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自从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政府担任部长以来，有一个想法就一直困扰着塞萨尔·加维里亚：如何利用法律手段，代替战争来打击恐怖主义。针对记者们的绑架正是对这个想法的回应。这曾经是他竞选总统时的核心话题，他在就职演讲中又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毒贩的恐怖主义是国家内部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力量解决；但是贩毒是国际问题，必须用国际手段解决，这样的区分很重要。首要问题是毒贩恐怖主义，头两枚炸弹投下时，舆论要求将这些恐怖分子送进监狱；之后的炸弹则让舆论要求实行引渡；但是从第四枚炸弹开始，舆论就要求赦免他们了。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引渡应该是给罪犯施压、让其交出人质的紧急手段。加维里亚打算毫不留情地将它付诸实践。

在就职的头几天，他为了组建政府和召集国民制宪议会忙碌不已，几乎没有时间和别人交流这件事。这届国民制宪议会将制定出百年来第一部彻底的国家改革方案。自从路易斯·卡洛斯·加兰被谋杀以来，拉法埃尔·帕尔多就对恐怖主义深感不安，但是他也在最初的重担下忙得不可开交。他的情况很特殊，他被总统府任命为安全与公共秩序理事，这是他最初的几项职务之一。总统府被总统的革新之力撼动着。塞萨尔·加维里亚是二十世纪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他热爱诗歌，崇拜披头士，想要彻底变革，他本人给这一系列变革起了一个朴素的名字：大力扑倒。帕尔多带着公文包在那场暴风雨中四处奔走，并习惯了在任何可以工作的地方工作。他的女儿劳拉以为他失业了，因为他没有固定的离家和回家时间。事实上，因形势所迫而产生的无规律性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性格恰恰相符，比起政府官员，他更像是一位抒情诗人。他三十八岁，有着突出而扎实的教育背景：曾就读于波哥大现代中学；获安第斯大学经济学学位，并在那里担任了九年教师和研究员；后来又获荷兰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规划学硕士学位。此外，他还如痴如醉地阅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书籍，尤其热衷于两个相差甚远的领域：诗歌和安保。当时，他只有四条领带，是他在前四年的圣诞节收到的礼物，但他不喜欢戴，于是，他把领带放在口袋里，只在紧急时刻才拿出来使用。他还把裤子和外套随意组合，既不考虑花色也不考虑风格，他漫不经心地穿上不同颜色的袜子，而且只要可以，就只穿一件单衣，因为冷和热对他来说没多大影响。他最大的狂欢就是和女儿劳拉打扑克牌，一直打到凌晨两点。他们玩牌时非常安静，赌注是菜豆而不是钱。他美丽耐心的妻子克劳蒂娅常对他发火，因为他如同梦游一般在家里游荡，不知道杯子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关门、怎么把冰箱里的冰块取出来，而且他还有一样神奇的技能：可以无视一切令他无法忍受的事物。不只如此，最奇怪的地方是，他如同雕像一般不露声色，不留丝毫空间让他人窥探他的想法，还拥有一种无情的天赋：可以用不超过四个词就结束一段对话，或是用碑文般的单音节词解决一场激烈的争论。

他的同学和同事无法理解他在家中竟会毫无威严，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聪明、有序、冷静得令人发指的工作者，觉得他迷糊的特质不过是用来糊弄人的。他会对简单的问题发怒，却对无可救药的事业有着极大的耐心。他性格坚毅，几乎无法被他沉着、狡黠的幽默感调和。比尔希略总统应该是认识到了他守口如瓶和玄秘爱好的可取之处，于是委任他同游击队协商，让他负责冲突地区的重建。帕尔多在这个职位上，和-19达成了和平协议。而如今，加维里亚总统深不可测的沉默同他不分伯仲，他们共同保护着许多国家机密。此外，在跻身全世界最不安全、最混乱国家之列的哥伦比亚，总统先生还把安全和公共秩序问题抛给了他。帕尔多的公文包就是他的办公室，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不得不借用其他办公室的卫生间和电话。但是总统会就各种问题频繁地咨询他的意见，并在困难重重的会议中如总统预期般专注地倾听他的想法。一天下午，他和总统单独留在办公室，总统疑惑地问他：

