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2）

我从小就不喜欢故事的女主人公结婚嫁人。记得小时候看《小木屋》系列小说，在最后一集《新婚四年》中，劳拉嫁给了很有男人味的阿曼佐·威尔德，并生下了女儿小玫瑰。尽管书中写到他们遭遇了冰雹袭击、白喉爆发以及其他影响农事的种种不幸，但劳拉结婚并喜获女儿理应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而当时我看着这本书的封面，竭力让自己为她感到高兴时，却怎么也做不到。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幸福的结局，劳拉的一生至此仿佛就结束了。从许多方面来说，确实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的《小木屋》系列版本，前几本的封面都由加思·威廉姆斯（garth willias）作图，活泼好动的劳拉居于中心位置，她不是在山坡上嬉闹，就是光着脚丫骑在马上，要不就是在打雪仗。而在《新婚四年》封面上的那个劳拉，脚上穿着结实的鞋子，静静依偎在丈夫的身旁，画面中最生动的人物就是她怀中的宝宝。劳拉的故事到这里就要落幕了——一旦结婚，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绿山墙的安妮》中，安妮·雪莉也是同样的结局。少女时期的安妮会把好朋友黛安娜·巴尼灌醉，会在学习上和吉尔伯特·比雷斯暗暗较劲，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还是一去不复返。作者用三本书的篇幅描写了她的种种叛逆、一次次拒绝别人的求婚，但她最终还是嫁给了吉尔伯特。《小妇人》中可爱的乔·马奇，虽然没有如人所料嫁给她的好朋友加邻居劳里，但依然没逃脱结婚的老套结局，她最后和那位年长的教授巴尔一起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还有《简·爱》，这位冰雪聪明又多愁善感的姑娘，她耗尽青春，总算争到了点自由和独立，但生活给她的犒赏又是什么？还不是结婚嫁人。看看她嫁的那位，脾气暴躁，把结发妻子关进阁楼，用尽心机追求简·爱。等到简·爱终于投入他的怀抱时，他已是一个缺了一只手的瞎子。

这是一个理应浪漫的爱情故事，却让人备感苍凉。《小绅士》的续篇《乔的男孩》、《绿山墙的安妮》的续篇《壁炉山庄的安妮》，同样显得苍白无力。女主人公曾经的生活多姿多彩，她们的身边不乏调皮捣蛋的朋友、暗中搞鬼的姐妹，还有总喜欢使坏的表兄妹；她们受过伤，冒过险，生活中充满了希望和激情。曾经，生活的道路是那样的宽广。随着她们结婚生子，接下来的路却越走越窄。生活中渐渐只剩下了两件事——照料乏味的丈夫，抚养几个无趣的孩子；故事的主角也很快要被这些孩子替代。

当然，我的失望，也是因为这些故事的形式过于老套——大凡成长小说[1]都是如此，一旦主人公步入成年，故事便都毫不例外地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这都是一个无法逃遁的事实——对于女性而言，成年意味着结婚嫁人，意味着故事的结束。

婚姻在我看来如同一道隔墙。我所喜欢的那些女主人公在她们曾经的那个世界里自由奔跑，即便不能随意地偏离主道，至少也可以一路奔向前方，她们的身上总有说不完的故事。然而一旦结婚，她们就从此与原来的那个世界隔绝。常常就在她们完成学业，儿时的梦想即将展翅的当口，这些淘气而又可爱的女孩突然间就被生活的琐事包围，变得循规蹈矩，变得不那么美好了。

后来我又从书中得知，莎士比亚的喜剧多以结婚为结局，悲剧则以死亡为结局。莎翁赋予了结婚和死亡同样的叙事效果，恰好证实了我童年的直觉——两者都有让故事结束的作用。我母亲是一名教授莎学的老师，她总是不无伤感地对我说，莎翁笔下那些争强好胜、能说会道的女主人公，包括《无事生非》中的碧翠丝，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后便没有了台词。

那么，难道所有有趣的女主人公都要一长大就结婚吗？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而随着我慢慢长大，我逐渐发现女主人公最后没有结婚的故事也不在少数。《柏油孩子》中的吉丁·柴尔兹，她坚决无视传统的性别预期和种族思想，但这使她遭到了周围世界的排斥；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笔下的嘉莉妹妹以色牟利，最后却落得两手空空；《劝导》中的安妮·埃利奥特，27岁仍旧待字闺中，险些就要过上那种经济上无依无靠、情感上没有着落的漂泊生活，幸好温特沃思上校再次出现，她才不至于屈辱地当一辈子老处女。海斯特·白兰（《红字》的女主人公）、郝薇香小姐（《远大前程》中的角色），以及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笔下那个令人讨厌的莉莉·巴特（《欢乐之家》中的角色），也都有相似的经历。

这些都不是鼓舞人心的故事，但它们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终身未婚的女性，不管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还是生活不经意的安排，都注定要被贴上标签遭人唾弃，不然就是守着那件从未穿过的婚礼服，服用过量的镇静剂，惶惶不可终日。故事中的这些人物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正如婚姻是对人的束缚一样，没有婚姻也同样束缚着她们。

这似乎证实了波伏娃[2]关于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观点——我想我最后也将得出和她相同的结论——她认为女性可以分为四类：“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结不了婚而痛苦的”。

在我即将成年、准备离家上大学之时，我丝毫没有马上就结婚嫁人的想法，婚姻对我来说是绝无可能的事。当时大多数人都这么说，不出几年我就会被婚姻生活所湮没。可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选课啦，室友啦，啤酒派对啦，以及怎样在校园附近找个工作啦，结婚对我而言，是最遥远的事。

