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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奥地利，林茨市。

那一家五口下了火车之后，包厢内只剩他们两人。火车再度缓缓开动。尽管夜幕中看不见什么景色，只能看见火车旁不断退后的建筑物轮廓，海伦娜还是坐到了窗边。他就坐在对面，端详着她，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你们奥地利人是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看东西的能手，”他说，“我连一丝光线都看不到。”

她叹了口气：“我们是服从命令的能手。”她看了看表，快两点了。“下一站是萨尔茨堡，”她说，“离德国边境很近了。然后是……”

“慕尼黑、苏黎世、巴塞尔、巴黎。你讲过三次了。”他屈身向前，捏了捏她的手，“会没事的，你等着看好了。坐过来。”

她换了位置，并未放开他的手，然后将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他穿上军服看起来很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布洛海德会再开一份诊断书，时效只有一星期？”

“对，他说他明天下午会寄出去。”

“为什么时效这么短？”

“这样他才好掌控情况并控制我。我每次都得想一个好理由，让他延长你的病假。你明白吗？”

“我明白。”他说。她看见他绷紧下巴肌肉。

“别再提那个布洛海德了，”她说，“讲个故事给我听。”

她抚摸他的脸颊。他深深叹了口气：“你想听哪个故事？”

“你想讲哪个就讲哪个。”

他在鲁道夫二世医院里讲的那些故事，是她注意到他的原因。他讲的故事和其他士兵讲的截然不同。他的故事述说的是勇气、战友情谊和希望。有一次他值完勤，竟在熟睡的战友胸口发现一只臭鼬正准备撕裂战友的喉咙。他距离那只臭鼬将近十米，碉堡内的土墙黑黝黝的，可以说是漆黑一片。但他别无选择。他把枪抵上脸颊，不断射击，直到弹匣内子弹用尽。第二天他们把那只臭鼬煮了当晚餐。

他有好几则故事都与此类似。海伦娜无法记住所有的故事，但她记得自己开始聆听。他的故事充满生命力，而且有趣，尽管她觉得有些故事似乎不能信以为真。不过她愿意相信，因为他的故事是其他人的故事的解毒剂：其他人的故事不是关于无法挽回的宿命，就是关于毫无意义的死亡。

毫无灯光的火车摇摇晃晃，行驶在刚修好的铁轨上，穿行在黑夜之中。乌利亚讲述了那次他在无人地带射杀一个苏联狙击兵的故事。他冒险深入危险区域，给那个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举行基督教丧礼，还唱了赞美歌。

“那天晚上我唱得那么动听，”乌利亚说，“连对面的苏联士兵都鼓掌喝彩。”

“真的吗？”她笑说。

“比你在国家歌剧院听过的演唱都更美妙动听。”

“你骗人。”

乌利亚把她拉到身边，挨近她的耳畔柔声唱道：

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凝视火炬金黄耀眼，

驱策士兵瞄准得再高一些，让他们的生命为誓言战斗。

在摇曳闪烁的火光之间，看见我们挪威的昔日雄风，

看见挪威人民浴火重生，看见你的亲人处于和平与战争。

看见你的父亲为自由奋战，为逝去的生命而痛苦，

看见千万人奋起退敌，奉献一切为国土战斗。

看见男人时时刻刻镇守雪地，骄傲快活地劳动奋斗，

心中燃烧意志与力量，坚定站立在祖先的土地上。

看见古挪威人的名字浮现，活在英勇事迹的灿烂文字中，

他们死于数百年前但精神长存，从荒野到峡湾都被纪念，

但升起旗帜的男人，升起那伟大的红黄旗帜，

热血沸腾的统领，我们向你致敬：吉斯林 [21] ，你是士兵和国家的领袖。

乌利亚唱完后陷入沉默，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海伦娜知道他的思绪已飘到远方，便由得他去。她伸出一只手臂环抱他的胸膛。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听起来仿佛有人在后面追赶，要追捕他们。

她心中害怕。她并不那么害怕未知的前方，而是害怕这个她偎依着的陌生男人。如今他靠得这么近，过去她隔着一段距离观看和习惯的一切似乎全都消失了。

她聆听他的心跳，但火车驶过铁轨的声响太大，她只好信任他体内有一颗跳动的心。她对自己微笑，一波波喜悦的浪潮冲刷着她。多么美妙的疯狂行径啊！她对他一无所知，他很少提及自己的事，他对她说的只有那些故事。

他的军服有发霉的气味，她突然想到，这也许正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死亡或曾被埋葬过一阵子之后，军服上才有的气味。但这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她紧绷了这么久才发现自己已相当疲倦。

“睡吧。”他说，回应她的思绪。

“好。”她说。她周围的世界逐渐缩小，只依稀记得远处传来空袭警报。

“怎么了？”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感觉到乌利亚晃动她的身体。她跳了起来。走道上一名便服男子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她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被逮到了。

“请出示车票。”

“哦。”她惊呼一声，努力恢复镇定，却狂乱地在包中翻找，同时感觉到列车员正打量着她。最后，她终于找到那两张在维也纳买的黄色硬纸车票，递给列车员。列车员仔细查看车票，脚跟随着火车节奏晃动。查票的时间长得超过海伦娜的忍耐程度。

“你们要去巴黎？”列车员问，“两个人一起去？”

“没错。”乌利亚说。

列车员是个老先生，眼睛望着他们。

“我听得出你不是奥地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