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1/2）

“你抽一张牌。”伯爵对三位芭蕾舞女演员里最小的一位说。

伯爵走进夏里亚宾酒吧，打算重启他每晚喝开胃酒的习惯。这时，他发现她们在吧台前站成一排，纤嫩的手指搭在吧台上，一副马上要摆出“弯曲 (38) ”的姿势。吧台边还有一个人，可他正耸着肩膀喝闷酒，根本无心搭理这些年轻的女士。看来伯爵该过去陪她们说说话。

他一眼就看出她们对莫斯科还不熟悉。她们一定是戈尔斯基 (39) 每年九月从各省为芭蕾舞团招来的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中的三位。她们个个都有着短小的躯干，颀长的四肢，一看就是编导最喜欢的古典风格，但她们的表情却远未达到优秀芭蕾舞演员冷淡清高的气质。从她们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跑到大都会来喝酒就看得出，她们还年轻幼稚得很。酒店毗邻芭蕾舞剧院，所以它很自然便成了年轻芭蕾舞演员们排练结束后休息娱乐的首选之地。但同样因为酒店很近，它也很自然地成为戈尔斯基和他手下的首席芭蕾舞演员们进行艺术探讨的地方。一旦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被啜着麝香葡萄酒的编导发现，她们很快就会被发落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40) 去跳双人芭蕾。

考虑到这点，伯爵也许该给她们提个醒。

然而，意志自由是从希腊人时代起便已为人们所公认的道德准则。尽管伯爵早已过了风流倜傥、招蜂引蝶的年纪，但仅仅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假设，便主动将身边这些美丽可爱的小姑娘都劝走，心地再淳朴的绅士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所以，伯爵便开始恭维几位年轻女士的美貌，问她们是怎么来的莫斯科，并对她们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坚持要替她们埋单。他和她们谈起了她们各自的家乡，然后，还主动提出为她们表演魔术。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奥德留斯很快给他们取来了一副扑克牌。牌上印有大都会酒店的标识。

“这个魔术我已经很多年没玩过了，”伯爵说，“所以你们担待着点。”

说完，他开始洗牌。三位跳芭蕾的小姑娘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但她们像希腊神话中的半神一样，用三种各不相同的方式在看：第一个用的是“纯真之眼”，第二个用的是“浪漫之眼”，而第三个用的则是“怀疑之眼”。伯爵挑中的是那个有着“纯真之眼”的小姑娘。他让她抽一张牌出来。

小姑娘正在犹豫抽哪张牌，这时，伯爵忽然感觉有人站到了他肩膀后。这本不是什么意外。在酒吧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人在变魔术，肯定会招来一两位好奇的旁观者。他往左边微微一转身，本打算朝站在身后的人眨眨眼，却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看热闹的人，而是一向镇定自若的阿尔卡季。但此刻，他似乎不太镇定。

“对不起，罗斯托夫伯爵。很抱歉打断您。能跟您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阿尔卡季。”

前台领班冲跳芭蕾的小姑娘们抱歉地笑了笑。他领着伯爵走开几步，这才把今晚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伯爵：六点半的时候，有位先生在敲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房门。而等我们尊敬的部长把门打开，敲门的那位立刻质问部长是谁，在房间里干什么。大惊之下，我们的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只得解释说，他是这套房间现在的房客，他就住在这套房间里。可那位先生根本不买他的账，他坚持要进屋。见部长不让，他便推开部长，拔脚便进了房门，然后开始逐屋检查，连……嗯……连浴室都不放过。而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夫人正在里面化晚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卡季被电话紧急叫到了现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十分激动。他挥舞着手杖，口口声声要“以大都会酒店的老顾客和老党员的身份”立刻把经理叫来。

而那位先生呢，此时却把双臂往胸前一抱，兀自坐在沙发上。听部长说要找经理来，他答道，正好他也想把经理叫来呢。至于部长所提到的党员身份，他的答复是，他入党的时候，塔拉科夫斯基都还没出生呢。这话听上去有些玄乎，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已经八十二了。

伯爵津津有味地把阿尔卡季说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本来，他绝对应该头一个表态，说“这个故事真是太棒了”。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国际化大酒店所应有的多姿多彩。作为酒店的客人，只要有机会他准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阿尔卡季偏偏要挑这个节骨眼把这件事告诉他。

“为什么？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住的是317号房间，而那位先生要找的人其实是你。”

“我？”

“恐怕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肯说。”

…………

“那他现在在哪儿？”

阿尔卡季朝大堂里指了指。

“在那排盆栽棕榈树后面，那里的地毯都快被他磨破了。”

