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望（1/2）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

家书

这本书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

第一章初稿于1990年代，借“伯父”“伯母”写了我的父母。2013年我父亲去世，改为“我父亲”“我母亲”，以《一切已归平静》发表在2014年《生活月刊》。

李小林老师看到此文，希望我继续这个题材，“肯定有内容写，即使稿子长也没关系”。李老师的热情，让我想起2009年去故乡黎里匆匆记下的那些片段。以后的几个月，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我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终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于《收获》（2015年第五期专栏“说吧，记忆”）。这次付梓，添加父亲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成为本书的第二部分。

父亲去世后，母亲不大愿意出门，去任何的地方，她都会想起我父亲，情绪很差。这段时期我常常问及往事，陪她翻看那些老相册（她不能再看父亲的近照），旧影纷繁，总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直至有一天，我请她以这些照片为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她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九十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摆在眼前的图文，记录了一个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也使得本书的前两章，出现了“未完成”状态，显露了更复杂的对照。我几次提议是否可整理成书，她一直犹豫说，是给自家孩子们看的，是个人的私事……这部分以“口述实录”整理的文字，是本书第三章。

开头写到父亲与“堂兄”关系、提篮桥细节，到了第二部分“黎里·维德·黎里”，就是另一种解释——他们并不是共同被捕的，“堂兄”也不瘐死于监房，而是在宪兵医院跳楼就义，关押父亲的地点，不在提篮桥，是北四川路宪兵监狱（大桥公寓）。1940—1950年代，父亲数度入狱转狱，在母亲回忆的1950年代初，竟然他也在这座著名监狱短暂工作，因此前篇我笔误“提篮桥”，仿佛就是“言说与记忆”的某一种梦魇。包括母亲登上火车，被大舅拉回去关在家里一个月，也只有进入到她老人家的叙事范围里，才有更生动的演绎……我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初，我去东北嫩江落户，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卡车的经历。但父亲的复信里，对这些我备感震惊的细节都不予回应，一直到了近期，看他1942年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才有所了悟——我当年强调的那些景象，在他是完全清楚的，完全懂得这些内容；也包括一直到了最近，我才看清了母亲在她的青年时代，曾也和我当年那样，早起晚归，终日劳作，做了那么多繁重的农活。

他们的时代，有他们的“阅读”与“写作”，意味深长的词语重合。比如“浙西”，他们先后见到来自这特殊地方的人员；先后在不同时空里被“打手心”；先后去赫德路居士林“觉园”流连；在1938年杭州“国军”军训，或1950年华东军政治大学期间“打绑腿”——那些遥远的黎明时刻，天刚蒙蒙亮，他们先后在催促声中匆忙起身……我则是要延续到更晚的1970年，一般是半夜一两点钟，哨音大作，起床起床！紧急集合！黑暗中，睡眼惺忪中，穿衣穿鞋，整队报数集合，跑向了雪原，寒夜上空不时闪动信号弹的蓝光——这都是苏联特务潜入边境所为吗，但我们始终扑空，后据说终于有人找到了一种（空投？）定时发射装置……在无数黎明前那些难忘黑幕里，我们在雪中迅跑，吐出白绸一样的热气……

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到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也重叠在杨德昌电影中的那位难忘的父亲身上，我一直记得在影片的“咝咝”声中，那个长期独坐不动的寂寞背影。

我曾借用小说对话，重现当年询问父亲的内容，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工，为什么不做上海码头工人，如能这样，我家现在就是工人阶级成分了……

1987年，父亲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那个时期，我一直在写小说，我总觉得这些字是他为我写的，他一直对我的写作和以后的编辑职业忧心忡忡。

本书范围止于1965年，是考虑之后景况，有太多的共同经验——书中某些细部，实也溢出了篇幅，总之，三种记忆和叙事、引文、解释不厌其烦，包括极为繁复的编排过程，让我懂得，即便再如何拓展蔓生，作为个人，总徘徊于独自的情感和视野里——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读到1950年代他们反复讨论家中开支的内容，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不卖掉那箱嫁妆？母亲睁大眼睛说：这怎么可以？根本不可能的，是想都不会想的事！

确实如此，时代过去了，这种激烈表达，已少人能懂，卖出金银细软，当年必须提供详尽户籍资料和单位证明……这些特殊细部背景，非常容易风化，非常容易被遗忘。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我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1965年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