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秃鹫的胯裆（1/2）

幻想？也许我会想成为鲁道夫·努里耶夫 [1] 。

——弗雷迪·莫库里

……完全是让巴勒姆业余歌剧协会来演唱《班战斯的海盗》 [2] 时那种精神错乱的狂放。

——1975年，《流行音乐周刊》评价《波西米亚狂想曲》

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前身是一座劳动农场，外观看上去变化不大。它藏身于蒙默思郡附近的瓦伊河谷中，1963年，原先的谷仓和棚屋被改建为录音设施。农场老板查尔斯·瓦尔德和金斯利·瓦尔德曾经组过自己的乐队，他们意识到在家录制唱片比长途跋涉到伦敦去要便宜。瓦尔德兄弟继而将外围建筑物改建为居住区，于是洛克菲尔德录音室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包含住宿的录音室。七十年代中期，这里诞生了首支热门单曲——戴夫·爱德蒙兹的《我听到你的敲门声》（i hear you knockg），之后许多主流重摇滚乐队纷纷慕名前来。

1975年8月初，前往洛克菲尔德录音前，皇后乐队在赫里福郡附近找了一幢乡间别墅，在那里驻扎了三个星期进行排演。小说家蒂芙尼·默里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钻石星环》（diaond star halo ）中记载了皇后乐队的这段停留。为了补贴家用，默里的母亲在七十年代曾将房子出租给摇滚乐队，“有着性感嘴唇和飞扬秀发”的弗雷迪·莫库里总是起得最早，他一人占用着钢琴，给当时六岁的蒂芙尼弹了一首新曲子，那首歌正是《波西米亚狂想曲》。（“你喜欢吗？”他问。“太棒了！”我说。“就是有点儿长。”他回应道。）

如果只允许列出一首让皇后乐队名垂青史的歌曲，那就是这首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是英国史上销量排行第三的单曲，1991年弗雷迪·莫库里去世后，全球销量激增，当时就卖出了两百多万张。然而，1975年8月24日，乐队进驻洛克菲尔德录音室开始制作第四张专辑《歌剧院之夜》（a night at the opera ） [3] 的时候，他们对接下来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他们来的时候，约翰·安东尼新指导的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正好结束了录音期。乐队住在录音室边谷仓改造而成的联排小屋中，蒙默思郡镇上唯一的酒吧老马头 [4] 离他们有不短的脚程，故分心的事情少之又少。

“他们空闲时常常在录音室外的大院子里玩飞盘，”金斯利·瓦尔德记得，“弗雷迪也会去以前用来放马具兼喂食的房间里，弹我们的老式立式钢琴。”后来，罗杰·泰勒在这个房间里摆上了他的架子鼓，长长的电线从房间里延伸出来，穿过院子接到录音室里。

瓦伊河谷的宁静生活让皇后乐队在动荡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一丝喘息。随着他们与三叉戟的合同终止，杰克·内尔森离开，又一次美国巡演被取消了。“打击异常沉重。”罗杰·泰勒承认说。那个夏天，新经理约翰·里德简单地交代皇后乐队说：“业务的事情由我来操心；你们尽力发挥把专辑做到最好就行。”

皇后乐队即将在洛克菲尔德开始工作之际，罗伊·托马斯·贝克也给三叉戟打了一通私人电话：“我告诉他们，我不想再替他们打工……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接到他们回电。”1982年他说。贝克自己也和约翰·里德的公司签约了。没有商业上的扯皮分散他的精力，他可以更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早在五年多前，在弗雷迪和克里斯·史密斯一起在伊林学院晃荡时的半成品里，《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有了萌芽；那首史密斯的记忆中有着歌词“妈妈，我刚刚杀了一个人”的歌曲，被弗雷迪命名为《牛仔之歌》。1975年初，罗伊·托马斯·贝克去弗雷迪的公寓时，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两人本来打算去吃晚饭，但莫库里坚持要给他弹一点“最近一直在做的东西”。“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奏了第一部分，说：‘这一段是和弦。’接着是过渡间奏，听起来感觉后面会是一首舒缓的歌。他又弹了一些，然后突然停住，说：‘这里进入歌剧部分。’我们俩都笑出声来。”

作为迪卡唱片公司录音室出来的人，贝克曾协助德·奥利·卡尔特歌剧团 [5] 录制音乐，这是一个以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轻歌剧演出而闻名的合唱团。在录制《波西米亚狂想曲》时，这段经验正好可以用上。“皇后乐队想了非常多的主意，”他说，“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想法组织起来，让它们得以实现。”他还多了一个信条：“创新不是难题而是挑战。我绝不会说：‘那是不可能的。’”

贝克这种决不放弃的态度简直是天赐之福。这时候，皇后乐队的工作模式已经建立，每个乐队成员都会先单独写歌，然后把这些歌曲的想法抛出来给其他几位，由他们建议、改进，甚至拒绝。罗杰·泰勒说，写歌的过程可能会“很孤独”。在录制《歌剧院之夜》期间，这种模式的不足变得越发明显。某些时候，乐队成员会两两分开工作，有时甚至在不同的录音室工作。“有种集体感缺失的感觉，”1975年梅告诉《流行音乐周刊》，“我能指出来这张专辑中哪些地方由于我们没全体同时聚集在一处，而作者一个人的责任又太重导致的问题。”

因此，当莫库里带着《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想法突袭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时候，他的队友完全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弗雷迪在父亲波密的会计工作笔记簿上写下了这首歌的初稿。“不是标准乐谱，”布莱恩·梅回忆道，“而是大写的a调、b调、c调，整张纸上像布满了四处穿梭的公共汽车。他脑海里似乎已经把整个曲调都谱好了。”

这首歌的最终版填进了一段清唱和声，一段舒缓的歌谣，一段铿锵的重金属和一段过渡的歌剧，这部分据称叠录了一百八十次。基础伴奏部分是在洛克菲尔德录的，如泰勒所说，“由弗雷迪指挥”。在开场唱诗般的人声合唱后，第一部分非常简单，仅由钢琴、贝斯、吉他和鼓做伴奏。这段录完后，贝克在卷轴磁带上预留了三十秒长度的带子，留着录“歌剧部分”时使用，此时他还没料到下个部分将会耗费大量精力。然后他们先录了歌曲尾部的重金属部分，梅需要演奏一段莫库里给他写的降e调为基准调的吉他连复；这个调子对任何吉他手来说都不好弹。但是，要记得贝克的信条：没有难题，只有挑战……

