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新棉花帝国主义（1/2）

1902年，日本农商务省农业事务司司长佐古光起与刚从中国沙市调往朝鲜木浦的日本政府官员若松兔三郎一起坐轮船从中国前往朝鲜。当他们穿越黄海时，两人讨论了在东亚扩大棉花种植，以为大阪和其他地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原材料的前景。1893年，日本进口了大约125亿磅原棉。到1902年，日本棉花进口增加到446亿磅，主要来自印度和美国；到192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0亿磅。农业官员佐古建议，也许可以让朝鲜农村种植者为日本工厂生产更多棉花。若松也表示赞同，他说自己在沙市待了多年，那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棉花种植业。两人一抵达朝鲜，就决心调查当地的棉花种植情况，并想办法增加产量。1

若松根据自己早期在中国的观察，一开始先是在小型农场试验各种棉花品种。两年后，1904年，日本帝国议会和贵族院的成员以及棉产品制造商“效仿两年前成立的英国棉花种植协会（british tton grog asciation）”，创建了朝鲜棉花种植协会（asci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ton korea）。协会系统化地扩大了若松的努力，特别侧重于引进美国棉花品种、兴建轧花厂，并最终向朝鲜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增加棉花产量的建议。到1906年，日本纺纱业者在大阪成立了朝鲜棉花公司（korean tton rporation），并在木浦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向朝鲜农村种植者提供贷款，后者将自己的棉花作物抵押给公司。日本纺纱业者迅速扩大活动，“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棉花地带的大部分原棉”。日本棉花商向朝鲜农村派了很多购买棉花的代理商，对这个项目的帮助很大。2

1910年日本开始占领朝鲜时，新殖民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棉花生产。1912年3月，“总督向……南部各道政府发出了……关于鼓励种植陆地棉的指示”。日本棉花资本家和帝国行政人员都担心，日本对进口棉花的依赖可能危及其制造业的成长。他们特别希望摆脱大英帝国的束缚，因为到1909年，62的日本棉花进口来自印度。3

从朝鲜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和台湾进口棉花是一个潜在的解决办法。传统上，朝鲜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除了种植豆类和蔬菜，通常在同一块田地上还种植棉花。大部分棉花都用于在国内生产布料。日本殖民者希望改变这种本土棉花产业，就像英国同行在印度所做的那样：开垦新的土地，说服农民把更多的现有土地改为种植棉花，进行农业试验以提高产量和质量，并由国家对作物的销售进行监督。他们借鉴了其他竞争性棉花大国的经验：日本农商务省确实调查了德国人在多哥、法国人在法属苏丹（今马里）和英国人在苏丹的棉花种植经验。1904年成立的朝鲜棉花种植协会和1912年的棉花种植扩展计划（tton cultivation expansion pn）都借鉴了这些外国模式的重要内容。4

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果。朝鲜对日本的棉花出口从1904年至1908年的年均3700万磅增加到1916年至1920年的165亿磅。日本控制下的中国旅大地区的棉花出口又提供了410万磅。美国种子生产的棉花种植增长速度特别快。到1915年，263,069名朝鲜农民种植了3700万磅棉花。由于日本殖民主义国家的努力，日本棉花工业已经驯化了一个规模虽小但正在发展的殖民地棉花产业。5

类似的故事可以在世界许多地方讲述。1865年以后，随着各国在建立棉花种植农村的新劳动力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也获得了广阔的可以种植棉花的新领地，并在军事、政治和官僚方面对其进行统治。它们都明白，对劳动力的主权与对领土的控制息息相关。到19世纪末，同时代观察家认为，向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的过渡，其最根本的基础是新近权力大增的帝国国家对领土的统治。棉产品制造商在经历了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大失败，并在改造全球农村方面遇到了往往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特别关注不断获得廉价棉花和进入新市场的问题，他们迫使其政府对越来越广泛的棉花种植土地施加更大的控制。

