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一章（1/2）

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洛根·蒙斯图尔特去了皮姆利科选区指定的投票站，为工党投了一票，接着便离开英国。等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新首相时，他已踏上法国领土。得知大选结果后，他更加坚信自己决定搬到圣萨比纳是最明智、最果断的行动。

洛根将特彭泰大道的公寓卖给了楼上的邻居，“印度老兵”辛格。他得了两万八千英镑——现金。其中大约五千英镑被用来翻新五棵柏树庄园。绝大部分工程集中在一楼——洛根决定将一楼作为自己的生活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想每天上下陡峭的楼梯，楼上部分能修整好他就满足了，把漏水的地方补上，换掉腐烂的木梁之类的。他在一楼弄了个相当宽敞的套间，有带大壁炉的起居室，有一间书房，有一个大的厨房兼餐厅，还有一间卧室以及卧室隔壁的卫生间。他从特彭泰大道搬来的家具轻轻松松就放了进来，他书房的两面墙下全是一排排的书架，摆着他的藏书和资料。更多的改造工作集中在谷仓旁的“帮工小屋”，洛根把它变成了有两间卧室的小房子，有些拥挤，但整齐又干净。他打算把这里租给夏天来度假的游客，以补充收入，他从辛格那里收到的现金的剩余部分，安全地存在皮莱韦克法国兴业银行的高息账户中。

洛根算了一下，每年花两千英镑，他就能在五棵柏树庄园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不管怎么样，都一定比他在特彭泰大道的日子好过。事实证明，七月和八月，他轻而易举地就将小屋租了出去，而租客们也是年复一年地来了又来。

他弄来只猫（母猫，为解决庄园的鼠患问题），给它取名“霍奇”。出于安全和相互陪伴的考虑，他又弄了条狗（公狗，四分之三比格犬血统，四分之一西班牙猎狗血统），给它取名“鲍泽”，原因不言自明。

他在“五棵柏树”轻易安顿下来，很快便成了圣萨比纳居民区的名人。小镇近在咫尺的距离意味着他可以轻松走到那里，他也确实经常走去，他坚信步行是老年人最佳的锻炼方式。每周三的赶集日，他会骑上自己的轻便摩托，在挂包里装满下一周的食物。

他不动声色地让大家都知道他正在写一部重要的小说（《八重奏》），他觉得这样能拦住随意上门的来访者，也免得别人老问他在做什么。他的表妹露西·桑塞姆每年五月底会来度两周假。她总是待在小屋里，通常他们俩一整天都不会见面，直到晚餐前要喝开胃酒时才会碰头：他们都认为这种状态很理想。

不管是不是半隐居，洛根还是很快认识了一帮法国朋友和邻居。他们热心助人，亲切随和，为提升洛根在法国乡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洛根在法国写的日记都非常随意，也没有日期，有时候似乎一连数月都没有任何记录。有关杜佩蒂特太太的事主要发生在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间。

我在壁炉里烧过的所有木柴中，樱桃树的木头是最难烧的。坚硬的樱桃木就像水泥一样，很难点着。接下来，在燃烧难度排行榜上的是雪松木、橡木和榆木。排名最末的是松木——烧起来非常容易，但会留下大量灰烬。所有这些木柴都不会爆出火花，只有金合欢树爆得最厉害。搬到这儿没多久，我就犯了个错误：用金合欢树的木柴生火。随着火焰的燃起，火苗开始发出如同贝鲁特市中心般嘈杂的声响，还夹杂着枪声一样的爆裂声，滚烫的小煤块仿佛曳光弹从壁炉里弹射出来。最终，我不得不用一桶水浇灭了整堆火，房间里飘满潮湿的灰烟。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读纳博科夫的《爱达或爱欲》：有些地方很精彩，但总的来说令人困惑——它肆无忌惮地表达了一个固执的念头，让善意的读者目瞪口呆、筋疲力尽。我不得不说，纳博科夫真是个“风格推崇者”——这是个颇有内涵的名词，但实际上，最好就把它当作“有个性”的同义词——纳博科夫矫揉造作的精明和让每一个字都富含深意的写法，无论多么古怪又洪亮，在这本书里都变得越来越像是紧张的神经抽搐，而不是自然的、有个性的声音。那些精心构思的华丽辞藻、为修辞而修辞的写法让人越来越厌倦，让人只想看到一个简单、优雅又轻松的句子。这就是关键的区别所在：在好的文体中，精确性必须永远胜过修辞性。肆意的精巧标志着作家已进入堕落的状态。你不可能每天都吃鱼子酱和鹅肝酱；有时候，味蕾所渴望的不过是一盘普通的小扁豆，哪怕他们都说这扁豆是皮莱韦克本地出产的。