“告诉我，拉法埃尔，如果这些人中有人现在就自首，而我们却没有一条指控可以把他送进监狱。对此您不觉得担心吗？”

这是问题的关键：被警察追捕的恐怖分子若无法得到个人和家人的安全保障，是决计不会投降的。而如果将他们缉拿归案，政府又并没有将其绳之以法的依据。解决思路是，政府保证他们及其家人的安全，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寻求促使他们认罪的法律途径。拉法埃尔·帕尔多已经为上届政府思考过这个问题，当加维里亚向他提问的时候，他的公文包里还有一些上届遗留的笔记。这些笔记正是解决方案的雏形： 自首的犯人若供认可被控告的罪行，将获得减刑；若将财物交给政府，还将获得额外的减刑。只有这些内容，但是总统隐约见到了方案的全貌，这与他不想采用战争或是和平手段，而是想采用法律手段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样，既无需放弃引渡这一必不可少的威胁，也能使恐怖分子不再与政府作对。

加维里亚总统向司法部长海梅·希拉尔多·安海尔提出了这个方案，后者立马心领神会，长久以来，他也一直在构思将贩毒问题纳入法制框架的方案。此外，他们两人都支持国民引渡，认为引渡是迫使毒贩投降的必要手段。

希拉尔多·安海尔的心不在焉有种智者的感觉，他措辞精准，很早就会熟练地在电脑上打字。他用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刑法中已经确立的条例完善了这个方案。周六周日，他在自己那台专供记者使用的手提电脑里撰写了第一份草案。周一，他第一时间向总统展示了带有手工涂改痕迹的草案。上面的油墨标题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服从法律》。

加维里亚总统十分谨慎。在确定方案肯定会被通过之前，他不会把它送到部长委员会。因此，他同希拉尔多·安海尔和拉法埃尔·帕尔多一起彻底检查了草案。拉法埃尔·帕尔多虽然不是律师，但他的只言片语往往能切中要害。后来，总统把更加成熟的版本提交给了安全委员会，希拉尔多·安海尔在会上得到了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和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卡洛斯·梅希亚·埃斯科瓦尔的支持。卡洛斯·梅希亚·埃斯科瓦尔是一名年轻有为的法律工作者，他将负责法令的实施。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并没有反对这个方案，但他认为，在同麦德林集团的斗争中，任何非战争途径都是无用的。“只要埃斯科瓦尔不死，”他经常这么说，“这个国家就没得救。”他坚信，除非允许埃斯科瓦尔在政府的保护下在监狱里继续贩毒，否则他绝不会投降。

他们把方案呈交给了部长委员会。方案中明确：为了避免发生惨剧，他们不会与恐怖分子协商，而且毒品消费国要为这场惨剧负首要责任。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与毒品贸易的斗争中，赋予引渡最大的法律效力；而对自首的人来说，不被引渡将作为一系列激励和保障措施中的最大奖励。

争论的关键点之一是由法官们负责考虑的可宽恕罪行截止日期。也就是说，在法令规定的日期之后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会得到庇护。总统府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是截止日期最理智的反对者，他提出了一项有力的依据：政府将无法对该日期之后的罪行问责。然而，大多数人都赞同总统的方案。必须要设定截止日期，否则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项政策可能会变成犯罪分子们随时烧杀抢掠的通行证，直到他们决定投降为止。

为了让政府免受非法协商的质疑，加维里亚和希拉尔多达成协议，在审判期间，不直接接见任何由“可被引渡者”派来的使者，也不会同他们或是任何人协商任何法律事宜。也就是说，不讨论任何原则问题，只讨论操作问题。全国刑事诉讼法庭庭长（他既不供职于行政机关，也不由行政机关任命）将正式负责与“可被引渡者”或者其合法代表的一切联系。所有的交流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以便存档。

