会议的真实目的是阻挠苏克雷得势，主教心领神会，在那次会议上，无论在选举政府官员或是在争取友好解决同委内瑞拉冲突方面，主教都耍了很多手腕。莫里纳雷斯夫妇了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因此下午四点钟吃点心时，听到将军一句意在言外的话并不感到诧异。

将军说：“在我们的国家，一个主教的斡旋居然能消弭革命，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什么出息？”

莫里纳雷斯太太用亲热然而坚定的责备口气说：

“即便将军阁下在理，我也不想知道，我们是老派的天主教徒。”

将军立刻修正了自己的话：“您肯定比主教大人虔诚得多，因为他维护西恩纳加的和平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是要团结教徒们同卡塔赫纳打仗。”

“我们这里也反对卡塔赫纳的专制。”莫里纳雷斯先生说。

“我清楚，”将军说，“每一个哥伦比亚人彼此都像是一个敌对的国家。”

将军从索莱达请蒙蒂利亚派一艘小轮船到邻近的萨瓦尼利亚港口，便于他实践用晕船排除胆汁的计划。蒙蒂利亚没有立即照办，因为堂华金·德米耶尔，一个曾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合伙人的西班牙共和党人，早就答应向蒙蒂利亚提供一艘在马格达莱纳河不定期航行的汽船。德米耶尔当时没有闲着的船只可派，蒙蒂利亚便在十一月中旬派来了一艘事先没有通知而抵达圣玛尔塔的英国商船。将军一接到消息就表示要利用这个机会出国。“我坚决不死在这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行。”他说。接着，他仿佛看到卡米尔在临海一个花团锦簇的阳台上注视着天际，等着他去，激动地舒了一口气说：

“牙买加希望我去。”

他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收拾行李，当天夜里，为了寻找一些非带走不可的文件，熬到很晚。他累极了，一觉睡了三个小时。天亮时，他睁眼躺在床上，何塞·帕拉西奥斯宣告日期的时候，他才清楚自己在哪里。

“我梦到了圣玛尔塔，”他说，“非常清洁的城市，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白房屋，但是海被山挡住了，看不见。”

“那就不是圣玛尔塔，”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是加拉加斯。”

将军做的梦表明他们不会去牙买加。费尔南多一早就在码头上安排旅行的细节，回去时看到他叔父正向威尔逊口授一封给乌达内塔的信，要乌达内塔发一份新的出国护照，因为下台政府的护照没有效力。这是他取消旅行的唯一解释。

但是大家都认为真正的理由在于他上午接到的有关里奥阿查战况的消息，那些消息比先前收到的更糟。从这边的海岸到另一边的海岸，整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内战的幽灵在她的废墟上肆虐，在逆境面前知难而退是将军最厌恶的事。“我们准备做出一切牺牲来拯救里奥阿查。”他说。病人的忧虑比他不可逆转的疾病更使加斯特尔邦多大夫担心。只有他可以同将军谈实话而不伤将军的心。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你还在关心里奥阿查，”他对将军说，“这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幸。”

将军马上回答：

“世界的命运有赖于里奥阿查。”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计划攻占马拉开波的日期已到，但胜利的影子却没有看到，他的焦急溢于言表。十二月份已经临近，下午的天空像黄晶一般清澈璀璨；现在他担心的不仅是失掉里奥阿查以至整个沿海地带，而是委内瑞拉会组织一支远征军，把他理想的最后一点遗迹一扫而光。

上周以来，天气开始好转，原先阴雨连绵，现在白天晴空如洗，晚上星汉灿烂。将军对良辰美景毫无兴趣，有时躺在吊床上出神，有时无牵无挂地玩牌。不久之后，他们正在玩牌时，一阵带玫瑰香气的海风吹跑了他们手中的纸牌，刮开了窗户的插销。莫里纳雷斯太太为美好季节的先期来临感到兴奋，不禁嚷道：“十二月来了！”威尔逊和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赶紧关好窗户，免得屋里的东西吹得乱七八糟。只有将军还在沉思冥想。

“已经十二月了，我们毫无进展，”他说，“怪不得人家说宁肯要坏军士长，也不要无能的将军。”

他接着玩牌，一局没完，他把牌搁在一边，吩咐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做好动身的一切准备。威尔逊上校前一天刚把将军的行李再次搬下船，因而给弄得莫名其妙。