美国、埃及、奥斯曼帝国和其他地方国家机构力量的巩固，以及帝国对朝鲜、西非和中亚殖民领土的控制，在美国内战后的几十年里大大扩展了棉花帝国的势力范围。然而，征服和控制本身并不能生产棉花。扩张需要战略，国家官僚和资本家系统地运用美国在解放黑奴之后动员棉花种植工人的经验教训。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赶走当地人口，为棉花种植者提供土地，如在东非。但在美国内战之后更典型的情况是，他们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创建新的劳动制度和重塑当地社会结构，将新臣民纳入全球棉花种植联合体。这种情况发生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中亚、西部以及中部非洲。这种蜕变往往依赖胁迫和暴力，但不是奴隶制。其具体速度和程度因这些社会先前的具体组织方式和殖民国家的相对能力而异。事实上，当帝国臣民成功地保留了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时，整合进全球经济的过程有时会失败或陷入困境。6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恰恰证明了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奴隶和新帝国主义的出现是同时进行的。奴隶制变成了自由劳动力，地方主权让位给民族国家和帝国，骡子和骆驼让位给铁路，战争资本主义让位给科学农业改革，由积极的殖民代理人吸取工业资本主义的教训去推动执行。国家带来了军事统治和平定、基础设施和土地产权。这些国家组成了新的影响深远的全球网络，而全球网络反过来又促进加强了各国。

在19世纪为解放奴隶而爆发过大斗争之后，欧洲的棉花消费国、美国和日本果断地采取行动，控制和开发可以种植棉花的地区。这种“棉花潮”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达到了顶峰，当时新的帝国主义列强拥抱它的热情丝毫不逊于美国内战期间的旧殖民国家。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70年代前，棉花资本家有能力将非裔美国工人送回棉花种植田里去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使世界农村受到的压力减少，但19世纪末，长期以来棉产品制造商和政治家对安全廉价的棉花供应的担忧大大加剧了。

随着棉花价格在25年来首次上涨，在1898年至1913年间上涨了121，欧洲和日本制造商都担心，美国自己的工厂将消耗更大比例的国内生产的棉花，将会导致棉花短缺，价格更高。一些投机者通过操纵新成立的棉花交易所的期货和现货交易，暂时成功地“垄断”市场，迫使价格上涨，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担忧。一旦这些炒作失败，一波“棉花民粹主义”席卷了美国南部农村，棉花种植者决心共同提高农作物的价格。1892年，美国棉花农场开始出现棉花象鼻虫病害，这是一种农业害虫，它似乎也威胁到棉花生产，而且由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棉花工厂，对棉花的需求也大增。例如，英国制造商观察到，欧洲大陆现在消耗了美国棉花收成的三分之一，超过了英国工厂。英国作家埃德蒙·莫雷尔（edund d orel）警告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再次阻止兰开夏郡获得足够的美国棉花，一想到这后果我们就不寒而栗。”德国一家工业家协会称，不断上涨的价格意味着德国棉花厂数十万工人面临着巨大牺牲。19与20世纪之交对世界棉花供应的关注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现代学者称其为“第二次棉荒”。7

与此同时，一般性的“原材料独立”的概念日益成为欧洲和日本决策者和资本家的重要政治目标。人们开始支持在帝国控制的土地上获得棉花的想法。因此，全球棉花“商品边疆”被推向世界更多的地区，加剧了一位历史学家非常生动地描绘的“大土地潮”。8

