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迷你实验室（1/2）

随着沃尔格林和西夫韦作为零售合作伙伴的引入，伊丽莎白突然遇到了一个她自己造成的问题：她跟两家公司都说，她的技术可以基于少量血液样本开展数百项检测。事实是，爱迪生系统只能做免疫测定，即一种使用抗体测量血液中物质含量的检测。免疫测定包括某些经常用到的实验室检测，如维生素d的测量、前列腺癌检测等。但其他许多血常规检测，包括从胆固醇到血糖的测定，都需要完全不同的实验室技术。

伊丽莎白需要一种新的设备，一种可以开展不止一种检测的设备。2010年11月，她雇用了一个名叫肯特·弗兰克维奇（kent frankovich）的年轻工程师，让他负责设计这种设备。肯特刚刚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此之前，他有两年的时间是为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在帕萨迪纳（pasaden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boratory）工作，在那里他帮助建造了火星探测车好奇号（curiosity）。肯特随后招募了他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时认识的朋友格雷格·巴尼（greg baney），此人后来为埃隆·马斯克（elon k）的火箭公司spacex——总部在洛杉矶——工作过。格雷格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260磅 [1] ，体型像职业橄榄球联赛（nfl）的前锋，但这样的体格之下蕴藏着非凡的才智和敏锐的洞察力。

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肯特和格雷格成为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员工。她参加他们的头脑风暴会议，为他们正考虑使用的机器人系统出谋划策。她把公司的信用卡给他们，让他们购买想要的任何设备和物资。

伊丽莎白给要求他们制造的机器取了个名字，叫作“迷你实验室”（ib）。如名称所示，她最重要的关注点是其大小：她仍旧抱持着那种愿景，希望有一天把它放在人们家中，想要它可以放置在桌上或架子上。这带来了工程学上的挑战，因为，为了运行所有她想要的检测，迷你实验室需要比爱迪生设备多得多的部件。除了爱迪生的光电倍增管以外，新的设备还需要在狭小的空间中塞下其他三套不同的实验设备：一个分光光度计、一个血细胞计数器，以及一个等温放大器。

所有这些都不是新的发明。 第一个商业化的分光光度计是在1941年由美国化学家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an）开发的，他是实验设备制造商贝克曼–柯尔特（beckan-ulter）的创始人。其原理是用有色光照射穿透血液样本，测量样本吸收多少光线。从光线被吸收的程度，可以推断某种微粒在血液中的浓度。分光光度计可以用来测量像胆固醇、葡萄糖和血红蛋白这样的物质。 血细胞计数器是一种计算血细胞的方法，发明于19世纪。它被用来从其他的身体失调中诊断贫血症和血癌。

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使用这些设备已经有数十年时间。换句话说，希拉洛斯没有开辟出任何检测血液的新方法。不如说，迷你实验室的价值在于现有实验室技术的微缩化。尽管那也许算不上什么突破性的技术，但在伊丽莎白的愿景范围内，它仍然是有意义的：将血液检测从中央实验室解放出来，进入药店、超市，以及最终进入人们家中。

可以肯定，市场上已经存在有便携式的血液检测设备。 其中一种设备看上去像一台小型的at取款机，叫作piolo xpress，可以进行31项不同的血液检测，在只有十二分钟的时间内得出结果。对于六七种经常被用到的检测，它的一个检测盘只需要三到四滴血。不过，piolo或者其他已有的便携式分析仪都没法从事全范围的实验室检测。在伊丽莎白的脑海中，那将是迷你实验室的卖点所在。

格雷格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检测设备供应商制造的商用设备，将它们反向还原，让它们变得更小。他从一家名叫海洋光学（ocean optics）的公司订了一台分光光度计，将它拆解，探究它是如何工作的。这种做法相当有趣，但使得他怀疑自己所采用的路径。

