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2）
两天后，他漫无目的地去了麦德林，事先没有联系任何人，甚至不知道到了之后该做什么。他在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简单指示司机把他带到市区。当看见一具被遗弃在公路边的尸体时，他开始明白现实的面目。那是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穿着鲜艳的派对装，妆容浓艳。她的额头被打了一枪，留下一道干涸的血迹。路易斯·吉耶尔摩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他用手指了指。
“那儿有个姑娘死了。”
“是的。”司机回答，但他看都没看，“是跟巴勃罗先生的朋友参加派对的其中一个姑娘。”
这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僵局。路易斯·吉耶尔摩向司机坦白了他此行的目的，司机告诉了他一些关键信息，让他能见到所谓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表亲的女儿。
“今天八点，你到市场后面的教堂去，”他告诉路易斯，“一个叫罗萨莉娅的姑娘会在那儿。”
果然，她坐在广场的一张长凳上等他。她几乎还是个孩子，但是言行却自信得像一个成熟、老练的女人。她告诉他，想办这件事，必须带上五十万比索的现金。她把他下周四必须入住的酒店名称告知于他，还告诉他必须等一通周五早七点或是晚七点打来的电话。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皮塔。”她明确说。
他白等了两天，第三天过了大半，他才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他很感激皮塔没打电话向他要钱。他谨慎地保持了沉默，他的妻子直到四年后、他为了这本书第一次讲述往事时，才得知了这次出行和它的悲惨结局。
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四小时后，在波哥大西部拉斯·菲利亚斯区的一条辅路上，一辆吉普车和一辆雷诺18一前一后堵住了《时代报》总编辑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汽车。那辆吉普车看似普通，事实上却是一辆原装装甲车。包围它的四个歹徒不仅带着九毫米手枪和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其中一人还带着一把用来击碎玻璃的锤子。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帕丘 [3] 是个无可救药的好辩者，他先一步打开窗户跟歹徒说话。“如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情愿去死。”他后来说。一个绑匪用枪抵着他的额头，使他不敢妄动，然后按下他的头，让他从车里出来。另一个歹徒打开车的前门，开了三枪：一枪射偏了，打在玻璃上，两枪打穿了司机的头。司机名叫欧罗曼西奥·伊巴涅斯，三十八岁。帕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对司机开了枪。数天之后，他重新回忆这次袭击，才想起自己听见三颗子弹的嗡嗡声，声音被消音器减弱了。
这次行动速度飞快，并没有在周二喧闹的车流中引起关注。一名警官于遗留在现场的汽车的前座上发现了那具血淋淋的尸体。他拿起无线电话机，听见从那头传来的一个声音，好似迷失在星系间。
“有。”
“谁在说话？”警官问。
“《时代报》。”
新闻十分钟后播出了。事实上，这场绑架行动从四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但差点由于帕丘·桑托斯无法预测的行踪而失败。十五年前，由于同样的原因，-19打消了绑架他父亲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念头。
这一次，他们甚至预料到了最不起眼的细节。绑匪们的汽车在博亚卡大街和80号大街的交汇处被堵住了，他们开到人行道上以摆脱拥堵，随后在一个居民区的犄角旮旯里迷了路。帕丘·桑托斯坐在两个绑匪之间，视线被一副涂满指甲油的眼镜挡住了，但他依然记着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转弯和掉头，直到汽车艰难地驶进了一个车库。他试着根据路线和时间猜测他们所在的街区。
他戴着遮蔽视线的眼镜，一个绑匪拉着他的手臂带他走到一条走廊的尽头。他们走到二楼，左转，走了差不多五步，来到一个很冷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摘掉了他的眼镜。他身处一个阴森的房间，窗户被木条封了起来，天花板上孤零零地挂着一个灯泡。家具就只有一张双人床（床单看起来很旧）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