诺伯特开车送我去洛特河畔新城区，弗朗辛在她摆满装饰品的公寓里，像往常一样冷冰冰但又不失礼节地接待我。我们喝了杯红酒，接着去卧室。哎呀，我只坚持几秒钟就射精了。她帮我在坐浴盆里洗干净——我一直很享受这种待遇——然后，我们在床上躺了半个钟头，看我能不能再硬起来。运气不好，离开前她给我飞快地口交了一次。五百法郎——每一分钱都花得值。

（诺伯特即诺伯特·科恩，圣萨比纳的救护车/出租车司机，洛根在当地结交的第一个朋友和伙伴。洛根住到圣萨比纳的头几年，在诺伯特的推荐下，他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找一次这位偷偷接客的四十岁家庭主妇兼妓女。）

傍晚的天空很奇怪——空中堆满云朵，皱巴巴地挤在一起，像灰色的亚麻床单，又像锦缎。接着，太阳开始沉落，阳光似乎冲过云层的褶皱，给灰色的云朵染上了刺眼的金色光芒。

生活在共和制体系里的简单满足。水管工来修好了小屋里坏掉的厕所。我们握手，互称“先生”，并祝彼此愉快。他把我介绍给他十二岁的儿子。再一次握手。那天结束时，他走进来说一切都搞定了。我们分享红酒，聊起天气，聊起今年的葡萄应该会有大丰收，还聊起周边数量迅速增加的狐狸。我跟他和他的儿子都握了手，祝他们晚安，“欢迎再 来”。

昨天露西走了——诺伯特开车送她去图卢兹坐飞机。她问明年她能不能带个朋友来，我说，当然可以。她胖嘟嘟的，脸色红润，看起来相当健康——健康到七十多岁了还能抽烟。她坚持要给我两百英镑。她那个朋友是女的，她向我保证。

有人在蒙屈克公立图书馆发现了一本陈旧的《世界主义者》，引得全村上下震惊。是的，就是那个住在“五棵柏树”的怪老头，竟然真是个作家。那些把我视作圣人的人开始传阅这本书。

今天晚上，天空在天黑前是锦葵一样的红色，一道只能被形容为开心果般的绿色光芒将它衬托得格外灿烂。我想，任何一个抽象派画家大概都会想重现这两种色彩的对比吧——只是它过了几秒便消失了。诞生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令人震撼”的抽象艺术效果，自古以来就由大自然在某处悄无声息地重复搬演着。我拿着红酒杯，走到外面树林间的庭院里。鲍泽一反常态地陪着我，但它总会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仿佛它只是想照看我，而并不愿打扰我的思绪。

房子周围的树荫浓密而凉爽，在最热的天气中从阳光下走进这里，也如同走进阴暗的地窖。我还记得波勒先生建议我砍掉一半的参天大树。谢天谢地，这里没有针叶树（我认为柏树不算针叶树）——针叶树总会让我想起火葬场，想起阴森的帕特尼维尔河谷和格洛丽亚的葬礼。

