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全球重建（2/2）
由于英国殖民政府和兰开夏郡制造商认为贝拉尔作为主要棉花种植区有着巨大潜力，还由于英国制造商的迫切要求，殖民政府在1870年完成了一条通往卡姆加奥恩的铁路（由贝拉尔的“剩余收入”支付），当时那里估计有9000名居民。海得拉巴的英国居民桑德斯先生（c b saunders）欣喜地说道：“最后一个障碍已被移除了，在这个西印度最大的棉花商场和欧洲港口之间的直接的船运交通已经出现，这将使每一捆棉花都能够运到欧洲市场去。”当铁路到达卡姆加奥恩时，印度副王亲自在庆祝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这一天“法院、工厂、棉花市场以及每个重要的地点都要张灯结彩”。他提醒他的听众（其中许多是棉花商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棉荒在刺激该国棉花的开发和生产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新产品不仅有利于印度本身的发展，而且也让“在最近苦难交加的时期中，表现出近乎英雄气质的一个阶层，获得了巨大利益”——他指的是兰开夏郡棉花生产区的纺织业者。为了彰显棉花在贝拉尔殖民地的中心地位，副王最终还“坐车来到了棉花市场，在这个棉花市场中，商人用棉包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凯旋门”，为了欢迎总督并且纪念铁路通车。37
随着铁路而来的是电报。现在，利物浦商人可以将棉花订单发送到贝拉尔，并在6周后在默西河的码头收货，由于新开设的苏伊士运河，从孟买到利物浦的轮船在21天内完成了这趟旅程。38 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令人咋舌，贝拉尔棉花专员哈利·里韦特－卡纳克（harry rivett-carnac）预测：
在卡姆加奥恩附近种植的棉花，在当地市场购买的棉花，以及在相邻工厂压制的棉花，从压平厂打包进入车厢后，直到抵达孟买的码头前，可能都不必离开铁轨。在连接卡姆加奥恩和利物浦的电报的协助下，凭借着市场和船运港口之间的完整铁路交通，以及可能还有苏伊士运河的协助，要计算执行利物浦的订单，并把所需数量的卡姆加奥恩棉花运抵兰开夏郡所必需的时间，就不困难了。39
英属印度可能确实被认为是灵活的实用主义的原型，即国家帮助资本家获得棉花种植劳动力，资本家再寻找如何调动劳动力的方式。在兰开夏郡制造商和利物浦棉商的推动下，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继续推行促进棉花种植农村转型的项目，该项目在美国内战期间大幅加速。项目的影响非常迅速：最晚在1853年，贝拉尔基本上还脱离世界市场，有着以农村为导向的经济，拥有大量的家庭制造业。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贝拉尔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围绕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原棉。一位英国殖民官员在70年代中期观察到，在贝拉尔，“棉花的种植几乎完全是为了出口。国内的家用布的制造受到英国商品进口的冲击，许多织工阶层的人已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地经济的这种重新定位也迫使人们从事农业劳动，例如班贾拉人（传统上运送棉花的牛车主人）以及纺纱工和织工都发现自己失业了，并越来越依赖从事农业以维持生计。事实上，40年后，一位记者报道，“自从铁路通车以来”，贝拉尔曾经欣欣向荣的棉花制造业几乎全部消失了。40 正如里韦特－卡纳克在1869年解释的那样：
现在并没有太多可抱希望的了，因为自从这条铁路支线通到本地，欧洲的成品得以进口，本地棉布的市场已经被抢走了。其结果是，不仅会获得更多的原材料供应（因为现在已经加工成纱线的产品将被出口），而且现在大量原本从事纺纱和织布的人口可以转变为农业劳动力，因此丛林土地可能被开发出来，种植面积会扩大。
对于印度事务大臣查尔斯·伍德来说，印度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棉花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总体上令人满意。当地织工和我早年在西赖丁沼泽边缘时所记得的那类人很像。每个小农都有20至50英亩的土地，家里有两三台织机。工厂和工场破坏了这种纺织家庭，现在他们完全是农业工人。印度的复合型生产者（即将农业与家庭制造相结合的人）将以同样的方式终结。”像伍德这样的同时代人都明白，他们在将世界农村改造为原材料生产者和制成品消费者（以及最终的工厂劳动力提供者）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41
总而言之，贝拉尔成为世界上重建棉花帝国最重要的实验室之一。其多样化的农业经济转变为日益专业化的棉花种植。《亚洲杂志》在1872年提道：“一股以前不为人知的压力推动着人们去种植棉花。”1861年，在贝拉尔有629,000英亩土地上种植了棉花，到1865年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近一倍，然后到19世纪80年代再增加一倍。到20世纪初，贝拉尔独自生产了四分之一的印度棉花收获量，这一产量比埃及的收成还要多。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贝拉尔“已经成为完美的棉花花园”。42