我们知道，棉花帝国的扩张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然而，考虑到棉花产业在跨越国家和帝国边界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以及其依赖商人建立的联系的程度，其更为“国家化”组织的出现是异于以往的。随着工业资本而不是商人资本对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国家对民族资本家变得越来越重要，旧的商人主导的秩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且政治家和制造商越来越认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财富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试图确保“国内”“白色黄金”的供应的努力。自19世纪初以来，一批有远见的政府官员连同一批商人和制造商，一直把外高加索和中亚看作原棉的来源，用制造商亚历山大·希普夫（aleksandr shipov）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防止由于工厂长期停工而可能产生的所有负面后果”。高加索地区的俄军总司令罗森男爵（baron g v rosen）早在1833年就设想那里的棉花种植者“将是我们的黑人奴隶”。然而，直到1857年，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中亚只提供了俄国工业需求棉花的65。9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促进中亚棉花增产的努力爆发了，中亚贸易协会（central asia tradg asciation）的一小群棉纺厂主聚集在莫斯科，想方设法为俄国工厂种植更多的棉花。在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价格上涨两倍的鼓舞下，中亚出口到俄国的棉花在1861年到1864年间增长了近5倍，达到2400万磅。在1865年的关键时刻，俄国占领了塔什干和中亚浩罕汗国，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棉花种植区。制造商开始向俄国政府施压，要求其进一步获得中亚领土。1869年，汇集了众多企业家的俄国工业协会（rsian dtrial ciety）发表了无数请愿书，呼吁俄国加大对中亚的干预，以创造俄国商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来源。政府的反应相当积极，部分原因是政府在地缘战略上希望在中亚对抗英国，也是因为棉花进口对贸易平衡造成了很大影响。到1890年，原棉占俄国进口总值的20。占领中亚领土只会激起俄国企业家的胃口。1904年，包括纺织品制造商安德烈·沃维奇·克诺普男爵（baron andrei l’vovich knoop）在内的俄国实业家成立了俄国棉花种植发展委员会（），以调查在中亚扩大棉花农业的进一步可能性。这位男爵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从不来梅移居到俄国的路德维希·克诺普的儿子。10

因此，中亚的棉花种植项目是在国家支持下的快速扩张的道路上启动的，和印度同时期的情况类似。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俄国巩固对中亚的统治后，帝国政府在俄国棉花资本家的敦促下，有系统地努力提高棉花产量。1871年，俄国殖民官僚什塔巴·科斯坦科（shtaba l kostenko）说：“我们所有努力的目标都是为了将美国棉花从国内市场上清除出去，代之以我们自己的中亚棉花。”为达成这个目标，殖民地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建设，包括兴建铁路。在偏远地区，用骆驼把棉花运到最近的火车站要花6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同样的旅程只用两天。政府赞助种子培育场，并派遣农学家帮助农民改进农业技术。此外，政府开始计划大规模的灌溉项目，并派遣官员到美国研究棉花种植。他们最终还采购了美国棉籽并分发给当地农民；到19世纪80年代末，中亚一半以上的棉花作物都是用这些种子种植的。与此同时，俄国大棉产品制造商在中亚建立了轧花厂，并派出代理人向当地种植者提供信贷，以保障其未来作物的安全。11

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国家和俄国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本身，这是他们以前避免的。尽管致力于整合领土的国家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但这种努力导致棉花播种面积大幅度增加。例如，1870年后的50年中，中亚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大约48倍。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亚的种植者就生产了俄国棉花工厂所用棉花的四分之一，到1909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一位历史学家称中亚为“俄国资本主义的棉花殖民地”。国家通过对原棉进口征收关税来保护其殖民地棉花种植，到1905年，关税已上升到棉花价值的约43。1902年，一位英国旅行者观察到，“棉花的种植……现在已经成为中亚所有汗国居民的主要职业”。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亚棉花贸易中心浩罕被称为“棉城”。俄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国之一，排名第五，仅次于美国、印度、中国和埃及。12

俄国国家和俄国及中亚资本家能够实现这样的激进变革，让其他人都艳羡他们的成功。1902年，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艾蒂安（augt etienne）钦佩地指出，俄国“以迅速的步伐无情地实现其目标，使俄国棉花产业不再依附美国”。俄国值得赞扬，因为“它通过在亚洲种植棉花，向欧洲其他国家展示了，国家和私人力量可以通过积极意愿和精心合作来解决棉花问题”。新的棉花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形成。13