玛卓先生和玛卓太太的银婚纪念日（他们是小超市的店主）。我受邀参加在法兰西咖啡馆举行的“鸡尾酒宴会”——这应该算是某种荣誉，我猜——也许还有诺伯特的功劳（露西特·玛卓是他的姐姐）。当我们举杯祝福这对羞涩的夫妻时，我发现，他们这些在场的家人、亲戚和邻居就是我新的朋友圈子——我新的社交圈。当然，首先是诺伯特和克劳汀（他的妻子）；让—罗伯特（斯特凡尼利——帮洛根打理花园）；亨利和玛丽—泰瑞莎（格拉索莱尔——法兰西咖啡馆的店主）；卢西恩和皮埃特（格尔斯——农夫。靠洛根最近的邻居）。还有谁？我认为，再加上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当地的牙医兼圣萨比纳的镇长）和狄迪尔·洛桑萨克（医生）就齐了。我在这里感受到的纯真热情让我心怀感激，我不禁想，要是有个法国老人决定退休后搬去维尔特郡或约克郡或莫里郡，他会不会也受到这般热情的欢迎？也许吧。也许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总是比你看地图时想象的要更友善。我们喝了威士忌，吃了小小的奶酪饼干。每个人都祝了好几次酒。他们衷心祝愿我的新小说能大获成功，我多少年来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开心。这样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铭刻在心。我对我在英国的生活毫无怀念——我甚至无法想象我从尼日利亚回去后是怎么在那儿活下来的。拉里·德雷尔[1]是怎么叫它的？“布丁岛”。我没有任何再回布丁岛的想法。“谁愿如他那般，无欲亦无求？”这种情况出现时，最好心里清楚。

我要是法国总统，我就会：

（1）给咖啡馆老板减免税负，让他们把塑料椅子换成藤椅或木椅。

（2）在集市或游园会中，严禁在街道上用管乐器演奏英美摇滚乐。走在古老的法国小镇，听的却是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平庸的英文歌曲，没有比这显得与小镇更格格不入的情形了。

（3）限制每家每户的花园中只能种一棵针叶树。那些砍掉针叶树改种落叶树的，可以按每棵树一千法郎领取奖励。

“我的肠胃和我从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我自认为，到了这个年纪，我的健康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天冷的时候，我的腿会疼，时不时有棕色迷雾遮住我的视线。但我精力还不错，而且睡得很好，只是每年的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我的牙齿开始松动，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给我弄了套很舒服的假牙（免费），换掉了所有的上牙，除了两颗磨损严重的旧磨牙。下面的牙齿目前似乎还不错。我的头发好像不再掉了，我在犹豫要不要蓄胡子——这得取决于胡子有多白，我可不想变成圣诞老人。我每天吃两餐饭，早饭和午饭，晚上我喝红酒，吃炸薯片。我感觉身上的肌肉群在慢慢萎缩——我赤身裸体时，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松弛又下垂。我现在大概跟三十多岁时差不多瘦。我想过最终会是什么来结束我的生命。我总感觉上次撞车时，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只是还没表现出来。奇怪的视觉模糊可能预示了我生命终结的方式。不堪重负的大脑突然大出血什么的。很快。黑暗突然袭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跟卢西恩去森林里找蘑菇。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足以承受极热或极冷的东西。他五十六岁，可看起来比我更老，在矮灌木中到处翻找时，他不停地喘气、咳嗽。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可他说他的儿子对农活不感兴趣——儿子在阿让的一家修车店工作。卢西恩耸耸肩：年轻人啊……然后是常见的叹气，诸如此类。毫无疑问，年轻的卢西恩·格尔斯让他的父亲时不时心怀忧虑了。我算了一下，法国被占领时老卢西恩应该是多少岁（我见到任何一个法国老人时，都会这样做）。卢西恩一九二八年出生，所以“二战”时他应该才十来岁。我们采了好多牛肝菌和鸡油菌。今天晚上，我要打破惯例，做一份菌子煎蛋饼。

我在邮局给露西打电话（洛根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在自己家里装上电话），知道了她所乘航班的信息，并安排好接机事宜。她说：“彼得·斯卡比尔斯是不是你的朋友？”我坦诚地说，彼得爵士确实是我的老朋友，我很骄傲。“以后你再也骄傲不了了，”她说，“他上周死了。”

我感到突如其来的空虚，一种失落：像从一堵已经摇摇晃晃的墙上取出一块砖，你不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空洞会给其他砖块带来怎样的新重量和压力，不知道这种压力的重新分配是会让墙继续立着还是轰然倒塌。那一刻过去之后，不知为何，我觉得自己更脆弱、更不堪了。我感觉在失去彼得·斯卡比尔斯之后，我的生活、我的世界，突然之间变成了颤巍巍的豆腐渣大厦。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肺炎。他当时在福克兰群岛。”你可别告诉我，我说，他又在给一部新小说做研究。“你怎么猜到的？”露西难以置信又有点崇拜地说。做研究：写一部关于福岛战争[2]的小说，这很有彼得的风格，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本和彼得都离开了人世间，留下我孤身一人。露西说报纸上全是长篇大论的悼词和充满敬意的评价，我让她把报纸都寄来。“没人提到你。”她说。

