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结语：经线和纬线（1/2）

欧洲对棉花帝国的统治就这么不声不响结束了。那是1963年，利物浦最著名的乐队披头士在美国首次亮相，小马丁·路德·金（ jr）牧师“梦想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州……也会被改造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同一年，巨大的巴克拉水坝在印度落成，为280万英亩的土地提供灌溉，其中大部分是棉花田。那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雨天早晨，一群利物浦人在老霍尔街的棉花交易所大楼里集会。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统治他们的帝国，而是为了拆解它。这一天的任务是拍卖19世纪曾装点过利物浦棉花协会办公室的“贵重俱乐部家具”。与会者购买了近100件物品，包括“桃花心木交易员办公桌”“桃花心木报价板框”“桃花心木框美国天气图”和霍比（s a hobby）的绘画《棉花厂》。而棉花交易所大楼本身在一年前就因为生意不景气被卖掉了。1

利物浦棉花协会成立于1841年，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规范全球棉花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这些椅子、书桌、灯具、架子、沙发和绘画的买家在这个日益没落的城市的街道上运送他们的战利品时，他们大概很难想象仅仅100年前，利物浦还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是连接美洲、非洲和亚洲棉花种植者与欧洲制造商以及全球消费者的重要枢纽。

但是到1963年，欧洲对棉花帝国的统治结束了。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只能占全球棉布出口的28，而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占据着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英国纺纱厂曾经有60多万工人在工作，现只剩下3万人。以前的棉花城镇崩溃了，好几代靠纺纱和织布维持家庭生计的工人失业。1958年，长久以来一直坚定拥护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商会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宣布英国棉花产业需要保护，这明显是在宣告失败，虽然只是无心之举。然而，尽管欧洲（美国也越来越）在这一有着惊人的生产力和可怕的暴力的生产体系中已经边缘化，但帝国本身仍然存在。事实上，19世纪利物浦棉花协会或曼彻斯特商会的成员几乎无法想象今天的棉花产业，而今天的世界创造和消费的棉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2

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你穿的衬衫、裤子或袜子很可能是用棉花做的。多亏了地球上相隔遥远、居住在彼此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的种植者、纺织者、裁缝和商人的努力，棉花产品通过各种途径来到你的身边，就像棉花曾经给你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披上了衣服一样。然而，一个世纪前，你的衬衫很可能是在纽约或芝加哥的一家商店里缝制的，用的是在新英格兰纺成的织物，采用的来自美国南方的棉铃，如今它可能是由中国、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或塞内加尔的棉花制成，在中国、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纺织，然后在孟加拉国或越南等地制造。如果说这本书所描绘的棉花帝国还能有一部分都与你的衬衫有关的话，那这个不大可能的部分大概就是美国种植的棉花了。美国仍有25万名高度资本化的棉农，大部分在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他们种植的棉花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因此他们必须获得数额巨大的联邦补贴才能继续种植，这些补贴在某些年份相当于贝宁（巧合的是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棉花种植国）的国内生产总值。3

虽然一小群美国棉农还在坚持，但那些曾经对欧洲和北美经济都非常重要的棉纺厂却几乎消失了。这些笨重的建筑不是被拆除，就是被改造成了购物中心、艺术家工作室、工业风格的公寓或博物馆。事实上，全球北方棉花产业的衰落已经掀起了一股纺织博物馆热潮。你可以参观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布特棉纺厂博物馆（boott tton ill）改造的博物馆、坐落在前孟菲斯棉花交易所的孟菲斯棉花博物馆、黑森林的维瑟河谷棉纺织博物馆、南卡罗来纳州詹姆斯·亨利·哈蒙德留下的雷德克里夫种植园（redcliffe pntation）、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略布雷加特河沿线长达20英里的殖民地小径（ruta de les lonies）的徒步旅行路线以及18家废弃的棉纺厂，还有数十个，或许数百个其他类似地点。棉花帝国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塑造和重塑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形象，而现在成了一般家庭出游的去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在通常田园诗般的环境中漫步于古旧的工厂里；他们看着穿着古老的服装的纺纱工和织工演示古老的机器，还要不时掩耳来阻挡动力织布机的噪音，他们看着照片上的孩子，这些孩子过早地变老了，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然而不太久之前，他们还在这同一台机器上一周工作60个小时。棉花种植园也改造成了旅游场所。然而，在这里，奴隶劳动的恐怖往往被淡化或是被隐藏起来——往往被宏伟的大厦、美丽的景色和精心照料的花园刻意掩盖起来。但这些历史古迹都无法展示棉花帝国最伟大的发明：一个连接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全球网络，这个网络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离这些博物馆，却一直持续到今天。

