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21世纪的世界经济（1/2）

今人普遍认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但对于“全球化”的意涵却几无共识。我们无意在此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深信，以更早期全球化时代为背景，检视现今跨地区往来日益密切的现象，不仅可以更深入理解何谓“全球化”，还至少可以厘清关于“全球化”的一些谬误。今日的世界是个立即满足、即刻通信、风潮短暂、流行歌手一夜成名的世界，是鼓吹形象即是一切的广告大行其道的世界，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学生，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学生，看到的、关心的，可能只有眼前短期的趋势和争议。我们之所以推出这本书，是因为我们认定，即使在后现代时期，世人除了会想了解这个更刺激、更繁忙而瞬息万变的世界，也会想了解支持社会、经济变迁但隐而不显、演变缓慢的重要结构，以及大时代环境中的循环变化。我们以过去五百年在全球各地发生的事件为焦点，搜罗探讨这些事件的文章，以更清楚了解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世界是如何演变成今日的风貌。

因此，我们从反向切入，我们要问：“全球化”不是什么？首先，全球化的过程，并非一直是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因素有时也扮演主导角色。正如先前所阐述的，在过去，传教士、战士、科学家以及其他不以取得物质为主要目的的人，往往加强了全球不同地区的交流，同样，今日的国际特赦组织、红十字会、红新月会 [50] ，似乎是前景看好的投资对象，结果外来投资却一直付诸阙如，这表明，不管是好或坏，本土的体制的确影响全球网络渗透的程度。

其次，诚如上述例子所表明，全球化的主要特色，既非过去所认为的，在于国家与公共领域不可阻挡的扩张，也非如今日所较流行的看法——在于国家的萎缩。事实上，诚如某教授语带嘲讽的说法，国家只在一个地方真正地在萎缩，即在某些政治科学家心里。如今，中央银行或许无法随心所欲设定利率，但它们能这么做的时期其实甚短，而且只出现于某些国家。即使是五十年前已列强国之林的国家，如今仍有许多更新且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在互联网和遗传学之类新领域施行知识产权。现有或即将诞生的侦察科技，使人类更有可能更大程度掌控社会、市场。民意调查使今日的领导人，比罗斯福、丘吉尔或斯大林，更能掌握民意动向，更懂得如何让人民相信新观念或新奋斗目标。（至于他们运用这些工具是否一样高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一两个世代前国力薄弱的一些国家（或不存在的国家）纳入思考，会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的影响人民生活的力量，增长幅度往往非常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其儿童大部分（虽非全部）已享有小学义务教育，甚至往往享有初中义务教育；全球各地仍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大部分已被迫定居生活，接受国界与土地私有的观念，且在某些例子里，因为筑水坝和政府在偏远地区进行的其他工程而被迫迁居他处。

此外，与世界经济更进一步的接轨，已同时强化又弱化了国家的力量，即使在晚近亦然。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些产油国家，在靠着石油收益而得以由上而下建立国家之前，往往没有办法向人民征税，进而无法在其他方面影响人民。1970年时仍然只能粗略掌握境内人口数目的沙特阿拉伯，只是其中几个例子之一，如今它已拥有世界上某些最先进的军事和警用技术。诸如迪拜和阿布达比等酋长国，也已利用石油岁入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石油酋长国提供服务而赚取的钱，来补贴少数公民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同时准许大量临时移民入境去干脏活儿，却只享有有限的权利。对于定居公民而言，这并非万全之策，发生在巴林的紧张冲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最莫名的吊诡之一就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臭名昭著且在美国身陷各式法律问题的黑水（bckwater）保安公司，其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ce）如今以阿布达比为基地又经营起一家新的安保公司，并已为当地政权抵抗包括恐怖主义到外来契约劳力暴动等任何动乱做好了准备。这些唯利是图者本身当然就是外来契约劳力，尽管属于一种精英类型：大多数人的军衔和档案都是来自哥伦比亚（通常是在那里参加过毒战的老兵），其他的则是南非人；训练官基本上都是美国和欧洲特种部队的退役军人。（计划的一部分似乎是避免雇用穆斯林，以防他们可能不愿向其他穆斯林开火。）