“他要如何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我们都有点参不透。”梅承认说。1969年时，弗雷迪借鉴了披头士乐队在《生命中的一天》（a day the life）中使用的器乐间断的方式，将自己写的《牛仔之歌》中的不同部分连接起来。这一次，他将会谱写出伪歌剧的过渡唱段（他称之为“模拟歌剧”），歌词中提及十七世纪意大利喜剧中常见的丑角“斯凯拉谟修”（scaraalilei），以及罗西尼和莫扎特合著歌剧中的角色费加罗。为增加不同的文化内容，他还放入了阿拉伯语名词bisilh [6] ，这是伊斯兰教的祈祷词。这是莫库里第一次在为皇后乐队写的歌里，明确地表露出自己的民族背景。1996年接受采访时，皇后乐队的公关人员托尼·布莱斯比说：“弗雷迪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提及桑给巴尔。他就是觉得和他的形象不符。”乐队成员对他演唱内容的含义就更讳莫如深了。“我们从来不互相讨论歌词的含义，”梅承认，“咬文嚼字太尴尬了。”直到今天，任何跟乐队相关的人都没有透露过这首歌的标题是怎么来的。

在数字时代之前，乐队在录音时只有二十四条模拟音轨可以用。然而，在录主唱人声前先录伴唱人声的操作，在这种条件下难度倍增。“常规做法不是这样的，”贝克说，“但是如果不出此下策，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音轨来录制丰富的和声伴唱。”罗杰·泰勒说，当“弗雷迪开始增加越来越多的‘galileo’”时，录制的过程就变得更为复杂。

“每次弗雷迪加一个‘galileo’，我就要在卷轴上再加一段胶带。”贝克说。同时，由于贝克反反复复地播放磁带，带子在转动时开始出现一条“嗖嗖掠过的斑马线”。经过无数次的回放，这首歌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越来越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皇后乐队的又一个传说了，就像弗雷迪的半截麦克风支架的来历故事一样。

按照录音室工程师的说法，录制这首歌的每条和声的真正流程是，要把每段和声都“碰”到另一条音轨上去。布莱恩·梅解释说：“原始带子已经完全磨薄。人们以为这是讲故事的人夸张，但真的，你把磁带举到灯光下一看，都透明了。每次磁带通过磁头，都会磨损掉更多表面的氧化物。”磁带被匆匆转录为胶碟，梅后来吐槽说，“弗雷迪加一个‘galileo’，我们就要丢掉一点别的东西。”

9月，皇后乐队离开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重摇滚乐队客户并未间断，接着前来进驻的是前雄风乐队的贝斯手莱米，带着他的新乐队摩托头 [7] 。虽然皇后乐队这张专辑距离制作完成还早，但乐队已经找到了潜在的专辑标题。据罗伊·托马斯·贝克说，一次在洛克菲尔德度过特别紧绷的一天之后，他劝说乐队到他租住在附近的房子里放松下。贝克那儿有最早的录像带播放机，几杯酒下肚之后，乐队一起观看了1935年马克斯兄弟（ht at the opera ）。考虑到专辑里有那首史诗般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标题简直太贴切了。”

回到伦敦后，皇后乐队开始在东萨姆 [8] 和天蝎录音室 [9] 没完没了地进行叠录。萨姆录音室的助理工程师盖瑞·兰根在《绝对心脏暴击》专辑时就已经认识皇后乐队了（盖瑞·里昂斯也一起参与了这张专辑的部分录制，但制作《歌剧院之夜》的工作再次让他大开眼界）。东萨姆是伦敦东区砖头巷尽头的一间小录音室。日复一日，录音室里塞满了乐队工作人员，莫库里、贝克和迈克·斯通（兰根：“碎布刺猬、标签鼠和短尾兔团” [10] ）几乎在“三叉戟–b”音控台旁边生了根（这个台子后来作为“为《波西米亚狂想曲》混音的音控台”以天价售出）。

“布莱恩移步进来时弗雷迪才走，”兰根说，“其他时间他就坐在那里，一连好几个小时，涂着黑色指甲油的手指头在台面上打着节奏，穿着他的黑色绸缎裤子，最上面的一颗纽扣开着。”兰根惊讶于即使在录音室里工作的时候，莫库里也会精心打扮。其他人也记得弗雷迪的发梳总是放在他面前，就在混音台上。

盖瑞在萨姆录音室目睹了同样完美主义的梅。“人们总说迈克尔·杰克逊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录一段鼓的音频，而我会告诉你布莱恩·梅一整个星期都花在吉他独奏上的故事。”他说。乐队的氛围也让兰根觉得有趣，“我觉得所有乐队都是由不同的化学反应组成的。在皇后乐队里，有罗杰·泰勒这位野孩子，也有完全相反的‘有条不紊先生’布莱恩·梅。我常会帮忙泡茶或者咖啡，在房间里问一圈，弗雷迪、罗杰、迈克或者其他随行人员都会直接报需求，然后我问布莱恩他想喝什么。先是一阵停顿，然后他会问：‘你要泡几杯茶？几杯咖啡？……两杯？……三杯？那你方便再泡一杯茶还是再泡一杯咖啡？’然后就这么纠结上十分钟。他本意是为我减轻工作量，但到最后我通常会嚷道：‘布莱恩！你就直接告诉我要喝啥！’”

直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每个部分都结合在一起后，包括莫库里在内的所有人才意识到他们创造了什么。对盖瑞·兰根来说，第一次听到完整六分钟版本的那天是一个“值得标红纪念的日子——我下巴都惊掉了”。而其他人都是一头雾水。伊恩·亨特此时离开了琥珀摩特乐队，他顺道来录音室探访，打算从皇后乐队里拉人帮忙客串他的下一张个人专辑。

“他们用四个大喇叭放给我们听，”他回忆道，“那种盛大恢宏，让我不知道怎么反应。我就像刚被卡车碾过一样。弗雷迪问：‘你觉得怎么样？’我根本说不出话来。他又说：‘你有没有听出来第二节中的第三段和声？那里稍微有点变化的。’我只能一脸惊愕地看着他说：‘你让我缓缓。’他没意识到我们是初次听，他在录音室里已经连续待了三天了。”

莫库里毫不犹豫地宣布《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作为皇后乐队的下一首单曲发布。乐队其他成员一致支持，或者说几乎一致支持（“其他人也曾想把它砍掉一点”）。在一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采访中，已故的彼得·布朗说，约翰·迪肯曾反对将这首歌作为单曲完整发行，认为需要剪辑短一点。据报道，约翰·里德把《波西米亚狂想曲》拿去给艾尔顿·约翰听，他的反应是：“你他妈的疯了吗？”

