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 可可树与高压统治：西非农业中自由劳动力的进与退（1/1）

巧克力当然会进入高价位，

但许多消费者认为，

问心无愧值得付较高的价格。

如果不是被迫，你为什么要给别人干活？这个问题不是大多数人会多想的问题，但它在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他几百万人的头脑中就是一个百转千回的问题，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几百万从前的自耕农和工匠成为雇员，而几百万从前的奴隶则努力让自己自由且安全。尽管有许多微妙差异，但大多数回答都归结到一个或两个（或是这两个结合成的）基本思想上。可能为一个雇主工作会有意义，因为他拥有某种东西——也许是机器，尤其是良田，或者是出色的想法——使他支付给你的多过你为自己干活所赚得的。可能为自己干活根本就不是个选项，因为你缺乏土地使用权或其他你需要用来生产什么东西的资源；反过来，这种缺乏或许代表真正的资源不足（比如你是一个小农场主的一群孩子中的一个），又或许代表人为的资源不足（当掌权的政治精英设法垄断关键资源时）。

西非20世纪初期可可树种植的繁荣，极为突出地呈现了这些相关联的问题，该行业作为理论上保证要废除奴隶制，而实际上对该做什么游移不定的殖民政权的牌色被打出。这在从前的阿桑特（asante）王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真实，此地在1898年之后是英属加纳（ghana）的一部分，1908年左右开始成为可可树主产区。

1807年之后，跨大西洋贩奴贸易逐渐被压制，但是包括阿桑特在内的主要奴隶输出地并没有停止获取奴隶（大多从远离海岸的更弱小的王国获取）。作为输出奴隶的替代，他们动员劳工出口诸如棕榈油（用于制作肥皂和润滑油）、野生橡胶（在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园接管世界市场之前）、黄金以及后来的可可等产品。尽管用工安排在每种情况下都有显著不同——涉及人的被约束状况，要做多少无偿工作，他们如何被污名化，以及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多么容易被改变地位——但没有一种是纯粹的合议性用工安排。事实上，非洲内部的奴隶制因作为出口奴隶之渠道而发展的现象消失了，这是欧洲殖民统治在19世纪后期重要的合法化举措之一，而一些被吓坏的公司，比如吉百利（cadbury’s），誓言抵制一切由奴隶种植的可可。然而欧洲人一旦掌权，就完全不能肯定他们希望鼓励自己殖民地里的“自由劳工”，而在本土，他们把自由劳工作为文明的一个标志大声鼓吹。

此现象的部分原因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受人尊敬的欧洲思想家们争辩说，当白人能理解今天工作是为了明天有饭吃的时候，非洲人恐怕不理解，因此如果不强迫，他们就可能不工作。（按照一种理论，非洲人被植物一年一荣枯的气候惯坏了，因此没能发展出远见或自律。）在这种伪科学之外有某种真实的东西：在土地依旧丰饶的非洲大部，人们看来能够自给自足，因此大约没看到有为他人工作的必要。其他一些评论家虽然不怀疑非洲人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富于理性，但争辩说因为他们比现代西方人更看重社会团结的价值，而看低物质商品的价值，所以他们不会必然认为有偿劳动具备吸引力。

这些以及其他逻辑导致许多欧洲殖民地官员担心，对他们自己和欧洲商人来讲很重要的出口生产、道路维修以及各种其他活动会委顿，除非至少要容忍继续采用强制手段。其他人积极扩大高压统治，要么通过以恐怖手段强制实行给人们分配产品定额（最可怕的是在刚果，几百万人死去，另一些人则因为没能完成定额而被砍手），要么通过制造用现金缴付的新税种并关闭除了给欧洲人干活之外挣取现金的大多数方式（尤其是在南部非洲的矿区）。相比之下，西非的出口繁荣——在这里本地居民不仅采取主动，还能持续压制试图采用被推测为“科学的”方法建立种植园的欧洲人——没有用这些手段就实现了，而且看上去是一个相当正面的故事。数字肯定是毋庸置辩的：仅阿桑特卖出的可可就从1908年几乎为零上升到1919年的3万吨，再到1930年代中期的92万吨。（独立之后，这个数字会在1964—1965年间冲破312万。）到独立之时，几乎半数阿桑特人不是自称“可可农”就是自称“可可农兼庄稼汉”；女性在这两类人中的比例接近，此外还有23称自己是“只种庄稼的农夫”。相当大的财富被创造出来，包括那些在背后支持西非独立运动最终领导人的财富。

但这种繁荣是强制劳动的产物吗？或者说是市场需求这个诱因召唤一种西方式劳动力市场出现？答案是两者皆有，如它所证明的。土地确实充裕，但把土地清理出来供种植可可树是件艰苦工作：一英亩典型的林地有大约三百吨植被，在这些被清除之后，新树要过数年才成熟。对于这种工作，人们大多是能省则省，加上总是有更多土地要清理，因为（1）对可可的需求持续增长；（2）一旦旧森林被清除，土壤肥力迅速下降（土壤层其实很薄，而且在热带大部，营养物质来自大约一英尺厚的落叶覆盖层和其他腐殖质，一旦农夫通过清理土地干扰了这个循环，这些营养物质就丧失了）；（3）从1930年代开始，一种严重的植物病害肿枝综合病（swollen shoot syndro，今天也是个难题）侵袭许多可可树。至于树底下的土地，一个农夫经常能够获得土地的自由使用权，只要土地在他的酋长领土范围内，并且该农夫持续履行一个忠实子民的义务（这些义务或许包括一些无偿劳动，肯定包括仪式义务）；假如一个农夫需要清理位于另一个酋长管辖范围内的可可地，就像大多种植者最终要做的那样，他就要付租金，租金通常被折算为当树开始有产出之后的一个收成份额。换而言之，该产业的股本需要持续替换和扩大，而这么做的关键不在于有钱投资，却在于有劳动力可用。