因此，加速的全球化中的外部联结，通常可以令国家更为强大、更无拘无束，以至于忽视国内的选民。但另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许多国家，为取得国际信用，而不得不接受“结构调整”政策，从而被迫拆掉其福利国家体制：在这些国家，往往可见到人民的效忠对象由国家转向种族——宗教运动组织（包括中东地区伊斯兰基要派组织的分支、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美洲的新教福音派），这些组织提供一部分基本医疗、教育、国家已不再提供的其他服务。在其他地方，例如哥伦比亚、萨尔瓦多，乃至美国部分都市地区，贩毒组织和街头帮派已担负起社会福利、保险的职责。但即使在这些例子里，国家仍得保护私人财产，维持公共秩序。事实上，由于福利国家的安全网严重失灵，已有人再度强调国家的宪兵角色，例如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些地区，国家似乎唯一能做得相对较好的就是暴力。更复杂的情况是，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很难区分哪些政府屈从于全球经济压力，还是借由这些压力获得了更多权力：人们怀疑（尽管很难证实）精英群体时常欢迎那些削减他们更贫困的同胞之利益并弱化曾经强大的同盟的机遇，却声称事实上是银行家们逼迫他们如此。总体而言，“全球化”对政权的影响相当复杂，且远非那么明朗。

再次，我们应该知道，“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众所周知，过去三十年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乃是东亚和东南亚；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这份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事实上，从1870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从文化上来看，没错，几乎每个地方都认得米老鼠，但跨国流行文化的增长有许多部分是地区性的，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的风靡，拉丁美洲国家与南欧国家间电视小说（telenove）的交流，印度电影在亚洲的普受欢迎。从咖喱到寿司到漫画等各种事物的流行，显示西方除了在文化上影响他人，也在文化上接受他人影响。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的飞速且彻底的文化融合，令究竟“西方”意味着什么，也成了问题。

从种种角度来看，推动当代“全球化”的动力，其存在似乎比我们有时所认知的还更早几十年、几百年。例如，我们在本书前文已指出，致瘾性食品贸易乃是近代世界经济里重要但普遍未获承认的一环，而这一贸易如今仍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商业活动之一。陆上的劫掠和互联网上的仿冒、大海上的劫掠，一如多种形式的奴隶制和强制性劳役，如今仍非常普遍。（以绝对数值来看，当今或许比19世纪的解放之前存在更多的奴隶，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奴隶”这个词。）但五百多年“全球化”的积累效应，无疑已使今日的世界迥异于1492年的世界。其中许多改变肇因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渗透。这两个世界间有哪些主要差异？

首先，今日世上的人口无疑比当时多了许多。地球人口在1800年左右才突破十亿大关。再过一百二十年，才增长至二十亿。然后，再过七十年，人口就超过六十亿！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几乎是一百年前的两倍，因而人存活于世的时间比过去长了许多。在每个阶段，世界贸易都是人口增长的推手：将玉米和马铃薯带给非洲、欧洲农民，将鸟粪和其他肥料带给更往后几代的农夫；在19世纪创造出辽阔的小麦、稻米输出地区，在20世纪散播绿色革命科技和新医学方法。

与此同时，人均消耗量急遽增加，每个人对环境的冲击变大。人类竭尽所能扩大个人所得、集体收得，从而主宰了全球的动植物，那种主宰程度绝非五百年前的明朝官员或西班牙探险家或达荷美酋长或阿兹特克战士所能想象。自最早的人科动物问世以来，人类所消耗的能源，约有一半消耗于1900年迄今。每年最终为生物所使用的太阳能中，大概有将近四成，最终为人类所占用。人类对地球的了解，细微到每平方米的程度，天上的卫星提供地面上精确的位置，深海潜水器探索大洋深处——但藏身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远地区或亚马孙河流域的叛乱分子，行踪至今几乎无法掌握。有人认为，现今地球上无一处能免于人类喧嚣的侵扰。

随着人类充斥于地球各地，自然万物与人类财产的分界正逐渐泯灭。人类将愈来愈多生物据为己有、驾驭、复制，在这同时，将动植物驯化或灭绝。人类破解基因组和制造合成物的举动，不只为了像过去一样增加自然的产物，享受自然的成果，还为了控制、取代自然。有些经基因改造过的种子，商品化程度高到天生就具有过时的特性，以至于农民若不向跨国性种子经销公司再购买种子，就无法收成，无法再使用。我们发现许多解决办法，例如为了有更高的蜂蜜产量而引进外来昆虫（非洲蜂），为清除水道而引进外来鱼种（蟾胡子鲇），为提供动物饲料而引进外来植物（野葛），结果它们本身尾大不掉，反而成为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变得愈来愈不是菜园或农田，而愈来愈是个庞大市场。人类所建构、发明而非本然固有的财产权，不断被发明出来，且不断扩大。财产权除了将既有的植物、牲畜、地表土地纳归己有，还变得更为无中生有。大型期货市场拿预期的产量来赌注；职业球队拿签下球员，使其不得改投其他球队的权利来买卖。企业拿污染配额来买卖，制造污染较少的企业将自己的美德善行卖给制造污染的别地企业，让后者取得污染许可权，得以继续污染它们设厂生产的所在地。年轻人购买虚拟的互联网身份和工具，供线上游戏使用。网址名称成为买卖标的。