与印度和美国一样，在埃及，棉花农业的扩张是国家强有力干预的直接结果。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埃及对产权进行重新定义，使大量的土地从村庄和游牧民族那重新分配给关系良好的大地产所有者成为可能。在这一转变之前，埃及的财产权存在分享土地收益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某块特定土地的所有权通常由不同的个人、社区、宗教当局和国家所共享。43 这种多重产权主张实际上阻碍了土地的购买和销售，到19世纪后期几十年，这种产权结构阻碍了农业进一步商业化。
因此，埃及政府希望提取更多税款，以支付国家基础设施的扩张，偿还庞大债务，以及更好地控制其人民，转而将这些大地产的财产权赋予那些社会地位良好的个人。起初这些庄园只是其所有者的“纳税责任”，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些地产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其中大部分通常是强行从村庄夺取的土地。由于棉花种植庄园越来越被认为是大地主的完全私人财产，曾经拥有部分土地收入和一些定居权利的村民现在完全任凭这些地主的处置。这些新的地产所有者可能会迫使农民住在特殊“私人村庄”中，控制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没有做到他们要求的种植者遭到驱逐，加入了农业无产者日益庞大的队伍中。44
新所有者的权利非常广泛，包括可以“监禁、驱逐、饥饿、剥削和行使许多其他形式的专制、不寻常以及必要时可以诉诸暴力的权利”。因此，这是一种“第一次成功地将耕作者固定在土地上的监督和威慑制度”。要让土地由单一个人独占，需要政治科学家蒂莫西·米切尔所说的“用来制造财产的暴力”。这些新式财产权迅速蔓延：1863年，地产所有者控制了埃及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到1875年几乎增加了一倍，到1901年更增加到了50。45 1895年，仅仅11,788人拥有埃及所有土地的近一半，而另一半是由727,047名财产所有者所拥有。其中一些庄园非常巨大，例如，易卜拉欣·穆拉德（ibrahi ourad）控制了塔卡13,000英亩的土地，由两万名耕种者耕种，只有埃及统治者伊斯玛仪帕夏（isa’il pasha）自己控制的那些庞大的庄园才比他的要大。46
与其他地方一样，埃及棉花种植农村的转型依赖巨大的信贷金字塔。在底层，棉花田的工人几乎总是对高利贷者和土地所有者负债，并不断受到债务束缚的威胁。反过来，土地所有者从当地商人那里得到信贷，后者许多是外国人。所有人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伊斯玛仪累积了很多这样的债务，1878年，由于棉花价格下跌，他将地产签字转让给他的债权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此同时，埃及政府大量贷款资助挖掘灌溉渠道（主要通过强迫劳动）、建设铁路和进口蒸汽泵。国家借款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尽管埃及人民面临的为出口市场生产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国家还是破产了。这种债务使整个埃及陷入了英国的怀抱中：随着棉花收益递减，埃及无法偿还债务，失去了主权控制权，并于1882年最终被英国政府接管。47
正如埃及和印度的例子所显示的，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统治者和官僚在促进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依靠对资源的获取，也由于工厂运转会给社会带来的相对和平，使得他们的地位更加稳固。但是他们也是在强大的资本家的要求下行事的，要么是因为统治者和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群精英团体，就像埃及的例子那样；要么是因为政治家受到了协同一致的游说和政治压力，比如英国、法国和我们将会看到的德国那样。
随着各国越来越多地制定和执行市场规则，各国调动棉花种植劳动力的愿望导致了国家对其臣民前所未有的索求。从贝拉尔到尼罗河三角洲到米纳斯吉拉斯州1 ，政府和法院破坏了过去对放牧权和狩猎权等资源的集体权利，迫使农民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棉花生产。例如，贝拉尔的自然地貌被英国的大规模土地调查彻底改变了，随后英国鼓励将所谓的“荒地”转变为棉花农场。这些“荒地”曾经开放给农民，供他们集体使用，但现在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私人财产。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传统上是木柴和野味来源的森林被砍伐，早期被用于公共牧场的草地被开垦。采伐进一步减少了森林，以满足贝拉尔棉花大城镇的西方商人对蒸汽棉花打包机的需求。在世界某些地区，这种森林砍伐导致了降雨模式的显著改变，从而破坏了首先引发森林砍伐的殖民地棉花热潮。48