我18岁的时候还没有交过正式的男朋友，我那些闺蜜们也一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认识的同龄人中没有谁会正儿八经地约会谈恋爱。我们都是一起出去玩玩，喝喝啤酒，抽抽烟，吸个大麻什么的。做爱也是有的，但并非人人如此。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会严肃认真地恋爱。当然，我的情况也许是因为我这人不太合群，注定不会喜欢上什么人（这是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培养起来的想法），更别说结婚了。我也从没想过身边那些闺蜜们会很快结婚。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能享受到真正的独立自由，马上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那种过不了几年就会萌生的结婚愿望，那种迫不及待地要与人共筑爱巢、终生相守的想法，在我看来是荒谬至极的。

然而，在我认识的上一辈女性中，几乎人人都是如此：我母亲在缅因州的农村长大，她刚过18岁就有了正式的男朋友，等到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原先的高中同窗不是已经结婚，就是已经怀了孩子正在准备结婚。我母亲是60年代初的大学生，《女性的奥秘》（the fee ystie）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到学校开研讨会时，她曾是学生导游；21岁大学毕业后没几天，她就和父亲举行了婚礼，那时候她还没有拿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姨妈比我母亲小五岁，她在高中时就有过好几个男朋友，后来在大学认识了我姨父。姨妈23岁和姨父结婚，那也是在她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我母亲和姨妈并非特例，我朋友的母亲，我母亲的朋友，还有我的老师，她们大都在20岁刚出头时就已经认识了未来的丈夫。

古往今来，美国女性的成年生活肇始于婚姻——不管她们的生命中是否还有别的选择。从现有的资料来看，19世纪末以来，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一直保持在20至22岁之间。这已成了女性的固定生活模式。

过往的历史提醒着我，在不久的将来，即便啤酒派对和学期论文让我忙得焦头烂额，结婚的可能性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实中没有多少不结婚也能过得很好的例子。

大反转

我在进入大学读书的十七年后开始写这本书，这一年我35岁，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结婚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结束。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我走过走廊，或者说走进法官办公室准备结婚的时候，我已经过了十四年的独身生活，而我那位成年不久就结婚的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已经结婚十四年了。在这些年里，我结交过朋友，也和朋友闹翻过；我搬过家，换过工作，升过职，也被炒过鱿鱼；我独居过，也和人合住过；我遇见过形形色色的室友，有投缘的，也有不投缘的；我使用过各种避孕手段，也生过几次大病；我自己支付账单，也遭遇过入不敷出的窘境；我恋爱过，也失恋过，甚至曾经在五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男伴；我搬到新的街区，熟悉新的环境，担心害怕过，也开心自在过；我有过伤痛、恐惧，也有过欢笑、厌倦。我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复杂、但又复杂得很“合理”的人。我是一个身边没有男人陪伴的人，但我有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城市、我的事业——更有我自己。

我并不孤独。除我之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和我一样。

事实上，2009年，美国已婚女性的比例已降至50以下。[1]那么，从1890年至1980年一直维持在20至22岁之间的平均初婚年龄，[2]又有什么变化呢？今天，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约为27岁，而且在许多城市这个数字还要大很多。我半数的闺蜜到了35岁左右依然单身。

在我步入成年的那几年，美国女性已经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成人生活模式——她们不是用婚姻来开启自己的成人生活，而是先让自己过上几年独立的未婚生活，有许多人甚至终身不婚。这些独立的女性不再是异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苛责。社会的改变同样带来了婚姻的变革，而这场革命的受益者又将进一步改变这个国家：他们将重新计算女性的平均寿命，重新定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重新描绘为人妻母的生活内涵。简而言之，他们要改变的是美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命运。

单身女性的数量（包括无婚史的、丧夫的、离异的和分居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已婚女性。更令人吃惊的是，34岁以下无婚史的成年人数量占到了46，[3]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上升了12。30岁以下女性能够结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今只有20左右的美国女性在29岁之前结婚，[4]而在1960年，这个比例是将近60。美国人口资料局的一份报告，将当前美国未婚青年的比例高于已婚青年的现象称为“大反转”（a draatic reversal）。[5]

对于年轻女性来说，不结婚和结婚头一回都成了正常现象，尽管在人们的意识里还不是如此。

英国新闻记者汉娜·贝茨（hannah betts）在2013年写道：“如果有人问在我这一生中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会说，我童年时期受人贬损的‘老处女’，现如今转变成了‘独身主义者’的概念。‘独身主义者’就是41岁的我目前的状态。”[6]

今天的年轻女性不必像我当初那样，担心没有婚姻的未来生活将会怎样，因为我们周围有的是这样的例子。如今，没有按部就班地走入婚姻，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是造成他们精神焦虑或经济窘迫的一个因素；但也不至于因此遭到社会的排斥，甚至沦落到必须服用镇静剂的地步。

既然女性跨入成年不再由早早地结婚嫁人来界定，那么理应有一整套新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是否成熟。这是亟需认真讨论的问题。

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1997年，新闻记者凯蒂·罗菲（katie roiphe）写了一本书，谈及她那一代未婚女性的困惑。在这四年前，她曾发表《宿醉之晨：校园中的性、恐惧和女性主义》（the after:sex,fear and feis on cap）一书，长篇大论地批判当时对校园约会暴力（date rape）的激烈讨论。罗菲相信，究其根本，女大学生之“情欲自主”和独立是导致校园约会暴力发生的原因。然而，随着罗菲与她的支持者即将跨入30岁（其中许多人依然未婚），她们逐渐意识到独身生活的长远影响，反倒渴望起“19世纪那种简单而令人向往的婚姻模式”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