鲍泽是条喜怒不形于色的狗，每天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只是每个星期，它都会主动来找我一次，如果我坐着，它就把下巴搁在我的膝盖上，如果我站着，它就用头轻轻顶我的小腿肚。我知道，这意味着它需要一点关爱了，于是我就挠挠它的耳朵，拍拍它的侧腹，跟它说说自古以来狗主人对狗说的那些傻话。“谁是最乖的宝贝呀？”“真是条好狗！”“谁是全世界最棒的狗呀？”这样过了几分钟后，它会像刚刚游过一条小溪般抖抖身体，悠闲地走开。

欧拉夫松一家连续第三年来这儿度假了，这次要在小屋住上一个月。他们来的时候，艳阳高照，我们坐在我房子后面的草坪上大栗树的树荫下，喝着冰凉的白葡萄酒。他们来到温暖的南方，难掩兴奋和喜悦，他们说，在他们出发的那天晚上，雷克雅未克的地上都结了霜。我告诉他们，我去过一次他们的家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之前从没提到，我说）。他们问我为什么去雷克雅未克，我便开始解释，而我之前保持沉默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跟他们说了芙蕾雅、居纳尔松和战争的事，说到芙蕾雅以为我死了时，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我不觉得悲伤，不觉得有那种胸闷气短、如置身地狱般的痛苦——但记忆激活了我大脑中的某个地方，触发了泪腺。他们都看着我，震惊了。我说这一切确实非常悲哀，我试着转换话题，说起附近新开的餐厅。可他们离开后，我又哭了，哭完我好多了——我感觉自己更柔弱了，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我走进屋，看着芙蕾雅和史黛拉的照片。芙蕾雅和史黛拉。那是我的幸运；那些年是我幸运的日子，我不能抱怨什么。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幸运过。在那些年月，我爱芙蕾雅，她也爱我，我沉浸在爱里。只是后来霉运又回来了。

这就是你一生最终的结局：将你经历的全部幸运和霉运加起来。一切都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算一算总数，看看它们各自是多少。你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能够将它分享出来，或是把这边的划到那边，一切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必须默默承受人类境遇的法则，蒙田是这样说的。

牧场边的大橡树旁有个溢满水的池塘，我花了半个钟头盯着那漫出来的水的形状，看得出了神。不知为何，一块大石头给塞在了出水口，水从石头上面流过，石头光滑得就像倒扣的碗或大车轮的轮毂。我把棍子蘸到水里，让水滴从棍子末端滴到平滑的流水水面上，迅速落下的水滴激起阵阵涟漪，又迅速消失，没有在光滑的平面上留下任何痕迹。

“冷杉树庄园”开始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整个圣萨比纳都在纷纷揣测。自最后一批租客离开后，那房子空置了十五年——只住了看房的管理员。“冷杉树庄园”是优雅的修道院风格建筑，离我家大约三千米，被一圈比人头还高的石墙遮挡着。我希望新主人不是英国人——绝大多数英国人似乎都聚集在凯尔西那边的蒙太古。圣萨比纳小镇的另一边有个雕塑家是英国人，叫卡莱尔，他用旧的农具和农机做雕刻，但他比我更离群索居。在集市或药店碰到时，我们总是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

今天大雾，雾散得很慢，公园里的树仿佛幽灵，影影绰绰的——简直不像真的——包裹一切的大雾隐去细小的树枝和树杈，只留下粗大的树干给人看见。如同孩子眼中的大树。

我的脑子里一整天都在不停地放一首歌。一首“二战”前的老歌。它的调子让人很难忘记。

人生苦短，

什么，什么，

我们都在变老，

所以无须匆忙奔跑，什么，什么，

跳舞吧孩子，

能跳的时候就跳吧。

跳舞吧孩子。我会跳的。

今天下午，天空仿佛凝固了，显得又松又软，当暮色慢慢变成亮蓝色又雾蒙蒙的一片时，它又散开了。

“冷杉树”的新主人是杜佩蒂特女士——从巴黎来的，不是别的地方。未婚？离婚了？她好像是单身，没有孩子，很有钱。房子重新装修期间，以前的管理员被打发走了，从阿让新来了一对夫妇。