其他帝国也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冒险。它们与艾蒂安同样得出结论：“在欧洲人民的海外项目中，鼓励棉花种植必须是主导作用，要以脱离美国而自主为明确目标。”14 艾蒂安援引美国内战的记忆，提出了国家支持民族资本家的论点，这些资本家像野火一样在欧洲各国首都蔓延。毕竟，国家可以以个别商人和主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加快世界上潜在棉花种植区的商业化进程。15

结果，棉花和殖民扩张齐头并进，不仅对拼命想赶上为国内工业获取原材料的大博弈的俄国和日本来说如此，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等扩张主义中坚分子，以及葡萄牙、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边缘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也是如此。16

在任何地方，欧洲制造商——有时得在纺织工人及其工会的支持下——都是这一改革的推动力，迫使其政府从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中获得更多棉花。在英国，这种帝国棉花项目有着最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想到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开展的大量活动。美国内战结束后，帝国介入棉花项目仍在继续，尽管并不那么积极，因为随着美国棉花重返全球市场，这一项目已不再那么重要。但在19与20世纪之交，随着制造量增加，价格上涨以及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对殖民地棉花的渴望再次升温。1901年，奥尔德姆纺织业雇主协会（oldha aster tton spners’ asciation）指出：“在帝国范围内棉花产量增长……的重要性……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一年后，英国棉产品制造商在棉花城市曼彻斯特成立了英国棉花种植协会（british tton grog asciation），由制造商和纺织工人工会共同出资。该协会认为：“兰开夏郡所需的所有棉花都可以在大英帝国内种植。”奥尔德姆纺织业雇主协会认为：“像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商业国家不应该依赖其他国家来供应棉花，因为棉花可以在帝国内部种植。”到1916年，帝国棉花种植协会（e asciation）加入了获得殖民地棉花的斗争，尽管与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不同，它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政府机构致力于在殖民地种植棉花，因为“为了国家未来的繁荣和殖民地的福祉，必须在帝国内部所有适当的地区尽快发展棉花种植”。晚至1924年，英国及外国反奴隶制和原住民保护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anti-svery and aboriges protection ciety）的议员秘书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报告说，英国政府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以“看看可以采取什么步骤来鼓励大英帝国的黑人大量种植棉花，使我们逐渐摆脱供应不足的危险”。17

在法国，棉产品制造商也主导了在殖民地种植棉花的项目。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努力始于美国内战时期，并延续到战后几十年。1867年，米卢斯棉产品制造商弗雷德里克·恩格尔－多尔富斯（frédéric enl-dollf）鼓动在殖民地种植棉花。1889年，在瓜德罗普、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有着丰富经验的法国殖民官员路易斯·费迪尔比（louis faidherbe）也发出同样的声音：“棉花种植是殖民地成功的最重要的元素。”进入20世纪，法国殖民棉花项目变得越来越紧迫：1903年，法国纺织企业家成立了殖民地棉花协会（asciation tonnière loniale），以鼓励殖民地棉花生产，促进“我国棉花产业的独立”。18

欧洲其他地区的棉产品制造商也纷纷效仿。1901年比利时制造商成立了比利时棉花协会（asciation tonnière de belgie），1903年该协会开始推动在比属刚果进行棉花种植，此后不久还将美国棉花种植者从得克萨斯州带到中部非洲。1904年，葡萄牙官僚和制造商按照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方针建立了殖民棉花种植协会。在意大利殖民棉花协会（italian lonial tton asciation）的制造商的敦促下，意大利殖民者把重点放在扩大意大利控制的厄立特里亚的棉花生产上。

尽管美国主宰了棉花出口市场，但即使在那里，棉产品制造商也施加压力，要求扩大棉花生产。这种鼓动由来已久，领土扩张与棉花种植之间的联系是美国内战前几十年北方经济精英之间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马萨诸塞州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是所谓的“自由劳动力棉花”的狂热信徒，他在19世纪60年代指出了得克萨斯州扩大棉花生产的巨大潜力，呼吁政府将原住民从可用于棉花农业的地区驱赶出去，并推动铁路建设将棉花运输到海岸。内战后，这些情绪变得越来越突出。1868年，包括阿特金森在内的新英格兰制造商与南方棉花种植者合作，成立了全国棉产品制造商和种植者协会（national asciation of tton anufacturers and pnters），旨在促进棉花农业的扩展，主要是在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这一项目与欧洲帝国精英的项目极为相似。20世纪初，新英格兰棉产品制造商协会（new engnd tton anufacturers’ asciation）继续要求扩大棉花农业的领土。19 为了使这种扩大可行，他们寻求国家赞助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在密西西比河上修建堤坝以及“向各产棉州引进工作人口”。20