他们在讨论法案时非常高效，还带着一种在哥伦比亚难得一见的缄默。一九九○年九月五日，法令通过了，即2047号战时法令：自首与认罪者可以免于引渡；如果认罪后还同司法部门合作，将获得多达三分之一的减刑；如协助揭发，将获得六分之一的减刑。总之，如果一个人因其某项或所有罪行而被要求引渡，只要积极配合，就可以获得多达一半的减刑。对正义最简单、纯粹的诠释是：引渡意味着极刑。签署该法令的部长委员会否决了三起案件中的引渡决议，也通过了三起，这仿佛是一份公示，声明新政府只会将放弃引渡作为法令能给出的主要优惠。

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部松散的法令，不如说这是一项用来从整体上打击恐怖主义的总统政策。它不仅仅针对毒贩，还针对一般刑事案件中的罪犯。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没有在安全委员会上表达他对法令的真实想法，但是几年后（在竞选共和国总统时），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部法令，说它是“这个时代的谎言”。“这部法令践踏了司法的威严，”他写道，“葬送了刑法的历史性尊严。”

这条法令前路漫长又复杂。“可被引渡者”（即众所周知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商号”）虽然为了得到更多好处，将大门微微敞开，但立马对法令进行了抨击。主要理由是该法令并没有明确他们不会被引渡。他们还要求能被当作政治犯处理，并享有-19游击队员那样的待遇。-19已经被赦免了，而且成立了一个被认可的政党。一名成员还当上了卫生部长，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国民制宪议会的选举。“可被引渡者”的另一个顾虑是，他们需要一座保证他们不受敌人伤害的监狱，还要保障他们的家人与随从的生命安全。

传言说，政府制定这部法令，是由于受到了绑架案的压力，而向毒贩的让步。实际上，该方案在迪安娜被绑架之前就已经有了进展。而几乎与法令出台同时，“可被引渡者”绑架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玛丽娜·蒙托亚的做法，又一次拧紧了螺母。后来，因为八个人质也无法让他们达到自己的诉求，他们又绑架了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他们一共绑架了九名记者，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此外还有一名逃脱了埃斯科瓦尔私人迫害的政客的妹妹。在某种程度上，在该法令证明其效力之前，加维里亚总统就逐渐变成了自己发明成果的受害者。

迪安娜·图尔巴伊·金特罗像她的父亲一样，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感受和激情，还富有领导才能，这两点决定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在著名政客的圈子里长大。从儿时起，政治就注定塑造她的世界观。“迪安娜是一位政治家，”一位理解她、喜爱她的朋友评论说，“服务国家的执着意愿是她人生的第一要义。”但是，权力就像爱情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有用也有害。它在带来一种飘飘然状态的同时，也会引发它的反面：对难以抗拒、转瞬即逝的快乐的追寻。这只能用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来类比——无比渴求又心怀恐惧，苦苦追寻却无法企及。迪安娜想要了解关于权力的一切，想要置身其中，想要发现事物的缘由、样貌以及她生命的真谛，她有着无法被满足的贪念，因而经受着权力的折磨。一些与她密切交往过的人和爱过她的人，都在她的心神不定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她很少有快乐的时候。

只有询问她本人，才能得知这把双刃剑中的哪一面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二十八岁时，她就成为父亲的私人秘书和左膀右臂，应该是在那时，她便真切地感受到了何为权力，并被困在了权力交错的狂风中。她的众多朋友讲述说，她是他们认识的最聪颖的人之一，掌握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信息量，有着令人惊叹的分析能力以及识别他人意图的过人天赋。她的敌人们直截了当地评价她是王位背后引起骚乱的祸根。然而，其他人认为，她为了维护父亲的命运不顾一切、众叛亲离，因而忽略了自己的命运，成了朝臣和谄媚者的棋子。

她出生于一九五○年三月八日，是冷酷无情的双鱼座。出生时，她的父亲已经是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不管身处何地，他都是天生的领袖：波哥大安第诺学院、纽约圣心大学、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学，在波哥大也一样，他在那里读完了法律专业但没有等到文凭。