五月。今年第一次感觉到夏天的来临。草坪上到处是报春花。厚厚的云层慵懒地飘过山谷。这是我最喜欢的月份，乡下一派清新景象，树上新长出的绿叶美得不像真的。大群蜜蜂飞到“五棵柏树”的屋顶，在楼上的房间里成千上万地死去。我一铲一铲地把它们清理干净，但还是把窗户都开着。蜜蜂在分蜂期似乎变得非常愚蠢，它们无视敞开的窗户，只徒劳地撞向关着的窗户玻璃，直到筋疲力尽，掉到地上死去。等蜂巢修好，传粉开始后，它们似乎又恢复理智，冷静下来。

今天相当炎热，像是八月份——用他们这里的话来形容，就是热死狗的天气。但五月毕竟不是三伏天，一切都在用尽全力地生长。等到了八月，草木就要发生变化，夜晚会开始变长，哪怕变化非常缓慢。炎热的天气会让人虚弱、压抑，太阳将会显得恶狠狠的、破坏力强。

而现在，就连鲍泽都要找块有阳光的地方睡觉。它躺在那儿，四肢摊开，一条腿抽动着，大概是在梦中追逐小羊或蝴蝶吧。霍奇轻轻地走过来，用好奇又有点鄙夷的眼神看着它。

我走去圣萨比纳的路上时，一辆钢青色的奔驰大车在我旁边停下。开车的是个女人，说可以顺路捎我去镇上。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可在她告诉我她的名字之前，我就知道她是“冷杉树庄园”的杜佩蒂特女士。她满头花白的金发，皮肤非常白皙，甚至接近北欧人的肤色。她总是双唇紧闭，表情矜持，像是下定了决心要消灭自己天性中任何感性和轻佻的因素。她如果不是这样，应该是个楚楚动人的女人。她精心打扮，全身华服，头发挽成松松的发髻，手指和手腕上不动声色地戴着很多珠宝。她是从巴黎来视察工程进展的，她希望能在八月前入住——等她安顿好之后，我一定得来小酌一杯。我很高兴，我说。她打算只在夏天来住——也许复活节还会来一趟。她是做古董生意的，她告诉我，她在波拿巴特街上有家小店。是的，她当然知道“利平兄弟”。我跟她解释了我跟那家公司的渊源。等我在邮局旁边下车时，我们已对彼此相当了解。在法兰西咖啡馆，亨利和玛丽—泰瑞莎对我进行了彻底的盘问。大家对优雅的杜佩蒂特女士都很好奇。但还没人摸清她的底细。

今年，露西好像老了许多，也疲倦了许多。她的朋友莫莉私下向我倾吐她的担忧。她在春天狠狠摔了一跤，当场昏迷了几分钟。那次摔跤似乎神秘地削弱了她的能量——让她彻底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天，她来到我的书房，在书架上找书看。她看到装满我资料和手稿的硬纸箱，问我它们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死了以后呀。总不能把它们全扔了吧。这里面一定有非常有趣的资料。”

“对我来说很有趣，这是肯定的。”

“要不我给你找个热情又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帮你分类整理好，怎么样？”

“不用了，谢谢。我可不想陌生人看到我的私人资料。”

不过她这话点醒了我：我决定整理我的房子。

重读以前的日记让我既意外又震惊。我找不到昔日那个学生和今天的我之间的联系。我曾是个多么孤僻、多么惆怅、多么困惑的人。那不是我，是吗？

先验性道德判断（“毫无理由地制造痛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行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概念。只有一些哲学家会表示异议。

