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适应伦敦（1/2）

学生

妮姬，林赛和丹尼尔

我在南伦敦一家学校的外面，天下着雨。孩子们一波波地涌出来，一个警察在学校门口跟家长们说着什么。孩子们手里的手机屏幕开始亮起，各种各样的手机，好像都重生了。孩子们背着帆布背包，戴着露指手套，发夹拢着稀稀拉拉的乱发。黑人孩子们聚成一群，白人孩子们也聚成一群。戏剧室挂着黑色窗帘，还放着打着光的小讲台，加上垒起来的椅子，产生了一种令人安心的熟悉感。下午，这个房间要用作一场辩论赛的会场。最前排有四张椅子，还有几排椅子是安排给从别的学校过来参赛的人坐的，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奶酪片、洋葱圈和塑料盒装着的果汁饮料。有几个学生走进来，用怀疑、甚至有一点进攻性的眼神打量着我；我顺势问他们：你们认为一个伦敦人，或者说一个来自别的地方、却想在伦敦安定下来的人应该要知道什么呢？

妮　姬： 要学会怎么读地铁图啊，绝对的。

丹尼尔： 说得好。其实需要知道的有很多。我希望他们聪明点。怎么说呢，他们如果来伦敦，可能会觉得这里很可怕吧，因为媒体上总是各种渲染啊。你会听到类似“来到伦敦，你在街上很有可能会被人捅一刀”这样的话，又或者是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个黑人，他穿着卫衣，套着帽子，你就得离他远点什么的。但是像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就知道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害怕，也不会总是小心翼翼。有时候谨慎点还是好的，因为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出人意表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害怕。怕只怕有的从伦敦以外来的人，到了以后容易在街头遇上一些事。他们可能会觉得伦敦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地方，或者说可以在街上乱溜达而啥事都没有，但其实也并非如此。我觉得有点街头智慧还是很重要的。

林　赛： 要学会怎么过马路啊，要用正确的方式过马路。到处都车水马龙的，你也知道有多少人在街上被撞甚至死掉的，这很好理解吧。不要担心能不能学会代数什么的；学会怎么过马路吧，这在生活中可比代数更重要。

妮　姬： 保管好随身物品，保持警惕。对的，伦敦真是一个教会人随时保持警惕的地方。

丹尼尔： 不要盯着别人看。如果看到有点不同寻常的事，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盯着看。但是千万别这么做。

林　赛： 我大概四岁时，我妈妈也教过我不要盯着别人看。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丹尼尔： 如果街上出现一个很大的街头团伙，正常人的反应是转过身去看一眼他们在干什么。但我们是在伦敦，应该知道最好不要跟他们产生眼神接触，否则你就给了他们回应的机会。不用害怕，也不用把双手放在头上，然后战战兢兢地走过他们身边，只要跟身边的人继续正常对话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不要盯着看。

悲伤辅导师

保罗·皮门特尔

我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1983年发生在哈洛德百货的爱尔兰共和军轰炸事件。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16岁了，还没有考到驾照。那是一个周六，我姐姐在哈洛德百货男装部值班。早上，父亲过来把我弄醒，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出去喝酒了还是什么的——那时候的我有点叛逆。我醒来问，妈妈呢？父亲说，她去牛津街了。我打开电视新闻，电视上说，哈洛德百货男装部发生炸弹袭击，我马上想，天，最好赶紧到那里去。我试着给男装部打电话，没人接听，于是我开着父亲的宝马迷你（还没驾照呢），像个疯子一样地冲到帕克巷上。我们家住在马里波恩，我听着电台，里面说，在牛津街也有疑似炸弹袭击。我当时想，奶奶的，妈妈和姐姐怎么在同一天遇上事情呢？

当然，到了之后，我发现哈洛德百货被清场了，但是不知道人被安置到了哪里。我没法进入骑士桥 (1) ，于是绕到后面，看到有人聚集在一个仓库里，就想，可能姐姐也在里面。我走进去，她果然在那里。她吓坏了。我对她说，咱们回家吧。我把她弄上车，载回家后，就准备出去找妈妈。要知道，我听到的消息是在牛津街有一个炸弹爆炸了。我们找不到妈妈。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所以联系不上。情况就是这么令人心焦。我们正准备出门时，妈妈出现在家门口。我说，牛津街发生了炸弹袭击啊。她说，哦，有吗？她完全没意识到。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整整齐齐地坐下来吃晚饭，特别开心。我们感恩上天保佑。

后来，当我开始做这份工作时，姐姐告诉我说，炸弹袭击当天，她目睹一个男人的头被炸弹炸飞了。这么长时间里，她一直活在那幅恐怖情景的阴影里，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在精神上支持她，陪她走出来。