帕丘意识到绑架他的歹徒如此匆忙不仅是出于安全原因，还是为了及时赶回来，收听圣达菲和卡尔达斯的足球赛。为了让他安静些，他们给了他一瓶白酒，让他单独跟他的收音机待在一起。他们去了一楼收听比赛。帕丘在十分钟内喝了半瓶酒，没感觉到酒劲，但有了收听球赛的心情。他从小就是圣达菲的忠实球迷，二比二的平局让他十分恼火，没法尽情喝酒。最后，他在九点半的电视新闻中看见了自己，电视里的他穿着晚礼服，被选美小姐簇拥着。那时他才得知司机的死讯。
看完新闻之后，一个戴着布口罩的看守走了进来，强迫他脱下衣服，换上灰色汗衫，这仿佛是“可被引渡者”监狱里的必需品。看守还试图拿走他放在大衣口袋里的哮喘吸入剂，但是帕丘说这会要他的命，看守相信了，又向他说明了囚徒生活中的规矩：他可以用走廊的厕所，可以无限制地听广播看电视，但音量得正常。最后，那人让他躺下，在他的脚踝上系了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
看守在地上铺了张和床平行的床垫，过了一会儿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打鼾。夜深了，帕丘在黑暗中意识到，这仅仅是第一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一切都可能发生。他想起了玛丽亚·维多利亚（朋友们叫她玛丽亚维），他美丽、聪颖、和善的妻子。他们当时有两个孩子，二十个月大的本哈明和七个月大的加夫列尔。邻居的鸡叫了。帕丘对它混乱的生物钟感到惊讶。“一只晚上十点叫的鸡一定是疯了。”他想。他是一个情绪化、冲动、易流泪的男人：他父亲的翻版。安德烈斯·埃斯卡比是他妹妹胡安妮塔的丈夫，死在一架飞行中途被“可被引渡者”炸毁的飞机上。在家人们情绪激动时，他说了一句令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活不过十二月。”然而，他并不觉得绑架案发生的那个夜晚会是他的最后一夜。他的神经第一次平缓下来，他肯定自己能活下来。他通过呼吸的节奏判断，躺在旁边的看守是醒着的，于是他问：
“我落在了谁手里？”
“你更愿意落在谁手里？”看守问道，“游击队还是毒贩子？”
“我觉得我落在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手里。”帕丘回答。
“没错，”看守说完立即纠正他，“是在‘可被引渡者’手里。”
新闻播出了。《时代报》总机的操作员给帕丘最亲密的亲属打了电话，这些亲属又打给其他人，一直打到世界尽头。由于一系列奇怪的巧合，帕丘的妻子是最晚得知消息的亲属之一。绑架案发生几分钟后，她的朋友胡安·加夫列尔·乌里维打电话给她，当时他对发生的事还不太确定，便只是问她帕丘有没有回家。她告诉他没有，胡安·加夫列尔不敢告诉她这个尚未被证实的消息。几分钟后，恩里格·桑托斯·卡尔德隆打电话给她，他是她丈夫的堂亲，也是《时代报》的副总编。
“你知道帕丘的事了吗？”他问她。
玛丽亚·维多利亚以为他说的是另一件她已经知道的事，那事跟她丈夫也有点关系。
“当然了。”她回答。
恩里格着急地道了别，接着给其他亲戚打电话。几年后，谈起那次误解，玛丽亚·维多利亚说：“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我太自作聪明了。”她立刻重新打给了胡安·加夫列尔，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她：司机被杀了，帕丘被抓走了。
加维里亚总统和他最亲近的顾问正在重新察看几则宣传制宪议会竞选的商业广告，他的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向他耳语道：“小帕丘·桑托斯被绑架了。”放映没有中断。总统摘下眼镜看着巴尔加斯。他看视频时需要眼镜。
“随时向我汇报。”他说。
他戴上眼镜，继续观看放映的内容。他亲密的朋友、通讯部长阿尔贝托·卡萨斯·桑塔玛利亚在旁边听见了这个消息，低声把它传达给总统的顾问们。大厅里一阵骚动。但总统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符合他的性格。他用遵守学校纪律般的口吻说：“得先把这个任务完成。”广告放完之后，他摘下眼镜，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命令毛里西奥·巴尔加斯道：
“请您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告诉他马上组建一个安全委员会。”
同时，他像原先计划的那样，积极推动关于商业广告的意见交流。直到得出了最后的修改意见，他才表露出这起绑架案对他造成的影响。半小时后，他走进大厅，安全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刚刚开始讨论，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就踮着脚走进来，在他耳边说：
“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了。”
