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权论者如何看待世界（1/2）

最重要的是国家独立

1889年12月，从维也纳归来的山县从黑田清隆手中接管了内阁。在1890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中，民党人士占据了全部300个议席中的大多数，而山县必须在这样的议会中取得对于海军建设费等军备扩张预算的支持。顺便说明一下，民党反对当时执政的藩阀，在帝国议会众议院中，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议员都被归为民党，他们在第一届议会的人数达到171人，占所有议席的一半以上。

因为当时只有缴纳直接国税达到15日元以上的人，才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所以不论是拥有选举权的人，还是候选人，都可以说是有钱人，而其中多数是地主。身为地主，大概都希望能够降低地租吧。因此，在立宪自由党中占大多数的地主们，在政府推进的富国强兵政策与休养民力（降低地租）的主张之间，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用现在的常识思考的话，地主（有钱人）应该会支持政府，但在当时，地主却站在民党一边，要求降低地租，反对政府的政策。

在当时的情况下，民党人士对于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以刚才介绍过的福泽还有山县等人对东亚的认知，来与民党方面进行比较。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回溯到更早一点的时代，即11年前的1879年（明治十二年），读一读当时在千叶县担任县议员的干义郎的日记。

西南战争结束两年之后的1879年，出现了资金不足这一重大问题，政府开始增发纸币，造成物价高涨。受此影响，1880年主张尽快开设国会的国会期成同盟成立了，要求开设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

干义郎既是出生在千叶县的名望家，也是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人物。名望家，一般都在江户时代担任过名主 (4) 或村方三役 (5) 等职务，相当多的人也在明治维新以后担任郡公所管辖下的区长等职，属于在地方肩负重要职责的人物。干义郎留下的日记，时间跨度非常长，从1879年一直写到了1931年。

干义郎在日记中写道：

我国稍有学问的人皆在讨论开设国会及自由民权。开设国会当然很重要，但若仔细思考，会发现还有更急迫之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修正条约。要让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就必须修改条约。……因此，我认为眼下第一要事是修改条约，开设国会之事就算稍微延迟也无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主张，应该如何表达呢？

——首先要修改条约。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这一点。这是干义郎1879年的日记，正是政府答应开设国会（国会开设敕谕）两年前的事。最初倡导民权的，是由板垣退助、片冈健吉等士族所组成的土佐立志社。以立志社为中心，准备建立民权派的全国性组织的则是爱国社，而爱国社在大阪召开大规模集会的时间，就是1879年。

但是，就算是对开设国会如此期待的民权派，也主张先修改条约。当时日本的国家主权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侵害，那些绞尽脑汁进行思考，努力制定《商法》和《民法》，试图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人，大多对于国家独立抱有独特的强烈感情，这样的人也同样大量存在于民权派中。

大家大概知道吉野作造这个人吧。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教授，正是他奠定了大正民主理念的基础。在教科书一类的资料上，吉野作造于1916年（大正五年）在《中央公论》发表了《试论宪政之本义及达成宪政目的的途径》，他是提倡民本主义的学者。比起吉野作造，他的学生、同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教授的冈义武也不逊色。太平洋战争末期，东大法学系的教授团体与海军的一部分军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不经过苏联而是直接与美国接触、试图停战的活动，冈义武便是其中之一。

冈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36—1938年，曾经前往欧洲留学，其间，他阅读了英国的外交史料。可以说，他是第一位使用第一手资料，把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与英国的外交关系进行好好梳理的学者。而在将日本民权派的自由民权思想与欧洲自卢梭以来的民主理论进行比较后，他注意到一个不同点：日本民权派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非常单薄，这一点与欧洲差异极大。

从1935年开始，冈义武着手将这一观点写成论文，并在1939年自欧洲留学归来之后得以完成。这个时间点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知道大家是立志成为理科学者还是文科学者，还是说想要成为大富豪呢？（笑）先不论梦想是什么，单论努力去实现这些梦想的时机，其实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冈教授是继承了吉野作造衣钵的知识分子。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时间，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还在继续写作。冈教授注意到了日本民权派思想中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原因。虽然不能将原因完全归结为所谓“没有国家独立，就没有个人独立”这样的口号，但是从明治初期开始，民权派似乎就总是以国家主权为先。当需要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做出选择时，如果缺少自由主义这一支柱，人们就会在某些时代状况下，认同国家所做的任何事情。冈教授想必是在听着步步逼近的战争脚步声的同时，深深苦恼地思考着日本人要怎么做的问题。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样一个战争时代，他在仔细地回顾着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也就是说，即使是民权派，即使他们的立场是反政府的，但只要涉及外交或者军事问题，就都与福泽或山县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差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新政权在诞生之初，就处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所以在要求自由和民主这些理想以前，首先要恢复国家的主权，这种合理主义的观点浸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国会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也有部分民权派人士主张开设国会才是第一要务，甚至比修改不平等条约更为优先。说起来，这些民权派其实更激进一些，不过他们关于为什么要开设国会的理由相当有趣，可不仅仅是为了讨论法律和预算问题之类的漂亮话。让我们先来看看同样是1879年10—11月间，山梨县的某位民权派记者所写的新闻报道吧。