不过，尽管弗雷迪说“我们乐队什么事情都要吵一番的——因为共同呼吸的空气都要吵”，但面对百代公司他们口径完全一致。这股勇气的背后，他们也清楚自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当口：被三叉戟的交易大伤元气，美国巡演又遭取消，接下来的新歌必须要有很大作为才行。“还有哪支乐队做过歌剧单曲，”莫库里问道，“我觉得没谁了。”

罗伊·托马斯·贝克引用理查德·哈里斯1968年的金曲、将近七分钟的《麦克阿瑟公园》（acarthur park）为《波西米亚狂想曲》辩护，但是百代公司没有被说服。“他们的论调是，英国广播公司不会播的，因为当时歌曲的标准长度是三分半钟。”

百代公司国际部总经理保罗·瓦茨也表示怀疑。“我期待的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他说，“然后他们放《波西米亚狂想曲》给我听，我的反应是：‘这他妈是啥？你们有毛病吗？’”和瓦茨一样，皇后乐队在百代的另一位坚强后盾埃里克·霍尔也建议为了电台播放把歌曲改短，但遭到皇后乐队的断然拒绝。

埃里克·霍尔说，他把这首歌的拷贝偷偷带给了肯尼·埃弗雷特，此人是伦敦首都广播电台（capital radio）的名嘴。罗伊·托马斯·贝克也说，他曾邀请埃弗雷特到伦敦尤斯顿路的天蝎录音室听这首歌，征求他的意见。埃弗雷特（已于1995年去世）显然大受震动，他告诉乐队这保证是一首大热金曲。他索要一份拷贝，乐队应允，并装模作样地交代他不能在广播节目上播放。第二天，埃弗雷特在节目里播了几秒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吊着观众的胃口，说只能放这么多了。之后他又播放了更多的片段，直到最后播出了整首歌——不多不少五分五十五秒——并在那个周末循环播放了十四遍。

前1984乐队的吉他手约翰·加纳姆第一次听到《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是通过收音机。跟伊恩·亨特类似，他也不确定做何反应。“我打电话给布莱恩说：‘你们弄这乱七八糟的是要干吗？’”加纳姆笑道，“这体现了我的偏好。因为在1984乐队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演奏一些人们可以跟着跳舞的歌曲。而《波西米亚狂想曲》比亨德里克斯或者奶油乐队的歌还要更不像这种类型。我当时理解不了它。”

第二天早上，前去店里购买的粉丝们才知道这首歌尚未发布。百代公司被挟持了。因为埃弗雷特循环播放了这首歌，唱片公司关于《波西米亚狂想曲》对电台来讲太长的说法不攻自破。百代做出让步，10月31日，《波西米亚狂想曲》作为皇后乐队的第五支单曲发布。一上榜就到了第四十七位。十天后，单曲上升到第十七位，再到第九，皇后乐队此时意识到这首歌没办法做现场演绎，就联系了导演布鲁斯·高尔斯，请他拍摄一段可以放到《流行之巅》节目上播放的音乐视频。

高尔斯曾是皇后乐队彩虹剧院演出现场拍摄的导演。1975年的时候，流行歌曲宣传视频的预算通常不超过600英镑。高尔斯说，拍《波西米亚狂想曲》花了3500英镑；按今天的标准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超支大发了。

高尔斯和团队来到埃尔斯特里电影摄制棚 [11] ，皇后乐队在这里为他们的下一次巡演排练。拍摄的要求很简单：就拍乐队在舞台上表演歌曲的样子，并将《皇后ii》的封面照片影像化，把四个人的面部动作变成动态视频，莫库里摆出他的玛琳·黛德丽姿势。尽管这部视频的多角度拍摄和梦幻视觉效果手法已经超前于时代，但拍摄仅用了三个小时。“我们从7点半开始拍，”高尔斯说，“10点半收工，10点45已经在酒吧里坐着了。”

在那一个个“scaraalileo”之外，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波西米亚狂想曲》到底是什么意思？莫库里一如既往地闪烁其词，他坚持说“人们应该自己去听，自行玩味，然后你来决定它意味着什么”。泰勒说：“它的意思很明白啊。”梅对这首歌有自己的看法：“我想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而且就算我知道，我可能也不会说出来。一首伟大歌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你会将它与你生命中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我觉得弗雷迪的确是在和他的人生难题作战，他可能曾经想要把这些经历写到自己的歌里面。但我认为那个节点并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实际上他后来又决定晚些再说。我们最好还是永远留着这个谜题吧。”1975年底，莫库里的个人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他无意公开。这段时间，从《绝对心脏暴击》开始合作的百代公司媒体宣传部负责人马丁·内尔森仍在管理皇后乐队的演出和采访事宜。11月，巡演即将开始，内尔森被派去找一间录音棚，里德和乐队将在那里会面，并播放《歌剧院之夜》的最终版本给他们听。“我订到了利物浦的电台城 [12] 录音室，”马丁回忆道，“我们拿到一间用电缆传声的录音室，结果这间录音室还在建造中，没人告诉我设备布线还没有完全弄好。早上11点，约翰·里德从伦敦开着他的劳斯莱斯来，我们聚集在一起。录音室里没有座位，我们只好坐在地板上。然后磁带机开始播放，只出来单声道，所以只有一个扬声器有声音。大概是听一张新专辑最糟糕的场景了吧。约翰被激怒了。”所幸内尔森躲过了乐队经理的大发作，因为约翰·里德走到外面看到他的车时，被别的事情转移了怒气，“我算走运。录音室在斯坦利街，那边有点乱。有人偷了约翰车子的轮毂，他又被这件事气到了”。

11月14日，皇后乐队在利物浦帝国剧院演出两晚，拉开二十四场巡演的序幕。为了匹配他们华丽壮观的新单曲，舞台布景的灯光装置、闪光镁粉和制雾干冰用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泰勒的打击乐器套组里多了一面巨大的锣（像齐柏林飞艇的约翰·伯纳姆一样），在鼓独奏的时候，他的小军鼓鼓面上会倒满淡啤酒，敲击的时候好似喷泉。

演唱会用他们的好友肯尼·埃弗雷特的录音开场（女士们，先生们……歌剧院之夜），接一段《波西米亚狂想曲》歌剧部分音频，然后乐队奔入舞台表演此曲，但不包括最后的那一段尾声。在演完《食人魔之战》《轻抖手腕》《绝代艳后》等歌曲后，《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会再表演一遍。这一次《波西米亚狂想曲》会演奏完整版本，中间播放歌剧部分时乐队离场（布莱恩·梅：“此处给我们一个空档换服装”），然后返回演完整首。

