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

洛根·蒙斯图尔特接下来几个月都在伦敦，试着远距离解决纽约的麻烦。他给朋友写信：哈尔玛按照他的指示，把他的公寓收拾干净，卖掉了他的家具，将他所有的财物装进箱子，运到伦敦。他还关闭了银行账户、付清了账单等。据洛根了解，法庭并未签发对他的逮捕令，后续也没有关于该丑闻的流言蜚语或提审他的可能。哈尔玛说，在他离开后的那个星期一，两位先生到画廊来找他，得知他已去了欧洲。他在巴黎跟本·利平见面，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本——跟往常一样——表示理解，让他不用担心，并迅速开始寻找接替他管理纽约画廊的人。洛根将他私人收藏的画作卖给了“利平兄弟”，拿到了首笔现金。他给娜奥米·米歇尔写信，说他突然被召回伦敦，并收到一封礼貌表达遗憾的回信。洛根并不伤心，显然，她也不伤心。一切似乎多少得到了控制。可洛根没有放松，也没有完全自由，他总是害怕有朝一日美国法律会把长长的手臂伸过大西洋，把他再拽回去。于是，在一九六五年春天，他申请了尼日利亚艾吉瑞大学英语文学系讲师的职位。他在伦敦参加面试，当然也获得了这份工作。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疯了，可他说，他的生活需要改变。除了本·利平、杰瑞·舒伯特和施密特一家，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仓促坐飞机离开纽约的真正原因。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他前往尼日利亚。非洲日记从一九六九年开始。

7月20日，星期日

大卫·加斯科因[1]曾告诉我，写日记的唯一意义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到个人日常活动的细节上，忘掉整个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反正，新闻会报道那些的，他说，我们并不想知道“希特勒入侵波兰”——我们更好奇你早餐吃了什么。当然，除非是希特勒入侵波兰时，你正好在那里，而且你的早餐因此被打断。这话有道理，我猜，但我之所以觉得今天有必要再次拾起这本日记，主要还是因为我刚刚走到外面我的非洲花园里，抬头望到了月亮。抬头望着月亮时，我不由惊叹，就在此时此刻，有两个年轻的美国人正在那上面漫步。这个理由哪怕是加斯科因也会赞同吧。

今晚夜空清澈，月光皎洁。熟悉的月亮挂在天上，周围有一圈朦胧的光晕，像柔和夜幕中的白色圆盘。我走到外面花园里，远离房子灯光投射下的光圈，朝车道尽头上坡处的一丛木麻黄树走去。风吹过林间，巨大的枝叶在窃窃私语。我跺了跺脚，突然想到遭遇毒蛇或毒蝎的危险。我抬起头，不由惊叹。

我一直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全球节目的新闻，收音机跟往常一样，因为信号干扰而有沙沙声响，我这辈子第一次希望我能有台电视机。也许我应该去隔壁的夸库[2]家。但最终，我还是选择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抬头仰望，想着那两个正在月球上的人——很奇怪——让人头晕目眩。我感到悲哀，并有种奇怪的谦卑。悲哀是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如果还有什么例子能证明生命向前急速飞奔的进程，那一定就是这个了。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离人类第一架用木头和帆布自制的飞行器飞上天空才过去四年。而现在，我站在这个非洲花园里，抬头看着我们的月亮，想象在那上面朝下望会是什么感觉，这时离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已过去了六十七年。谦卑是因为我想到我们这些可怜的生物竟能完成如此壮举。这种想法很无聊，我知道——但它是千真万确的。不管怎么说，它们也许能证明加斯科因说的写日记的准则。重大历史事件确实会在口口相传中失掉某些内容。今天晚上，我的晚餐是一份奶酪煎蛋卷和一瓶啤酒。

我回到屋子里，锁上门，坐在主屋我的桌子前，写下这篇日记。透过窗户的纱网，我看见萨姆森（洛根家的守夜人）站在车库门口抽烟的烟头火光。万物寂静，世界安好。下周末就要回伦敦了，是两年半来第一次回家。我猜，所有法律上的担心现在都可以安然放下了。萝拉·施密特事件应该过去了，结束了。我肯定安全了。

