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计划事件的主体（1/2）

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

在这里，我们让石原莞尔再次登场吧。1923年（大正十二年），石原莞尔受命前往德国留学，他在德国停留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石原果然和平常人不太一样，他有一张在德国穿着带家徽的袴 (4) 大摇大摆上街闲逛的照片。德国是明治时期日本学习的对象，石原在留学期间潜心研究了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状况糟糕，马克大幅贬值，这就使得日元在德国变得更有购买力，拿着日元去德国的人们可以在德国一下子购入很多书籍和资料。想来石原也不例外。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战败的原因是未能通过短期决战将敌军主力全部包围歼灭。石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原因在于德国没能清楚地认识到，一战并不是一场能够通过短期决战来决定胜负的歼灭战，而是一场长期持久的消耗战。所以最重要的是，为了不输给敌人的消耗战略，就要承受住经济封锁，坚持作战。

回到日本以后，石原参加了永田铁山、铃木贞一、根本博等陆军中坚幕僚创立的小团体木曜会。木曜会于1927年（昭和二年）11月在东京成立，通过研究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战争，从而为制定国策和国防方针提供参考。永田、铃木、根本三人在“九一八”事变时，都曾担任陆军的重要职务。永田当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军事课长，铃木是陆军省军务局中国班长，根本是参谋本部的中国班长，石原则是身处事变第一线的关东军参谋。军事课长永田可以掌握预算，其他两人分别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掌握着与中国相关的职位，再加上身处事变现场的参谋，简直就是策动阴谋的完美布局。

在1928年1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木曜会会议上，担任陆军大学校教官的石原做了题为《我的国防方针》的有趣报告。为了在同志们面前做报告，石原确实是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准备。

日美为两大横纲，其余的小角色则紧随其后，双方使用飞机进行决战，这就是世界的最终战争。……必须在不从日本国内拿出一分一毫资金的方针下进行战争。对俄作战，仅需数个师团。只要能以整个中国为根据地并完全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坚持进行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战争。

石原的报告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一是日本与美国分别领导各自的阵营，以飞机作为决战武器，进行世界决战；二是只要将中国作为根据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那么对苏战争即使打上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也没有问题。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认为，战争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并进行长期的总动员，否则根本没法打。当负责财政的人为此烦恼以至于面有菜色之际，石原的这种野蛮观点，像消除了压在他们心口的巨石一般，令人兴奋。

另外，石原在陆军大学校的授课笔记中也表示，持久战就像是拿破仑曾说过的“以战养战”，即通过在占领区征税、征收物资和兵器来供养军队，让军队在当地“自我生存”，说白了就是掠夺当地百姓。

查阅铃木贞一留下的会议速记，我们可以得知，在木曜会的参加者中，只有永田冷静地表示：“不一定非得打仗。没有战争的话，还需要夺取满蒙吗？”1935年8月，也就是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达到白热化之际，永田铁山因为是统制派（支持者多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等中央机关的精英）的核心人物，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室（自己的办公室）被擅长剑道的皇道派（在地区连队进行士兵教育的将校大多支持这一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杀害了，可以说是个悲剧人物。

再回到木曜会。不同于永田铁山，根本博甚至气势汹汹地扬言：“不仅要取得满蒙，还要拿下西伯利亚。”铃木贞一也神气地说：“在1930年前拿下满蒙。”由此可见，身居适合发动事变职位的木曜会课长级别的中坚军人们，正在企图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错位的意图

讲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对于满蒙，木曜会军人之间讨论的内容与军方对民众宣传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

完全没注意到吗？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整理一下思路吧。军方当时是怎么煽动民众的呢？

——……煽动民众，是说军队搞了很多演讲会的事情吧？

对，像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之类的。

——他们宣称中国没有遵守过去签订的战后条约。

是的。中国违反了条约，日本是受害者，因此必须从无法无天的中国手中保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的言论，简直可以说是条约“原教旨主义”了。但是，石原等人的言论却完全不同。

——取得满蒙是为了将来的战争。

是的，就是这样。军人们主要着眼于应对可能爆发的对苏战争，因而需要满蒙作为基地。而且对苏作战时，美国很可能会进行干涉，更需要满蒙作为对美持久战的资源供应地，所以才要策划把满蒙从中国国民政府手中分离出去。至于那些国际法和条约规定的日本权益，到底有没有被中国侵害，事实上和军人的真正目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参谋本部的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却煽动民众说：“这在条约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如今却没有一条真正得到遵守。”

对满蒙地区的意图出现错位这一点，军人们作为发动事变的政治主体，早就心知肚明。虽然军方用条约和法律问题不断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满蒙地区作为对美苏战争的基地。

1929年10月，以纽约股市的暴跌为，大萧条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大萧条彻底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使得这种意图的错位一下子就得到了解决。根据农林省所做的农家经济调查，1929年农家的年均收入为1326日元，而到了1931年，收入居然下跌了大半，仅有650日元。