第一波合并着重于世界上已经向全球市场供应白色黄金的地区，寻求在这些地区扩大棉花种植的面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内战之后，英国稳步加强了对印度的殖民控制。很能说明问题的是，1876年海得拉巴的尼扎姆要求贝拉尔回归他的控制之时，英国拒绝了，尽管尼扎姆政府向曼彻斯特利益集团明确表示，它“明确地意识到在这些领地发展棉花种植的重要性，今后我将很乐意把注意力放在促进棉花产量的增长上”。1882年，深深卷入全球棉花经济的埃及变成了英国殖民地，减轻了制造商对“埃及不幸的局面”所导致的“最具破坏性影响”的担忧——即该国拖欠国际债务。对埃及的领土控制伴随着棉花农业的扩张。1861年，埃及棉花种植面积为259,513英亩，50年后种植面积达到1,767,678英亩。这种扩张的土地一部分来自于重新改造小麦田，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灌溉以前的荒地，现在通过修建公路和铁路，这些土地可用于商业化农业生产。到1899年，埃及三角洲铁路公司（egyptian delta railways pany）运输了245亿磅棉花，占全年收成的40。到1902年，阿斯旺和阿苏特的水坝的建设使棉花种植区全年都可以得到灌溉。21

但到了20世纪初，世界上新的棉花种植区的产量也出现了巨大增长。例如，奥斯曼帝国的丘库洛瓦扩展了棉花农业，曾经被游牧部落用来放牧的土地越来越多地变成棉花农场。到1908年，四分之一的可耕地被用作棉花种植。在巴西，19世纪60年代棉花繁荣期间，棉花种植扩大到塞阿腊，自耕小农现在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市场而生产。到1921年至1922年，巴西有140万英亩的土地在种植棉花，到20世纪30年代，巴西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棉花种植国，这要归功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建设，例如创建了农业研究所（stituto agron&244;i de capas）。22

在其他古老的棉花种植区，商业生产也在扩大。在秘鲁，越来越多的土地重新用于棉花农业，因此棉花出口急剧增加，从1861年至1865年的年平均71万磅增加到1916年至1920年的年平均5900万磅。往南几千英里，在阿根廷，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使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原棉方面自给自足，这是更大的进口替代增长方案的一部分。23

然而，就棉花的额外产出而言，最大规模的是美国棉花综合体的进一步扩展。它的扩张在某些方面与俄国类似，即国家人员和军事单位占领了毗连的领土，并赞助建造新的基础设施，使其交通畅通。就像在俄国一样，国家清理荒地，控制水道，并建立灌溉基础设施。然而，当俄国动员中亚耕种者并强迫游牧民族种植棉花（奥斯曼帝国的丘库洛瓦也是如此）时，美国将大部分原住民从种植棉花的土地上赶走，鼓励东岸人民迁入，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韦弗所说，“挑衅性的私人倡议”与“国家支持下的有序的产权确定性”结合在一起。24

因此，占领并吸收新领地作为增加世界市场棉花产量的一项战略，不仅仅在欧洲殖民扩张中意义重大。美国棉花帝国迅速扩张，进入了全新的领域。在内战前的1860年，美国生产了5,386,897包棉花，但1920年产量增加到25倍，达到13,429,000包。棉花产地迅速扩大，新增耕地2200万英亩，略高于南卡罗来纳州或葡萄牙的面积。25