与其从头开始制造新的设备来满足伊丽莎白任意划定的尺寸，格雷格觉得不如将他们正在研究的现成组件微缩化，组合在一起，测试整个系统运转如何。一旦他们有了能够工作的原型机，就可以随后再考虑怎么将它缩小。先强调系统的大小，后担心它是否能工作，是本末倒置。但伊丽莎白不肯让步。

格雷格正在和约会的洛杉矶女孩闹分手，所以他在星期六来到公司，想让自己的思绪从中摆脱出来。他发现伊丽莎白很欣赏他这样做。她将其看作是忠诚和奉献的象征。她告诉格雷格，她想看到肯特在周末也来公司，他的朋友没有来让她感到不安。于她而言，保持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完全是陌生的概念。她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工作。

跟大多数人一样，格雷格第一次遇到伊丽莎白的时候，就被她深沉的声音惊到了。他很快开始怀疑，那是装出来的。加入公司后不久，一天晚上在她的办公室，当他们的一场会议结束后，她的声音忽然变得自然了，更像一个年轻女子。“我真的很高兴你在这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他说，音调比平常高了若干个八度。在激动的时候，她似乎暂时忘记了调到男中音。格雷格仔细想这事，她的行为中有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硅谷是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风险投资人都是男人，他甚至想不起有什么著名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女性。某种程度上，她一定认为深沉的声音对于获得人们的关注、得到认真的对待是必须的。

声音事件过去几天后，格雷格发现希拉洛斯与一般工作场所不同的另外一个情况。他与加里·弗伦泽尔关系很好。尽管加里看上去像一个懒汉——体重300磅 [2] ，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过大的t恤衫和洞洞鞋在公司里走来走去——但格雷格发现他是全公司最聪明的人。加里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在开会的时候，格雷格不止一次发现他在打盹，但他会一下子突然清醒过来，反驳某人提出来的愚蠢主意，提出明智的可选办法。

有一天，他们一起下班，加里放低声音，以一种告密似的语调告诉格雷格一件令他震惊的事情：伊丽莎白和桑尼在谈恋爱。格雷格傻了眼。他觉得一家公司的ceo和公司的二号人物睡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但更令他困扰的是，他们在隐藏此事。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他觉得应该向所有新进来的员工披露。对于格雷格而言，这一揭露将希拉洛斯的一切置身于新的灯光之下：如果伊丽莎白对这件事情都不能坦率，会不会对其他东西也说谎？

2011年的春天，希拉洛斯的裙带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伊丽莎白雇用了她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担任产品生产的助理董事。克里斯蒂安·霍姆斯从大学出来两年了，没有任何清晰的证据表明他有资格在一家血液检测公司工作，但伊丽莎白并不看重这个问题。伊丽莎白更加看重的是，弟弟是她可以信任的人。

克里斯蒂安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眼睛与姐姐一样呈现深蓝色，但那就是两人之间所有的相似之处了。克里斯蒂安完全没有姐姐的抱负和冲劲；他是一名普通的年轻人，喜欢看体育比赛，追女孩子，跟朋友一起开派对。2009年从杜克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一家华盛顿的公司做分析师，为公司提供最佳决策建议。

刚到公司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所以他花了一些时间阅读体育方面的文章。他从espn的网站上剪切和粘贴文章，藏在空的电子邮件里面，这样从远处看，他好像是在接收与工作相关的通信。克里斯蒂安很快就招了四个他的好兄弟过来，都来自杜克大学：杰夫·布利克曼（jeff blickan）、尼克·孟切尔（nick nchel）、丹·埃德林（dan edl）和萨尼·哈季阿赫梅托维奇（sani hadziahtovic）。麦克斯·福斯克（ax fose）是第五个来自杜克大学的朋友，也在稍后加入进来。他们一起在帕洛阿尔托乡村俱乐部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在希拉洛斯内部很快就以“兄弟派”而闻名。与克里斯蒂安一样，杜克的这些男孩子都没有任何与血液检测或医学设备相关的经验或训练，但他们与伊丽莎白弟弟的友情，足以令他们在公司的等级体系中凌驾于绝大多数员工之上。