简而言之，新型财产权的创造——通常是观念而非物质实体方面的产权——已经成为利益和冲突的新的重要源头。同时，正如我们已经从2007—2008年的大萧条中看到的，诸如合成抵押债务等新型金融工具，以及诸如对冲基金等未受监管的机制，在带来利润和繁荣的同时，也能造成毁灭。将各种各样的权利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可以鼓励对有价值资产的创造、谨慎监管、安全性提高，但也可能全然相反，将才华转移到对投机策略的钻研上，或是以投机导致的涨落取代储蓄、房产及其他资产的价值。

太平洋岛国瑙鲁是商品化走火入魔的最怪例子之一。瑙鲁起初一块块地出售领土，领土卖完后，转而卖它身为主权国家所具有的特权。最初，靠着贩卖磷酸盐开采特许权，在海外积聚可支付给其人民的资产，让人民过了几年较富裕的生活。也因为磷酸盐的开采，该岛大抵上消失，这些支付款变得愈来愈重要。如今，该岛九成土地是荒地，因而该国基本上成为纽约、伦敦、墨尔本所掌握的一组金融资产，公民权成为这些资产里的一部分。由于管理不良，这些资产缩水，该国朝着抽象化之路又迈了一步，即将该岛化为商品以弥补损失：它让外国人不必亲赴该岛就可设立“瑙鲁”银行，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等组织的）洗钱、避税中心。据称，它还曾向美国兜售在中国设立“大使馆”的权利，供美国情报机构以该使馆为掩护，从事各种情报活动。

因为那股愈来愈商品化的势头，某些人主张今日的世界经济乃是完全不受束缚的独特经济，不管那束缚是来自国家，还是文化上对贪取行为的限制，或是来自未受抑制的人性。但同样因为那股势头，另有人怀疑我们的经济是否注定要和这些束缚中的一个或多个起严重冲突。这些论点几乎是形形色色，不可胜数，但可约略归为三类。有些人关注不平等的问题，预言若任由当前经济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可能导致消费不足或政治反对势力升高或两者皆有的危机。还有些人关注文化问题，指出反对商品文化趋于同质，可能催生出反向运动。另有些人关注自然，指出不管是关键资源的供给有限还是大规模污染的可能发生，都会使地球变得远比今日更不适于人类活动。在此，我们不提出预测，而是简要检视这三大类论点，以了解当今的世界经济与我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世界经济，有多大的差异。

长期来看，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乃毋庸置疑。1750年，长江三角洲（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的人均所得，约略等于英格兰（欧洲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所得。有人估算，1800年时，最富裕诸国与最贫穷诸国的人均所得比率，仍只有三或四比一。但到了1900年，比率达到十二或十五比一；2002年时，超过五十比一。

当然，各国国内的财富分配也不平均。如果从个人角度切入，有人估算，1988年时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上居前5者的所得，是后5的五十七倍之多；数年之后的1993年，这比率遽升到一百一十四比一。即使在以拥有民主中产阶级文化而自豪的美国，21世纪开始时，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一人的资产净值，据估计比美国国内后一亿人的资产净值总和还要多。而沃尔玛百货的沃尔顿家族（waltons），富裕又超过比尔·盖茨。如此刺目的不平等导致了2011—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公开谴责人口中最上层的1的特权地位，也间接地将余下99都归并为（比较而言地）没有钱的人。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大型企业手中，这些企业不只主宰了世界经济里最有利可图的领域（例如石油业、能源业、航空业、电子业、汽车业），还将势力伸进银行业、保险业以外的服务业，打造出沃尔玛百货之类的庞大国际连锁店。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耐久品里，有三分之一由沃尔玛百货输入。一小撮公司掌控了报业、广播与电视媒体、出版、电信业。如此少数人如此紧密掌控如此多的产业，这在史上前所未有。