此外，法院对留置权法的执行给了债权人另一种破坏农民对土地的主张的手段，并进一步将农民置于债务泥潭之中，迫使他们种植更多的棉花。美国内战之前的贝拉尔、美国南方以及其他地方的农村存在的相互依存和个人主导的体系，让位于这样一个世界——国家支持的债权人将农村耕作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如一位不知名的英国印度棉花作者所解释的那样，“在没有聪明才智人士领导的地方，政府必须担负起在更为文明的国家可以安全地留给私营企业的责任”。49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创建土地私人产权是另一个国家主导的项目。英国的棉产品制造商要求殖民地政府“管好殖民地事务”，要求建立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因为他们认为旧的公有制度阻碍了“个人所有者的权利，让他们无法实施有效的耕种”。他们将土地私有产权视为增加棉花产量的先决条件。个人需要获得明确的土地所有权，然后才可以购买、出售、出租或抵押。这些新的财产权利是对传统的偏离：例如，在前殖民地时代的贝拉尔，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特点是“种姓阶层中基于主仆关系的社会地位”，其中“土地的出产……是根据社会等级来进行分割的”。个人并不控制特定的土地，而是享有分享收获的权利。一位英国殖民官员敏锐地将这种“制度，如果它可能被称为制度的话”与“中世纪欧洲”进行比较。然而，在英国人到了这里之后，土地被调查，各地主之间的界线明确划分，制定了每块土地的赋税。它创建了一个“卡特达”（khatedars）阶层，他们控制着土地，并负责纳税。1870年，一位英国殖民官员报告说，革命正在成功。在贝拉尔，“土地的占有者是它的绝对所有者”。由于卡特达阶层拥有土地，但没有资本，他们只有依赖放债人才可以抵押自己控制的土地。为了耕种土地，这些卡特达人引入了佃农制度，佃农又从放债人那里获得了运营资金。在印度和其他地方，正是大地主和放债人从棉花出口种植的推广中获得了大量利润，而绝大多数小土地所有者或无地农民则陷入债务和贫困的泥沼。50
由于土地上的私有财产遍布全球农村，土地所有者现在也可以承担缴纳税款的责任，并以现金支付，这反过来又鼓励了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正如在贝拉尔一样，英国努力增加税收，并鼓励农民为遥远的市场生产，结果削弱了村庄的集体性质。现在是个体农民而不是整个村庄负责纳税。因此，放债人取得了对于农民的土地和劳动力新的权力，因为农村耕种者依赖预付款来缴税。同样，在丘库洛瓦，奥斯曼帝国对当地居民征税越来越多，因此，人们不得不从事受薪劳动，或被迫从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棉花生产得益于他们对现金的需求（就像在美国一样），因为正如1877年孟买的棉花部观察到的，“棉花一向是最容易变现、价格也最好的商品”。51
虽然印度棉花种植者通常持有土地，但与美国的自由民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不得不用预付款支付税款，还要购买农具、棉花种子，甚至谷物，以维持到收获季节。新的合同法允许放债人在向农民贷款时享有适度的担保。事实上，新的产权有利于农业的商业化，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使土地交易更容易，而且还因为它们允许资本的注入，而土地本身现在可以作为资本的抵押品。耕种者对这些贷款支付过高的利率（每年30并不罕见)，然后他们又通常是在收获前的几个月，把棉花签字转让给放债人——这造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债役”。52
放债人（wkars）深深根植于农村之中，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向农民提供贷款。然而，他们深深植入在一种道德经济中，被迫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去帮助农民，而这一生命线在英国殖民主义正在建立的商业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中日益消失了。虽然放债人可以获得一些财富，大地主也可以从资本的供应中受益（使他们能够专注于雇佣劳动力的经济作物），但小土地所有者、佃农，特别是无地农业受薪工人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美国内战后，棉花价格持续下跌近30年，大批“现代化”农民陷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死于19世纪90年代席卷印度棉花种植区的饥荒。53
新的基础设施、新的法律和新的财产权紧跟着不断加强和扩张的国家，侵入了全球农村，使得这种变革成为可能，而这种变革在几十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国家在许多其他方面进一步涉足棉花事务，也许最全面的努力是系统地收集和传播有关棉花农业各个方面的信息。关于气候和土壤条件、生产趋势、土地所有权模式、种子质量和劳动系统的大量汇编越来越多地充斥于政府办公文件中，与前几十年商人通过信函或通知辛苦地收集和传递的信息非常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将当地知识系统化并加以利用的直接努力。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印度农民种植棉花的过程来获得一些有用信息，以了解特定环境条件下的最佳做法，然后可以将其转移到非洲或其他地方。同样，可以收集特定的棉花品种，然后运往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各国政府能够大大加快生物物资在全世界的流通。但比这两项工作都更重要的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即评估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情况，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数字，汇编成表格，然后将其发送到棉花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些数字阐明了某些地方的“潜力”，并提出了一些实现这一潜力的政策。54