事实上，这事发生在下午四点——在帕丘被绑架之前，但这个消息花了四个小时才传到总统这里。
帕丘的父亲埃尔南多·桑托斯·卡斯蒂大约三小时前睡下了，他正在十万公里外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酒店里。隔壁房间住着他的一个女儿胡安妮塔，另外一间房住着另一个女儿阿德里安娜和她的丈夫。他们都通过电话得知了这个消息，并决定不把爸爸叫醒。但是他的侄子路易斯·费尔南多直接从波哥大打了电话给他。路易斯以他能想到的最谨慎的方式开场，惊醒了六十八岁高龄、做过五次心脏搭桥手术的叔叔。
“我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他说。
埃尔南多自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
“帕丘被绑架了。”
绑架案不管多严重，都不像谋杀案一样无可挽回。埃尔南多松了口气：“愿上帝保佑！”说完马上改变了语气：
“大家冷静。我们商量下该怎么办。”
一个小时后，在托斯卡纳香气馥郁的秋日清晨，他们踏上了返回哥伦比亚的漫长旅途。
图尔巴伊一家在迪安娜出行一周后都没有她的消息，感到非常焦急。他们通过主要的游击队组织申请政府的非正式协助。在迪安娜原定的返回日期过去一周后，她的丈夫米盖尔·乌里贝和议员阿尔瓦罗·莱伊瓦秘密前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位于东部山脉的总部“绿房子”，与所有武装组织取得了联系，试图了解迪安娜是否跟其中某个组织在一起。七个组织在一份联合公告中否认了这一点。
共和国总统常强调，在没有确定信息的情况下，舆论应该反对虚假公告的扩散，并提出，比起虚假公告，应该更相信政府的信息。但舆论总对“可被引渡者”的公告深信不疑，这个严峻的事实令人心寒。十月三十日——距迪安娜·图尔巴伊被绑架六十一天，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绑架四十二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天，“可被引渡者”的公告用一句话打消了所有的疑虑：“我们公开承认，失踪的记者在我们手里。”八天后，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被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次行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野心。
迪安娜和她的组员失踪的第二天，还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被绑架了。那天，著名的蜗牛电台编导亚米德·阿玛特在波哥大市中心的街上被一队歹徒拦截，他们已经跟踪他数日。阿玛特凭借运动员般的技巧逃脱了魔爪，这让他们大吃一惊。没人知道他之后如何躲过了一颗从背后射来的子弹。几小时后，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的女儿玛丽亚·克腊拉带着她十二岁的女儿纳塔莉娅，也成功驾驶汽车逃离。在这起事件中，一队绑架者试图在波哥大的某居民区封锁她们的去路。他们接到了不杀受害者的绝对指示，这是唯一能解释以上两次行动失败的理由。
埃尔南多·桑托斯和前总统图尔巴伊是最早确定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落在谁手里的人，因为绑架发生四十八小时后，埃斯科瓦尔本人给他的一名律师写道：“你可以告诉他们俩，帕琼女士在组织手里。”十一月十二日，一封署名为“可被引渡者”的信又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这封信是寄给麦德林《哥伦比亚人》日报主编胡安·戈麦斯·玛蒂内斯的，他曾多次以“高贵者”的名义同埃斯科瓦尔协商。“对玛露哈·帕琼记者的拘禁，”“可被引渡者”在信中写道，“是我们对近期政府安全机构在麦德林市恶意实施的酷刑与绑架的答复，我们在之前的公告里已多次提到该机构。”他们重申了先前的决定：如果继续如此，他们不会释放任何一名人质。
面对这些超出能力范畴的事情，贝阿特利丝的丈夫佩德罗·盖莱罗医生从一开始就被一种绝对的无力感击垮了，他决定关闭他的心理诊所。“如果我比病人还糟糕的话，怎么能接待他们呢？”他说。他经受着焦虑的折磨，但不想把它传染给孩子们。他一刻都无法平静，傍晚时喝着威士忌聊以自慰，夜晚听着“回忆广播台”的波莱罗舞曲来放逐失眠的时光，歌曲里的情人们流着泪滴。“我亲爱的，”有人唱着，“如果听见我的声音，请回答我。”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妻子和妹妹的绑架案是连环恶行的一部分。他便开始联合其他受害者的家属，但是他第一次拜访埃尔南多·桑托斯的经历令人气馁。在妻姐格萝莉娅·帕琼·德·加兰的陪同下，他找到了瘫倒在沙发上的埃尔南多，后者的意志十分消沉。“我现在做好准备，这样等弗朗西斯科被杀的时候，我能尽量好受点。”他这样开场。比亚米萨尔拟定了一个与绑匪协商的计划，但埃尔南多用他无可救药的灰心丧气把它碾得粉碎。