连着三天眼前都有棕色迷雾，情况严重，我去看了洛桑萨克医生。他长相英俊，轮廓分明，才三十五岁，头发却早早花白。他给我做了全面检查：血压、直肠指检、抽血和尿样检查。我跟他说了车祸的事，他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送我去波尔多做脑部扫描。我告诉他，我出不起那个钱。不，不，他说，是免费的——科恩先生会开车送你到那儿，再接你回来。你一分钱都不用出。这很有诱惑力，但我还是拒绝了：不管可能查出什么问题，我反正奇怪地不愿让自己的大脑接受扫描。我害怕他们会发现别的问题。

在“冷杉树庄园”小酌。这里真美——十八世纪的建筑，墙上是一层灰扑扑的黄色粗灰泥，陡峭的折面[3]屋顶上铺着鱼鳞状瓦片。两边的小厢房向前延伸，包围了砾石路面的前庭与喷泉。房子后面，有一处带围栏的阳台，阳台俯瞰着新栽了花的花坛，再过几年，这里就将繁花盛开。房子里面还显得有些空荡，但杜佩蒂特女士四处摆放的装饰物倒是跟这建筑的年代风格很相称。一切都很精妙，只是在我眼里，它少了点灵魂，更像个博物馆：古老光滑的镶木地板上铺着欧比松[4]地毯，两把角度精确的扶手椅，一尘不染的桌子和橱柜。挂的画显得平常无奇：标准的肖像画，类似华托[5]风格的游园画，以及过分美化、过分理想化的风景画。你不能批评这样的品位，但你会发现这座房子缺少生气。要是我，我就会在壁炉架上放一尊大大的裸体雕像，弄张玻璃或铬合金的咖啡桌，在上面堆满书籍和杂志——要有对比，有不协调，才能吸引眼球，要有一些能表明有人在这里生活的东西。

在自己的地盘上，杜佩蒂特女士似乎放松多了，也因此显得漂亮多了。她把头发放下来，穿着亚麻阔腿裤和白色衬衫。她的胸部很丰满。我们以为我祝酒的名义，喝了金汤力，她抽了支香烟，小心翼翼的模样说明这对她来说是种罕见而出格的行为。她向前俯身摁熄烟头时，衬衫的领子分开了一下，我看见她波涛汹涌的胸脯，乳沟被带花边的内衣包裹着。我感觉到那种从脊柱底部发散而来的熟悉的虚弱感，我心里非常庆幸。要是再年轻二十岁，我可能会希望我们的友邻之谊更进一步。

她非常友善——也许太过友善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问我能不能直接叫我洛根，还让我叫她加布丽尔。我们将会在圣萨比纳这儿成为伙伴，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要是有任何需要，只管喊她的家丁。一切都是那么轻松惬意，我们坐在她屋后的阳台上，看着阳光投射下的影子不断拉长，雨燕在我们头顶盘旋俯冲，我们聊起巴黎。她是在那儿出生的，她说，“二战”之后。“冷杉树庄园”是古老的家族资产，她从弟弟手中把它买了下来。我有种感觉，不管杜佩蒂特先生是谁，他应该已经过世很长时间了。

弗朗辛宣布，她不想让任何人再到她家去了——邻居们都对进出她家的男人议论纷纷。不过，她很高兴跟我在旅店碰头，并向我推荐了小镇郊区的一家旅店，她显然跟那里的经理有协议。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笔钱我是出不起的，所以这个消息似乎意味着我性生活的终结。我会怀念弗朗辛以及她对我毫不好奇的态度。而我，相较之下，却总是对她非常好奇，不知道这样一个中年家庭主妇是怎么走上兼职妓女之路的。我问过她，她避而不谈。

小超市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皱着眉头，握着手，表情阴沉地嘀咕着。狄迪尔·玛卓问我看到“冷杉树庄园”墙壁上的东西没有。没有，我说，写了什么？你最好自己去看看，狄迪尔建议——我什么也没说。我骑着我的轻便摩托车绕了个路，从那边经过。在门柱右边的墙壁上，镶了块石板，石板上刻的字（是法语）写着：“纪念贝努瓦·弗德尔（1916—1971），又名‘拉乌尔’，‘勒纳尔’抵抗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从德军手中解放了圣萨比纳。”原来如此，这下，一些事情就更清楚了：这是家族资产；她的父亲是抵抗军斗士，说不定还是当地的英雄。那为什么圣萨比纳没人知道这样的关系，狄迪尔·玛卓又为什么那样皱着眉头、语焉不详？