这次巡演中，弗雷迪的舞台服装有带翅膀的墨丘利套服，开胸贴身黑色连体服，甚至还有一套紧得令人瞠目的白色绸缎短裤（“不得体？我故意的，亲爱的。”他告诉《流行音乐周刊》的一位记者），以及一件价值200英镑的日式和服。在考文垂剧院 [13] 的三晚演出中，和服的腰带丢在观众堆里消失了，彼得·布朗被派去找替代品；莫库里只能拿一条真丝丝巾代替。约翰（错印成约恩）·英厄姆在《声音》杂志中写道：“弗雷迪在观众面前如同一个特别情绪化的女演员——好比葛洛丽亚·斯旺森，或是扮演贝蒂·戴维斯时的霍莉·伍德劳恩。在布里斯托尔第二场演出的高潮部分，他在鼓台高处停下来，回头看向人群，以一种全然动情的姿态，纤细的手指轻触唇边，做出一个飞吻……”

琥珀摩特乐队的前巡演工作人员彼得·辛斯现在加入了皇后乐队的团队，他负责照料莫库里和迪肯。很快地，彼得就领教了弗雷迪的完美主义。“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弗雷迪会马上要求一个新的，”他回忆说，“样样都必须是最好的，能够完全发挥效用的。”

这种对细节的要求，进一步扩展到雇佣一位名叫史蒂芬的个人按摩师，他曾经是鲁道夫·努里耶夫的兼职理疗师。此时乐队已不需要托尼·布莱斯比为他们工作了。布莱斯比称第一次听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感受自己像“刚刚有了新生儿的爸爸”。他曾打理乐队三年，但是随着管理人员变动，约翰·里德公司的公关卡洛琳·布歇接任了布莱斯比的位置。“皇后乐队非常随和、愉快，有决心，有热情，”卡洛琳说，“那时候艾尔顿·约翰正好跌入吸毒阶段，所以合作起来皇后乐队比艾尔顿省心不少。但是如果事情不顺遂的话，弗雷迪也会闹脾气，因为他是如此完美主义的一个人。”

11月20日，《流行之巅》播出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宣传片。那天是皇后乐队在加的夫和汤顿演出之间的一个休息日，他们和暖场乐队大先生 [14] 一起聚集在酒店房间里观看了电视画面。这是皇后乐队第一次看到宣传片的成片。“简直太欢乐了。”布莱恩·梅回忆，一群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注视着自己的动作，四张悬在空中的脑袋“唱着”歌剧部分，连约翰·迪肯都开口了，他是皇后乐队录音时唯一不唱歌的成员，舞台上他的麦克风也是常关状态。

“我很喜欢那个视频，我觉得非常棒。”大先生乐队的主唱杰夫·佩因说，他的艺名是蒂肯（dicken）。1977年，大先生乐队将会收获一首进入榜单前五名的热门单曲《罗密欧》（roo）。1975年这个时候，他们由负责琥珀摩特乐队的鲍勃·赫希曼管理，此次做暖场是为了推广他们的首张专辑《甜蜜的沉默》（sweet silence ），这张专辑的风格比他们后来的金曲要重金属得多。“弗雷迪跟我们说他非常喜欢《甜蜜的沉默》，尤其是里面的一首歌《赞比亚》（zabia）。我们一起坐车去演出的路上，他们经常会持续放着这张专辑。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要了，弗雷迪，放《绝对心脏暴击》吧……’”

巡演开始前夕，两支乐队在埃尔斯特里碰面。“皇后乐队在台子上乱来一气，听起来很不行，”蒂肯说，“我们在边上看着，心想：‘啊，我们会在舞台上出尽风头的。’然后等我们到利物浦，皇后乐队真正上台表演的时候，我站在侧翼，内心只剩‘啊！’”

11月21日，《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流行之巅》节目亮相的后一天，百代正式发行《歌剧院之夜》专辑。尽管已经有那首史诗般的单曲耀眼在前，但专辑的其他歌曲却未显黯淡，仍然能配得上整体的宏伟壮丽。在很多年里，摇滚乐队形容一张专辑很重要，常说“这是我们的《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种用法已经说滥了，但是布莱恩·梅说“希望《歌剧院之夜》是我们的‘佩珀军士’”却再合适不过。这张专辑在六间不同的录音室制作，一度曾有三间录音室被同时使用。它的估计制作成本达到了前所未闻的4万英镑，导致有传闻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专辑（后来被乐队否认）。而乐队不断对专辑里的歌曲精打细磨，导致无法按计划在巡演前发行。乐队刚结束在伦敦圆屋录音室 [15] 的《歌剧院之夜》媒体见面会首播，罗伊·托马斯·贝克就拿着带子奔回录音室继续微调。“这张专辑兼具了《皇后ii》的离经叛道和《绝对心脏暴击》的优美曲调，”莫库里告诉媒体，“里面有史上最好的歌。”锦上添花的是，专辑的封面绘制着一个非常美丽高贵的纹章，狮子、仙女和凤凰 [16] 环绕于乐队的q标志四周。“我在广告艺术设计上的一面得到了体现，”莫库里解释说，“我们把封面设计看作是市场计划，是推广的一个项目。”

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足够离谱。莫库里写的这首《人型死神（献给……）》（death on o legs [dedicated to]）咒骂着吸血的水蛭、下水道里腐烂的老鼠，似乎影射着某些坏人。直到专辑内页制作出来，一位百代的高层读到这些歌词时，公司才开始紧张（保罗·瓦茨：“有人问‘你们真的要这么做吗？’”）。这首歌的歌词是如此怨毒，以至于莫库里说梅“唱着会感到不适”。不过《人型死神》这首歌倾注着主唱的心血。“录音室里，弗雷迪坚持要把耳机声音开特别大，以此来飙高音，他的耳朵都充血了。”盖瑞·兰根回忆道。（莫库里自己则跟记者说是他的喉咙唱到充血。）

欢快俏皮的《懒洋洋的周日下午》（zg on a sunday afternoon）则是穿插其中的轻松调剂，《海滩幽会》（seaside rendezvo）和《好伙伴》（good pany）亦带着同样的属性。专辑中其他歌曲无不彰显着乐队不拘一格的歌曲创作特性。莫库里写的《一生挚爱》（love of y life）是一首极致优美的情歌，展现出他对古典音乐的喜爱。他竟然逼着梅为这支歌曲弹奏了竖琴；弹奏过程困难重重，因为这件乐器一直在很不配合地走调。