“船已经开了。”他说。

将军也清楚。“那条路不对，”他说，“应该去里奥阿查，看看能否使我们杰出的将军们终于决心打几个胜仗。”他离开牌桌之前，认为有责任向房东夫妇解释。

“现在根本不是战争必要与否的问题，”他说，“而是荣誉问题。”

十二月一日，上午八点左右，他登上双桅帆船曼纽尔号。华金·德米耶尔先生把这条船交给他随意使用：兜兜海风排除胆汁，去他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榨糖厂以换换环境，从他的多种疾病和无数痛苦中稍稍康复，或者前往里奥阿查，再作一次拯救美洲的尝试。同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一起乘双桅帆船同来的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设法让一艘美国三桅帆船格兰普斯号替曼纽尔号护航，格兰普斯号除了配备多门火炮外，船上还有一位好大夫奈特。但是蒙蒂利亚看到将军病病歪歪的样子，不想仅仅听取奈特博士的意见，还同将军的当地医生商量。

“我认为他根本经受不住这次航行，”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说，“不过还是让他去吧，怎么都比待在这里好。”

大西恩纳加水道缓慢炽热，散发着有害的蒸汽，他们便改走海路，利用那年提前刮起的北方信风。挂着方帆的双桅船为将军准备了一间舱房，船只保养得很好，清洁舒适，行驶时有一种欢快的气氛。

将军兴致勃勃上了船，想待在甲板上观看马格达莱纳河的入海口，它挟带的泥沙使海水呈现灰色，有好几里宽。将军穿着一条旧灯芯绒裤，头戴安第斯软帽，上身是双桅帆船船长送给他的英国海军上装，在阳光的照射和微风的吹拂下，他的气色似乎好了一些。船上的水手为了让他高兴，捕获了一条大鲨鱼，鱼肚子里除了一些金属小物品外，还有几个骑手用的马刺。他像旅游者那么兴高采烈，终于累了，又陷入沉思。他招呼何塞·帕拉西奥斯过来，附耳说：

“莫里纳雷斯大爷现在准是在烧床垫，把匙子埋掉。”

中午时分，他们在大西恩纳加前面驶过，那是一大片混浊的水面，天上各种飞禽争先恐后地在捕食一群金色的小金枪鱼。沼泽地和海水之间是炙热的硝石平地，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渔民的房舍集成村落，院子里铺晒着他们的捕获物，远处就是那个神秘的西恩纳加小镇，白天都出现幻影，使得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学生怀疑他们老师的叙述是否正确。大西恩纳加的另一边则是内华达山脉常年积雪的峰顶。

双桅船静悄悄地鼓着方帆，几乎是贴着水面飞行，轻捷平稳，没有产生将军希望的用以排除胆汁的晕眩。再往前，当他们经过延伸到海岸的山的一条支脉时，波浪变得汹涌，风势也大了。将军急切地观察那些变化，食肉飞禽在他头顶上空盘旋，他觉得天旋地转，冷汗湿透了衬衣，泪水模糊了眼睛。蒙蒂利亚和威尔逊不得不扶着他，因为他身体太轻，一个海浪就可能把他从甲板上卷走。下午，帆船驶进平静的圣玛尔塔海湾，他那虚弱的身体里已经没有可以排除的东西，他疲惫不堪地躺在船长的床铺上，奄奄一息，但为了愿望实现而感到陶醉。蒙蒂利亚见到他这副模样惊骇万分，下船前让奈特大夫再看看他，奈特决定用担架把他抬上岸。

在码头上迎候的人寥寥无几，圣玛尔塔人本来就对任何带官方色彩的事情不感兴趣，何况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圣玛尔塔是共和事业最难吸引的城市之一。博亚卡之役奠定了独立的基础之后，萨马诺总督逃到该城等待西班牙援兵。将军本人曾数次企图解放该城，但直到共和国已经建立之后，蒙蒂利亚才达到目的。除了保皇派的怨恨之外，圣玛尔塔人对卡塔赫纳都有敌对情绪，认为卡塔赫纳是中央政权的宠儿，将军对卡塔赫纳人又特别有好感，助长了这种情绪而不自知。然而最重要的理由是海军上将何塞·普鲁登西奥·帕迪亚的速决处死，糟糕的是他和皮亚尔将军一样，也是穆拉托人，即使将军的支持者中间，也有许多人感到不满。做出死刑判决的军事法庭的主席是乌达内塔，他当上总统之后怨气更大。教堂的钟没有按预定计划敲响，没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莫罗要塞上没有鸣放礼炮，说是军火库的火药那天早上受了潮。将军上岸前不久，士兵们忙乎了一阵子，以涂去教堂侧墙上用炭写的标语：“何塞·普鲁登西奥万岁。”少数几个在码头迎候的人接到他到达的官方通知时并不怎么激动。最引人注意的是埃斯特维斯主教没有到场，他是通知名单上第一个重要人物。