那个时候，格雷格已经说服了几个自己的朋友加入希拉洛斯公司。其中有两人是他在乔治亚理工大学（ia tech）念本科时的好友：乔丹·卡尔（jordan carr）和泰德·帕斯科（ted pas）。第三位是他在帕萨迪纳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时结识的朋友，名叫特雷·霍华德（trey howard）。巧的是，特雷上大学也是在杜克大学，比兄弟派早了几年。

乔丹、特雷和泰德都被分配在产品管理组，与克里斯蒂安及其朋友们在一起，但他们没有同样获取敏感信息的级别权限。伊丽莎白和桑尼举行的许多极其秘密的会议——涉及沃尔格林和西夫韦的伙伴关系战略等——都不对他们开放，但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们则被邀请参与。

兄弟派长时间加班工作，深得桑尼和伊丽莎白的钟爱。桑尼一直质疑员工对公司的付出，他的最终衡量标准，是一个人投入在办公室的工作时数，不管其有没有在做建设性的工作。有的时候，他会坐在玻璃大会议室里，盯着成排的工作小隔间，想找出谁在偷懒。

他们在办公室度过无数个深夜，没有时间去锻炼，所以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在白天溜出去做健身。为了避开桑尼警觉的目光，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出口悄悄溜出去。他们也很小心，从不会同时或者一起回来。泰德·帕斯科是辞掉了华尔街的一份工作，来到硅谷碰运气的，但在希拉洛斯的头几个月，他没有任何明确的职责，所以他拿计算出去和进来的时间给自己找乐子。

有一天，兄弟派的几位成员与格雷格、两位来自工程部的同事一起在俯瞰停车场的大阳台上吃午餐。他们在讨论一些世界上顶级足球运动员的低智商，引发了一场争论：你是宁愿聪明而贫穷，还是呆傻而富有？三个工程师都选择聪明而贫穷，而兄弟派的成员一致赞成呆傻而富有。格雷格对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界线如此清晰而感到震惊。他们全都是二十五六不到三十岁的年龄，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珍视的东西完全不同。

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总是准备着去执行伊丽莎白和桑尼下达的指令。他们急于取悦两人，2011年10月5日晚上，当史蒂夫·乔布斯逝世的消息传出时，这种取悦的迫切展露无遗。伊丽莎白和桑尼要向乔布斯致敬，想在山景大道的办公楼前面挂上苹果公司的旗帜，下半旗致哀。第二天早晨，杰夫·布利克曼自愿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是个红头发的高个子，在杜克大学打过棒球队的校队。由于找不到地方买合适的苹果公司旗帜，于是布利克曼去定制了一面乙烯基制作的旗帜。旗帜的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苹果公司著名的白色标志。他去的那家店需要一段时间来制作。布利克曼那天直到很晚才带着旗帜回来。同时，公司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伊丽莎白和桑尼无精打采地在公司里转来转去，费尽心力寻找苹果公司的旗帜。

格雷格知道伊丽莎白对乔布斯的迷恋。她说到他的时候，用的称呼是“史蒂夫”，好像他们是亲近的朋友一般。有一次，她曾跟他说，如果“史蒂夫”不相信“9·11”阴谋论，讲述该阴谋论的纪录片就不会出现在苹果商店。格雷格觉得这种想法很愚蠢。他非常确定乔布斯不会亲自过目苹果商店里销售或出租的所有影片。伊丽莎白似乎有一种过于夸张的想象，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人。

乔布斯死后一两个月，格雷格在工程师团队的一些同事发现，伊丽莎白正在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n） [3] 撰写的这位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的传记中借用其中所描述的行为和管理技巧。他们当时也都在阅读这本书，能准确地指出她所模仿的行为是哪一章节，所描写的是基于乔布斯的哪一段职业生涯。伊丽莎白甚至给了迷你实验室一个乔布斯式的代码名称：4s。这是用了苹果手机iphone 4s的名称，而这款手机恰巧是在乔布斯逝世的前一天发布的。