“如黄铜大钟一般美妙。”这是我父亲以前用来形容完美冻肉的话。不知为何，它突然在我脑海中冒出来。我很多年没想起过他了，而当我真的想起他，想起他宽厚而哀伤的微笑时，我感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加布丽尔来喝酒。我必须承认，我怀念女人的陪伴。我们之间什么也不会发生，但闻着她的香水味，看着她往后靠在扶手椅上，跷起二郎腿，又向前俯身，拿火柴点燃自己的香烟，感受她的十指压在我手背上的重量，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强烈的性愉悦。我斗胆将她在我家的出现与一种压抑而温柔的爱欲联系在一起，但我绝对不会逾矩。我带她到处参观，她注意到我书房墙壁上毕加索的小素描。我跟她讲述了它的来历。我想，她在得知我见过毕加索之后是相当震惊的。她看着成堆的书籍和一箱箱的资料，问我现在在写什么，于是我跟她说了一点关于《八重奏》的事。

接着，我说我看到了她家墙壁上的石板，她给我解释了它的重要意义。她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加入抵抗军，可她是在他死后才得知此事的。她母亲跟她说过几件可以说的事：比如他的代号，他曾在洛特率领过一支名为“勒纳尔”的队伍，以及在诺曼底登陆日当天，他接到解放圣萨比纳的命令，并在当地重要的道路和桥梁沿线建起强有力的据点。根据她所了解的抵抗运动的历史，她还知道，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围拢并逮捕纳粹的同情者及合谋者。“二战”后，他买下“冷杉树庄园”，没过多久，由于生意的需要，他便出国了，全家人也搬到巴黎，她在巴黎出生，大约六年后，她弟弟出生。“我母亲很有可能就是在‘冷杉树庄园’怀上我的，”她笑着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我们竟然还有这处房产，全家人决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租出去。”接着，她暗示自己的婚姻后来出现了问题，问题“解决”之后，她决定，她需要给人生做出一些大变动。她想，为纪念父亲，重修这幢房子并赞颂他为圣萨比纳所做的一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从来没说起过战争吗？我问。从来没有，她说。就连她母亲也知之甚少——母亲是在一九四六年和父亲认识的，一年后，他们就去了巴黎。你一定要明白，她说，对她父亲那一代人而言，尽管迫切地渴望解放，但他们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为了打败德国人，你经常不得不与法国人作战；战争结束后，又得面对公义和复仇的问题。他见证了那么多，也许还被迫做了很多事，带着那样的记忆生活下去并不容易。不如保持缄 默。

晚上狂风暴雨。早上走到外面，发现地上湿透了，到处是积水，空气很清新，像是刚刚被冲洗过，换上了新的。

米约海滩。沙丘旅店。突然想去海边的念头让我来到大西洋边密米占以南的这个地方。这家小旅店的后面就是沙丘，前面是潮汐形成的海水池，米约湖。二楼有六个房间，楼下是伊维特餐厅，到了夏天，他们会把推拉门打开，将桌子摆在长方形木台又密又荫凉的藤蔓下。

米约海滩是个度假小镇，离人口稠密的中心大城市足够远，基本保持着未经破坏、朴实无华的状态。在潮汐池这边，是古老的捕鱼区，有很多渔民亮闪闪的小木屋，木屋周边是两条街道，街上有商店和酒吧，统领整个小镇的是高高耸立的红白条纹的灯塔。你从小镇屋檐遮蔽下的街道出发，爬上沙丘，便可以看到法国西海岸巨大的沙滩。到处还残留着希特勒在大西洋壁垒计划中布置的水泥地堡和枪炮台，有些坍塌了，顺着被侵蚀的沙丘渐渐滑入大海。海滩活动主要集中在冲浪的地方和几个售卖饮料、三明治的沙滩小屋。

