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鼠之间（1/2）

1月15日星期五，距帕梅拉之死已过去一周。四十八小时法则早已失效，二十天之限隐隐在前方招手。一名嫌犯已被拘留，但未经法医取证，同时还没有目击证人。倭讷一直急切地要求警方归还女儿的尸体，英国公使馆也如此要求。现在，尸体已发还，葬礼将于第二天举行。

从船板胡同27号带出来的妓女、鸡头和醉鬼们在莫理循大街警署的牢房里坐了一晚冷板凳，并于次日早晨接受了讯问。然后，他们被释放了。警署把所有人的住址都登记下来，尽管在中午之前这些信息无疑会失去价值。

前一晚的行动使博瑟姆头很痛。他向谭礼士提交了一份关于突击搜检的言之无物的报告。博瑟姆告诉总督察：许多人认识平福尔德，但只限于见过面；没人见过帕梅拉。看起来和上周一样，在前一天晚上他们也一无所获。

然后，谭礼士接到了常任秘书多默思的电话，从其口中获悉使馆区巡捕房之前曾数次以街头滞留、涉嫌销赃、靠不法收入生活等罪名拘留平福尔德。这些指控最后都站不住脚，但多默思对英国公使馆到目前为止还没联系谭礼士表示惊讶，因为他恰巧知道平福尔德被列入了公使馆的可疑人员名单。

多默思还提供了其他引人深思的细节。他建议谭礼士向英国公使馆打听西山上的一处天体营 [72] ，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美国人，名叫文特沃斯·普伦蒂斯（orth prentice），以及一位爱尔兰人乔治·戈尔曼（e goran）。这两人、平福尔德以及其他一同打猎的人都被认为是天体营的成员。有个小团体在狩猎完毕后会消失在北平周边的山中，就像鸭子一头扎进稻田里。他们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起先，谭礼士认为多默思是在开玩笑。北平的一处天体营？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很明显搞了好几个夏天的活动。

那位名叫普伦蒂斯的美国人是天体营的发起人。他是位牙医，在使馆区外执业，看起来是位很可敬的专业人士，却和某些可疑人士进行了可疑活动。他们租下西山上的一处寺庙，躲开北平的烟尘和潮热，许多外国人在夏天的周末这么做。但这处寺庙与众不同，它并未被用作野餐或休憩之地，而是成为一处天体营。当地的中国警察可能被买通了，对它不闻不问。总之，这不过是疯狂的外国人在发疯。谁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呢？

多默思告诉谭礼士：传说普伦蒂斯在其位于使馆区的公寓里组织裸体舞会，花钱请妓女来给一群男人跳裸体舞。显然英国公使馆也知道这些事。这有点放荡不羁，有点稀奇古怪，但又不犯法，是不是？

爱尔兰人乔治·戈尔曼持英国护照旅行，在来到北平之前曾在其他许多中国城市间辗转。在那些地方，他假装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驻当地记者，但其实不过偶尔给这家报纸投稿。他也给日本出版物投稿，有时还为《北平时事日报》（pekg chronicle）写文章。大多数人把他当作日军的吹鼓手，许多人还记得在1931年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戈尔曼曾直接为“日本鬼子”效力。如果外国媒体做出对东京政府不利的报道，他就会与其辩论，故布疑阵，混淆是非。

听到这一切，谭礼士不禁起疑：当平福尔德的名字被公之于众时，公使馆为何没有提起这些呢？他对多默思说了自己的想法。对方猜测：既然那个天体营有好几十个成员，其中肯定包括北平的其他某些外国可敬人士，没准有一到三位地位崇高的英国人，不愿警方询问他们夏天周末的活动，也不愿被问起付钱看裸体舞的事。如果你表面上看是衣冠楚楚的医生、银行经理或海关官员，总不好让大家都知道在星期六你赤身裸体地在西山上跑。