在谱写了《绝对心脏暴击》专辑中那首不甚出众的《熄火》之后，约翰·迪肯此次的新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you&039;re y best friend）听起来像是出自一位完全不同的作曲家。与《波西米亚狂想曲》正好相反，这首歌是一首简单明了的流行歌曲，献给他的妻子，作者本人还负责电钢琴演奏（泰勒：“弗雷迪不屑弹，他认为电子钢琴远逊于钢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既不像任何皇后乐队以往的歌曲，又完全让人相信这就是他们的作品；在未来许多年里，乐队将会一次又一次成功使用这招。

约翰·安东尼相信罗杰·泰勒是皇后乐队中最有巨星相的人，在《歌剧院之夜》中，他的这种信念似乎得到了佐证。泰勒的《爱车狂人》（i&039; love with y car）灵感来源是乐队音效师约翰·哈里斯——罗杰·泰勒说他是“终身赛车手”——凯旋tr-4跑车是他的骄傲和乐趣之源，不过歌里录进去的车子引擎声其实来自罗杰自己的阿尔法罗密欧。这首歌最终被定为《波西米亚狂想曲》的b面，为鼓手赚到大把版权费。布莱恩·梅解释说，“那些时候，我们总是会在歌曲中互相合作改进，但涉及版权时，提出歌曲最初想法的人就会说：‘我他妈的写了这首歌，当然署我的名字。’很多不讲道理的事情都发生在歌曲创作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b面。《波西米亚狂想曲》卖出一百万张，而罗杰和弗雷迪分得同样的版权费，因为b面的《爱车狂人》是他的。这件事也争了很多年。”直到1981年金曲《压力之下》（under pressure）发行时，皇后乐队才改了这个规则。“明智的决定，”泰勒说，“因为钱方面的事情会造成很大的分歧。”

除了相对单一的《甜蜜女郎》（sweet dy）之外，布莱恩·梅在《歌剧院之夜》里的创作和他的队友们一样丰富多彩。纯正的民谣《39年》（&039;39）由梅演唱，其灵感据推测是受到德国诗人兼小说家赫尔曼·黑塞的启发。“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科幻故事，”梅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人员，“故事说一个人出征太空，远离家乡，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才老了一岁，而家里已经过了一百年。”这位吉他手不止一次地在歌曲中表达离开故乡和家人的愁绪。

然而，梅最大的颠覆是《先知谣》（the prophet&039;s ng），一首超过八分钟的歌曲。“那是一首不可思议的庞然大物。”莫库里告诉肯尼·埃弗雷特。梅自称这首歌由一个梦激发，触动了他对人类的恐惧：缺乏同情心和情感互动。“人与人之间没有足够的接触。”他解释说。它具有瓦格纳歌剧式的连复，圣经般的氛围，过渡段的清唱有着数不清的多重叠音，这首歌的格局和《波西米亚狂想曲》一样宏伟，只是没有流行风格。《波西米亚狂想曲》之后，专辑以皇后乐队演绎的缩短版国歌《天佑女王》结束。在媒体播放会上播放到这里的时候，不出所料地，莫库里跳起来，要求媒体人也照做：“起立啊，贱人 ！”

在舞台表演时，主唱变得越发机智敏锐。一次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 [17] 的演出，莫库里遭到咒骂（“你这死玻璃！”），他指使一束聚光灯打到这位出言不逊者身上（“你再说一遍，亲爱的”）。11月25日，《流行之巅》播出视频后第四天，新闻称《波西米亚狂想曲》已经拿到了榜单冠军。“那时我们刚刚在南安普顿演完，”蒂肯记得，“那一刻对他们来说真是美好。”某日难得休息，皇后乐队、大先生乐队等人一起去看放克乐队热巧克力 [18] 的演唱会。该乐队的热门单曲《性感的你》（you sexy thg）正冲击榜单，但最终止步第二名。“他们的主唱埃罗尔·布朗结束演出后，走过来跟布莱恩说：‘你们这些混蛋！本来我就要有一首圣诞季的冠军单曲了。’”

回到巡演途中，在高涨的情绪下，大先生乐队的一位成员买了一架木头飞机，把它大卸八块丢在酒店的电梯间里。“我记得是在伯明翰吧，”蒂肯说，“他做这事的时候，被住在同家酒店的喜剧演员迪基·亨德森看到了。迪基向酒店管理人员投诉，搞得我们被禁止入住。弗雷迪就有点龙颜不悦。”蒂肯看到，莫库里情绪不佳的时候，他会疏远所有人。“我们坐长途汽车演出的路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和他的助理以及玛丽·奥斯汀待在一起。我和我们乐队鼓手约翰·伯利普可以进入他的化妆间，但整个乐队只有我们两人被允许。”遗憾的是，原定在伦敦汉默史密斯体育馆连续五晚的演出，由于大先生乐队的主唱意外跌入舞台乐池，行程受到影响。“我砸到一个摄影师身上，”他解释说，“把吉他弄坏了。”

几天后，演出车队行驶至纽卡斯尔到邓迪中间路段时，被警察拦停。因为之前有一名乐队工作人员被开除，应该是他打了一通匿名电话，告发车上藏有毒品。部分工作人员被查出携带少量安非他命，但皇后乐队和大先生乐队成员身上什么违法的东西都没发现，仅有一瓶金馥力娇酒，一包阿司匹林。虽然要不了多久，弗雷迪就会开始使用可卡因，但彼得·辛斯回忆说，“那个时期，毒品还是乐队的绝对禁忌。”一名警官询问弗雷迪是否有嗑药，穿着毛皮大衣、画着眼线、花枝招展的弗雷迪回答说：“休得无礼，你这个愚蠢的小家伙！”

此次巡演原定以格拉斯哥阿波罗剧院的两晚演出作为结束，但推广人梅尔·布什又在伦敦汉默史密斯剧院增加了一次平安夜专场。这场演出由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和《老调重弹》节目现场直播。 [19]

《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榜单上停留了十七周，其中有九周都是第一名。不过，对拍摄了宣传视频的导演布鲁斯·高尔斯来说，这次成功来得有些虚妄。1973年，高尔斯曾与萨尔瓦多·达利 [20] 本人合作，导演了艾美奖获奖纪录片《水瓶座：你好，达利！》（aari：hello dali！ ），“但是没人找我，电话从来没有响过。”他说。接着有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我做了这个蹩脚的六分钟小视频，找我的电话再也没有停过。”高尔斯后来成为美国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arican idol ）的导演。

