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真相有什么用？（1/2）

在与失去孩子的家庭沟通过程中，石卷市教育委员会的官员看上去十分平静，保持着一种疏离的礼貌态度。一年之中召开了多次“说明会”，他们在会上总是穿着深色西装，坐成一排，侧头耐心倾听悲痛欲绝的父母讲述。他们还会缓慢地深深鞠躬，并以最正式的语言，表达深切和诚挚的哀悼。但是，大川小学悲剧的处理问题总是笼罩着一层不光彩、不公正的阴云，他们似乎都在拼命抑制某种恐慌，笨拙地掩饰着什么。有时候，这似乎既体现了他们的无能，又像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每隔几周就会出现新的面孔，但依旧面无表情且无能。

早些时候，教育委员会安排了一次对校长柏叶照幸的采访，但采访文字记录中有太多明显解释不通且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柏叶声称，灾难过后，他立即在两小时内从位于内陆的家赶到北上川某地，而事实上，这在如此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 [1] 他还提到自己那天见到了一些人，可他提到的那些人完全不记得当天见过他，而他说自己当天去过的一个地方当时还淹没在水下5英尺处。

同时也有针对幸存孩子的采访。他们经历了可怕的创伤，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心理状态究竟如何。但是，在一些采访中，这些孩子身边没有家长陪同，也没有人提前告知他们有采访。当采访者采访年幼的只野哲也时，只是突然出现在他的新学校，完全没有想过提前征询其父亲的同意。

而那些当时在场的家长后来发现，在这些采访的书面总结中，某些细节不知为何被省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佐藤雄树和今野大辅这两个六年级男孩的内容，他们恳求老师让他们往山上逃，但遭到拒绝，最后双双葬身巨浪。好几个幸存孩子讲述了这段经历。而一位名叫加藤茂实的官员在早些时候的一次说明会上向家长提到了这一情况。毫无疑问，这成了他犯下的严重的无心之失——从此，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教育委员会的成员都矢口否认有任何幸存孩子曾对他们说过这件事。“我听到我的孩子在采访时说她的朋友曾说‘让我们逃到山上去吧’，”一位妈妈在说明会上表示，“可是这没有被记录下来。”

记录了部分采访内容的备忘录中的措辞也一样，就好像它们是被剪切粘贴在一起的。采访没有录音，连采访者的名字都没有被提及。当家长要求查看当时的采访文字记录时，均被告知加藤茂实把它们扔了。

在稍后的一次会议中，加藤被逼问那个试图逃到山上去的小男孩的情况。交流过程中，大家发现加藤的上司山田元郎盯着他，同时把手指放在唇上，好像在叫他闭嘴。这个手势可以在会议录像中看到，这个噤声动作山田重复了三次。

然后，还有幸存的老师远藤纯二的问题。

远藤的证词有各种不实之处，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关于树的回忆。在讲述地震过后发生的种种事情的过程中，他一直反复描述学校后面山坡上的松树被地震和余震震倒一片的景象。他回忆自己被两棵雪松困住，不断上涨的洪水如何冲走这两棵树，让他奇迹般地重获自由。他的叙述生动塑造了一个受惊吓的幸存者形象，从水中死里逃生，蜷缩在山坡上，整座山在树干倾倒的致命声音中颤动。

可山上并没有树木断裂倒下。那场灾难过后几周的时间里，有很多人走进那座山，却没有发现一棵倒下的树。树木拥有柔韧的树干和枝条，能有效化解地震的能量：它们或许会摇晃、弯折，却极少倒下。灾难过后，地上的确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松树，但它们都是被海啸从海滨森林卷过来的，将其连根拔起的是海啸，而不是地震。

“如果地震强烈到震倒那么多树，所有房子也会因此倒塌，”佐藤和隆表示，“远藤先生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他应该清楚这一点。” [2]

远藤证词的许多细节从罹难家属的圈子传遍整个村子。第一个站出来斥责他的是汽车修理工千叶正彦，他的房子因为建在离学校较远的山坡上而幸免于难。其他靠近河道的房子都没有逃过海啸的魔爪，海啸刚开始不久，幸存者很快——其中很多浑身湿淋淋，还有一些受了伤——聚集到了他家。其中就有远藤纯二和山田圣南，后者是跟着远藤一起逃出来的小男孩。

这一大一小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才到达聚集点。千叶的妻子第一个看见他们——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一个仍然戴着白色塑料安全帽的男孩，犹犹豫豫地从山上走下来。“穿西装的男人说：‘我只能救一个。’”千叶太太回忆道，“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我想他是在说大川小学的事，但当时我脑子里想的事情太多，并没有仔细听。”

她还记得男孩的鞋袜都湿透了，可远藤的衣服是干的。他的鞋还在脚上，进屋前才脱掉。“他穿着一套暗棕灰色格纹西装，看起来有点旧，是典型的教师装束，”她继续说，“可是他的衣服很干净，而且没有湿。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一点。” [3]

避难者中有一位几乎无法走路的老人。第二天早晨，是远藤背着他走出屋子等车。只有健康的成年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远藤受过伤。