发生在哈洛德百货的炸弹袭击事件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这也是我决定做悲伤辅导师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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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七七爆炸案 (2) 发生后不久，我们建立了七七援助中心。中心的电话跟机关枪一样响个不停，又好像开了洪水闸门一样，最后，援助热线电话得24小时开放，我们用了两三周才适应。在经历过创伤的人当中，只有大概5％～25％的人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余的人都可以顺利度过。但是这些亲历者时不时会需要人跟他们聊天，或者生气时可能需要有人听他们发泄两句，又或者倾听他们对自己内心罪恶感的倾诉。他们回述的细节甚至会精确到分钟，还会描述血的气味、泥土的气味、漫天飞舞的各种东西的气味。

实际上，这样的事件可能影响了非常多的人。警钟敲响了啊！虽然只有52个人丧生，但是想想伦敦的人口数量，想想每趟地铁上有多少人——将近1000人——就让人后怕。所以其实事情完全也有可能比实际情况还糟糕。许多人的生命都受到影响，甚至整个人生完全改变。

我们的许多服务对象就是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从50多岁到80多岁都有——其中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本来过着平静生活，却突然被儿女的丧生狠狠冲撞，这样的事情能把他们的整个世界搅乱。想象一下，你身边的某个人本来正常去上班，前一两天才跟你通过电话来着，什么都平平静静的，但是你突然就跟他彻底失去联系，不知道他身在何方。你只知道他在伦敦，除此之外，别无所知。你尝试报警，或者通过别的官方途径寻找他，却一无所得。你打不通他的电话，心焦之际，全市的通信系统突然都失灵了，谁都联系不上。当通信系统恢复正常时，人还是联系不上。这样的过程本来就已经够折磨人的了，然而又突然传来失踪之人的死讯，他的尸体上连四肢都没有。事情全乱了。你怎么办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要能够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正常上班工作，还要尽到伴侣/母亲/父亲的职责，要跟一无所知的孩子们解释情况。不幸的是，很多孩子多多少少都听闻了事情的状况，可是这本不该发生，孩子们不应该经历这个。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呢？这种事情对亲历者造成的影响是永久的。甚至可能直到他们死去的那天，这种影响都存在。有时候，他们需要有人跟他们聊天，把这些感受谈论出来。我深深希望，如果他们将来在生活中遇到很不顺心的事，心里头能有个念想，知道他们只需要拿起电话拨打热线，电话那头就有人守候；他们可以预约一两个咨询，这样的倾谈和引导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拯救恋爱、工作、朋友关系或者家庭关系。你明白吗？除了生活中的烦恼，他们还会遭受一些不知情人的询问造成的伤害：比如有的人可能会说，天啊，你还在想着那件事吗？当一个人仍然在痛苦中挣扎的时候，这种问题尤其令人受伤，似乎自己的痛苦一瞬间就被人否认、忽视了。

我跟很多人谈的时候，他们都说，希望自己在灾难发生的那天也一起死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因那件事改变得太多，已经到了让人根本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会说：“人们不理解我。如果我也一起死了，可能身边的人也可以在没有我的世界里，继续美满地生活下去吧。”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心里都是很煎熬的，但这确实是他们的真实想法。

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袭击，但是现在七七爆炸案又发生了，人们确实感到不堪忍受：这都是什么事啊？把马德里爆炸案和伦敦爆炸案对比一下：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的火车上发生的炸弹袭击使一个政府下台了。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恐怖袭击是当时的西班牙政府错误的外交政策导致的。这件事变得非常政治化，幸存者们也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在英国，这样的事根本不能撼动政府。我们只想忘掉这件事。你要继续过活。把上唇抿紧，好好忍耐吧。

事情的真相是，英国人改变了太多、太多。我来自拉丁文化的国家，葡萄牙离英国也就是两个小时的飞行距离，但葡萄牙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想说的是，英国人近年来比以往更会表达情感了。以往，人们根本不会吻来吻去，但是现在大家总是用亲吻来表达感情。电视上，男人们吻对方，女人们也吻对方，每个人都在亲吻彼此。这完全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我觉得这很好。记得刚来英国上学时，父亲开车送我去学校，我对他说：“千万别在学校门口亲我啊！”好像这很恐怖一样。在葡萄牙，每个人可都用亲吻来表达感情。

在七七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日（七七爆炸案发生在周四），人们计划在白金汉宫前的林荫路进行游行悼念。游行开始之前大家想，会有人出现吗？而最终，数千人参加了游行，表达“我们不会被打倒”的信念。恐怖主义不会打倒我们。警方肯定为此经历了一场安保和游行安排的噩梦，但那场活动实在令人震撼。

你有可能出门被公交车撞到，可能会遇上意外，甚至可能在地铁里从电梯上滚下来，撞个脑袋开花。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难道你就因此躲在家里，裹紧被子不出门吗？其实按照概率来说，我们死于别的事件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死于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在伦敦，关于这种事情还有些笑谈呢。