在整个棉花种植世界，各国政府开始了这种努力。1866年，印度殖民政府设立了“中部各省及贝拉尔棉花专员”的职位，由一位殖民地官僚担任，负责认真收集有关棉花种植地区的详细资料。哈利·里韦特－卡纳克是一位无畏的棉花帝国扩张先锋，他担任了这一职位，在贝拉尔上下奔波，生活在火车车厢，还配备了“运马的车厢，如有必要，就亲自骑马到一些重要的地方，如果我必须在场的话”，这都是为了“扩大和改善棉花种植，以增加供应；然后还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贸易商把这些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海岸”。世界农村的革命性转型这样的重大责任就是落在了这些政府官僚的肩上。到1873年，印度政府扩大了这些活动，并通过建立了一个“棉花与丝绸部门”（fibres and silk branch）将其集中起来，详细研究印度各地棉花和其他织造物的生产情况。55
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1862年，美国成立了农业部，很快就开始研究棉花。农业部首先收集统计资料，但很快扩大了活动范围，研究了影响棉花植株的疾病，试图确定特别适合特定环境条件的棉花品种，并培育改良的棉花品种。该部还致力于解决如何在亚利桑那州等西部各州种植棉花的紧迫问题。1897年，俄国在其新近获得的中亚领地上建立了一个农业和国有土地管理局（adriculture and state doas），工作内容就是关注棉花生产。在埃及，政府向棉农提供了关于农业最佳做法的详细信息，并在1919年成立了农业部，以扩大这些努力，比利时殖民当局后来在刚果研究并借用了这一模式。56
收集信息与政府直接改变棉花农业的努力齐头并进。英国殖民官员向印度农民分发美国棉花种子，致力于改变印度棉花品种，鼓励农民使用新的农业方法。埃及皇家农业协会（ciété royale d’agriculture）试验了示范农场。当地农民常常抵制这种项目，因为种植新的棉花品种不仅劳动强度更大，而且风险更大，因为这些品种在当地气候能否成功还未得到验证。很少有项目提供额外的补偿来抵消这些负担，因此，要使这些项目取得成功需要强大的压力。57
尽管他们齐心协力，但强大的政府、资本丰富的商人和地主并不总能完成他们的宏伟计划。政府记录中充满了农村耕种者推迟甚至停止经济重组的努力。例如，在印度西部的达沃，尽管英国殖民官员不断努力引进美国棉花品种，农民仍然强烈偏好种植本地棉花品种，也偏好种植粮食作物。当地品种更能适应当地气候，拥有现成的当地市场，更好地融入了家庭经济，因为可以在当地进行轧花。58 正如奥地利总领事1877年在喀土穆报告的那样，苏丹农民拒绝种植更多的棉花，因为“与艰难和相对无利可图的耕作相比，当地居民其他谋求生计的方式要容易得多，所从事的工作也不那么繁重”。1919年，在伊拉克，一位德国观察家评论道，“由于伊拉克的文化，劳动者不用费力地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一切食物和所有其他必需品，这阻止了人们积极工作的意愿”——这是世界各地殖民官员都赞同的一个观点。在缅甸，一位英国官僚遗憾地观察到，“缅甸农民自己对棉花种植这个产业显然漠不关心，他们认为棉花是次要的，当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麻烦在水稻作物上获得可观的利润时，他们不太可能对棉花感兴趣”。59
在一个尽管做出了重大努力但依然未能成功种植棉花的地区（澳大利亚），这些斗争的意义也许最能体现出来。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殖民政府努力在一个土地供应几乎无限的大陆上种植棉花，而且当地土地完全适合种植棉花。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棉花生产增长缓慢。《阿德莱德广告人报》（adeide advertiser ）很好地理解了原因：虽然有着丰富的适合种植棉花的土地，但缺少种植、锄地和收获作物的廉价劳动力。科学和工业咨询委员会（adviry ittee of science and dtry）报告说，棉花种植扩张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手工采摘的高昂成本”。由于廉价劳动力的短缺，以及白人定居者有远比种植棉花更好的选择，委员会在1918年观察到“澳大利亚的棉花种植现在实际上已经灭绝”。纽约普莱斯－康贝尔采棉公司（price-capbell tton picker rporation）总裁西奥·普莱斯（theo price）1917年就此事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建议，非常理解其中的关键：“棉花种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劳动力问题。除非你能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否则就很难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我不知道你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法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引进华人的话……我认为发展棉花快速种植是可行的。”“劳动力条件，”1920年《悉尼晚报》（sydney eveng ）总结说，“不利于在经济基础上建立棉花产业。”没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棉花市场就得不到满足。60