在美国，种植棉花的土地扩张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此前就生产棉花的各州如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棉花种植扩展到了偏远腹地，现在可以通过铁路到达这些地区，那里的白人农民也开始大量种植棉花。例如，在南部的沿大西洋各州，1860年至1920年间年产量增加了31倍。相比之下，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棉花年产量一直保持在10世纪末的水平，而且由于棉田的地力耗竭和更西部棉花种植区的出现，1920年棉花年产量下降了约25。然而，尽管土壤耗竭，一些地区的产量仍然急剧上升，如亚祖－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那里有大量的非裔美国人种植棉花），这是在新的铁路、运河和堤坝的帮助下做到的。因此，到1900年，“世界上最为高度专业化的棉花产区之一”出现了。然而，棉花农业最引人注目的扩张发生在更远的西部。在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棉花产量从1860年的1,576,594包激增到1920年的7,283,000包，在美国内战后半个世纪里增长了46倍。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扩张发生在得克萨斯州，该州的农民在1860年只生产了431,463包棉花，但在1920年生产了4,345,000包棉花，扩张到了10倍。事实上，1920年仅得克萨斯的棉花产量就相当于1860年整个南方的80。到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初，联邦政府对灌溉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使棉花种植进一步扩展到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地区。26

因此，领土扩张（“大土地潮”）对美国在棉花帝国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这一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步。这些新的棉花种植区大多是1848年从墨西哥夺取的，如果美国没有获得这些土地，可能到20世纪初，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生产国是墨西哥，而不是美国。

这些领土的整合既依赖抢夺土地，也依赖基础设施的进步。与在印度和非洲的情形一样，棉花沿着铁路一路发展。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俄克拉荷马还没有铁路，但到了1919年，该州共有6534英里的铁路交错。在得克萨斯州，1870年有711英里的铁路，1919年则有16,113英里，其中包括进入黑土草原肥沃土地的铁路，这些铁路在1872年将休斯敦和得克萨斯中部还有达拉斯连接起来。铁路开通后，棉花产量激增：1870年达拉斯县种植者种植了3834包棉花，1880年种植了21,649包，仅在10年内就增加了465。27

棉花种植者的到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原住民流离失所。在战前的几十年里，居住在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棉花种植区的土著人民被推向了更远的西部。现在他们继续遭受了这种压力。1865年10月，基奥瓦人（kiowa）和科曼奇人（anche）被迫放弃得克萨斯州中部、堪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东部的土地——这些土地被转变成了棉花种植园和用作其他用途。此后不久，许多得克萨斯平原的印第安人被驱赶进俄克拉荷马的保留地，而后在1874年和1875年红河战争期间，最后一批西南印第安人也被驱赶进保留地，从而腾出更多土地种植棉花。28

然而俄克拉荷马最终也没有为这些北美土著提供什么保护。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克拉荷马和印第安人的旧领地受到来自白人定居者的压力，这些人希望将土著从最肥沃的土地上赶走。1889年，美国政府让步，向克里克人和塞米诺尔人（seoles）支付了款项，让他们放弃对俄克拉荷马中部土地的权利主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俄克拉荷马各地出现的“争抢土地”给原住民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白人定居者开始种植棉花，因为俄克拉荷马有着肥沃的土地，而且由于铁路建设而连接到世界市场，现在这种扩张开始有利可图。到1907年俄克拉荷马成为州时，其棉花种植面积超过200万英亩，产量达到862,000包，而在1890年棉花种植面积仅为1109英亩，产量为425包。仅举一个例子，克利夫兰县在1890年生产了39包棉花，1909年生产了11,554包棉花，而这里曾经是夸帕人（apaw）的土地。克里克人和塞米诺尔人后来也曾住在那里，这些部落在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被迫离开美国东南部，因为他们以前的土地都变成了棉花种植园。棉花种植者把美洲原住民赶出了他们自己的土地，尽管最终雇用了其中一些人在棉花种植园工作。在俄克拉荷马州，和其他地方一样，剥夺美国土著人民的权利和扩大棉花种植区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国家胁迫对棉花帝国的进一步扩张至关重要。29

