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警方助力，皆大欢喜（1/2）

返回圣地亚哥，我们再次以身犯险。身边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种种迹象显而易见。“饥饿进军”大游行遭到了血腥镇压，警察殴打了摄制组的几位成员，砸毁了一台摄影机。因为工作关系常与我们打交道的人都认为，我们假装出境的计谋不会实现，甚至连克莱门西娅·伊绍拉也坚信，我们就像是无辜的圣徒踏进了狮穴。至于寻找那位持异见将军的努力，被那句永恒的回答“明天再联系”阻遏住了。当意大利组得到通知，获准于次日上午十一点到拉莫内达宫拍摄时，我们即处在如此紧张不安的精神状态之中。

让人不由得怀疑这是个致命的圈套。我自己愿意冒一切风险，没什么大不了，但贸然指派意大利摄制组进入总统府拍摄，却不清楚是否会让他们置身陷阱，这个责任过于重大。然而，摄制组成员明知有风险，还是决定负起责任，冒险前往。法国组已经没理由再待在圣地亚哥了。因此，我们紧急召开会议，敦促他们乘坐最早的航班离开智利，带上准备运往马德里的拍摄完毕的素材。在我指导意大利组拍摄皮诺切特总统府的当天下午，法国组起飞离境。

前往拉莫内达宫之前，我先把写给最高法院的信交给了弗朗奇。最近几天，我都把这封信放在手提箱里随身携带，迟疑着是否该寄出去。我请弗朗奇立即亲自邮寄，他照办了。我还把埃莱娜留下的紧急联络电话留给了他。十一点差一刻，弗朗奇开车把我放在神佑街的街角，我在那里跟意大利摄制组全员汇合，一起前往拉莫内达宫。最悖谬的是，这一次我脱掉了乌拉圭广告商的装束，穿上了牛仔裤和兔皮衬里的夹克。这是最后时刻所做的决定，因为格拉齐雅是记者，乌戈是摄影师，奎多是录音师，这些成员的背景早已经过彻底审查。但其助手，名字虽然也要列在拍摄许可申请书上，却不需要验明身份。这正解决了我的难题： 我作为照明组助手，手提线缆和聚光灯，混进了总统府。

负责接待的三位青年官员态度亲和，他们轮流引导我们在府内各处游览。我们从容地拍摄了整整两天，力求技术上没有瑕疵。我们特意询问与建筑修复有关的方方面面，因为格拉齐雅针对托埃斯卡和智利的意大利风格建筑做足了功课，所以没人怀疑这就是影片唯一的主题。不过，军方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极有把握地向我们介绍府邸每个局部的意义和历史，以及跟建筑原样相比，做了怎样的修复；但他们也预备了喋喋不休的遁词和云山雾绕的话，缄口不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说实话，修复工作还算忠实于原始图纸。他们封堵了几道门，另开了几道门，推倒了几堵墙，又改变了一些隔挡的位置，还封闭了莫兰德街八十号的大门——历届总统的私人访客原先都经由此门出入。改建的地方这样多，即便是了解旧官邸的人，如今在新总统府里也难免迷路。

当要求他们向我们展示《独立宣言》原件时，接待我们的官员似乎犯了难。这份文献原先一直保存在部长会议大厅里，我们知道原物已在轰炸中被焚毁。接待官员始终不肯承认这一点，而是要我们再填写一份特别拍摄申请，且一再告知申请要迟些才能获批，就这样一直拖延到拍摄结束。他们也没法说清堂迭戈·波塔雷斯用过的写字台被挪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往历届总统留下了不少遗物，可原本用来陈列文物的小型历史博物馆也在政变大火中付之一炬。或许，自奥希金斯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半身像都难逃同样的噩运，尽管更流行的说法是，军政府为规避有朝一日被迫摆上萨尔瓦多·阿连德雕像的尴尬局面，索性把以往安置在走廊里的历届总统半身像统统撤走了。总之，深入游览总统府之后的印象是，为抹除殉难总统的所有痕迹，这里的一切都被彻底改造了。

在拉莫内达宫拍摄的第二日，大约上午十一点，我们突然感觉到空气中一阵不可见的骚动暗自酝酿，随后听见一阵急促的军靴声和金属器具的碰撞声。接待我们的官员神色骤变，生硬地命令摄制组关掉聚光灯，停止拍摄。两名便衣警卫毫不掩饰地立在我们面前，万一我们执意拍摄，他们就会出手制止。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直至看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本人走来。他面色铁青，体态臃肿，在一位军官和两位文员助手的陪同下，径直往办公室走去。这个照面来得突然，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反应时间。皮诺切特走过去时没朝我们这边望一眼，但距离如此之近，能真切地听见他当时在说些什么：

“女人的话不能信，就算她们说的是实话。”

乌戈一下子愣住了，手指紧扣在摄影机的拍摄键上，仿佛眼睁睁错过了自己的目标。“如果当时有谁想刺杀他，”他稍后对我们说，“那再容易不过了。”虽然那天还剩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可我们当中谁都没有心思再拍下去了。