然而，尽管遇到了这样的挫折，棉花资本家仍在寻找劳动力，甚至还在寻求更多的劳动力。在印度、巴西和埃及的棉花种植地区，就像在美国一样，随着地主、殖民官僚、商人和地方政治精英（如美国南方的地主）将农村耕种者变成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棉花帝国也得以扩张。61 动员劳动力的确切方式因地而异，因为它们依赖相对的地方、区域或殖民社会权力分配。62 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恰恰来自它持续地将不同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能力，特别是利用农村耕种者世界的不完全转变所带来的极其廉价的生产条件，在这个世界中，家庭内部劳动往往得不到薪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口粮仍然在家庭内部生产。覆盖在传统之下的地方与区域环境以及社会权力的分配决定了新兴的劳动安排。例如，美国的棉花种植者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享有特许经营权（这限制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权力）非常重要，正如非洲基本上独立于欧洲资本对于其保持经济活力也很重要。结果，一些农村耕种者变成了佃农，另一些变成了租户，还有一些变成了受薪工人。即使他们的权力和传统生活方式不断被剥夺，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仍然大于在纺织厂工作的数百万非熟练工人。63
农村耕作者、地主、商人和官僚不停为新兴棉花帝国的形态及其内部的劳动力形式而斗争，这种斗争受到特定地区惊人的权力不平衡和世界各地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制约。到19世纪末，佃农制和租户制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动员模式，其原因与它们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原因相似：农村耕种者更喜欢在没有日常监督的情况下自主工作，而且他们一般都拒绝成为受薪工人。在贝拉尔，佃农在卡特达阶层地主的土地上工作，从放债人那里获得周转资金。在埃及，大部分作物不是靠“雇佣劳动力”种植，而是靠“小土地占有者自己”种植的，这些人有些是佃农，有些是地主，而所有这些人都能够利用自己家庭的劳动力；事实上，埃及的大多数棉花都是由儿童采摘的。在巴西，分享作物的佃农制以及小型家庭农场相当流行。在大地产上，租户家庭通过将一部分作物分给业主来“支付”地租。在秘鲁，由于1874年不再允许华人卖身工入境，地主又无法吸引农民为工资而工作，他们开始将土地租给耕种者。直到19世纪末棉花农业出现，丘库洛瓦的大部分土地都未耕种，在那里，大规模的土地持有需要劳动力，其中大部分劳动力都是通过分享作物的佃农制与雇佣一些移民受薪劳动力而招募到的。64
只要是分享作物的佃农制盛行的地方，佃农和小业主都依赖外部资本。例如，在印度的辛德，农民一播种就把作物卖给放债人，以偿还为了集中精力种植棉花而借的贷款，这些贷款“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谷物，还有棉花种子、布、御谷、面粉等，供家庭和工人使用”。各地的放债商人常常决定农民耕作什么，因为他们是预付种子和农具的人。年利率通常在12至24之间，但也有可能飙升至150。在丘库洛瓦，佃农从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那里获得信贷，后者收取15至20的利率，因此，“尽管有着劳动力稀缺的限制，商人资本还是获得了对土地和生产过程的控制”。65
因此，到19世纪末，世界上大部分棉花将由耕种者种植，他们用家庭劳力耕种自己的或租用的土地，但这些耕种者不是自给自足或为当地生产，而是由于新的都市资本的注入被吸纳进全球棉花市场的。佃农、作物留置权和控制着资本的强大当地商人将很快成为新常态，导致农村的劳动者不受奴役，但也不完全自由。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者将深陷债务泥潭，容易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他们一般都很贫穷，受制于旨在让他们留在土地上的新的流浪法规和劳动合同。他们将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他们往往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胁迫。这种制度并非史无前例，但是现在，随着私人资本和国家在法律、行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进步，它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去打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66