棉花帝国在美国、中亚、埃及和朝鲜等地的领土扩张是巨大的。然而，政治家和资本家把棉花边疆推向更远的地方，而非洲成为欧洲努力的焦点。欧洲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和美国及俄国在各自棉花帝国的成功扩张直接相关，它们关注于把自己从对美国棉花供应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非洲将成为欧洲的“南方”和“西部”——一个原材料、劳动力和农产品的供应者，这些都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挑战所必需的，它们要应对来自一个拥有看似无限工业原材料供应、正在崛起中的美国，以及一个其领土范围体现出日益严重“威胁”的俄国的挑战。30 帝国国家在非洲种植棉花的努力是棉花帝国新的“国家”建设的前沿。

以德国为例。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位殖民主义的后来者疯狂地努力从其非洲殖民地获取棉花。这并不奇怪，因为到1900年，德国棉花产业是欧洲大陆最大的，世界第三大的棉花产业。尽管生产力显著提高，但直接从事棉纺织业的工人已增加到近40万人，据估计，到1913年，德国每8名产业工人中就有1名从事棉纺织业，这使“棉纺织业的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棉纺织业的产值是国内所有工业中最可观的，棉产品是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1897年，德国棉花工业生产了价值10亿马克的商品，比第二大工业煤炭业高出36，比钢铁业高出45，虽然男性主导的钢铁业象征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往往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想象。德国没有哪一个工业在关键原材料上如此依赖其他国家，所有的原棉都来自国外，它是德国耗费最多的进口货物。1902年德国进口了整整10亿磅棉花。棉产品制造商卡尔·祖普夫（karl e supf）说：“棉花大王已经成为最强大的统治者，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状况，甚至完全重新安排了社会状况。”31

考虑到德国棉花产业的规模，德国棉花工业家表示希望获得充足、定期和廉价的原棉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德国机械化棉花工业的一开始，供应就主要来自美国。然而，19世纪60年代的棉花短缺已经在棉花工业家和政治家的脑海中刻下了依赖美国生产原棉过于危险的印象。印度和埃及的棉花在危机期间确实供给了部分德国市场，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再一次向德国工业供应了50至90的棉花，具体的比例根据具体的年份而有所不同。32 这种压倒性的市场支配地位令棉花利益群体担忧。到了19世纪末，随着德国棉花进口商意识到日本、美国南部和墨西哥等地正在出现新的、有竞争力的、成本低廉的制造商，这些担忧变得更加尖锐。

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建立一个殖民帝国之前，德国制造商和政治家几乎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然而，一旦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获得了殖民地，就出现了解决“棉花问题”的新方法。世纪之交，当棉花工业家谈到全球“种植棉花之争”（bauwollkulturkapf ）时，人们对非洲棉花的兴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出于这种关切，1896年这些制造商成立了殖民经济委员会（kolonial-wirtschaftliches koitee），这是一个致力于利用殖民地为本国工业提供原料的组织。超过400名德国棉花工业家为其运作提供了资金。33

四个因素激发了棉花工业家对德国殖民地原棉生产的兴趣。他们对19世纪末棉花价格上涨深感忧虑，1898年至1904年棉花价格上涨了一倍多。德国工业家认为，美国和印度这两个主要产棉国家越来越多地自己消费棉花是棉花价格增长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这种增长是永久性的。引人注目的是，在美国内战前，美国自己的工厂里只使用了20的国产棉花，但到19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3左右，1900年后又上升到近50。此外，与许多美国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一样，德国制造商担心美国缺乏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种植、修剪和收获全球市场现在需要的所有额外棉花。他们认为，劳动力短缺问题最终会限制美国棉花农业的发展。棉花市场仍然动荡不定，这些价格波动使从业者很难规划利润丰厚的生产。相比之下，殖民地则可以承诺提供价格稳定和低廉的棉花，也可以防止再次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棉荒期间经历过的那种市场混乱。34