随着欧洲和北美游客注视着棉花帝国的残余，以及从福尔里弗到奥尔德姆的社区和工人与后工业破坏的后果作斗争的同时，数百万工人涌入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纺织厂，而非洲、亚洲和美洲还有数百万农民在种植棉花。多亏了他们的努力，今天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服装中，大约98是在国外生产的。仅中国就为美国提供了40的服装，其次是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洪都拉斯、柬埔寨、墨西哥、印度、萨尔瓦多和巴基斯坦。织物和纱线不再主要来自英国，甚至也不再来自美国南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纺织了全球大部分棉花。今天，中国的工厂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亚洲占822），而北美和西欧仅分别使用全球棉花产量的42和07。200多年后，全球棉花的大部分使用再次集中在1780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纽约纺织公司欧拉公司（oh c）的董事总经理说：“中国的工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坦白地说，全球工业在向中国倾斜。”此外，你身上的衬衫完全由棉花制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合成纤维的生产开始超过棉纺织业的生产。今天，每年大约生产5200万吨的石油基合成纤维，用来制作你可能正在穿着的仿羊毛夹克，其数量几乎是全球棉花数量的两倍。4

随着制造业的转移，种植中心也随之转移。1860年，美国几乎垄断了棉花出口，而今天，全世界只有14的棉花是在北美种植的。中国和印度居于前列，每年生产3400万包棉花和2600万包棉花，而美国为1700万包。自1920年以来，全球产量增加了7倍，棉花种植对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和西非国家的经济变得极为重要。据估计，仅中非和西非就有1000万农民依赖棉花。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参与棉花种植和制造的人，有人估计约有11亿个家庭参与棉花种植，9000万个家庭参与棉花运输、轧花和仓储，另有6000万工人操作纺织机械和缝合服装，还有人估计这一行业所有部门的总人数为35亿人，这一数字占世界人口的3至4，过去从未有行业有这么多从业人员。全球共有超过3500万公顷的土地专门用于种植棉花，这相当于德国的表面积。5

一些国家就像一个世纪前在非洲的欧洲殖民国家一样，制定政策强迫农民生产棉花，尽管这种政策往往会造成破坏性的环境和财政后果。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是全球前十大棉花出口国之一，它继续迫使农业人口种植棉花，尽管为了灌溉其干旱的土地，咸海已经基本被排干，使该国大部分地区几乎成了盐滩。正如一位乌兹别克棉农告诉记者的那样：“我们正在毁灭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要种植棉花，我们从棉花中得到了什么？”此外，新的转基因棉花作物的出现，成倍加重了许多农民的负担。这些植物的种子购买和维护成本更高，但它们的产量也高得多，从而在推高成本的同时压低棉花价格。例如，许多塔吉克棉农陷入债务循环，被迫生产棉花，就像一个世纪前印度和美国南方的棉农一样。事实上，棉花种植者仍然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2005年，在印度，在经历了一个雨水不足和作物歉收的季节之后，数以百计种植转基因棉花而负债累累的农民喝下杀虫剂自杀，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棉花生产仍然是一个经常残酷的考验。对于大多数农民和工人来说，棉花远非美国棉花行业营销人员所吹捧的可爱的“生命的质料”。6

亚洲作为世界棉花种植中心：2012年全球棉花产量。

21世纪初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前的世界为数不多在地理上一致的地方是亚洲在棉花世界的重新崛起。棉花的种植以及纱线和布料的生产继续向亚洲转移，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我们已经看到，新兴的亚洲资本家和试图建设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是如何研究欧洲人对领土的渗透和对劳动力的掌握，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他们自己的后殖民国家，最终甚至应用于后资本主义腹地的。这些国家找到了将工业资本主义的方法与民族主义发展项目结合起来的新方法，各种官僚和政治家都梦想着“大跃进”。一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重新划定了棉花帝国的地理边界；低工资和强大国家的结合，使得棉花种植和制造再度在5000年前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蓬勃发展。亚洲的崛起非常强劲，亚洲国家（中国位居前列）越来越渴望制定全球棉花贸易规则，这是利物浦商人以及后来的美国政府曾经享有的特权。7