然而，有一群为数不多但数量不断增加的农村耕种者变成了世界棉花市场工资微薄的工人。他们是最没有权力的。他们沦落到从事受薪工作，往往是因为他们身为负债累累的收益分成的佃农、租户或小农场主，处境日益恶化。成为受薪工人是他们失败的标志。在埃及，到1907年，将近40的农民成为无地劳工。在印度，工作在棉花田的受薪劳动者人数在整个19世纪都有增加的趋势：在坎德什，由于越来越转向棉花农业，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和社会变革，投入棉花的土地比例不断上升，掀起了一波无产者化浪潮，到1872年，四分之一的成年男子为工资而工作。67
在墨西哥北部，无产者化也席卷了棉田。1884年后，拉拉古纳的土地所有者利用新的铁路和基础灌溉设施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棉花种植区，“使之成为墨西哥最重要的商业农业区”。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入这一地区，有些在种植园里工作，另一些人按周或月打工；许多人从墨西哥其他地区迁入，在1880年至1910年期间，当地农村人口从2万增加到20万，此外还有40万移民工人在收获季节抵达。结果，棉花农场以极快的速度扩张，在1890年前的10年里产量增加到了5倍，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翻了一番。有些庄园非常大。例如，卢汉家族（ján）拥有45万公顷土地。这些工业据点通常高度机械化，拥有压平机、轧花机和棉籽油加工厂。68
拉拉古纳棉花工人和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工人一样，完全无产阶级化。一些种植园保留了一支半熟练工人队伍，组成8至12人的小组，由一名工头领导，负责耕种特定地段的棉花田。一些大型庄园雇用了数千名这样的工人，他们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时。这些工人加入农业无产者的行列，是因为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他们失去了使用此前的公用土地资源的机会。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最终乘坐私人铁路来到拉拉古纳，像牛一样挤在车厢里。由于没有可供这些移民使用的土地，因此这些人无法从事自给农业。69
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地主的统治就是法律”，大庄园配备了穿制服的私人警察力量，借助监狱和对工人的“体罚”来执行劳动纪律。一些种植园甚至建造了cepo de capa&241;a ——一个特制的“笼子……来惩罚惹麻烦的工人”。移民工人经常由驻扎在田野的武装警卫监督。国家协助执行劳动纪律，城镇颁布了“严格的流浪法，让那些工人在不工作的时候不能在市中心待着”。这种诉诸身体强迫手段的做法在世界棉花种植区十分普遍，在美国、秘鲁、埃及和其他地方都很重要。资本主义令人敬畏的进步不仅依赖各种各样的劳动制度，而且也依赖令人咋舌的暴力手段。70
在重建后的棉花帝国中，欧洲和北美新获得权力的国家无处不在。毕竟，资本家通过获取劳动力来积累资本的计划和官僚通过控制人口来建构国家的计划是相辅相成的。71 在国内和工业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斗争中，棉花资本家明白，要改造农村，改造社会，就必须使用国家的力量来巩固财富。各国由于从事战争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官僚、法律、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这种能力的支持下，制造商和商人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纳入全球经济之中，特别是纳入为世界市场而从事棉花生产的体系之中。
到19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已经加速到一个地步，使得资本家和政治家共同努力加快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崩溃，或者至少把它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为了迫使人们勉强接受这些新的革命性的工作安排和社会关系，他们不时要诉诸身体胁迫。就像棉产品制造商亨利·阿什沃思1863年在曼彻斯特商会面前说的那样，他们不愿等待，“以让价格做到一切”。要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就必须从历史上维系他们的相互义务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土地也必须从非经济联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可自由销售的商品。这种“解放”在意识形态上依赖引入历史上某些特定的组织生产方式，因此是由它帮助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种族等级制度所促成的。资本家是这个时代真正的革命者。72