她从事新闻业较晚（幸好新闻界不会论资排辈），对她来说，是新闻业让她遇见了最好的自己。她创办了《今日x今日》杂志和新闻栏目《氪》，这是她为和平而努力的最直接的道路。“我已经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与别人争吵了，”她当时说，“现在我更期待与人和解。”确实如此，她甚至坐下来同-19的指挥官卡洛斯·皮萨罗进行和平谈话。卡洛斯曾在战时往图尔巴伊总统所在的屋子发射了一枚炮弹。讲述这件事的朋友大笑着说：“迪安娜明白，要像一名棋手，而不能像一名对世界拳打脚踢的拳击手。”

因此，对她的绑架除了她作为人的分量，自然还担负着很难驾驭的政治分量。前总统图尔巴伊曾公开也曾私下表示过，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可被引渡者”的消息，因为他认为，保证他们的企图不为人知就是最谨慎的做法。但实际上，在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绑架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埃尔南多·桑托斯刚从意大利回来就告诉了他，并邀请他来家中做客，共同制定行动方案。桑托斯在他家巨大书房的阴影处找到了他，前总统已经确信迪安娜和弗朗西斯科将被处决，感到万分压抑。就像在那个时期所有见过图尔巴伊的人一样，桑托斯印象最深的，是他承受苦难时的尊严。

寄给他们俩的信有三页，以印刷体写就，没有署名，引言让人惊讶不已：“请诸位接受来自‘可被引渡者’的问候。”信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其简明、直接、毫不含糊的风格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所特有的。信件开头承认了对两名记者的绑架。根据信中所述，这两名记者“健康状况良好，关押条件尚可，对于绑架来说，两人的关押条件皆属正常”。剩下的部分回忆了“可被引渡者”受警察镇压的羞耻经历。最后，他们提出了释放人质的三项不容拒绝的条件：终止麦德林和波哥大针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撤走“精英部队”（警方打击贩毒贸易的特殊团队）；罢免“精英部队”的长官以及另外二十名警官，“可被引渡者”认为他们是折磨并谋杀麦德林东北地区四百多名年轻人的罪魁祸首。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被满足，“可被引渡者”将发动毁灭性的战争，在大城市进行炸弹袭击，并发起针对法官、政客和记者的暗杀。结语很简单：“如果引发政变，那正好。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失去的了。”

不容事先商议的书面答复须于三天后交至麦德林洲际酒店，那里会有一间以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名义预订好的房间。负责联系的中间人将由“可被引渡者”指定。桑托斯同意了图尔巴伊的决定，答应只要他们没有获得可靠的消息，就不向任何人透露这条信息以及接下来的任何信息。“我们不能自说自话地把没有署名的信息传达给总统，”图尔巴伊总结说，“也不能有辱尊严。”

图尔巴伊向桑托斯提议，两人先各自回复，然后将两封信的内容合成一封。他们的最终成果是一封正式的声明，宣布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干涉政府事务，但愿意公布一切由“可被引渡者”用确凿证据揭露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政府行为。至于警察的行动，他们提醒说，要阻止他们实属不易；如果没有指控二十名警官的证据，他们不可能被免职，记者也不可能写社论抨击他们并不了解的情况。

阿尔多·布恩那凡图拉是一名公证员，从许多年前在斯帕基拉国立学院开始，他就疯狂地热爱斗牛。他是埃尔南多·桑托斯可以绝对信任的老朋友。他负责送回信。他刚走进在洲际酒店预订的308房间，就有人打来电话。

“您是桑托斯先生吗？”

“不，”阿尔多回答，“但我代他过来。”

“您把东西带来了吗？”

那声音听起来如此直白，以至于阿尔多怀疑会不会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跟他通话。他回答说是。两名着装和仪态像是行政人员的年轻人来到了房间。阿尔多把信交给了他们。他们向他伸出手，并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离开。