农家在大萧条中收入减半，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日本采取了协调外交方针，但是民众的苦难还是成了在野党攻击政府外交政策的借口。1931年7月，松冈洋右在政友会总部演讲时，就抨击了当时若槻礼次郎内阁所采取的“币原外交”。他表示，虽然现在的外交正在进行国际事务的交涉，却没有“以国民生活，也就是经济问题为基调，确立执行我国国民生存所需的大方针”。这种批评对于陷入生活困境的民众来说，显然相当受用。军方当然也没有放过这个时机，于是在1931年9月18日，酝酿已久的形势达到了燃点，“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独断专行与事后追认

当关东军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执政的是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第二次内阁。这时的外相是币原喜重郎，他从一开始就正确地判断出这一事件可能是关东军策划发动的。在事变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首相若槻质问陆相南次郎：“这是正当防卫吗？如果这是日军策划的阴谋，那我国该如何面对国际社会？”他还要求陆相向当地军队传达不扩大事端的方针。

若槻曾就读于第一高等学校，这里是人才辈出的旧制高等学校。之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现在的东大法学部）毕业，进入大藏省就职。日俄战争时期的总理桂太郎对他颇为青睐，这使得若槻早早就踏上了从政之路。作为政治家，他最初隶属于桂太郎筹建的立宪同志会，后加入立宪同志会的后继政党宪政会，后又成了民政党的一员，可以说他是一名政党政治的资深政治家。在其前任滨口雄幸内阁 (5) 时期，若槻礼次郎还担任过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的首席全权代表。因此，他不仅通晓财政，对裁军等军事外交问题也非常熟悉，若槻内阁应该是能够压制关东军暴走的理想内阁。

根据司令部条例，关东军原本可以在条例明确规定的任务范围内自由行动，不在规定范围内的行动则须取得内阁的同意。例如，要让关东军在远离南满铁路的地方行动，就需要内阁点头。因为不管怎么说，东三省都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对日本来说那是外国的领土。如果内阁阻止了关东军的行动，事变应该就此终结的。但是，关东军的参谋们是抱着强烈的决心发动事变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从三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制订缜密的计划，所以自然不会这么简单就罢手。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来让事变进一步发展扩大，比如趁为人稳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从奉天前往旅顺的时机发动事变，之后，又对司令官隐瞒了中央的联络电报，故意拖延通讯时间，等等。

朝鲜军未经许可的越境是事变中最出格的行为。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就在中国东三省的东侧，派驻朝鲜的是日军中最精锐的朝鲜军。我们曾经提到，石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说关东军仅有约1万人（参见此处 ），因此需要朝鲜军的支援来增强实力，以防备张学良的东北军回师东三省。这种增援行动，是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进军到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东三省，毫无疑问这是跨境行动。当时，要让军队跨越国境的话，必须有天皇的命令，如果用那个艰涩的词汇来说的话，就是要有“奉敕命令”才行。发布奉敕命令和出动驻外军队进行规定以外的行动一样，也需要内阁的同意。

当然，关东军一开始也曾经试图通过南次郎陆相取得议会的同意，但因为币原外务大臣和井上大藏大臣的反对，内阁没有认可越境行动。大家是不是觉得币原和井上还挺有魄力的？不过，当时担任朝鲜军司令官的林铣十郎在得知内阁会议的结果后非常愤慨，决定无视币原和井上的反对，在9月21日擅自让军队越境进入了中国。

在朝鲜军越境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内阁于22日再次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事态的发展变得有些令人意外。内阁做出了一个暧昧的决定，一方面，因为出兵势必会引起国际联盟的关注，所以不认可朝鲜军的越境行为；另一方面，却同意拨付出兵的经费。作为没有天皇的命令就擅自调动军队的责任人，参谋总长在得知内阁的决定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如果内阁会议既不认可出兵行动，又不同意拨付经费的话，参谋总长可就不得不引咎辞职了。天皇的顾问元老西园寺公望在听到内阁的这一决定后，对于内阁的退缩也难掩失望之情。

为什么内阁会退缩，而没有坚定地制止军方的行动呢？根据现在的研究，若槻内阁面对驻外军队的擅自行动，没能保持内阁内部的团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当时的政党内阁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在选举中获胜更重要的事了。在若槻内阁中负责选举事务的，是被称为“选举之神”的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安达对民政党的当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时发生了“三月事件”（1931年3月曝光的陆军将校秘密结社樱会，与右翼大川周明串通谋划的未遂政变）等军部和右翼策划的恐怖活动，安达认为，要在这种情况下保住政党内阁，就需要民政党与在野党政友会的合作，而不是单独组阁。于是，他便开始筹划两党的合作。然而，对于安达的主张，民政党内部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包括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内的不少民政党人士认为，政友会在经济、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和民政党不同，无法进行合作。若槻首相被夹在安达与井上之间，无法紧密地团结内阁成员。而正是安达提出的政友会与民政党合作的主张，使得内阁意见无法统一，最终导致若槻内阁在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