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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不时传来薪柴燃烧的毕剥声，望向声音的方向，隐约可看到微弱的光源。火炉的热气温暖了我的身体，让即将出现低温症的我重获新生。

“请用。”稻田富子将一只热烘烘的杯子递给我，“你一直戴着手套吗？赶快暖一暖手。”

“虽然戴着手套，但还是快冻僵了。”

我用双手捧着那杯滴了几滴白兰地的咖啡，舍不得喝下肚。借由其温度，我仿佛感觉手掌的血管再度扩张，原本冻结的血液终于开始流动。

室内虽然温暖，却弥漫着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氛。企图让我冻死的比留间、不肯暴露身份的缄默的恩人、据说对我哥哥相当熟悉的稻田富子，以及我。四人默默地坐着，不再有人开口说话。

“刚刚真的很谢谢你，能否告知你的姓名？”我打破了沉默，朝着缄默的恩人说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对方依然不发一语。对我来说，生命中遇到的所有人都有如幻影一般，唯有通过对话及肢体的接触，我才能实际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但眼前这个男人（由他刚刚握着我的手腕的感觉分析，应该是个男人），是个十足的幻影，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坐在我的面前。

“稻田女士，”比留间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就像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我们今天来拜访，是希望你能跟我们说一些关于龙彦先生——这位村上和久先生的兄长的往事。”

“好的。当年在东北，我的家人跟村上先生一家人互有来往。我记得很清楚，有次和久先生的母亲卧病在床，和久先生每天拍着毽子、唱着数字歌，祈求母亲早日康复。我看了真是非常感动。”

我将脸转向老妇人声音的方向。受到这几句话的刺激，过去的零碎记忆浮上心头。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有位妇人经常陪在我身边，那妇人总是穿着一件散发出浓浓青草味且沾满污泥的雪袴，头上绑着小毛巾，手上长满了茧。在母亲病倒时，总是这位妇人做饭给我吃，哥哥跟我都很喜欢她。若我记得没错，后来逃难的时候，她也跟我们在一起。

“稻田女士！”我低头鞠了个躬，“在东北时受了你不少照顾，得知你身体硬朗，我真是开心。当年那些日子，你一定也不好过吧？”

“是啊，在那种严苛的环境下，每天都是咬紧牙关地活着。”

“死亡的阴影随伺在侧，我还记得那片干枯的白桦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简直像是一条条从地底下突出来的白骨手臂。”我跟着附和。

老妇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对她而言，当年在东北逃难的日子肯定也是痛苦的回忆吧。

“——是啊，那片俯瞰着村落的白桦林，确实有些阴森。在那块连汗水也会结冰的土地上，每天都是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心情。村上先生，我真的很感谢你的母亲，无论生活多么苦，她还是愿意将珍贵的玉米分给我。”

我说的是逃难的日子，老妇人却误以为是开拓团的生活，于是我改变了话题。“回国后，你过得如何？”

“——在访日调查团的认亲活动中，我与失散的儿子重逢了。但儿子已将日语忘得一干二净，这里又不像大都市，能够轻易找到翻译人员，为了跟儿子沟通，我可是着实吃了不少苦。当初战争刚结束时，政府若能立刻协助他归国，就不会有这些事了。有一次，我遇上一些会说日语的中国观光客，还特地请他们当翻译呢。”

“家人之间语言不通——真是个悲剧。”

“是啊，就算向他人吐苦水，也只会换来‘是你自己抛弃了儿子’的责难态度——听说你的哥哥也归国了？他被遗留在中国，熬过了那些动荡的年代，终于回到了祖国。”

“对，但是——”我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我的哥哥，我还没有确信。”

“真的吗？怎么会有这种事？你特地从本州岛来到北海道，就是为了查这件事？”

“我只希望能找出真相。”

“你怀疑哥哥，有什么根据吗？”

“我刚开始对他产生怀疑，是因为他坚持不肯到医院接受检查。只要做了检查，就能证明是否有亲属关系。”

“就这样？”

“——他的性格变得火暴且自私。当年哥哥小时候——在我们失散之前，他是个相当富有同情心的人。”

“村上先生——”比留间插嘴道，“请你务必体谅，龙彦先生没有机会参加中心的教育。”

我心想，别装出一副好人的嘴脸。一时之间，我有股冲动，想要指着他的鼻子，揭穿他刚刚的阴狠行径。但如果他说他只是回头找手机，却因为运气太差，在风雪之中与我走散了，我根本没有证据能加以反驳，于是我强忍住怒火。“你说的中心，指的是埼玉县的研修中心？”

“是的。”

接着他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这个制度的细节。

一九八四年二月，日本政府在埼玉县所泽市设立了“中国归国孤儿定居促进中心”。研修大楼是一栋白色建筑，里头有二十间教室，除此之外，还有一栋住宿大楼，里头约有六十个房间，每个房间有数张榻榻米大，厨房、厕所及浴室皆是公用设施。一个房间要挤进一个家庭，早餐用事先给付的伙食费自行解决，中午及晚餐则分发便当。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遗孤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在这里接受四个月共五百小时的研修，学习范围包括日语能力、基本礼仪、生活习惯及社会常识等。教师会带所有人到邮局、区公所以及银行实际参观并介绍利用方法，简直像小学生的校外教学一样。

“四个月就要学会所有事，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龙彦先生是在一九八三年归国的，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适应日本的生活。当时日本政府所实行的援助政策，只是对归国遗孤进行短短一个晚上的讲解介绍，并分发一套日语学习录音带而已。独力学习语言本来就很困难，上了年纪才来学更是难上加难。”

我蓦然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失明之后学习点字简直就像学习外语那样艰难，让我吃足了苦头，长年住在中国的遗孤们要重新拾回日语，相较于视障人士学习点字的难度，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个遗孤都有着满腹辛酸。”比留间接着说，“研修结束后，遗孤们可以选择住在公营住宅里八个月，这段时间可以支取生活费，并且参与日语学习课程。但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无法将子女接回日本同住，因此只好尽早外出工作。他们拼死拼活地工作，终于将子女从中国接了过来，但政府对成年的遗孤子女没有提供任何援助，等于任由这些子女在什么都搞不清楚的状况下自生自灭，这些子女当然会遭到社会淘汰。”比留间的语气中交杂着无力回天的懊恼与焦躁，“遗孤们五六十岁才归国，他们的子女当然绝大部分都成年了，研修中心却只接纳未成年的遗孤子女。我们虽以援助团体的名义提供各种协助，但毕竟能帮的忙相当有限。”

比留间这番话说得真情流露，我不禁开始怀疑，他想让我在风雪中冻死，只是我自己心中的被害妄想。或许他是个本性正直的人，真的打从心底为遗孤们的处境感到担忧。难道是他跟“哥哥”之间有某种难言之隐，令他不得不萌生害人之意？

缄默的恩人明明就坐在旁边，为什么不发一语，甚至没有发出半点衣服摩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