但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所预测的资本主义危机，却未以他所预想的形式发生。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1970年代的油元震撼，1980年代金融泡沫化和高速起飞的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都危及世界经济。但消费不足的情景并未出现：这有部分得归因于信用卡、自动提款机之类新金融工具的问世，有利于较有钱者增加消费和借款；还有部分得归因于穷人所采取的集体行动，使至少一部分穷人得以更容易获得世界的财富；更有一部分得归因于在最穷的那些国家国力江河日下的同时，庞大的消费性“中产阶级”如今已在一些穷人居多的社会（印度、中国、墨西哥、巴西等国）里成形；以及，最后，部分归因于北美人在钞票已经因房价遽增而缩水的情况下，直到近期仍在增加消费，即便他们的收入已经大幅停滞。他们间接地从东亚节俭者那儿借来了这些钱，特别是官方政策致使储蓄并非出于自愿的中国。美国公债中的外来剩余投资，尤其保证无需同等程度地减少政府支出就可以实现反复的税收削减。自从房产泡沫爆破，美国的个人贷款就开始下降，由此导致的需求缩减被政府债务的进一步增长所部分抵销。如果“赤字鹰派”（deficit hawks）在政府借贷遽减上最终获胜，会发生什么，目前尚不明朗，但很可能结局并不乐观。

如上所述，我们正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形势下完成本书的这一版。国际危机已经令发达世界中持续增长的不平等显而易见得多。大萧条带来了数百万被取消抵押权的房产持有者，上千被迫关停的工厂和商铺，以及急剧减少的公共服务设施，然而针对富有的个体和企业的税率在很多情况下都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进入这一时期五年之后，或许最显著的发展会是对现状不满的程度和多种多样的性质。改革方案千差万别，有人提出减少政府赤字（一般是通过减少服务和削减公务员薪酬）某种程度上会刺激投资和消费者需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an]称之为“依靠信心童话”），有人呼吁强化对新型税收的凯恩斯式刺激和金融交易的监管，也有人提倡旨在弱化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扩大，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改革，还有人表达了更为激进的财产权、劳力市场等方面的基本变革的诉求。相对而言，似乎很少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只是等待“体制”（不论如何去定义它）去修正自身。

与此同时，消费，以及对总体消费水平的调控，已经成为经济学讨论中更为核心的议题，在富裕国家尤其如此。过去三十年左右，政策分析家和政客们已经表达了越来越多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尝试规划“产业政策”以鼓励某些类型的生产的疑虑，尽管这一做法还在继续（例如，就像美国许多关于免税代码的条款所反映的）。举例而言，政府对非军事研究的支持，在许多富裕国家已经明显减少，然而对“自由贸易”（至少是在理论上）的信奉令人很难公开拥护鼓励选址某地开展某种生产的政策。（即便是在全球变暖时代似乎没有争议的清洁能源技术，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也只能得到极少的支持，而确实存在的那些项目通常补助的是对这些技术[例如太阳能电池板]而非其产品的购买。）那些高科技产业的相对后来者，例如韩国和中国，更倾向于让公共政策注重促进某些产业，而老牌工业化国家这么做也会从中获利：2009年对美国汽车业的解救以及关于英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再平衡”的对话，都是实时案例。不过大多数公共讨论仍旧是关于政府到底应不应该调控需求。

其间，私营部门——同样，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也越来越关注需求的调控，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通过增加需求（政府至少有时希望减少需求以抑制通货膨胀）。一个世界浸没在需要被再投资的利润中，促使大量高功率的机器生产出供远大于求的产品让人们去购买，这样的旧日梦魇如今已不像在上一个年代能够激起那么大的焦虑了。这部分是由于最近数十年，许多扩散最为迅猛的技术，例如电视、计算机、手机等等，制造的是词汇和形象，而非物件。它们可以借由广告来制造更多的热情消费者，并为人们创造全新的服务和体验以供消费。脸书（facebook），在本书第2版上市时才刚刚兴起，如今已拥有八亿世界各地的用户，以及超过八百亿美元的市值。换句话说，现代世界经济已表明，人类不只有能力制造愈来愈多商品，还能相反地，借由强调人所欠缺的东西制造出不满，进而制造出愈来愈难餍足的欲望。为满足日益高涨的消费欲，资本家、商人、政府官员发明出易于借款的方法。在某些例子里，这类借款方法让较不富裕的人得以从事最终缩小贫富差距的投资，例如1950、1960年代美国政府补助自用住宅贷款的政策，就发挥了这一作用，而助学贷款大概仍在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其他例子里，低利率的借款只扩大了负债和不公平。但近来的情况是信贷紧缩、就业前景晦暗、政府援助和雇佣急遽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