一周前，图尔巴伊和桑托斯接待了安蒂奥基亚律师基多·帕拉·蒙托亚，他带着“可被引渡者”的最新来信。帕拉并非波哥大政坛的陌生面孔，但好像总是在暗处。他四十八岁，曾两次作为自由党人的候补出现在众议院，还有一次作为全国人民联盟（简称anapo, -19的前身）的正式成员出现在众议院。他曾在卡洛斯·耶拉斯·莱斯特莱波政府担任共和国总统法律办公室的顾问。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在麦德林从事法律行业。一九九○年五月十日，他因有与恐怖分子合作的嫌疑而被捕，两周后，又因缺乏证据被释放。尽管历经坎坷，他依然被看作一名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和出色的谈判人员。

然而，似乎很难想象出比他更不适合做“可被引渡者”密使的人。他一点也不低调，是一个对加官晋爵非常在意的人。他穿着时髦的亮灰色行政套装和鲜艳的衬衫，戴着青春靓丽的领带，还在上面打了一个意大利式的硕大结扣。他的举止过分讲究礼数，用词华丽，装腔作势，与其说他对人亲切，不如说他在殷勤奉承。要他同时伺候两位先生，相当于逼他自寻短见。面对自由党前总统和全国最重要报刊的总编，他开始滔滔不绝。“尊贵的图尔巴伊先生、尊敬的桑托斯先生，我随时恭候您二位的差遣。”他说，接着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我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

埃尔南多很快发现了问题。

“所以您捎来的这封信是他的？”

“不是，”基多·帕拉眼睛都不眨一下，改口说，“是‘可被引渡者’的，但是你们的回复应该是给埃斯科瓦尔的，因为他会在协商中施加影响。”

这样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埃斯科瓦尔不会在司法部门面前暴露踪迹。在可能牵涉到他的信件中，他会使用印刷体来掩饰，并以“可被引渡者”或是任意名字（马努埃尔、加夫列尔、安东尼奥）署名，正如这些商讨绑架案的信件一样。相反，在那些自称是指控者的信函中，他会使用他本人的有些稚嫩的字体，他不仅会签名，还会印上拇指指纹。在绑架记者时期，对他本人是否参与绑架案的质疑或许是合理的：也许“可被引渡者”只不过是他的假名，但也可能恰恰相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姓名和身份或许只是“可被引渡者”的挡箭牌。

基多·帕拉似乎总是有将“可被引渡者”信中的提议更进一步的准备。但是，得用放大镜阅读这些提议，才能发现真实的意图。实际上，他为他的客户寻求的是与游击队相似的政治解决方法。此外，他还当面提议借助联合国的介入将麻醉剂问题国际化。同时，面对桑托斯和图尔巴伊的断然拒绝，他提出了多个备选方案。就这样，一段漫长而了无成效的谈判开始了。最终，事情将变得错综复杂、没有出路。

从第二封信开始，桑托斯和图尔巴伊与共和国总统私下进行了联系。晚上八点半，加维里亚在私人图书馆的小厅里接见了他们。他比往常更冷静，希望获悉与人质有关的最新信息。图尔巴伊和桑托斯把两次信件往来和基多·帕拉的介入告诉了他。

“糟糕的使者，”总统说，“他非常聪明，是个好律师，但极其危险。不过，他有埃斯科瓦尔的全力支持。”

他读信时的认真态度让所有人印象深刻：他仿佛隐了身，完全忽略了周围事物。读完之后，他的评论机智而全面，相关推测没有一个多余的词。他告诉他们，任何情报机构都无法得知人质们被藏在了哪里。就这样，总统确定了人质处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掌控之中，这是一个新的消息。

那天晚上，加维里亚证明了自己在做最终决定之前质疑一切的本领之精湛。他想过这些信可能是伪造的，基多·帕拉可能正在进行另一场游戏，甚至，所有这一切可能是某个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毫不相干的人的恶作剧。来访者们离开时，不像进门时那样神采奕奕了。看来，总统认为这是国家的重大事件，他们的个人情感只能占据很小的空间。