文特沃斯·普伦蒂斯医生代表了北平两个不同的外国侨民世界的交会点。在他西山上的天体营里，以及在裸体舞会上，城里的那些可敬人物与心怀鬼胎之人走到了一起。

谭礼士把平福尔德从牢里提出来带回审讯室，韩世清也过来了。谭礼士用打听到的消息当面质问平福尔德。是时候迎难而上了。现在需要单刀直入，激出对方的回答。

“我们来谈谈西山天体营吧，”谭礼士说。 [73] 平福尔德脸白了，但现在他知道警方已主动调查过自己的背景。最后，他开了口。

他承认在过去两个夏天，自己去过普伦蒂斯在山上租下的一间古庙。这位管理天体营的牙医不想招惹任何偷窥狂或窥淫狂，所以雇用了平福尔德作为安保人员。当地警察也没操太多心，因为只有外国人才会去那里。只要给他们的上司包个小红包，他们就不会找任何麻烦。一群人在周末出来，赤身裸体地闲坐、野餐、打网球、游泳——对西山上的外国人来说，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活动，只不过大家没穿衣服。晚上，他们举办聚会。一切都人畜无害，平福尔德的工作也很轻松。这处寺庙非常偏僻，不能从远处俯瞰。

还有谁参与其中呢？谭礼士想知道。除普伦蒂斯外，还有个名叫戈尔曼的爱尔兰人，但平福尔德不认识其他任何成员。其中一些人是使馆区的大人物，其他人则在外侨社会等级的金字塔中处于稍低的位置，还有些“来历可疑” [74] 的女人。

他是怎样得到西山上的这份工作的？谭礼士问。平福尔德说自己和普伦蒂斯、欧林比亚卡巴莱歌舞厅的经理乔·科瑙夫以及他们的几个朋友一起打过几次猎。那位牙医问他想不想在周末弄点外快。平福尔德坦然接受裸体主义。在赚钞票的同时还能看到裸女，不是很好吗？他和科瑙夫在那里负责安保，后者是前美军陆战队士兵，通过自荐得到了这份工作；但科瑙夫并非每个周末都出现。

至于那些裸体舞会，平福尔德坚称那不是什么大事。他会在船板胡同里找想捞点外快的女孩，也许是欧林比亚或白宫舞厅的舞女。不过是一群经过精挑细选的朋友聚在普伦蒂斯位于使馆大街的公寓里想来点“绅士的娱乐”罢了，仅此而已。而且这类活动还能使一两个俄罗斯姑娘挣点糊口钱。有哪里犯法了吗？

他鞋子和刀上的血又怎么解释呢？是狩猎时弄的吗？他的衣物呢？其他衣物在哪儿？谭礼士问。面对这些问题，平福尔德再一次守口如瓶。

谭礼士暂停审讯去吃午饭，他感觉已经有些收获了。他现在手里有了些名字——普伦蒂斯、戈尔曼、科瑙夫，还有了关于天体营、裸体舞会和周末小把戏的细节。也许最后会证明没什么要紧事，然而这一切明显很奇怪。平福尔德不明白这些事哪里触犯了法律，也许他是对的。还有，这一切跟帕梅拉有什么关系呢？谭礼士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线索在相交、相连。他需要探查得更深，把不同的点串起来，为这些男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一张图。

他回到六国饭店，想吃顿西餐，换件衬衫。他到酒店时，前台递给他一张便条，请他给他在天津的秘书尽快回电话。谭礼士打过去，对方告诉他他将被召回天津。召回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弗莱克领事。

1934年，谭礼士从伦敦来到天津。从那时起，玛丽·麦金泰（ary ctyre）就做了他的秘书。现在，她告诉他，阿弗莱克，也就是天津英租界的头头，正在大发雷霆。他让谭礼士马上回到天津。他要在明天一大早开会，要求总督察谭礼士出席。谭礼士必须赶下一班火车回来。其他细节暂付阙如。

谭礼士踏上“国际专列”离开北平。火车冒着蒸汽，穿过天津城外单调的高粱地，到达天津东站。车站里聚集着互相争抢客人的搬运工、人力车夫和出租车。谭礼士的司机正等着他，随后直接把他送回他在英租界香港道的家里。他在已入睡的儿子的头上吻了一下，吃掉匆忙备好的冷食作为晚饭，然后向自己的办公室和一堆文书进发。