我跟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说起我还想再去一次海边的冲动时，他向我推荐了米约海滩——前提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还让我去找伊维特·佩勒格里斯，也就是旅店的老板娘，就说我是他的朋友。其实这也并没有让她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我认为。伊维特身材丰满，表情严肃，满头蓬乱的红褐色头发，她很清楚自己的餐厅是这片海滩最好的。所以，她用高昂的价格吓退了小孩和短途游客，她的客人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上了年纪的，要么两者皆是。今年我出租小屋的收入不错，我觉得自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在这里先预订了一周，已经又延长了一周。我睡得很好，很晚才去阳台吃早餐。吃完，我会去镇上闲逛，买份报纸。午餐时，我通常会爬上沙丘去海边，在某个小屋喝杯啤酒，吃份三明治。伊维特餐厅的晚餐时间是八点整：菜品总是生蚝、烤鱼、奶油水果馅饼和一瓶红酒。红酒倒是可以更好一点，我问伊维特我能不能自己买酒。没问题，她说，只要我不介意多花钱。

此时，我坐在沙滩小屋木台遮阳伞的荫凉下，一手拿着啤酒，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听着海浪涌来、拍在沙滩上的哗哗声响。只要我还有钱、有力气，我就要每年来一趟——过几天这样的日子对灵魂是有益的。

我刚刚想到个极好的办法，解决《八重奏》中时空跳跃的问题。午餐时间就要到了，我正打开一瓶红酒时，加布丽尔打来电话[6]。她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问我能不能立刻去她那儿一趟。于是，我跳上我的轻便摩托，去了“冷杉树庄园”。加布丽尔站在大门边的路上，抽着烟。我们见面没有相互亲吻脸颊，她只是一言不发地用手指了指围墙。

那块石板被人粗暴地破坏了，像是用尖嘴镐狠狠砸过，砸出五六个大洞，总之，彻底毁掉了。加布丽尔红着眼睛，流下愤怒的泪水。她拼命压抑着怒火，浑身颤抖着说：“什么人会做这种事啊，洛根？”她是用英语说的这句话，仿佛是不想让这悲哀的小小愤慨玷污了她的法语。向宪兵队报告了吗？当然。他们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是小孩子吧，故意搞破坏的——他们看到什么新东西，就想把它毁掉。说完，她开始哭——真是让我心烦意乱——我伸出双臂搂着她，陪她走回屋里。我留下来吃午餐，她慢慢冷静下来，并计划换上新的石板——也许用金属板会更好。我赞同这个想法。

黑暗的夜里冒出个黑暗的念头：我们都以为死亡来临时是突然的，可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这样。所以，我们生命的终结就将是我们最后的幸运或霉运——是对两种类别的最后一次加量。大自然总会提供某种形式的慰藉，这是在想象自己将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时，我突然明白过来的。死亡的过程越是漫长、痛苦、缺少尊严，我们就越渴望死去——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让生命终结，我们急切地期盼被湮没。可这算是慰藉吗？当你相对健康幸福时，你想活得越久越好，你害怕死亡，也拒绝死亡。期盼生命终结难道更好？……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牙齿掉了，腿脚跛了，眼前时不时还出现棕色迷雾，但除此之外，我仍有期待——我请求宇宙再给我最后一点好运。请让我走得突然些。就一下把灯全关了吧。

今天，我突然想起迪克·霍奇，我记得他给过我一个社交方面的建议，以防我发现自己在晚宴上不知道该怎么聊天。简单得不可思议，迪克说。要开始聊天，迪克说，说谎就行了。比如说，对你右手边的女人说：“我被失眠给折磨惨了，你的睡眠怎么样？”或是坦白你妻子的前夫威胁说要杀了你。或是你上周被人抢劫了。这招儿总是有用，他说。说你认识最近那场空难中的一个人，或是你听说某个王室成员要改信伊斯兰教了。绝大多数晚宴上的对话都太无聊了，你这么说绝对能吸引来忠实的听众。从不失手，他说。

我发现，加布丽尔给父亲树的纪念石板被破坏一事，并未引起圣萨比纳居民的同情。这就有意思了。诺伯特只是耸耸肩——年轻人哪。狄迪尔和露西特说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只有让—罗伯特说，也许是有人对她父亲怀恨在心。让—罗伯特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到圣萨比纳的，所以他对战争期间的事一无所知。不过，通过抑扬顿挫的语气和不甚明显的鬼脸，他暗示圣萨比纳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秘密。他听到不少流言：“有些人，那些老人……”他言尽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