在制宪议会针对引渡问题（或者说是赦免问题）表态的同时，埃斯科瓦尔会随着自身问题的演化而不断改变条件，以便拖延绑架时间来获得额外和意外的好处，这是达成协议的主要困难之一。在埃斯科瓦尔与被绑架者家属进行的狡猾的通信中，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表述清楚。但是，在他与基多·帕拉保持的秘密通信中，为了把协商的策略变动与长期展望告知于他，埃斯科瓦尔把这些内容表述得一清二楚。“你把我们的所有烦心事都传达给了桑托斯，这样非常好，免得这事变得更加复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得有白纸黑字和法律条文，我们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任何罪行被引渡到任何国家。”他还要求政府明确投降后的招供条件。另外的两个要点是特殊监狱的警卫力量以及家人和随从的安全。

过去，埃尔南多·桑托斯和前总统图尔巴伊的友谊一直建立在政治基础上。而从那时起，两人的友谊开始变得私人而密切。他们能在绝对的沉默中面对面坐上数个小时。他们每天都通电话，交流内心的想法、秘密的猜测、最新的资讯，甚至建立了一个用来传达保密信息的完整加密体系。

这大概并不容易。埃尔南多·桑托斯是一个视责任大过一切的人，只消一句话，他就能解救或是毁灭一个生命。他很情绪化，容易精神紧张。他的群体意识在他做决定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儿子被绑架期间，和他相处过的人都担心他无法熬过这种折磨。他不吃东西，也睡不了一个整觉，总是把电话放在手边，铃声一响就扑上去。在那几个月里，他很痛苦，很少有社交时间。他认为儿子必死无疑，为了能承受儿子死亡带来的打击，他采取了一个精神治疗方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者自己的房间里，沉溺于回顾他令人惊叹的邮票收藏以及空难中烧焦的信件。他的妻子艾莲娜·卡尔德隆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七年前与世长辞，留他孤单一人。他的心脏和视力状况恶化了。他想哭就哭，从不压抑。他在报纸与个人悲剧之间划清界限，这是他在如此戏剧化的情境中堪称典范的优点。

坚强的儿媳玛丽亚·维多利亚是他在那段痛苦的时光里主要的支柱之一。她记得，在绑架案发生后的几天里，丈夫的亲友挤得满屋都是，他们躺在地毯上喝威士忌和咖啡，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总是聊相同的话题，在此期间，对绑架案的震惊和对被绑架者的同情随之逐渐淡去。埃尔南多从意大利回来以后直接去了玛丽亚·维多利亚的家里，带着情绪问候她，这种情绪最终将她撕碎。但是，当他不得不处理关于绑架案的机密时，他请求她把这些机密留给男人们，不要介入。玛丽亚·维多利亚个性很强，有着成熟的想法。她意识到，在一个男权家庭里，她永远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她哭了一整天，但是之后就恢复了活力，因为她决定争取自己在家里的身份和地位。埃尔南多不仅理解她的理由，而且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自责，他发现她是能够抚慰他痛苦的最好依靠。从那时起，不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通过电话、书信和中间人，甚至通过心灵感应，他们之间都维持着一种无法击垮的信任。就连在错综复杂的家庭会议中，他们只要互相对望一眼，就能明白对方的想法，明白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她想出了几个好点子，其中之一是在报纸上刊登不加密的社论，这样可以跟帕丘分享家庭生活中的趣事。

最少被提起的受害者家属是莉莉安娜·洛哈斯·阿利亚斯——摄影师奥兰多·阿塞维多的妻子，和玛尔塔·露贝·洛哈斯——理查德·贝塞拉的母亲。虽然她们不是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亲属（尽管有相同的姓氏），但绑架案将她们变得密不可分。“并不是因为痛苦，”莉莉安娜说，“而是因为互相陪伴。”

莉莉安娜在给她一岁半的儿子埃里克·耶斯德喂奶时，通过新闻栏目《氪》得知，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整组人员都被绑架了。当时她二十四岁，三年前结了婚，住在婆家房子的二楼，房子位于波哥大南部的圣·安德烈斯区。“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姑娘，”一位朋友评价说，“她不该卷进如此糟糕的事件。”除了快乐之外，她还很有想法。从最初的震惊中平复过来之后，每到新闻节目的播放时间，她就把孩子放在电视机面前，让他看看自己的爸爸。直到绑架案结束，她一直都这么做。