“别天真了，小子。”他说，“您一点儿都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前总统图尔巴伊也并不更乐观。他通过不同的渠道得知，他的女儿在“可被引渡者”手里。但是他决定，如果无法确切掌握他们的目的，就不会把女儿的情况公开。一周前，一群记者已经就此向他提问，他就像斗牛士欺骗牛一般大胆地回避他们的问题。
“我的心告诉我，”他回答他们，“迪安娜和她的伙伴们由于新闻工作耽搁了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关押了。”
进行了三个月无效的操作后，他呈现出一种可以解释的失望状态。比亚米萨尔这样理解他的行为。但他没有被别人的悲观情绪传染，一种新的情绪迫使他采取普通的手段。
比亚米萨尔的一个朋友曾经被问起，在那段日子里，比亚米萨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用一句话下了定义：“一个了不起的酒友。”比亚米萨尔欣然接受了这个定义，仿佛这是一个惹人嫉妒、与众不同的优点。然而，他在妻子被绑架的当天就意识到，以他的处境，这还是一个危险的优点，他决定不在公共场合喝酒，直到他被绑架的亲属得到释放为止。作为一个资深社交饮酒人士，他明白酒精会降低警惕性，放松舌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现实的认知。对于一个需要谨言慎行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喝酒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因此，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不是惩罚手段，而是一种安全措施。他不再参加聚会，和他放荡不羁的日子以及政治应酬道了别。在那些情绪高度紧张的夜晚，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喝着矿泉水听他倾诉衷肠，而他孤独地小酌一杯，聊以自慰。
在同拉法埃尔·帕尔多的会面中，他们研究了其他方法，但总与政府的政策相悖。无论如何，政府都会把引渡作为威胁，他们俩也都知道这是迫使“可被引渡者”投降的最强的压力。总统信心满满地利用引渡政策相威胁，而同时，“可被引渡者”因为这种威胁而拒绝投降。
比亚米萨尔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但他是在军营附近长大的。父亲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弗洛雷斯担任总统府护卫队的医生多年，与军官们的生命密切相关。爷爷霍阿金·比亚米萨尔将军曾经担任过战争部长，叔叔豪尔赫·比亚米萨尔·弗洛雷斯曾经是军队总司令。阿尔贝托继承了爷爷和叔叔身上军人和桑坦德 [4] 人的双重性格，他热情又喜欢发号施令，严肃却喜欢应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说话直截了当，而在一生中从没有用“你”称呼过任何人。父亲的形象同样深深影响着他。父亲在哈维里亚那大学修完了医学课程，但由于被无法避免的政治风波牵连，一直没有毕业。比亚米萨尔总是带着一把史密斯维森38短枪，不是作为一个军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桑坦德人，他希望自己永远都用不上它。无论如何，不管他有没有携带武器，果断和耐心是他最优秀的品质。虽然乍看去，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生活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凭借这样的家族遗传，比亚米萨尔有足够的魄力用武力解决绑架案，但除非到了生死存亡的极端时刻，否则他拒绝采用这种方式。
因此，十一月底，摆在他面前的唯一解决方法是与埃斯科瓦尔对峙，以桑坦德人的方式强硬且势均力敌地与那位安蒂奥基亚人协商。一天晚上，四处奔波之后，疲惫的比亚米萨尔向拉法埃尔·帕尔多全盘托出他的计划。拉法埃尔·帕尔多理解这种焦虑，但也很快做出了回答。
“听我一句，阿尔贝托，”他简洁而直接地告诉他，“您想用什么手段、想做什么样的尝试都行，但是如果您想继续我们之间的合作，就必须明白您不能逾越政策允许的范畴。一步都不行，阿尔贝托。您得清楚这一点。”
没有任何一项优点能像果断和耐心一样，帮助比亚米萨尔避开那些条件中的内部矛盾。由于有这样的矛盾，他可以凭借想象力，以他的方式随意行动，但同时，他的双手一直都被束缚着。
[1] 哥伦比亚北部省份。
[2] 生活在哥伦比亚西北部省份安蒂奥基亚省的族群，文中提到的麦德林市即是该省的首府。
[3] 弗朗西斯科的昵称。
[4] 哥伦比亚的北部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