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

1月1日，星期四

用一夸脱威士忌（“苏格兰家族”）和两罐嘉士伯特酿啤酒迎接新年的到来。我觉得，自从大学毕业后我还没这么醉过。今天我心情很差，我老朽的身体努力应对着我给它灌进去的毒素。面对接下来的一年，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依然是顽固的冷漠。就在不久前，我家里还有四个用人，我觉得那真是非比寻常又不可思议。西莫昂给我寄了张圣诞贺卡，祝我身体健康，快乐幸福，并希望我能写出很多好书。快乐幸福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也许我应该专注于保持目前的健康状况，这样我才可能写完我心中的那本书。

我还要给《旁观者》写篇关于保罗·克利的文章。（想想我以前还有一幅保罗·克利的画呢。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不知为何，《旁观者》的稿费降到了少得可怜的十英镑。

我最怀念非洲的一点就是跟夸库博士在灌木丛生的艾吉瑞高尔夫球场打球。我怀念高尔夫，怀念我们在俱乐部门廊里喝着啤酒看夕阳。我到底喜欢高尔夫的哪一点呢？它打起来不是太累，这是个优点。我认为，它作为一种运动最妙的地方在于，无论水平多差，你都有可能打出足以匹敌世界最棒高尔夫球手的球。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艾吉瑞四杆洞的第八洞打了个很潦草的七杆，拿着六号球杆在三杆洞排队，等着打短九杆。我全身燥热，大汗淋漓，没精打采。我挥杆，击球，球飞了出去，在棕色的地面上弹了一下，掉入洞中，一杆进洞。这是完美的一击——哪怕是世界高尔夫球冠军，也不可能打得更好了。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球类运动，能让业余爱好者也有表现完美的机会。我开心了一整年，就是这个球，每当回想起来，我都很开心。现在还让我开心。

2月15日，星期日

格洛丽亚打来一个奇怪又可怜的电话，问她能不能来跟我住几天。我说，当然可以。接着又照例提醒她：我这里可不舒服，没有电视机，就是又脏又破的街区里一间阴暗的地下室公寓之类。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在二月份来伦敦？她用颇不吉利的语气说，她来看医生。

据我所知，格洛丽亚有个兄弟住在多伦多，还有个侄子住在斯卡伯勒。她只有这些亲人了。好吧，老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忘了说，上周五醒来时，我感觉嘴巴里有异物，我把它吐到枕头上——是颗牙齿。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不愉快的起床经历之一。可是，我去看牙医时，医生却说没事。其他牙齿看起来都还不错，他说，他还评价我的牙冠和牙托都做得非常好。一定花了一大笔钱吧，他感叹道。谢谢你了，纽约优秀的美国牙医。我开始毫无来由地担心掉牙齿——其实，也不是毫无来由，而是很有理由。不过，我猜，活的时间长了，这种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谁呢？）告诉过我，沃和t s 艾略特的牙齿被拔光后，面对着全副假牙，他们都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这是作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吗？失去咀嚼能力时，我们不如彻底放弃算了？

2月27日，星期五

昨天，格洛丽亚来了，我让她睡在我的房间；不过，我不得不说，我这把年纪睡在沙发上还是挺难受的。她的模样很糟糕：形容枯槁，面黄肌瘦，脸都凹陷了，手抖个不停。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是大病。她的头发又枯又少，皮肤上满是斑点，松弛得像只远古时代的蜥蜴。她觉得可能是肝脏的问题（“要不然我怎么会是这种颜色？”），但她也抱怨脊柱和屁股都很痛。她喘不上气。

无论如何，我们很高兴能见到彼此，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作为礼物，我们俩喝掉了一大半。我煮了意大利面，配上罐头里的酱汁。她几乎什么都没吃，只想喝酒、抽烟、聊天。我跟她说了我上次跟彼得见面的经过，我们哈哈大笑，笑得咳嗽起来。她卖掉了拉夫西纳的房子，正在把钱转过来。“我没卖到什么钱，”她说，“把税一交，欠的债一还——不剩几个钱了。”我问她打算住在哪儿，她说：“我其实打算跟你住，洛根，亲爱的。至少等到医生给我看完，我们知道诊断结果了再说。”我要带她去鲁帕斯街我看病的诊所。