那么，谁来干这活？即使奴隶制在1908年被宣告非法，也有奴隶自北方源源而至（有些情况下甚至持续到1940年代），但这股流向呈递减之势。更大量的不自由劳动力采用人身典押的形式：被移交给一个债权人，一直工作到债务清偿。这债务可能是一位酋长或一个殖民法庭课收罚金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婚礼或（不那么常见）因为消费品（尤其是衣服）而花掉的钱。少部分人典押自己，更多人是被他们的长辈亲属典押；债权人可以将他们再次抵押，如果他们选择被这样对待。20世纪前半叶，阿桑特被抵押人口的数量实际在增长；尽管增幅可能小于奴隶数量的降幅。的确，有大批人因为别无选择而为了自己从事艰苦的清理工作，但若无强制，劳动力的增长会缓慢得多。一群自由人在可可田里为领薪水而工作，这现象出现得非常慢。

被典押劳动力供不应求，部分因为种植可可为需要赚取现金的阿桑特男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或者，如果他们的需求大过他们能快速挣得的，他们可以用可可树作抵押来借款，而不用抵押他们亲属的劳动力。而且，当可可的价格足够高时，劳动力就能变成稀缺资源，一旦种植可可的利润达到使种植者支付薪水变得合理的水平时，就会吸引工人放弃自给农业并从其他区域吸引来工人。那些情况中，在压缩被强制劳动力方面，市场至少跟经常模棱两可、行动迟缓的殖民统治者做得不相上下。

价格浮动是常有的事。价格波动剧烈，部分是需求使然（比如“二战”期间价格跳水），而可可树一旦种下就会在多年里持续结果，因此很难调整供应。以最好的年份里典型收成下的5为标准的同一租金（政府规定折算为固定现金额，这被推断为比分享收成要公平些），在价格暴跌时所占比例攀升至60。独立之后固定价格的努力，总体上是违背农夫利益的：政府保持低价收购，并抽取与国际价格间的所有价差，以此支付其他项目。

即使在好年景，涨潮也只能托起部分船只。女人较少机会通过可可树赚钱（尽管如上文所言，许多女子确实种植可可树），因为她们被期待从事绝大多数粮食生产和其他必要但无报酬的工作。于是，抵押女人（与儿童）的现象在继续，甚且当抵押男人逐渐衰落之后，此现象还在增长，这恐怕不奇怪。出于类似原因，女人越来越多地成为被家庭祭出参与政府强制劳动（没有哪个殖民政权愿意放弃这种劳动）的人群；因此，比如道路维护——在一个高热多雨、草木生长迅速的地方，这是个持续难题——就日渐也成为女性事务。（酋长们一般都会得到至少用来供道路维修队吃饭的钱，然而那些钱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到达目标领款人那里就不得而知。）此外，由于自大草原向北并非适宜种植可可树的版图，因此那个区域需要用钱的男男女女除抵押之外的替代选项更少，于是受束缚的劳动力持续南流，经常伴随着一波自由劳动力的新潮。

不幸的是，20世纪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取得的有限社会进步，在过去四十年左右被破坏了。随着人口增长而土地最终变得稀缺，人们开始采用化肥和农药来提高亩产，但也增加了成本。无主土地变少意味着移民们不再有希望省下薪水买自己的地——这使在农场的计酬劳动与在城市碰碰运气相比吸引力降低。与此同时，尽管可可的需求在稳步增长，但其国际价格按实际价值计，自1950年代以来已经跌了大约60（自1970年代末的高峰期起算则跌了超过8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现新的供应者（大多数在东南亚），以及政府支持的价格委员会不再运作（这是应债权人的要求，作为贸易自由化和“结构调整”的一部分）。随着成本上升而价格下降，决定削减劳动力成本的农场主们成群结伙地返回到强制劳动。现在，强制劳动力大多是童工，有些是本地的，有些则又来自更内陆的较贫穷地区。如今，马里（ali）与布基纳法索（burka fa）是最大的，而科特迪瓦（te d’ivoire，当今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区）与尼日利亚（niria）是主要的终点，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口贩子和大群投机商人。标准手法是帮助移居者非法越境，然后收一笔钱，接着就要做工还钱。这种奴役恐怕更难挣脱，而且可能比变成人身抵押品甚至比一个世纪前的奴隶更具剥削性；那些旧式关系尽管苛刻，但还有一些有强制性的制约，而且农场主也知道，一个绝望到想逃跑的劳动者有很好的机会找到一个新岗位，而替换他则可能很贵。

然而，还有一线希望，跟一百年以前不一样：“公平交易”组织帮助农场主组建合作社，并付给他们大约两倍于国际价格的钱，只要他们符合一定的社会标准与环境标准——当然要包括不使用强制劳力。（由于整个合作社必须要保持清白，以被证明是“公平交易”，农场主就必须阻止他们的邻家农场堕落。）巧克力当然会进入高价位，但许多消费者认为，问心无愧值得付较高的价格。

现在这种用交易促成工作的体面，是否比一个多世纪前那些支持“开明”殖民主义的反奴隶制活动家更好呢？眼下做结论大概为时尚早——但如果我们能从一波三折的“废奴”史中吸取教训，可能我们不会重演那种波折。而且，不含罪行的巧克力听起来才是真正的款待。

（吴莉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