山梨县与长野县一样，养蚕业盛行，因此也成了制丝业发达的地区。前面已经提到，民权派人士大多是地主阶级，所以对于什么样的法律可以保护贸易和产业，以及关于地租和税金的问题，特别较真。不过，如果也以这样的视角来阅读这篇报道，那可就错了。下面就引用这篇题为《国会论》的社论中的一段话：

原本一国的兵力就不仅是士兵的力量，其根源在于国民团结一致的力量。……总而言之，兵力就是全国民心的集合体。该怎么做才能团结国民之心呢？就是要借由国会。因此，必须立即开设国会。

这是就“为何必须开设国会”这一问题进行的阐述。让人感到恍然大悟的是，这里将兵力解释为国民的集合体，是国民团结一致的象征。如何才能让国民团结一致呢？于是，问题最终归结到了可以借由国会来团结国民这样一个结论。有趣的是，当时人们的脑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等式，即所谓的兵力、力量，不光是指狭义上的军事力量，还等同于汇聚人心的场所，也就是国会。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即使是主张以开设国会为第一要务的民权派，他们对于国会的观点，也大多来源于要如何集聚军事力量或者对外的国家实力这种观念。听着日本民权派——这些日后将占据议会中民党议席的人——的议论，就会明白虽然他们一直声称反对政府，但是在左右国家前途的根源问题上，他们其实与其他人并无不同。批评政府的权力中心被萨长藩阀占据也好，指责开发北海道是浪费国家预算也罢，虽然都是对政府政策的反对，但是他们作为反对派，在国会中所起到的作用本应不止于此。在日本的对外政策这一问题上，民权派与福泽、山县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异。经过前面的论述，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了吧？

“毫无气力的奴隶本性！”

下面再将时间稍微向前推进，看看临近甲午战争的时候，人们对战争的感觉。让我们先来看看战争爆发前一年，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的自由党报纸。自由党是由大井宪太郎在第一届国会总选举前的1890年1月重建的，选举之后，他又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前，将该党改名为立宪自由党。政党几番改名，实在是有点麻烦。1891年坂垣退助就任总裁后，这个党再一次将名称改回了自由党。在这以后，自由党成为初期议会时期的一大有力政党，并且是民党联合的核心。

当时，从上层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到底层的庶民，大家所居住的世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因此，记者这个角色就显得很有趣。底层百姓就如同生活在民间故事里的张三、李四，或是遗世独立的隐居者，上层人士要如何向这些人传达世界的动向或政府的工作呢？民权派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底层民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更接近上层的官员们。所以，自由党就发行了两种报纸：《自由党报》和《自由灯》。前者主要刊登以民权派及政府官员为目标读者的严肃文章，后者则是一份图文并茂的报纸，他们借此来将自由党的主张传播给下层民众。“自由灯”，既与“自由党”有相同的读音 (6) ，也可以被解释为“自由之灯”，还挺俏皮的吧。《自由灯》所刊登的文章都是用有趣滑稽、还带点煽动性的语气写成的，有点类似于演讲，比较能被下层民众所接受。例如，下面这篇由牧原宪夫老师整理出来，并被引用在了《客人与国民之间》 (7) 这本有趣著作里的文章。文章写于1884年（明治十七年）8月，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看这篇文章。

在征兵及税金问题方面，日本人中存在着众多诉苦的老顽固。但对于与外国的关系，却是毫不关心，只要提到外交等话题，就会立刻睡过去……真是充斥着毫无气力的奴隶本性的人们……对于这些散漫的人来说，假如日本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也绝对只会乖乖地听话……

嗯，就算下层的人民没有选举权，但这种煽动方式还是会让人担心，如此鼓噪说这些人毫无用处，真的没关系吗？但如果阅读了整篇文章，就可以发现，这是在向民众呼吁：要是再不好好正视相关问题，日本恐怕就要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了。这其实是在用夸张的话语，来拼命地让大家对国会产生兴趣。对于当时的演讲会等活动，不论是否具备选举权，老百姓都会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情前往听讲。所以，对于政党来说，这些民众虽说没有选举权，却也是重要的客人。

而以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为目标读者的《自由党报》，又刊登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知道，自由党的主张与山县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列举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言论，不外乎是这样一些口若悬河的言论，如“为了支持韩国独立的正义之战”“为了捍卫我国独立的自卫战争”“开化与保守之战”等。

自由党报纸的言论，就如同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开始后的1894年7月29日在《时事新报》所写的文章（《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中所说的话。

但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得普通道理，见到开化文明的进步非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且无法无天地对我方表示反抗之意，导致我方不得不发动此战争。

福泽的逻辑是，因为清朝人食古不化，无法理解普通的道理，他们非但不同意朝鲜的改革，反而加以阻碍，所以日本为了文明开化而不得不诉诸武力，日本军队就是为了让清朝了解文明的军队。

看到民权派与福泽举起双手赞成甲午战争，大家会不会感到有点奇怪呢？

——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当时的人们大概对战争并没有“反对”或“可以反对”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