对于百代的马丁·内尔森来说，皇后乐队的成功完全是他们自我奋斗的结果。“我和他们在巡演路上度过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四个人塞在我那辆公司的小福特车里，布莱恩的座椅必须往后调一些，因为他的腿太长了。他们认真地完成了一切要求。也许弗雷迪后来变得离经叛道，但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专业歌手。设法让《波西米亚狂想曲》在首都电台播放真是绝妙的一招，之后其他的dj就觉得这首歌是可以放的，但必须要肯尼·埃弗雷特先尝试过。”百代的鲍勃·默瑟承认说：“功劳都是皇后乐队的。百代唯一明智的地方就是点头说‘好的’。”

一些媒体抨击乐队在《歌剧院之夜》上花了过量的钱和太多的录音时间。“听起来好像制作团队在录音室玩得有点太开心了。”《流行音乐周刊》写道。《新音乐速递》的托尼·斯图尔特得出结论：“如果说它是有史以来最昂贵专辑的话，也可以说它是最好的专辑。上天保佑。”有了雄踞榜首的单曲，《歌剧院之夜》在三周后也随之爬到了排行榜首位。批评性的怀疑论调依然存在，但在未来几个月里，所有音乐报刊的读者都会在“英国最佳单曲”“最佳乐队”等评选时提名皇后乐队。

新年之后，他们将迎来下一次美国巡演，于是《歌剧院之夜》在12月预先在美国发行。《滚石》的撰稿人克里斯·尼科尔森称赞道，“皇后乐队即便失败也愿意不断尝试”，总结说“在所有的重金属摇滚团体中……皇后乐队无疑是这个领域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张专辑在美国榜单上有十周进入前十名，最高达到第四位。

英国这边，莫库里因为《波西米亚狂想曲》又获得一座艾弗·诺维洛奖杯，同时单曲销售正好超过一百万张。但是收到《歌剧院之夜》的金唱片纪念盘时，他起了疑心。莫库里认为百代的当权者比较吝啬，不太相信他们会提供真家伙，他感觉裱好的纪念盘不是自己的那张专辑。于是他把它撬开，取出唱片放在唱机上播放，惊讶地发现真的是《歌剧院之夜》。

这种疑心和古怪的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弗雷迪·莫库里”人格的一部分。因三叉戟公司受到的伤害，弗雷迪甚至比乐队其他人都更加对人对事存有疑心。毛皮外套、飘飘长发、黑色指甲油的外表之下，藏在那些不离口的“亲爱的”“我的亲”背后的，还是那个弗雷德·保萨拉。“我似乎创造了一只怪兽，”那时莫库里说，“表演的我是一个完全外放的人，但内心的我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

虽然有公开的女友玛丽·奥斯汀，但此时莫库里的内心正经历着性取向上的挣扎。1975年春天，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他认识了二十五岁的唱片公司高管大卫·明尼斯。明尼斯是保罗·麦卡特尼的员工，最近刚刚接手一个名叫埃迪·豪厄尔的唱作人。一天晚上，在国王大道的一家俱乐部喝酒时，莫库里亲吻了他的脸颊。明尼斯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但他还是很惊讶，一位男性著名歌手会在公众场合对另一个男人表现出这样的亲密。（不过，百代的马丁·内尔森回忆说：“我妻子记得弗雷迪也曾亲过我的脸。他就是会这么做的人。”）

大卫·明尼斯被邀请到录音室，一起听《波西米亚狂想曲》。不久后，大卫和弗雷迪成了情人。“弗雷迪非常可爱，”2004年明尼斯在某次采访中说，“他性欲旺盛，而且只倾注在你一人身上。”不过，弗雷迪在分享个人家庭生活信息方面有所保留。明尼斯被介绍给玛丽·奥斯汀，他相信她与弗雷迪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但有一次他们三人一起回到荷兰路公寓，大卫看到只有一间卧室时，大为震惊：“显然，这段关系里有比他可以告诉我的多得多的东西。”

2000年接受采访时，玛丽回忆说，早在第一张皇后乐队专辑发行后，莫库里对她的态度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一切都变样了，”她说，“我们的关系冷却下来。我下班回家时，他通常不在。他很晚才回来。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和《歌剧院之夜》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功后，这对情侣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进一步拉开。皇后乐队还在贫困中挣扎的时候，玛丽是养家糊口的人。现在，莫库里有钱了，知名度和名气都大了。一日他和妹妹卡什米拉在约克郡外出，被一群学生认出来一路尾随。同样地，私底下他也不能再隐藏自己了。到了某个时点，莫库里向玛丽坦白了一切。奥斯汀回忆说：“他说，‘我想我是双性恋’。我告诉他，‘我觉得你是同性恋’。之后再无它话，我们只是拥抱了彼此。”

布莱恩·梅认为《波西米亚狂想曲》反映了莫库里的人生挣扎，这一说法在莫库里的个人助理彼得·弗里斯通这里也得到佐证。彼得陪伴他的时间贯穿八十至九十年代。“仔细看《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写法，它描述了弗雷迪人生的三个部分，”弗里斯通说，“同玛丽一起生活，逐渐接受自己对男性的渴望，以及真正与男人睡到一起。”米克·洛克向来认为他的这位朋友“既喜欢男孩也喜欢女孩”，他认为这首歌具有更多的暗示：“《波西米亚狂想曲》改变了一切，此刻他把所有的疑虑都抛进了风中。”

通过新男友的关系，莫库里开始了第一次皇后乐队之外的工作。明尼斯的客户埃迪·豪厄尔刚作为作曲人被华纳兄弟唱片公司签下，1975秋季，豪厄尔在肯辛顿的星期四俱乐部 [21] 演出时，莫库里正坐在观众席中，尤其被他的一首叫《来自曼哈顿的男人》（the an fro anhattan）的新作打动。他询问说是否可以当这首歌的制作人。

结果，莫库里和迈克·斯通在东萨姆录音室制作《歌剧院之夜》的时候，也顺便一起制作了这首曲子。弗雷迪在这首歌里铺了钢琴，布莱恩·梅也贡献了吉他独奏。豪厄尔惊奇地发现，莫库里采用的是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用过的那种特殊的乐谱，创作了同样错综复杂的和声。而且，虽然录音室收费每小时60英镑，他对制作开销似乎毫不在意。他想用一个铃音来作为这首歌的结尾，却发现没有合适的铃（豪厄尔：“正确的音调是d，但是录音室里没有d调的铃”），于是派了小工去外面找合适的乐器。经过数个小时，加上价值数百磅的额外时长费用，这首歌终于完成了。

《来自曼哈顿的男人》的灵感，歌词上来源于马里奥·普佐的畅销小说《教父》；音乐上则来自奇想乐队。不过，在莫库里的指引下，这首歌生出了皇后乐队的风格，即使放进《歌剧院之夜》也不会显得突兀。“这当然很好，但我确实有尽量让约翰·迪肯和罗杰·泰勒不要参与进来，”豪厄尔说，“他们本来愿意加入的，但我希望这首歌能保留一些我自己的风格。”