格雷格与希拉洛斯的蜜月期走到尽头，是在他妹妹向公司申请工作之后。2011年4月她与伊丽莎白和桑尼都做了面谈，次月收到加入产品管理团队工作的邀请，但她决定拒绝，留在原来的东家——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c）。第二天是个周六，格雷格留在办公室工作。伊丽莎白也在公司，但没有过来感谢他的付出，这让他觉得奇怪，因为她一般都会这样做，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格雷格不再被邀请参加她和肯特的头脑风暴会议。这让他明白，她把他妹妹的决定看成了私人事务，现在他得为此付出代价。

过了没多久，肯特自己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也遭遇寒潮。从任何方面来看，肯特都是迷你实验室的主设计师。作为一名热爱制造东西、卓有天赋的工程师，他也在业余时间涉足一个附带项目：一种能够既照亮车轮也照亮道路的自行车车灯，可以在晚上为骑行者改善能见度和安全性。他把这个主意放到kickstarter平台上，令他非常惊讶的是，竟然在四十五天内筹集了21万5千美元，这是这家众筹平台当年募集金额排名第七位的项目。原本不过是一个爱好，突然间像是可以成为一门养家糊口的生意。

肯特将他在kickstarter上的成功告诉了伊丽莎白，以为她不会介意。但他的判断完全错误：伊丽莎白和桑尼都极为愤怒。他们将这看成一桩重大利益冲突，要求他把自行车车灯专利转给希拉洛斯公司。他们提出，肯特加入公司时签署的书面文件赋予他们权利，任何他在受雇期间的知识产权都归属他们。肯特不同意。他是在自己的自由时间从事那小小的事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错误。他也无法理解一种新型的自行车灯怎么会对血液检测设备的制造商构成威胁。但伊丽莎白和桑尼不肯善罢甘休。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上，他们试图让他交出专利。他们逐渐加大压力，让希拉洛斯公司新任的高级法律顾问大卫·多伊尔（david doyle）参加其中部分会议。

在目睹这一对峙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格雷格开始相信，事情跟专利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为了惩罚肯特所谓的不忠诚。伊丽莎白期望她的员工将一切付出给希拉洛斯，尤其是像肯特这样她给予信任、赋予重任的人。肯特不仅没有付出自己的一切，还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的工程项目。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在周末来公司。在她看来，肯特背叛了她。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妥协：肯特将休假，去尝试一下他的自行车灯事业。到他不再沉迷于自己的小项目的时候，他们再讨论他是否回归，在什么条件下回归。

肯特的离开让伊丽莎白心情恶劣。现在她指望着格雷格和其他人来收拾烂摊子。从伊丽莎白和桑尼的行为中，格雷格也感觉到一种不断加剧的迫切。他们似乎在努力压着工程师团队满足某种最后期限的要求，但却没有告诉他们最后期限是什么。他们一定是向什么人许诺了什么，他想。

随着伊丽莎白对迷你实验室的开发进度越来越失去耐心，格雷格承受着她的沮丧带来的压力。当工程师团队聚在一起开每周定期的进度会议时，她从会议开始就盯着他，沉默无言，眼睛一眨不眨，直到他礼貌地打破沉默：“嗨，伊丽莎白，你今天还好吗？”他开始做详细的记录，写下每一次会议上讨论过的内容和他同意的内容，以便在后一个星期可以翻出来查阅，以此来保持情绪的稳定。

有好几次，伊丽莎白下楼来到工程师团队的工作间，在格雷格工作时待在那里不走。他彬彬有礼地感谢她，然后沉默无语地继续工作。那是某种奇怪的施压态势，他决定不让自己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