7月25日，星期五

特彭泰大道。在我离开期间，路的尽头新开了一家汽修店，店前空地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年轻的修理工在破破烂烂的汽车里到处捣鼓。为了屏蔽噪声，我只能一直关着屋前的窗户，哪怕今年的夏天热得让人烦躁难忍。我楼上搬来一户锡克教的家庭——都是颇有魅力又乐于助人的人——只是，他们有三个小孩，孩子们似乎什么都不干，光在我头顶的房间里跑来跑去。我无比渴望我非洲的大房子，还有它阴凉的阳台和十二亩的花园。

我要把特彭泰大道的公寓重新刷漆，给贴胶的地板砖铺上地毯。除了壁炉上方那幅毕加索的画，整套公寓仍保持着光秃秃的实用主义风格。不过，除了城市噪声和骚动的侵害，我在这里确实有了回家的感觉。在我放荡不羁的人生中，买下这套简陋的小小公寓是不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晚上，我坐在扶手椅里看书、听音乐。在我休假的这几周，我还要去拜访我仅剩的数位老友——本、罗德里克、诺埃尔和华莱士——处理一些没处理完的零碎事情。目前，我的经济状况尚可——我把在艾吉瑞大学拿到的薪水大部分都攒了起来——但我还是突然意识到，我的资产在不断缩减。华莱士安排我跟一家名叫“政体”（名字挺倒霉的，不过够简洁）的时事/经济新周刊的编辑见面。他们需要找人写关于比亚法拉战争[3]的文章。

8月4日，星期一

华莱士告诉我，他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他就要满六十五岁了。天哪。代理机构还会继续打着他的名号——他也会作为咨询顾问，与其保持松散的联系——但实际的管理者将会是一个叫希拉·阿德拉尔的年轻女人。我见过她：她三十五岁上下，有点做作，总是忙忙碌碌、雷厉风行。握手时会用不必要的力度，我认为。她瘦骨嶙峋，脸庞像个骷髅。华莱士竭尽全力地吹捧我——“很久很久的老朋友了”“那一代最伟大的人之一”之类——可很明显，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也很难将我视作公司的人才。午餐时，我将自己对这一切的怀疑讲给华莱士听，他扭扭捏捏，颇为尴尬，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是对的。“什么都变了，洛根，”他说，“现在他们只对销售量和预付款感兴趣。”这么说来，什么都没变啊，我说，一直都是销售量和预付款啊。哦，华莱士说，但以前，出版社会假装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华莱士为我在《政体》杂志争取到不错的条件：两百五十英镑的预付费用，两千字的文章，稿费五十英镑，依字数多少再相应调整。

编辑是个大胡子，曾经是大学教师，苏格兰人，长得有点像d h 劳伦斯，他叫纳皮尔·福赛斯。一开始，我觉得他有点自以为是，缺乏幽默感，不过当我告诉他他让我想起劳伦斯，并提到我跟劳伦斯见过几次面后，他变得热情起来。劳伦斯的胡须更偏姜黄色，我说，而且他喝起酒来完全难以自控。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得到了这份工作。说实话，福赛斯不敢相信他能找到一个真的跟劳伦斯见过面的人。我还锦上添花地告诉他，我谁都见过——乔伊斯、威尔斯、贝内特、伍尔夫、赫胥黎、海明威、沃。一个个名字从我嘴里蹦出，我看到福赛斯的眼睛越瞪越大，我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就像博物馆里的展品，坐在《政体》的办公室里，就会有人指着我说：“看见那边那个老头了吗？他认识……”福赛斯对杂志寄予厚望：有好的资助，有好的作家，还有一个需要冷静且理智地加以解释的动荡的世界。我为他的激情鼓掌——这是全世界所有新杂志的新编辑都会有的激情。只要他给我的支票不会被退回就好。