弗雷迪给豪厄尔的临别赠言——“如果这首歌没红，你应该起诉华纳兄弟”——没起到什么作用。1976年此歌发布时，因为发现来自美国的贝斯手在录音期间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未得到推广宣传，跌落到榜单之外。《来自曼哈顿的男人》会成为皇后乐队日后巡演时试音的曲子，后来被收录到2000年皇后乐队出的特别合集套装中。同时，与乐界“皇族”短暂合作后的埃迪·豪厄尔回归低调的职业，继续担当雇佣作曲人。

1976年1月底，“歌剧院之夜”巡演北美之行开始，《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美国排行榜上已停留三周有余，逐渐上升到第五十九位。那个被肯尼·埃弗雷特用电台地毯式轰炸的周末，美国广播电台rko组织的节目总监保罗·德鲁正好身在伦敦，听到这首歌。德鲁拿到一盘这首歌的录音带，开始在美国播放。就像几个月前的百代一样，皇后乐队此时在北美的厂牌伊莱克特拉/庇护所（asy）也只好被迫把它作为单曲发行。“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情节，”莫库里说，“六分钟的单曲？你开玩笑吗！哦，也不过就是在英国侥幸播出罢了。”

这次巡演历经康涅狄格的沃特伯里、波士顿、费城的剧院，之后在纽约的灯塔剧院 [22] 进行四晚演出。到纽约后，他们在电子淑女录音室 [23] 与伊恩·亨特、罗伊·托马斯·贝克碰头，莫库里、梅和泰勒在罗伊制作的下一张专辑《美国外乡男孩》（all arican alien boy ）的一首歌 [24] 中客串。杰克·内尔森走后，皇后乐队找来曾为吉米·亨德里克斯服务的盖瑞·史迪克斯作为演出经理，罗杰·泰勒也有了自己的鼓器技师克里斯·“水晶”·泰勒。私人助理彼得·布朗目前的职责范围扩大到给玫瑰花拔刺，因为演出时弗雷迪总会抛花给观众；他还需要在唱《我既在此》时，扮成弗雷迪上台。当这首歌里一唱一应的部分出现时，布朗伴随着闪光出现在舞台的一侧，接着莫库里本人出现在舞台的另一侧。不过，打扮成莫库里、为玫瑰去刺，都是布朗在这次巡演中遇到的小问题了。应付主唱的明星架子才是更大的挑战。

这次美国之行，皇后乐队的级别比十二个月之前来的那次已经高得多，但演出结束后以乐队名义举办的聚会仍然要求他们本人出席。皇后乐队的其他成员表现出愿意走过场的态度，而莫库里一看到唱片公司老板、各类闲杂人等和工作人员，越来越倾向于像大卫·明尼斯回忆的“脚跟一转，扭头就走”。据明尼斯和其他随行人员说，关键在于他能不能控场。如果是弗雷迪自己办的派对，他很乐意当那个周到的主人。而在为 他举办的派对上，他表现得会像十八岁的弗罗可·保萨拉第一天到艾尔沃思工艺学校那样腼腆和寡言。跟十几岁学生时代不同的是，莫库里现在发脾气不用考虑父母的感受。他是主唱，是明星，是得到纵容的。

然而，在纽约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却是莫库里回答问题，乐队的其他成员安静地坐在他旁边。“这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是不是摇滚乐的走向？”采访者问道。主唱摆弄着头发，回了一句：“没什么未来的信息，我没有要传达任何事情。”他咧嘴一笑：“就是摇滚啊。”

伊莱克特拉/庇护所公司为皇后乐队安排了两支不同的暖场乐队。不管是南方来的双人灵魂乐组合卡特兄弟 [25] ，还是底特律的摇滚乐队鲍勃·塞格与银弹 [26] ，都跟主乐队的风格很不一样。虽然美国媒体被这种“双重风格”搞得有些困惑，但这次巡回演出没发生什么骚乱，也没有重复去年和莱纳德·斯金纳德乐队同台时的冲突。

舞台上的莫库里丝毫没有沉默的迹象。“我要一直唱，直到喉咙像秃鹫的胯裆。”他事先对一名记者这么说。歌曲之间，他把无刺的玫瑰抛向人群，手持香槟向他们敬酒。一场演出中，有位女歌迷冲到舞台前方，在歌曲间隙不断地向他挥手。最后，莫库里小心翼翼地走近，居高临下地问道：“好吧，亲爱的，你想要干吗？”弄明白她只是想摸他一下后，他优雅地牵了牵少女的手，耳语道：“轻轻的一触，献给你。”

巡演的最后几场在圣莫尼卡市民礼堂 [27] 举行四晚，结束于圣地亚哥体育馆 [28] ，媒体盛赞皇后乐队的“最纯粹硬摇滚”，并预测乐队下次巡演时将会是万人场次级别。到巡演结束时，《波西米亚狂想曲》进入了榜单前二十名，最终定格在第九位。美国对这首歌的热爱可能永远也无法与英国媲美，至少直到莫库里去世后此曲重新发行前。《滚石》杂志的史蒂夫·特纳惊讶于歌曲的叠录和歌词，“既凶残又神秘”，但依然有说法认为皇后乐队只是在欧洲走红，莫库里的那种“舞台女王范”可能会影响他们在美国的人气。

在英国，皇后乐队的彩虹剧院现场录像开始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上映，乐队此时也开始了日本的八场巡演。这次他们得到比第一次来访时更为热烈的欢迎，也让莫库里有了沉迷购物的机会。“日本人称之为‘疯狂血拼’，”他解释说，“我像花衣魔笛手一样一路走着，后面跟着一群人，大声喊：‘疯狂血拼！’”在日本承办商家属的陪同下，莫库里的购物狂欢在空旷的百货商场里展开，这些商场为了让他尽兴，在打烊后专为他开放。之后，把各种古董椅子、衣服、艺术品和日本木刻运回英国的任务就落到彼得·布朗头上。

“彼得是很棒的巡演经理，”卡洛琳·布歇说，“但他有很大的阅读障碍。真不知道他是如何管理所有那些文件、行程和时间的……尤其是在日本。显然，他是通过记住每个乐队成员酒店房间钥匙的形状，来分辨哪间房间是谁的。”

盖瑞·兰根在伦敦也目睹了类似的“疯狂血拼”情节。“我想皇后乐队终于从三叉戟那里拿到版权费了。”他回忆道，莫库里先是扫荡了哈罗德百货，出来路过国王大道上的克里斯托弗维恩家居店，又买走一套蒂凡尼的灯具。“他回来时说：‘亲爱的，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好买的了！’”