堂华金·德米耶尔有生之年一直记得他们薄暮时用担架抬上岸的那个瘦得可怕的人的模样，他身上裹着毛毯，套戴的两顶软帽遮到眉毛，只剩下一口气。但是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滚烫的手，灼热的呼吸，以及超自然的意志：他下了担架，由副官们扶持着站直身体，挨个儿招呼大家，每个人的头衔和全名都不遗漏。然后他被架上马车，倒在座位上，脑袋无力地靠着，但是眼睛急切地望着车窗外面一去不返的世界。

车队只消穿过马路就到他下榻的旧海关房子。那是星期三，晚上八点左右，由于十二月和风初起，滨海小路上有些周末的气氛。街道宽阔肮脏，有阳台围绕的石砖房屋比全国任何地方都保存得更好。居民们搬出家具，全家老小都坐在人行道上，有些人家甚至在街心招待客人。树间的一群群萤火虫发出的萤光照耀着滨海大街，比灯火还明亮。

刚翻修的旧海关房子是全国最古老的建筑，有二百九十九年的历史，前不久经过翻修。将军的卧室安排在二楼，面对海湾，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喜欢待在正厅，那里有挂吊床的铁环。正厅里还有一张粗雕的桃花心木长桌，十六天之后，这里成了他的灵堂。他的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躺在这张桌子上，身穿蓝色的将军服，但是八颗纯金的扣子在丧事的混乱中不知被谁揪走了。

只有他本人仿佛没有感到死期已如此迫近。蒙蒂利亚将军晚上九点紧急召来的法国医生亚历山大·普鲁斯珀·雷弗朗不必把脉就知道将军早在几年前就已踏上死亡的道路。根据病人颈项无力、胸部下陷和脸色枯黄的症状，他判断主要原因是肺部损害，之后几天的观察证实了他的想法。他一会儿用西班牙语，一会儿用法语同将军单独交谈，在初步询问中发现病人在歪曲症状、混淆病痛方面有了不起的才能，诊断时他竭力忍住咳嗽和吐痰，憋得透不过气。临床诊断证实了医生视诊的印象。从那晚开始到以后的十五天中，医生发布了三十三份病情公报，认为除了身体的沉痼之外，将军精神上的痛苦也十分严重。

雷弗朗大夫三十四岁，温文尔雅，衣着讲究，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六年前，波旁王朝在法兰西复辟之后，他失望之余来到美洲。他的西班牙文说写都正确流利，然而将军一有机会就炫示法语。医生立即辨出了他的口音。

“阁下有巴黎口音。”他对将军说。

“维维恩街，”将军高兴地说，“您怎么知道？”

“不是夸口，我凭一个人的口音就能猜出他是在巴黎哪个角落里长大的，”医生说，“尽管我本人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小镇，很大才离开。”

“诺曼底的干奶酪很好，葡萄酒却不怎么样。”将军说。

“那也许是我们身体健壮的秘密所在。”医生说。

他轻松地触动了将军心中孩子气的一面，赢得了将军的好感。更使将军信任的是他没有另开处方，而是把加斯特尔邦多大夫配制的止咳糖浆亲手喂了一匙给将军喝下，再给了一片安眠药，将军自己希望得到一些睡眠，心甘情愿地吃了。他们海阔天空地又聊了一会儿，直到安眠药起了作用，医生踮着脚尖走出房间。蒙蒂利亚将军和另外几个军官送他回家，医生说他打算和衣而睡，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叫他，蒙蒂利亚听了大为惊慌。

雷弗朗和奈特一星期内商谈了好几次，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雷弗朗认为将军以前感冒没有得到很好调理，肺部落下了病根。奈特大夫根据皮肤颜色和晚上发烧，认为是慢性疟疾。在病情的严重性方面，两人都没有分歧。他们想请别的医生会诊来解决矛盾，但是圣玛尔塔的三个以及省里别的医生都拒不应召，也不作解释。于是雷弗朗和奈特大夫商定了一个折中的治疗方案，用镇咳剂治感冒，用金鸡纳霜治疟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