在办公室里，他的副手们把在他离开天津期间发生的大事一一向他汇报。在过去的一周中，几桩案件被提交法庭。在都柏林道 [75] 和博罗斯道 [76] 间有片狭长的地带，上面挤满了廉价酒吧和妓院。休假中的士兵有过几次挥拳斗殴，余波尚未平息。还有一些文书需要他签字。随后就是帕梅拉·倭讷之案的调查情况。

从表面上看，几乎没什么有用信息。比尔·格林斯莱德亲自调查了她的男友米沙·霍杰尔斯基，并把他从嫌犯名单上去掉了。格林斯莱德也去了天津文法学校。现在学校还在放假，学生下周一才会返校开始新学期。但格林斯莱德对那里的教师最感兴趣，因为他们在提到帕梅拉时显得很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应该十分难受，同时不确定自己提出的指控是否会影响现状。然而他们战战兢兢，请格林斯莱德直接去询问校长悉尼·耶茨（sydney yeates）。

耶茨当时不在学校，于是格林斯莱德前往他家拜访他，它位于马场道上的校舍里，帕梅拉曾作为寄宿生住在那里。但用人们告诉他耶茨也不在家里。格林斯莱德怀疑他们在为主人打掩护。警察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在家，只是不想和警察谈话。

然后，阿弗莱克领事和几位天津文法学校董事会成员（多为地方显要）联系格林斯莱德，直截了当地请他停止质问老师和学生，同时与马场道保持距离。他们也告诉他：总督察谭礼士马上就会回来。格林斯莱德觉得很奇怪，谭礼士对此也一时摸不着头脑。

谭礼士奉命出席的会议于次日早上八点在维多利亚道戈登堂他的办公室里召开。戈登堂是大英帝国之权威在天津的绝对象征。它由之前英军从古老城墙上拆除下来的深灰色石块建造而成，名字取自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1860年，他从天津出发，与额尔金勋爵 [77] 进军北京。他们的军队最终烧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洗劫了北京。

随后，戈登率领一支由志愿者和雇佣兵拼凑起来的号称“常胜军”的队伍，击败太平军于上海城下。清朝统治者保住了政权，感恩戴德地把种种奖赏加在他的头上。他在中国和英国老家声名远扬，妇孺皆知，报纸称他是“中国的戈登”。他继续南征北战，直至在苏丹死于马赫迪 [78] 的剑下，最终成为大英帝国的不朽英雄。“喀土穆 [79] 的戈登”（gordon of khartou）这一名号甚至比“中国的戈登”还要响亮。

戈登堂是天津英租界行政和权力机关的重要据点，工部局、法院和作为谭礼士大本营的英租界巡捕房总部都设在这里。这栋建筑集哥特式城堡和中古堡垒的风格于一身，每扇门上方都有教堂风格的拱顶，巨大的正门则被重重加固以防遭到进攻。这道门从未被打开，大家须由侧门进入。如果天津的形势对英国不利，戈登堂就会成为英国人的最后防线，陷入重围的英国人将在此做最后一搏。一排老旧的加农炮在楼前一字排开，它们是英国人占领天津后法国人赠送的礼物。

戈登堂在海河外滩上英国控制的区域里占据了显要位置，离英国俱乐部和利顺德饭店很近，坐落在位置优越的维多利亚公园 [80] 正对面。这个公园与任何一个英国城镇里的市政公园都相差无几。在海河的对岸，老俄国租界与戈登堂遥遥相望。

那天早上在谭礼士的办公室出席会议的人，除了阿弗莱克领事和比尔·格林斯莱德外，还有天津文法学校管理委员会的主席ec彼得斯（ecpeters）、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局长亚瑟·蒂珀（arthur tippe）和工部局的法律顾问phb肯特（phbkent）。这些人堪称天津最有权势的外国人，天津英租界里的事务都由他们拍板决定。

玛丽·麦金泰为大家倒上茶，并把一个文件夹交给阿弗莱克领事。她退出房间把门关好。直到她敲击打字机的声音从门的另一边传来，大家才开始说话。谭礼士首先发言，想要向与会人员通报调查工作在北平终于有进展了。但阿弗莱克突然打断了他。这位领事被激怒时，讲话就会带上利物浦口音。他在中国晋升得很慢，最近才在相对高龄的56岁被擢升为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