新闻栏目的成员告诉她和玛尔塔·露贝，他们将会继续帮助她们。莉莉安娜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是他们负担了医疗费。妮迪娅·金特罗也给她们打电话，试图让她们获得自己从未得到过的平静。她承诺，她在政府部门的一切行动都不仅仅是为了她的女儿，而是为了所有的组员，她还会把与被绑架者有关的一切消息都转达给她们。她确实履行了承诺。

玛尔塔·露贝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依靠理查德生活，当时女儿分别十四岁和十一岁。理查德在和迪安娜的小组一起离开的时候告诉玛尔塔，他三天后回来。第一周过去之后，她开始感到不安。她讲述道，她不认为那是一种恶兆，但是她一直给新闻栏目打电话，直到他们告诉她，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不久之后，他们被绑架的消息被公之于众。从那时起，她整天都开着收音机，等着儿子回来。只要她的内心感应到了什么，她就会给栏目组打电话。她的儿子是被绑架的受害者中最无依无靠的，她对此很不安。“但是除了哭泣和祈祷之外，当时我什么都做不了。”她说。妮迪娅·金特罗说服她，为了解救被绑架者，她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并邀请她参加市民和宗教活动，不断激发她的斗志。莉莉安娜和奥兰多想的一样，她陷入了一个窘境：作为最没有价值的被绑架者，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被处决的，也可能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因为处决他同样能够引发社会动乱，而且对于绑匪来说，后果更轻。这种想法让她陷入无法遏抑的痛哭之中，一直哭到绑架案结束。“每天晚上哄孩子上床之后，我就坐在露台上，一边看着大门等他回来，一边哭。”她说，“我这样坐了一晚又一晚，直到重新见到他。”

十月中旬，图尔巴伊博士通过电话，把一条用私人符号加密的信息传达给了埃尔南多·桑托斯。“如果你对斗牛感兴趣的话，我有几份不错的报纸可以给你。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给你送过去。”埃尔南多明白那是一则关于被绑架者的重要消息。事实上，那是一卷从蒙特利亚寄到图尔巴伊博士家的磁带。其中的内容证实，迪安娜和她的同伴们还活着。虽然她的家人一再索求，却从几周前就失去了他们活着的证据。她的声音绝不会错：“亲爱的爸爸，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给你传达消息，但是在我们苦苦请求之后，他们允许我们这么做了。我就说一句话，是给你们未来行动的线索：我们一直都在收看、收听新闻。”

图尔巴伊博士决定把信息传达给总统，并试图获取新的线索。加维里亚接待他们时，正好在给当天的工作收尾。他和平常一样在私人图书馆里接待他们，他很放松，但是罕见地话多。他关上门，倒上威士忌，随意地说了几条政治机密。由于“可被引渡者”顽固不化，招降的进程似乎停滞不前，总统打算在法令原文中增加几条说明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整晚都在忙这件事，并相信当天晚上就能完成。他承诺说，第二天会给他们好消息。

第二天，他们如约回到那里，但是遇见了一个和前一天完全不同的人，他疑心很重，而且非常悲伤。从第一句话起，他们的对话就注定没有结果。“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加维里亚告诉他们，“我想帮助你们，也已经尽我所能去做了，但这个时刻，我无能为力。”很显然，某种关键的东西改变了他的情绪。图尔巴伊立即察觉到了。会面的时间还没到十分钟，他郑重、冷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总统，”他毫无怨恨地说，“您在做分内之事，我们作为一家之主也是如此，我理解您。您是国家元首，我恳请您不要做任何会给您带来麻烦的事情。”最后，他指着总统椅说：

“如果我坐在那个位置，我也会这样做的。”

加维里亚站了起来，脸色惨白。他把他们送到电梯口。一名助手和他们一起下楼，在私人宅邸的底楼为他们打开车门。在他们驶进十月第一个悲伤的雨夜前，没人说话。街上车水马龙，喧嚣声穿过装甲玻璃，传到他们耳边时已经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