在这种回归亚洲的过程中，种植者、制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再次发生变化。今天，棉花种植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哥或印度，通过香港的纺织厂，然后运到越南的缝纫店，最后来到堪萨斯城的服装架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距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这些运输棉花的复杂网络维系在一起的方式。沃尔玛、麦德龙和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取代了制造商或棉花商或布商，开始主导连接承包商、分包商、农民、工厂和血汗工厂的商品链。制造商不再把他们的产品“推向”消费者；相反，产品被零售商“拉”过大洋，并使制造商、承包商和工人相互竞争，来保证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8

商人的再次崛起，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零售商和品牌服装销售商的形式再次扮演关键角色，是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当然，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权力让人想起19世纪上半叶商人的重要性。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棉花帝国的核心角色一直是与制造商联合起来的国家。各国在改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大项目中走在前列，并在这一过程中为民族制造商，以及在谨慎的限度内为组织起来的纺织工人发挥了中心作用。这些趋势在20世纪进一步加速。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英国政府在1941年为了应对战争条件，接管了整个棉花市场，包括原棉的采购和分销。战后，政府继续控制棉花，令利物浦棉花协会深感遗憾的是，政府原棉委员会（raw tton ision）仍然是英国棉花的唯一购买者和分销商。这些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的商人沦落到乞求政府考虑他们的利益的地步。1946年《纽约时报》说：“很难想象对整个自由世界市场体系还有更直接的打击。”然而，《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也准确地指出：“这一针对棉花的行动似乎说明了当下全世界官僚对自由市场的不信任……以及他们对政府‘规划’的魔力的无限信任。”直到保守党政府上台，并于1953年通过《棉花法案》，利物浦市场才重新开放，但即便如此，它仍继续保持了“补贴、关税和汇率失衡”组成的结构。利物浦棉花协会正是为了应对“商人因素在市场中的收缩”，最终在1963年重组自己，并出售其家具。9

在大西洋彼岸，政府在棉花产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毁灭性的农业危机和随后的大萧条，罗斯福新政成立了农业调整管理局（agricultural adjtnt adistration），负责监管生产以满足需求，并向棉农提供补贴，这些作用一直持续到今天，争议也越来越大。棉花种植者和制造商认识到政府日益重要，于1939年成立了国家棉花委员会（national tton uncil），游说华盛顿促进棉花市场和科学研究的发展。美国农业部的对外农业服务局（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成立于1953年，目的是为美国棉花在世界各地打开市场。它的使命一直维持到今天，而且作用有增无减。在这一时期，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试图让美国日益困顿的棉纺织业维持下去。然而，1965年，即使在福尔里弗的棉花中心，最后一家棉纺厂也关门了。10 到了70年代，美国的棉花工厂以及英国棉花工厂的残余部分完全依赖政府政策。

尽管19世纪棉花商人促进了棉花帝国的崛起，但到了20世纪中叶，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崛起。以最极端的例子来说，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 fran）和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on）等人推动国内棉花种植，以使国家与世界市场隔绝。然而，政府在后殖民国家和后资本主义国家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中国的“大跃进”和印度的五年计划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和独立的印度，国家计划官员设想了经济增长和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产量会猛增。在中国，种子、化肥和农产补给品价格低廉，农业信贷丰厚，加之鼓励在国有土地上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并对高产棉花品种实行优惠待遇，棉花产量大幅度增加。棉花制造业也开始腾飞，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了656万吨棉线，比前几十年有了显著增长，但仍大幅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到195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棉纱生产国，产量是英国的25倍。1983年，有327万吨棉产品从大型国有棉纺织厂流出。11 印度工业的增长也是突飞猛进。12

中国这样一个工农国家能在棉花产业占据支配地位，对19世纪初的棉花国王——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哈蒙德家族、曼彻斯特的赖兰兹家族、米卢斯的多尔富斯、利物浦的巴林家族以及温特图尔的福尔卡特家族——来说，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想象到2008年，中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种植出130万吨棉花，占世界棉花总量的5。然而，国家建设与工业化的结合是常态。这种婚姻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取得了成功，例如苏联进一步改造了中亚的棉花农业，以促进原棉产量的真正惊人增长。1980年，苏联生产了近60亿磅棉花，使其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仅1950年至1966年间棉花产量就增长了约70，这样的大幅增长，只有在国家对灌溉、化肥和机械的大量投资下才有可能实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