今天，我七十岁了。

3月9日，星期二

格洛丽亚从医院回来。不知为何，她不让我去医院，不让我去看她，也不让我去接她。我听到她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动静，连忙跑出门去扶她进屋。她去购物了，买了香槟、鹅肝酱和李子蛋糕。她不肯告诉我在医院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肯告诉我她的医生说了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打开香槟，吃着抹了鹅肝酱的吐司，她告诉我她得了肺癌，而且没法手术了。“肺上都是洞了，我怀疑，”她说，“但他们说不清为什么我的背会这么痛——至少目前还不知道原因。”她问我，可不可以继续和我一起住：她不想在癌症病房或临终安养院里了结余生。我说，当然可以，但我也提醒她，我很穷，我能带给她多少慰藉都将取决于这一现状。她说她在银行里还有八百英镑，我可以把这笔钱当成自己的钱用。“我们用这笔钱，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地过吧，洛根。”她粲然一笑，仿佛我们是在谋划深夜狂欢的学生。我想，即便是八百英镑也撑不了多久，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眼神。她对着壁炉台上的那幅双人肖像画点了点头。“也许是时候把毕加索留下的东西变现了。”她说。

3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给在巴黎的本打了电话，问他怎么样。“病入膏肓了，不过还活着。”他说。我欢迎他加入我们的行列。接着，我跟他说了毕加索的素描，他连画都没看过，当时就给我出价三千英镑。

我把画从画框里取出来，一分为二，把画了我的那半边剪下来。我的这半边只写了我的名字“洛根”；其他的题词和最关键的签名都在格洛丽亚的那半边，上面用法语写着“给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格洛丽亚。友谊长存，毕加索”，还有日期。我们各自所占的部分不比明信片大，没有了签名，我的那半边当然一文不值，但仍是个纪念。我很高兴，可怜的格洛丽亚还能从多年前戛纳的那顿午餐中获益。

3月19日，星期五

天气冷得像冬天。低矮的蓝灰色云层，强劲的东风从北海带来了一阵又一阵雨夹雪。格洛丽亚在我的卧室得到了妥善安置——留声机、杜松子酒、书和杂志。我们像流亡贵族一样吃饭喝酒。每天都会有私人护士来帮格洛丽亚洗澡换衣（来自毕加索的馈赠），健康随访员也时不时上门检查她的状况，给她补充药物。格洛丽亚没有接受放射治疗或其他任何“大胆”的新药疗法。她假装很开心，毫不在意，她说只要她没觉得疼，她才无所谓呢。“我不会成为一个无聊的人，亲爱的，”她说，“我绝不会让你帮我倒马桶或是帮我擦屁股之类的。只要我们还请得起护士，你就当我是个借住在你家的脾气不好的老朋友吧。”于是，我照例过着自己的日子，去图书馆，继续写作，傍晚早早回来。格洛丽亚白天自己待着还挺开心的，多少也能照顾下自己；只是，到了晚上，她喜欢有人陪伴，我便坐在她旁边，给她读报纸上的小文章，一起听音乐，喝酒。通常不到十点，我就喝得醉醺醺的，格洛丽亚开始点着头打瞌睡。我把她手里的玻璃杯拿走，整理好毯子和床单，踮着脚走出房间。

我在沙发上睡得很不好，我想象癌细胞就在隔壁房间里成倍繁殖，努力不去回想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早上，我很早醒来，立刻刮胡子洗脸，好把洗手间空出来。我祈祷护士能在她醒来之前到——这样，我就不会听到她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现状时那声惊恐的“洛根！”。在她戴上无所谓的假面具之前，恐惧总是在清晨第一个击垮她。

护士来了以后，我就会出去采购一天的食物——通常我会去哈罗德美食广场，找些格洛丽亚喜欢的外国糖果（“今天吃金橘怎么样？糖板栗？”）。我在一家外卖酒馆有账户，他们给我们送来所有的酒。一箱杜松子酒好像能撑一周。我要是在家，我们午餐前就开始喝红酒，夜幕降临时喝烈酒，喝到腿都发软。我问她想不想让我和彼得联系，她立马说“不要”，我便作罢了。

我不回首过往；我不展望未来。我对格洛丽亚的身后事没有任何计划——我们都在等着那天的到来——实际上，我完全不知道处理那种情况应该有哪些程序。毫无疑问，我会知道的。在那之前，此时此地的事就够我操心的了。