有一天，干草市场附近出现一辆携带炸弹的汽车，我刚好在警察赶到拆弹的两分钟之前经过事发地点。我记得自己后来这么跟同事说：“这多好笑啊，你能想象恐怖袭击心理援助项目的负责人死于恐怖炸弹袭击的可能性吗？《每日邮报》 (3) 的头条可不用愁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太好笑了，正笑着的时候，有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我们这么笑着时，这人就问，你好，这里是悲伤辅导服务中心吗？别人恐怕都觉得这里应该成日充满哀恸的气氛。但这里的气氛完全相反，因为你不哈哈大笑，就只能痛哭流涕。

私人教练

里斯顿·文盖特—德尼斯

我在伦敦东区长大，所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会一门武术，不是拳击就是柔道。我以前住在政府廉租房里，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是要会点武术的。（他笑了。）光在我们那小小的地方，就有七个不同项目、不同年龄组的世界冠军。咏春拳、空手道、柔道——哦，其实不是柔道，是柔术——一种地下综合格斗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吸引人。主要还是空手道。住在那片区域的很多人，注定要在某个地方打架、格斗的，只是他们不在街上打架，而是把格斗场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作为一个居住地来说，那个地方确实很奇怪——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黑人、爱尔兰人，还有中国人。我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圣卢西亚来到这里，那个时候，堡区、麦尔安德区都挤满了来自印度西部的移民，他们聚在那里找工作，不是在公交车上就是在医院里。回家的旅途很长，所以很多来自小岛国家的人就干脆留了下来。跟很多人一样，母亲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洁工。她来这里以前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机械工，现在却在陶尔哈姆莱茨区做家政工。我的父亲在福特公司工作，是个喷漆工。

我想，在东区长大的移民之子的身份为我余下的人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你在那里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从非常安静的人到杀过人的人，都有。我想念那个地方吗？不。但是那里教会了我如何理解人们工作的方式，教会我不要把任何事情想成理所当然，也不要太相信别人天花乱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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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年代里，在街头可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很不好。这座城市的脊梁正在消失。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所有的东西都太贵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你有什么？这么贵吗？那个看起来不错，哪里买的？”给你举个例子吧：住在这里的很多人，来到这里纯属偶然。在伦敦生存，感觉有点像使用一份旅游套餐——你按时出现，住在高级酒店里，有人照顾你，你能吃饱，还能去按摩，但是除此之外哪里都不能去。在这里，在诺丁山，有很多人生活在又大又旧的门后，他们来到这里也完全有可能纯属偶然。

在这里，有很多事根本没有人在乎。每个人都很随意，“就这样吧！去波多贝罗玩玩呗！”。在任何一周的任何一天走上街头，你都可以看到四五个在电视或者杂志上出现的面孔。不是什么大事，没人在乎！除非你在我这里疯言疯语，不然真没人会对你感兴趣。有的名人戴着墨镜过来训练。我问：“你为什么戴墨镜呢？”“有好多狗仔队啊。”“如果你不希望被狗仔队拍到，我们有侧门啊，就从侧门进来啊！如果你希望我把帘子拉上，我就拉上呗。”不是每个人都对名人那么感兴趣的。（他走到帘子前面做了做动作，后面是哑铃、全功能训练器、跑步机、健身球等健身器材。）

我想这就是伦敦的问题所在。每个人都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然，我是说伦敦整体来说是这个样子，诺丁山也是如此。

我有个学员，一周里面三四天都在出差。一周三四天啊，这对人可不好。我每天早晨五点一刻开始工作，因为有的客户得在七点钟之前赶到办公室。这就是我所说的变化了。现在的人根本不肯离开办公室，因为他们怕自己会丢掉工作。所以从“我要拥有健康的心脏和生活方式，每个来上班的人都要保持足够健康的身体，这样他们在工作时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变成了现在的“鞭笞他们，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工作。鞭笞他们，让他们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吧”。可是为什么不让他们每天有效率地工作十个小时呢？

悲哀的是，人们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他们没有选择权。我能看到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人们的身体产生的影响。人们没时间睡觉，长皮疹，旧伤复发得更频繁，呼吸困难，焦虑，凡事挑剔，总在为什么事而烦心，好像总有不如意的事情。人们来我的健身房，觉得他们需要锻炼。但实际上，锻炼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你最需要的是八小时的睡眠，好好吃饭，做一点点冥想，甚至是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我觉得伦敦好像有一个巨大的齿轮，会把人拽进它的轨道。保持健康在短期之内可能对你的生活有点作用，但是举个例子吧，比如，你走进健身房，我准备重新调整你的身体，先对你的跑步动作做步态评估，然后教你如何加强肩部力量，我们让你改变坐姿，需要你根据我们的方法来配合，这样做、那样做。然后一周下来，你觉得还好，但只要到出现压力的时候，你的肩膀就开始不自觉地上耸，我们做的校正就都失效了。不是说你打输了这场仗，而是说，你好像陷入了死循环，一个旧的大大的死循环。光来健身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能修复问题的唯一方式是修复你的工作方式，把这种压力释放出去。我帮你修正之后，你离开健身房的第二天就重蹈覆辙——这样可不好。我觉得我们可能都陷在了伦敦生活里。

伦敦人

斯玛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