考虑到这种短缺，制造商担心新兴制造国（尤其是日本）对美国棉花的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德国得到的棉花供应。棉产品制造商主张，繁荣的棉花产业对于抑制工人阶级的动乱至关重要，宣扬这样的观点是一项旨在确保其议程获得广泛政治支持的战略举措。卡尔·祖普夫举美国内战的可怕社会影响为例，得出结论说：“很明显，棉花行业的危机……将导致社会性的危险，其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即使是总体上反对殖民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希望殖民地棉花能够打破美国的“棉花垄断”。这些棉花工业家的绝妙计划是，在德国控制的土地上，在德国的监督下，为德国制造商种植棉花。事实上，要变得更像他们的美国和俄国竞争对手。35

凭借着这些理论，德国棉花工业家大胆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他们的利益与强大的政治家和官僚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这些政治家和官僚认为，确保殖民地棉花的安全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学者、工程师和非洲专家恩斯特·亨里齐（ernst k henrici）在1899年指出：“在各国人民之间的巨大经济竞争中，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正成为其中心。我们的殖民地，如果要对母国真正有利，就必须提供大量的原料，以便能够反过来购买大量的母国工业产品。”经济学家卡尔·海尔弗里奇（karl helfferich）认为，只有殖民地的棉花生产才能打破“美国对欧洲棉花产业的经济统治”。简而言之，殖民地棉花是抵抗“美国强暴”的唯一途径。36

殖民地棉花象征着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强大的民族工业的新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其中心是在彼此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强化各自的国家资本。37

棉花种植从一开始就对欧洲在非洲的扩张至关重要，正如非洲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成棉花产业工业化一样。例如，1888年，在非洲的探索开始仅四年之后，德国开始了其在非洲大陆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的首次系统试验。1890年5月，萨摩亚棉花种植者费迪南德·戈德堡（ferdand goldberg）抵达德国殖民地多哥，调查在那里种植棉花的可能性。虽然他的实验失败了，但1900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德国帝国政府做出了另一项努力，从亚拉巴马州招募棉农前往多哥并扩大其棉花农业。与此同时，殖民官僚和棉产品制造商在德属东非建立了巨大的棉花种植园。1907年，德国纺织工业家海因里希·奥托（herich otto）和弗里茨·奥托（fritz otto）兄弟在基洛萨建立了一个棉花农场；三年后，大约1000名工人在37,065英亩土地上种植棉花。不久，莱比锡纺纱厂（leipzir bauwollspnerei）和来自萨克森的齐陶的制造商赫尔曼·舒伯特（herann schubert）加入了奥托兄弟。38

法国棉产品制造商和殖民官僚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在法属苏丹、科特迪瓦和法属赤道非洲，法国的殖民渗透与确保棉花安全的努力齐头并进——法国殖民地部长详细研究了殖民棉花的前景。非洲对法国的棉花出口起初只占法国棉花产业所用棉花的很小一部分，但比例迅速增加。例如，1912年科特迪瓦几乎没有棉花供应，但到1925年则超过440万磅。在其他殖民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01年，葡萄牙殖民者在莫桑比克开始了首次棉花种植试验，到1928年，这里生产了600万磅。比利时人于1890年开始了在刚果领地上的第一次棉花种植尝试，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棉花生产才激增，而且是以巨大的暴力为代价的。1920年，比属刚果农民生产了340万磅棉花，1931年为9800万磅，1941年为312亿磅。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相当于内战前棉花王统治时期美国棉花产量的15。39

然而，英国在非洲种植棉花最为努力。到1913年，从非洲出口到欧洲的棉花中有74来自英国殖民地。在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拥有“比我们西非领地有更大的潜在可能性”，那里有足够的土地和劳动力。由于无法再将非洲人贩卖到美洲做奴隶，欧洲人得出结论，认为鼓励或强迫他们在自己国内为世界市场种植农产品可能会有好处。1930年，非洲总共出口了2315亿磅棉花，比内战前一年的美国略多一点。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