4月4日，星期日

格洛丽亚进入全身衰竭、骨立形销的阶段，五官都不像是她自己的了：眼睛大得眼眶都装不下来，牙齿也大得像要从嘴里凸出来，巨大的鼻子和耳朵都像是别人的。她嘴唇总是湿漉漉、亮晶晶的，一点胃口都没有。她勉强能吃半个水煮蛋或一块软心巧克力，把鸡尾酒当止疼药喝个不停，所以她的世界安静又模糊，她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两分钟。她非常努力了——我察觉得到，她不想感到自己在游离。现在，我上午都会给她念报纸，她拼命地集中着精神：“为什么泰德·希斯要这样占着茅坑不拉屎？‘朋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们接手过来的财富还剩大概一千二百英镑——够用一个月左右，我算了算——无论如何，我们的酒水账单大大减少，我也多少恢复了清醒。

鲁帕斯街诊所的医生定期来查访，每次来的都是不同的医生——诊所里应该有几十个医生——我问他们她还有多长时间。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明年，医生说，他举出了不少惊人的例子，那些早该去世的人以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坚持了几个月。感谢上帝我们还有麻醉剂，我说。护士负责护理格洛丽亚的各项身体机能——我也不知道护士是怎么弄的。

我坐下来，念书给她听，眼睛不时瞟向她太阳穴上微微跳动的暴出的青筋，下意识用自己的呼吸为那微弱的节奏计时。格洛丽亚时日无多了。

4月6日，星期二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格洛丽亚去世了。两分钟前，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已经死了。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跟半个小时前的姿势一模一样，她的头向后仰着，鼻孔张大，嘴唇微微分开，露出了牙齿。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可就在半个钟头前，我握着她的手时，她似乎还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此时，她膝盖微微曲起，仿佛为呼出最后一口气耗尽了虚弱身体的全部力气。我把手伸到被子下，握住她的两只脚踝，把它们朝我的方向拉。她的两条腿被拉直了，它们柔软得就跟她活着时一样。为什么我这么关心格洛丽亚？我问我自己。因为我喜欢她。因为我们曾经是情人，分享过彼此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她是我的朋友。还因为，我为格洛丽亚做的这些事，我高兴地把它们视作应尽的职责，我觉得——一厢情愿地觉得——以后也会有别人来为我做这些事。这种想法很荒谬，很虚幻，我知道。你不能跟生活做这样的交易，没有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

4月10日，星期六

四月里寒冷的一天，帕特尼维尔火葬场应该是全国最阴郁、最压抑的地方之一。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奇怪小教堂巧妙地兼用作火葬场，周围是一大片破败而凌乱的墓地。小教堂四周有高耸的紫杉，紫杉像戴着帽子的巨人僧侣，给已然阴森的场景又增添了更多阴森。

彼得来了，还有数量惊人的陌生人——都是格洛丽亚以前的同事，与她关系复杂的亲戚等。彼得问我她是在哪儿去世的。在我的公寓，我说。你的公寓？往日各种怀疑和敌对情绪让他气得涨红了脸。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你真的很好心，老兄，他说。

回到他住的酒店后，他变得滔滔不绝，不停地问我问题，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前妻会死在他老朋友的地下室公寓里。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格洛丽亚。当然了，我说，她是个多么好的朋友啊——那么风趣，那么直率，粗野得叫人喜欢。

“你看，我觉得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她。”他用困惑的语气说。

“你跟她结过婚呢，天哪。”

“是。但我觉得那更像是精虫上脑的结果。从没碰到过像格洛丽亚那样，知道吧，让我兴奋的人。”

我们叫了三明治送到房间来，继续抱着威士忌酒瓶猛喝。我注意到服务生叫他“波特曼先生”。斯卡比尔斯怎么了？我问。

“我不应该来这儿——我的会计师要是知道我来了伦敦，会心脏病发作的。”

“啊，是税务的原因吧。你能回来太好了。格洛丽亚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会非常感动。真的。”

“这些税，真是他妈的魔鬼。我现在在考虑搬去爱尔兰。显然，你要是个作家，在那儿就不用交收入税。可那里又有爱尔兰共和军的危险。”

“我觉得你不会成为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彼得。”

“你开什么玩笑。像我这种身份的人都会有危险。”

“爱尔兰的房子很漂亮。”我说。但不值得住到那里去。

“你为什么不去？”他说，“你怎么能忍受这里的税收？一年只有两个月是为自己工作，十个月是为税务部门工作。”

“我的生活很简单，彼得。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