餐厅里的疯子

拉莫内达宫的拍摄任务一终了，意大利摄制组便携带剩下的所有素材，顺利出境。这样一来，我们总共拍摄了三万二千二百米长的胶片。

在马德里，经过为期六个月的后期剪辑，这些胶片最终浓缩为四个小时的电视片和两个小时的电影。

虽然原计划已大功告成，我和弗朗奇还是在圣地亚哥多待了四天，惦念着能与“通用电气”取得联系。按照对方在电话里的指示，两天之内，我每隔六小时来到指定的咖啡馆。我坐在那里，耐心静候，重读了一遍《消失了的足迹》——那本我乘飞机时的护身符。让我久候的联络人终于来了，是个二十岁左右天使般的姑娘，穿着公馆女子中学那种矫揉造作的校服，在倒数第二个赴约时间赶来，传达了下一步指示：当天下午六点，在波塔雷斯街上有名的亨利之家餐厅见面，赴约时，我要手拿一份《信使报》和一本连环画杂志。

我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出租车遇到了街头游行队伍，无法前行。紧随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康塞普西翁的自焚事件，一场新的反独裁和平抗议运动兴起。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示威人群，两百多名抗议者浑身湿透，但仍抵在墙壁上，无畏无惧，高唱爱的颂歌。虽然这场崇高的示威抗争让我深受感染，但我仍不得不遵照女学生的指示，赶到餐吧，坐在高脚凳上阅读《信使报》社论版。按约定，有人将靠近问我：“您喜欢读社论版？”我应该回答说是。对方再问，为什么喜欢读？我再回话：“因为有经济信息，对我的职业有帮助。”不久我就应当起身离开餐厅，门外会看到一辆等候我的汽车。

我把社论版从头到尾读了三遍，这时有人从我身后走过，并用胳膊肘在我腰上轻轻撞了一下。我在心里说：“就是他了。”我看了看那人，是位大概三十岁的男子，肩背宽阔，正慢吞吞地往卫生间走。我想这可能是暗示，想让我跟他到卫生间那边接头，但我坐着没动，因为他还没说暗号。我一直留意着卫生间，直到那人出来，经过我背后，又像上次那样轻轻碰了我一下。于是我转过身，望着他的脸。那人长着酒糟鼻，嘴唇发紫，眉头有好几道伤疤。

“喂，”他说，“你过得怎么样？”

“好，挺好。”我对他说。

他在旁边的吧椅上坐下来，用熟络的口气跟我攀谈起来。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朋友，”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怎么能忘。”

就这样，我们的对话持续了几分钟，我动作明显地露出报纸，提醒他说暗号。但他没留意，仍旧坐在我身边，望着我。

“那么，”他开口道，“请我喝杯咖啡怎么样？”

“好啊，朋友，很乐意。”

我向服务生点了两杯咖啡，但他只在吧台上放了一杯。

“我点了两杯，”我说，“另一杯给这位先生。”

“哦，好，”服务生回答，“请稍等，很快就送来。”

“可你为什么不现在送来？”

“是的，”他说，“马上给他送来。”

但咖啡仍旧没来。更怪的是，我旁边的男子似乎并不在意。遇上这种咄咄怪事，我不免紧张起来。那人把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

“我觉得你没认出我来，对吧？”

此时我决定摆脱他了。

“你看，”我告诉他，“说实话，我确实没认出来。”

他取出钱包，从里面掏出一角揉搓得很烂、已经发黄的剪报，在我眼前晃了晃。

“这就是我。”他对我说。

这时我才想起他是谁。这人是早先的一位拳击冠军，全城闻名，不过与其说是凭借过去的殊荣，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后来的精神失常。我决心在沦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以前离开，于是向服务生要求结账。

“那我的咖啡怎么办？”他说。

“您到别处喝吧，”我对他说，“我可以把钱留下。”

“谁要你的钱！”他说，“你认为他们把我打倒了，我落魄了，就连尊严都不要了？少跟我扯淡！”

他就这么大嚷大叫，于是周遭所有的目光都汇集到我们身上。我一把擒住拳击手粗壮的手腕，紧紧攥住。幸好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双樵夫般的大手。

“请你冷静一下，明白了吗？”说话时我盯着他的双眼，“一个字也别说了！”

我很走运，因为对方虽易激动，但镇静下来同样迅速。我赶紧结账出门，走入寒夜，乘坐碰到的第一辆出租车返回酒店。在前台，我收到了弗朗奇留下的紧急字条：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了七二七号。无须解释。七二七是我和弗朗奇约好的暗号，指的是克莱门西娅·伊绍拉的家。弗朗奇仓促离开酒店，匆匆把我的行李箱带走，这一情况显然说明，抓捕我的包围圈已经要收网了。我赶忙离开酒店，换乘了几次出租车，每次都随机改换目的地。终于，见到克莱门西娅·伊绍拉时，她一如往常，从容安详，正坐在电视机前观赏一部希区柯克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