统治者和官僚支持这个项目，因为获得原材料（包括棉花）越来越成为国家政策的试金石。当他们巩固国家时，重新安排全球经济联系实际上成为他们有意开始的计划——事实上，19世纪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与民族国家本身的加强和巩固是齐头并进的。强大的国家、统治者和官僚依赖强大的民族工业，而民族工业又依赖原材料和市场；这些工业产生了可以征税的财富，并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反过来又加强了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了国家。73
因此，包括全球市场在内的市场建设是一个政治进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竞争获得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这一政治进程越来越受到民族国家的制约。国民经济、帝国和民族资本家日益成为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基石。随着殖民世界成为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国和一些行业的重要市场（例如，英国棉产品出口的60流向印度和远东），工业资本主义开始采取新的面貌，各国对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领土实行政治控制。1876年至1915年间，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分配或重新分配为殖民地”，这证明有固定疆域的领土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政治家和资本家实际上融合了各自对权力和积累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形式。工业资本主义的方法是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现在已走向全球，日益取代了战争资本主义的经过试炼的方法。7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强新巩固的民族国家和“民族”经济的项目也日益成为一个国际项目，1905年后开始定期举行的国际棉花大会就是最好的象征，这些大会聚集了曼彻斯特、维也纳、巴黎、布鲁塞尔、米兰、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亚历山大港等地的商人、制造商、种植者和官僚。到1927年，有17个国家参加。他们讨论了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条件，并试图确定最佳做法。他们还审查了增加棉花产量的模范性努力，例如详细讨论了德国在多哥殖民地从事棉花农业方面的经验。这些大会是全球资本家和官僚之间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如何协调大都市经济对周边廉价而丰富农产品的需求与新的劳动力形式。在巴黎，殖民事务部的专家成立了一个“殖民地劳动制度委员会”（i du travail aux lonies）；在柏林和芝加哥，新兴的社会科学家探讨了采用“自由劳动力”制度获得农产品方面的可能性；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请法国殖民事务部长报告法国在解放劳动力方面的经验及其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孟买的英国殖民当局研究了俄国在中亚的劳工动员情况。20世纪10年代，日本农商务省着手扩大朝鲜殖民地的棉花种植，调查欧洲国家利用“自由劳动力”在殖民地种植棉花的努力。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后殖民主义和后资本主义政权同样渴望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并且常常以一种急切的激进主义来实施这些教训，甚至超越了其老师的革命性设计。世界上少数地区有竞争力的民族国家得到加强，有着重建全球农村的强烈愿望，并将它们的政策嵌入在超越任何特定民族国家的战略之中。国家的形成和全球化再次携手并进。75
虽然“自由劳动力”的困境仍将是全球对话的核心议题，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从棉花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因解放棉花种植工人而给棉花帝国带来的危机已经得到解决。资本家和各国利用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具改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新能力，使更多的棉花在利物浦、不来梅、勒阿弗尔、大阪和波士顿等港口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国家力量的重组如此成功，以至于利物浦的棉花价格不仅恢复到美国内战前的水平，而且进一步下跌。1870年，美国一磅棉花售价24美分；1894年，价格降到了7美分，低于内战前的价格（当时大约11美分）。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一直促使世界各地农民种植棉花用于出口，因此，该协会也于1872年解散。美国南方自由民的经济和政治愿望的破灭，以及世界各地新的劳动制度的发明，激发了人们对资本的革命活动将会继续成功重塑全球农村的信心。76
1 巴西的一个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