后来，千叶夫妇看到这位老师对于那天下午所发生之事的陈述：他是如何被卷入海啸，几乎被淹死；如何丢了鞋，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地从山坡上走下来；肩膀又如何脱臼。他们感到困惑和震惊。“那个远藤老师满嘴谎话，”千叶正彦说，“他所说的90都是谎话。可是，他为什么要撒谎，我不知道。”

到了6月，海啸已经过去3个月，远藤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校长柏叶，另一封则是给所有失去孩子的家长。 [4] 两封信都在家长和教育委员会的某次说明会召开的前一天通过传真发出。而这两封信过了6个月才被公之于众，这又是教育委员会做出的一个令人生疑和费解的决定。远藤在信中并没有就之前个人陈述的事实做任何增补，但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痛苦心境。“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实在很可怕，”他写道，“一想到那些我就面色苍白。我写这些的时候双手还在颤抖……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有点问题。我太自私了，我知道，对不起，但是你们现在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电话铃一响我就害怕。”

所有要求与远藤见面的家庭都收到了相同的回复——一封来自他医生的信，表示其正处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恢复过程，十分痛苦，无法谈论当时发生的事情。人们无法质疑这样的医学诊断。但是，几个月过去，几年过去，人们得到的还是相同的回复。“我觉得这就是个借口，”为这些家庭提供咨询服务的律师吉冈和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医生的每一封公开信都像是上一封的副本，他总是说只需要再等3个月。但远藤吃的药与治疗失眠的药差不多。”

“远藤先生本人也许不想露面。可是，教育委员会歪曲事实，逃避责任。他们或许找到了他，然后跟他说：‘你就躲在后面，不要说任何事，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

石卷市政府的人并非十恶不赦。 [5] 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表现英勇。他们是小地方的地方官。理论上他们应该熟悉自然灾害的威胁，可是无论从个人还是专业经验看，他们都没准备好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和恐惧。他们本人也是受害者：其中很多人亲眼看着自己的家被洪水吞没或冲走，还有一些人失去了亲朋好友。他们同样感到震惊，头脑一片混乱，但是，他们从没有放弃自己的公共责任感，虽然现实障碍重重，他们还是维持政府职能部门正常运转。

灾难过后，通讯、电力和燃料供应都中断了。市政厅本身也被5英尺深的洪水淹没，停车场的车辆都无法开动。政府工作人员放弃了泥泞不堪的一楼，打着手电在楼上的办公室办公。这种时候，没人因为无法休息而骚动——市政工作人员被要求24小时值班。他们骑着自行车或者徒步，或乘坐橡皮艇，逐步深入受灾地区，首先是被毁的市中心，然后是周边村庄，他们穿过一片片田野，翻过一座座山林。全市有15所学校、托儿所和幼儿园被洪水淹没，遭受火灾或其他影响，剩余的则作为疏散中心，安置数万个无家可归的家庭。教育委员会日复一日地收集学校状况和师生安危的信息，并负责给避难者提供食物。

作为个人，他们不辞辛劳，勇于自我牺牲，如果没有他们，本就令人绝望的情况会恶化数倍。可是，当面对自己的失败时，就像大川小学那种，个体的热情和同情心就被集体的本能扼杀——那是一种保护组织免遭外部攻击的本能。面对无可辩驳的指责，个体缩成一团，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护伞下。教育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地善良勤勉的男男女女，但现在，他们的面孔从视线中消失了。他们的忠诚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远比公共责任或个人尊严更崇高——为了保护组织声誉免受进一步损害，最重要的是保护其免受法律制裁。

市政府官员拒绝对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做出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反应，他们的冷漠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集体性格和领导力的失败。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紫桃佐代美、紫桃隆洋和“福地小组”的其他家长开始怀疑，他们这么做别有用心，是为了极力避免承担任何可能的责任。许多官员的话语中充斥着律师式的建议，听起来就像金属一样冷冰冰。他们乐于表达悲伤和哀悼之情，也愿意贬低自己的价值。可一旦要承认个人的疏忽或系统性的制度失败，就没人迈出这一步。

海啸发生后的那个冬天，他们似乎做出了一点牺牲。大川小学校长柏叶照幸向家长提交了一封署名道歉声明。 [6] 他在声明中表示，“身为校长的我的粗心大意”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情况发生”。“无论我多么抱歉，”他继续写道，“缺乏正确的应急手册和未能提高员工的危机意识这样的事情都不能被原谅。”两个月后，他提前退休了。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非常重要的让步。但福地小组的家长深谙道歉的细微差别，在他们看来，这封声明意味深长，有逃避责任的意思，而这意思就藏在“粗心大意”这个词里。几个月后，他们在一次说明会上进行了测试，当时柏叶也参加了会议。

已经退休的校长当时就坐在与会家长的前面，佐代美的丈夫紫桃隆洋向他提出质疑。他追问有关学校应急手册的问题，柏叶在道歉声明中承认那份手册不够好。“现在想了想，”紫桃说，“我希望再次听您说明一下，声明中的‘粗心大意’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柏叶解释道，“没有彻底检查一下手册就是粗心大意。”

“粗心大意”一词在日语里是“怠慢”（taian），但紫桃想要得到的，是另一个更有力的词：过失（kashitsu）。

“难道您不认为，”他问，“这种粗心大意相当于过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