“弗雷迪确实很享受他的财富，”罗杰·泰勒赞成说，“但他也夸大了自己的开销，因为他知道这种事情容易让人羡慕嫉妒恨。他故意这样做的。”多年的收藏经营，每一件珍品，每一把路易十四的椅子，都是对批评家们、谢菲尔德兄弟们、伊林学院的嗤笑者们的反击。

日本之后，仅用了一周时间调节时差，皇后乐队在4月短暂造访澳大利亚。这是自两年前那次糟糕的桑伯里音乐节以来，他们对澳洲的再次出征。那次演出后，莫库里向观众宣称，皇后乐队再临时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乐队。此次虽然情况不完全如此，但《波西米亚狂想曲》和《歌剧院之夜》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卖得很好。

皇后乐队在珀斯、阿德莱德、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演出的绝大部分座位都售空了。在悉尼的霍登馆 [29] 举行演唱会之前，莫库里发了一回暴风脾气。演唱会的场馆地点正好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集市，汽车无法开进去。乐队被建议步行一小段以通过集市场地，莫库里拒不听从。他非要让自己的豪华轿车在人群中慢慢挪动，自己坐在后座上，抿着香槟，无视车外面的辱骂和不满之声。到了化妆室里，怒气冲冲的主唱拿起镜子砸在彼得·布朗的头上，玻璃碎片溅了一屋子。1996年，布朗在复述这次事件时，简单地解释说：“他只是要把火气发在某个人身上，而那次刚好是我。”彼得·辛斯也记得这件事，他指出当时要是砸的是一面大镜子，布朗可能真的会受伤的：“我相信弗雷迪后来又让彼得把玻璃碴清扫干净了。”

“有些时候彼得·布朗自己就是一点就燃的脾气，”卡洛琳·布歇说，“但我觉得他很善于随时检查和维护乐队的情绪。他的兄弟史蒂夫是艾尔顿·约翰的第一任制作人，这两兄弟都来自有救世军宗教组织的家庭背景。这肯定培养了他极大的耐心和坚韧度。”

5月份，在三个月的休假期间，布莱恩·梅与女友克里斯蒂娜·马伦在巴尼斯的圣奥斯蒙德罗马天主教堂 [30] 完婚。此时，他已离开那间令人沮丧的伯爵宫单间，夫妇俩在巴尼斯萨福克路买了一幢普通的半独立住宅。他的队友们的生活条件也终于改善了。迪肯买了房，和妻子维罗妮卡、儿子罗伯特住在帕特尼的维多利亚半独立公寓。因为有《波西米亚狂想曲》的b面《爱车狂人》的版权费，罗杰·泰勒的腰包很快鼓了起来，有更多的钱可以支配的他搬到了富勒姆的高档住宅区，后来又在萨里添置了一栋乡村别墅。

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的关系发生了永久性改变。弗雷迪从他们同住的公寓搬出来，住进荷兰公园斯塔福特排屋12号。随后莫库里在附近给玛丽买了一套价值3万英镑的公寓，作为分手的礼物。玛丽说，“我从自己的浴室就能看到弗雷迪的公寓。我心想，‘噢，我永远都逃不出他的生活。’”玛丽会继续在弗雷迪新成立的公司鹅制作公司（goose productions）为他工作。

莫库里和奥斯汀的情侣关系，几乎比他与任何一任男友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尽管情况改变，他们的友谊却持续了一生。对媒体和公众来说，他们还是一对儿。莫库里越发娴熟地装腔作势，巧妙地挡开那些刺探他个人生活和性取向的问题。1976年，被问及他到底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时，主唱回答：“我和男人、女人、猫睡觉，随你列举……”

6月，百代发布了单曲《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英国榜单达到第七名，之后在美国达到十二名。一位百代内部人士分析说，“这首歌和《波西米亚狂想曲》是两个极端。优美动听的小情歌，没有什么歌剧唱段，长度适中可控，不太会出什么差错”。

皇后乐队一如既往地不知疲倦，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下一个项目了。7月，他们预订了维珍唱片公司老板理查德·布兰森持有的牛津郡的庄园录音室 [31] ，开始创作新专辑。罗伊·托马斯·贝克与皇后乐队的四张专辑制作合同已经到期。双方协商同意，皇后乐队将自行制作他们的第五张专辑，由盖瑞·兰根和迈克·斯通负责音响工程。

“罗伊自信心爆棚，”兰根笑着说，“于是他去了美国。”贝克那时已经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唱片公司签约，忙于制作如伊恩·亨特等人的作品。不过，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常常会造访皇后乐队，看看他们的进展并提供建议。这两边的关系，像是一位家长操心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开始靠自己在世上打拼。“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我们有好处，”莫库里说，“罗伊很不错，但我们觉得此时再不放开就没机会了。”

皇后乐队已经证明自己是一支能产出热门专辑和金曲的乐队。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成功，而且不能重复以前的创意。罗伊·托马斯·贝克的那句信条“没有难题，只有挑战”似乎恰恰是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口号。

“皇后乐队从容地应对着《歌剧院之夜》的成功，”盖瑞·兰根说，“这可不是足球队的那种情况，你带出了明星球员，付他们一大笔工资，然后他们就开始脱离轨道。皇后乐队都是聪明人，他们天资很高，所以处理得很好。”尽管如此，制作一张皇后乐队专辑的高压环境仍然让人难以应对。“有几日吵得非常凶，”兰根说，“弗雷迪是脾气最大的——极度的愤怒，但全部都是关于音乐的。”

那个夏天，人们也看到了主唱的另一面。一天下午，大家在庄园录音室，莫库里要求赶回伦敦去看望生病的玛丽。他的常用车和司机都没在，彼得·辛斯同意借用一辆录音室的车载他回去。在伦敦西部的一个环形交叉口附近，刹车失灵了，汽车撞到路边工地旁的一堆排水管道上。弗雷迪没受伤，他从车里爬出来，大步走去最近的房屋请求借用房主的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站在路边的样子，”辛斯说，“他两天没刮胡子，穿着白色木屐，蓝色牛仔裤，披着一件背后写着‘een’的日本和服。”这家住户看见门口台阶上站着皇后乐队的主唱，自然惊讶不已，让他用了电话，还想泡杯茶招待他，但刚好投币式煤气表欠费，又让辛斯讨来几个硬币才烧上水。百代的布莱恩·索撒尔听皇后乐队的人说，莫库里后来安排人换了几百英镑的零钱送去那户人家，以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