鸨母：布拉娜和罗茜出场（2/2）
两处生意就意味着收入翻番，且万一其中某家停业了，财政危机也会因此不那么严重。布拉娜还可以让女孩们在两地串场，以保持顾客们的新鲜感。现在布拉娜像她在天津的对手桑格姐妹一样，也拥有了一排房子。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只有一点不如人意：在某种程度上，罗茜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她迅速离开亚瑟港是有原因的。她手下的一个女孩因重伤而死，其尸体的发现地离罗茜住处不远。大家恰好都知道这个女孩正在攒钱为自己赎身，她手里有价值约8000银圆的珠宝和7000美元的现金。警方搜查了罗茜的住处，在她的床头柜里找到了珠宝和现金。
罗茜对这批东西出现在自己家中一事似乎并不太吃惊，她声称自己只不过是在帮那个女孩保管它们罢了。然而，只有最纯朴的亚瑟港市民才会相信罗茜完全与此案无关；为了让警方放她一马，她付了一大笔封口费。警方坚称，她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亚瑟港，不得再回来。她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只好重操旧业，去做妓院的经理，这是她唯一懂得的营生了。布拉娜·沙日科给她提供的在“恶土”工作的机会真是太完美了。
罗茜最大的缺点在于她那可怕的脾气——她时常暴跳如雷。她出生于波兰，但拥有俄罗斯血统，这两个国家间的边界线也时常变来变去。她没有护照，按官方说法是“无国籍的白俄侨民”。有时她宣称自己是纯种波兰人，有时又说自己是俄国人——她根据心情来决定自己是什么，但总是情绪不佳。她能以六种语言破口大骂，其用词甚至能让一个水手都羞红脸，她也由此出了名。
当时，中国有不少为白人男子提供白人女孩的妓院。19世纪晚期时，它们应运而生，出现在中国的所有通商口岸和有外国海军驻扎的城镇，当然也包括香港（开在了摆花街两侧的建筑中）。它们的业务甚至做到了横滨[传奇般的内克塔琳（nectare）]、新加坡[v夫人（ada v）]、西贡（著名的卡提拿街）和马尼拉。妓女们在这些城市间巡回。鸨母和鸡头让女孩们在不同的妓院间辗转，以维持顾客们的兴趣。女孩们则在这个过程中就各自的关系网、小费和各地的优势交换意见。
有的地方令人趋之若鹜，有的则让大家避而远之。在上海，臭名昭著的江西路和租界里聚集了许多妓院。它们由中国沿海城市所有鸨母中最出名的格雷西·盖尔（gracie gale）掌管，她堪称这一行当里的传奇。她的“度假村”位于江西路52号，是中国高端俱乐部的样板。但是，在上海的虹口还有一个人称“壕沟”的声名狼藉之地。许多被走私到中国的女孩和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妓女在那里结束了生命。她们有的人老珠黄，有的遍体鳞伤，有的染上毒瘾，有的疾病缠身。
一些妓院专门接待水手。罗茜在亚瑟港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之前，曾在威海卫的威斯克女孩之家（whisker’s girl hoe）工作。这座城市当时是英国皇家海军在中国北方的基地，俄国军队控制下的亚瑟港——这里有一家妓院，恬不知耻地给自己起名为“美国公使馆妓院”（aation brothel）——与它隔海相望。在布拉娜成为天津娼妓业的女王之前，博罗斯道的妓院由声名狼藉的赌场兼妓院经理“天津的布朗”（tients brown）运营。他的统治从20世纪初一直持续到一战后，由天津向上海扩张，一路“攻占”了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通商口岸，从而形成了一个博彩业和卖春业的帝国。布拉娜志在与布朗一决高下，至少在开妓院方面她是如此打算的。
事实上，许多拥有白人女孩的妓院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包括广州的亚细亚饭店（hotel asia）和卡兹别克（kazbek），烟台的马斯科特饭店（ast hotel，在大连有分店），奉天的奉天咖啡厅和中国东清铁路大饭店，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女孩们在这些妓院间来来去去，有时也要前往远东地区的其他地方。市场对她们有很大需求；鸨母和鸡头一直十分忙碌，想把这项生意做好。
然而，到1930年代末，布拉娜和罗茜的处境发生了变化，且造成这种变化的不只是日军行动在远东地区的推进（从中国东北到马来半岛）。看起来，使迈克尔·孔西利奥和莱辛斯基夫人逃离“恶土”的麻烦，比起布拉娜当时得知的更为糟糕，而且摆脱不掉。另外，一位无足轻重的老人从亚瑟港南下，在城里到处散布关于罗茜手下那个死去的女孩和其被盗的钱财的故事。拜他所赐，警察四处打探，流言满天飞。随后，白俄多尔贝切夫（dolbetchef）也来插上一手，不断添油加醋。他是个愚蠢的人，收了日本人的钱，告诉所有人总有一天他会带领白俄回到俄国，重新辅佐沙皇上位。太多人想前来打听虚实，这对生意没有任何好处。
据称，到1930年代末，布拉娜的妓院已是“恶土”上的最后一拨妓院之一。西方列强的公使馆把这里列为禁区，禁止士兵光顾此地。然而，受白俄女孩的吸引，日军排起了长队，打算一亲芳泽。因此，布拉娜和罗茜只要花钱打点日本宪兵队，保证萨克森一类的鸡头能供应足够多的女孩，就可以安坐数钱了。无论打不打仗，男人总是要去妓院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存之道。布拉娜和罗茜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创始人，只是从业者。谁统治北平，以及谁会出现在她们船板胡同的妓院门前，对她们来说都无足轻重。
布拉娜和罗茜的归宿最终成了一个谜。谣言一如既往地传开：有人说这对搭档逃回了天津；有人说她们消失在了上海法租界的后街小巷中；有人说她们作为难民拿到了签证，结业走人，去了旧金山、墨尔本、圣保罗或是其他地方，到底是哪座城市取决于流言的版本。也许，她们被菲律宾图巴包岛（tubabao）上瘟疫横行的国际难民营接收了（1949年，它收容了来自中国的五千名白俄难民），随后可能又被移交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或南非。
有一件事看起来比较确定：布拉娜和罗茜没有回到比萨拉比亚。她们曾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离开那里，开始了自己被虐待、被剥削的生活。她们无论最后身归何处，似乎对自己的过去都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