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麦卡什（1/2）

我最先找到的宝是一批关于罗斯在战时担任无线电报务员的早期活动记录，最初以格罗夫纳屋酒店屋顶的火警观察员的名义开始工作，后来又来到了奇克桑兹女修道院，在那里她截获了加密的德国无线电讯号，把它们发往布莱切利园，在名为“伦敦的欺骗者们”的军情六处指挥下进行破译。她还数次前往多佛，借助沿岸那些巨型的天线，辨认出具体某些德国发报员在发送摩斯密码时富有个人特色的节奏——能够辨认出发报员按键方式的绝活是她为人称道的技能之一。

只有到了后来的档案，那些埋藏得更深、更加难以理解的档案中，我才渐渐弄明白，她在战后也曾到海外工作过。举个例子，她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了对耶路撒冷大卫王旅馆爆炸案的调查中，在其他一些涉及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其他地区的报告的片段中也有出现。有一份报告里说，她跟一个小组曾经短时期以那不勒斯附近为据点活动，当时往这个小组里派遣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用该报告直截了当的说法，是要给一个依然在秘密活动的小组“松松线脚”。她的小组有两人被抓或被杀。报告里提到一笔，说小组里可能有人叛变。

但大多数时间里，我能找到的只是她护照上那些模糊的印戳里的城市名，和她使用过的那些化名，日期则有的被抹掉了，有的用笔涂画掉了，本来我想弄清楚她到底去了哪些地方，何时去的，这下也只能作罢了。我意识到，她手臂上那些伤口是我拥有的唯一物证。

我和阿瑟·麦卡什又邂逅了一次。他之前出国去了，在一番谨慎的对话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从来不问我在那儿干的什么，我也同样没有问过他此前在哪里就职。现在我对我们楼里的社交礼仪已经谙熟于胸了，知道我们那天在晚餐时说的话得绕过所有敏感的话题。然而在某一个点上，我觉得要说的话应该可以接受，而要提到的信息也无伤大雅，便把心中的想法大声脱口而出了，说不知道蛾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麦卡什摆摆手表示不予作答。我们所在的餐馆和办公的地方离了好远，然而他还是马上朝四下里巡视了一圈。“我不能谈这个，纳撒尼尔。”

我们提到的那段岁月发生在卢维涅花园，那里离白厅这片政府的地界很远，可麦卡什仍然觉得他不能谈论一个我觉得和政府机密毫无关系的人。可这件事对于蕾切尔和我却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我不想就此放弃或改变话题，心里为我们不得不变成彬彬有礼的陌生人而感到窝火。带着些许的戏弄之意，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一个经常到我们家来的养蜂人，弗洛伦斯先生。我说，我需要跟他取得联系。我现在在萨福克也有一群蜜蜂，需要一些建议。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沉默。

“他只不过是个养蜜蜂的!我有个蜂后死了，需要换掉。你这样也未免太荒唐了吧!”

“也许吧。”麦卡什耸了耸肩，“我就不该来跟你吃这顿饭，这顿晚餐。”这时侍者来上菜了，他把自己的叉子放到更靠近盘子的地方，不说话了，等看到侍者离去后才重新开始。

“我的确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纳撒尼尔……你母亲离开机构的时候，她之所以清除掉了所有的痕迹，其实就一个原因。因为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能追踪到你和蕾切尔了。而且在你身边是有监护人的，一直都有。我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每周到卢维涅花园来两三次，就是为了照看你们。我就是那个带你们的母亲——在她短暂逗留国内期间——来布罗姆利那家俱乐部看你跳舞的人，这样她才能见到你，至少是远远的。而且你必须知道，那些跟她一起共事的人，即使战争说起来算是结束了，那些人，比如费伦和康纳利，都还是我们关键的保护人和帮手。”

阿瑟·麦卡什的手势，我称其为“英国式的紧张”。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移动水杯、移动叉子、移动空的烟灰缸、移动装黄油的碟子，每样都移动了好几次。这让我了解到，他的脑子动得有多快。很显然，移动这些障碍物能帮助他让自己慢下来。

我什么也没说。我不希望他知道我自己发现的东西。他是一个尽职的官员，讲究公事公办。

“她和你们俩保持距离，是怕你们会和她产生关联，有人会通过她来伤害到你们。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她很少待在伦敦，但当时刚刚被召回。”

“我父亲呢？”我平静地问道。

他几乎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只是做了一个暗示着命运的不屑一顾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