“磨破了？”

伯爵把头从夏里亚宾酒吧里伸了出去，阿尔卡季也从他身后小心地斜着身子看。可不是嘛。在大堂的另一端，他们谈论的那位先生正在相隔十英尺的两盆植物之间来回快速地踱步。

伯爵笑了。

虽然体重增了几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的胡子还是那么参差不齐，步履也还是那么急躁不安。从他二十二岁开始，他就是这副德行。

“您到底是否认识他？”前台领班问道。

“那是我兄弟。”

伯爵与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初次相见是一九〇七年在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当时，他们绝对是两种决然不同的动物。伯爵在一幢有21个房间、14个用人的大庄园里长大，而米哈伊尔则和他母亲一道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幽默、聪颖、充满魅力的伯爵在首都的沙龙里无人不晓，而米哈伊尔则几乎默默无闻，因为他更喜欢待在自己屋里读书，而不是把整晚的时间都用来夸夸其谈。

所以，这两位年轻人之间原本不可能有友谊。然而，命运如果都按人们认为的样子去安排，那它也就不能被称为命运了。米哈伊尔是个直性子，一言不合便跟人动手，而且不管对手有多少同伙，或者有多大的块头。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恰恰见不惯别人以众欺寡，无论事出何因。因此，在他们第一学年开学的第四天，两人便一起挨了揍，但他们掸掉膝盖上的尘土，擦去嘴角的血迹，相互搀扶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在青春期的我们看来，年幼时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日子根本不值一提；而成年以后，我们也只会偶尔回忆起它们。但其实，我们一辈子都逃不开它们的束缚和支配。自打相识之后，每当米哈伊尔充满激情地谈到自己的理想，伯爵都会惊讶得目瞪口呆；而当伯爵向米哈伊尔描述起城市沙龙的情景时，他给米哈伊尔带来的震撼也不遑多让。不到一年，他们俩便合租了一套公寓，地点就在斯莱德涅斯街那家修鞋铺的楼上。

后来，伯爵常常庆幸他们当初决定住在修鞋铺的楼上，因为全俄国再也挑不出比米哈伊尔·门迪茨更毁鞋的人。在一间20英尺的斗室里，他便能轻易地来回踱上20多英里。如果是在歌剧院的包厢，那30英里不在话下；换作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则最少是50英里。简单来说，来回踱步才是米哈伊尔最自然的状态。

比如说，伯爵替他们俩弄到了去普拉托诺夫家喝酒的机会，或者去彼得罗相公主家参加舞会的邀请函，米哈伊尔总是拒绝前往。他的理由是他刚从书店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本由一个名叫弗拉门赫舍的人写的书。这书他得一口气读完，半分钟也不能等。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赫尔·弗拉门赫舍的著作才刚读完前五十页，米哈伊尔便已经跃身而起，开始踱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边走边把他对作者的观点、文风，乃至标点符号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一一阐述出来。等到凌晨两点，伯爵尽兴归来却发现，虽然米哈伊尔总共只读了五十页，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但他磨掉的鞋底却比去圣保罗大教堂朝圣的人磨掉的还要多。

所以，闯进别人的酒店套房和磨破酒店的地毯，这两件事和他这位老朋友的一贯风格倒也不冲突。可米什卡（米哈伊尔的昵称）最近不是刚刚接受了圣彼得堡的母校提供的教职吗？他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而且还闹了这么一出。伯爵很是惊讶。

见面拥抱过之后，两个人沿着楼梯朝阁楼走去。因为事先已打过招呼，所以当米什卡看到他朋友的新居时，他只是看在眼里，并没流露出太多惊讶。走到那只三条腿的写字台前时，他却停了下来，歪着头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眼。

“蒙田的随笔集？”

“是的。”伯爵肯定地答道。

“我想，这些文章并不适合你吧。”

“正好相反。我觉得程度正合适。你还是先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怎么突然到莫斯科来了？”

“萨沙，这次我名义上是来参加即将在六月召开的‘拉普’的成立大会的筹划工作，但更主要的……”

说到这儿，米什卡把手往背包里一伸，接着从里面掏出一瓶酒来。酒瓶的商标上方刻有两把交叉着的钥匙的浮雕花纹 (41) 。

“希望我来得不算太晚。”

伯爵拿起酒瓶，伸出拇指在标识上面摸了摸，然后微笑着把头晃了一晃。笑容里含着深深的感动。

“不，米什卡，你和往常一样，来得正是时候。”说完，他领着他的朋友从挂在衣橱里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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