8月21日，星期四

拉夫西纳。西泽尔[4]和恩佐都不在了，大家才发现格洛丽亚的持家能力是多么有限。花园里杂草丛生，狗在家里到处乱跑。一切看起来都破破烂烂，布满抓痕和牙印。格洛丽亚突然变老了，她面色苍白，满脸皱纹，支气管炎引发的咳嗽毁掉了她的身体，声声咳喘仿佛从脚底传上来。我错误地走进厨房，立马走了出来。厨房每一个角落都是厚厚的油污和尘土；遍地都是装狗粮的搪瓷罐子。

不过，坐在阳台凉爽的树荫下，玩着双陆棋，喝着金巴利酒，任由外面托斯卡纳的骄阳炙烤大地，总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抚慰。格洛丽亚的两位女性朋友也住在这里——依我说，她们应该来自来兹波斯岛[5]，是非常有趣的同伴。玛格特·特兰米尔（五十岁）和萨米（？）·彼得里—琼斯（六十岁）。她们在翁布里亚有幢房子，生活舒适，我猜，她们应该有笔数额巨大的彼得里—琼斯信托基金。她们抽烟喝酒的派头，我自愧不如。萨米自称看过《女孩工厂》。（“很失望，和我期待的全然不同。”）

一天晚上，她们去睡觉后，格洛丽亚对我说：也许我应该搞同性恋，你觉得呢？我惊讶得眼镜都掉了。你？我说，这种事不像买顶新帽子，是你想要就能要的，你得有这方面的倾向。可我很希望等我老态龙钟时，能有个高大健壮的年轻姑娘来照顾我，她说。我也希望，我表示赞同，并认为她——格洛丽亚——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可能搞同性恋的人。我警觉地看到她眼中闪烁的泪光。我不就是跟一头猪猡还有一个老掉牙的贵族结过婚吗？她说。哎呀，你看看我，我说，我开始列举自己的不幸。谁他妈管你啊，她说，你会很好的，你一直都挺好的。我是在担心自己。

9月14日，星期日

艾吉瑞大学。本学期进展顺利。完成了对“英国小说”的第三次演讲——讲的是简·奥斯汀（之前讲了笛福和斯特恩）。很高兴回到非洲，很高兴回到自己的家，丹富迪奥路三号。校园占地很广，被精心布局，营造出壮观的景致。进入大门是两旁栽满棕榈树的宽阔林荫大道，它通向高大钟楼周围的建筑群。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学校的行政中心、食堂、初级教员休息室，还有剧场。建筑为现代实用主义风格——白墙加红砖屋顶。林荫主道旁，排列着四幢宿舍——三幢男生宿舍，一幢女生宿舍——还有数条林荫小路从主轴线上发散开来，通往各系的教学楼——人文系、法律系、教育系、科学系——还有高级教师的房子。学校里有带酒吧和餐厅的俱乐部会所，还有三个网球场和一座游泳池。校园外围是初级教员（叫“雇员”）居住的小镇。这是个精心打造、管理有序，还有那么一点点矫揉造作的世界。你如果想体验更有异国情调、更真实、更有尼日利亚风格的东西，就得开车去三千米之外的艾吉瑞，或冒险走“死亡陷阱”之路，开一个钟头的车去伊巴丹，那儿有更多的俱乐部、赌场、电影院、百货商店，以及一些相当不错的黎巴嫩和叙利亚餐厅，外加非洲城市特有的各种堕落又诱人的娱乐消遣。

我的房子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低矮平房，坐落在枝繁叶茂的花园中央，花园周围是一圈近两米高的一品红树篱。木麻黄树、松树、木棉树、鳄梨树、番石榴树、鸡蛋花树和木瓜树像杂草般疯狂生长。房子里，是褐红色的水泥地面，有长长的阳台，挂着防蚊纱网。我有个厨子——西莫昂，有个帮忙的小童——艾萨克，他的哥哥是园丁——古斯比德，还有个守夜人——萨姆森。

从拉各斯机场回家时，我迟到了很久。我们被一路上设立的军事路障拦停了三四次，还被搜了车。他们四个人都在家里焦急地等我。“欢迎回家，先生。”我跟他们握手时，西莫昂这样说。他很高兴又见到我。他担心我也许会因为战争回不来了。

9月25日，星期四

寄出了我给《政体》写的第一篇文章：试着分析和解释，一场从理论上来说，早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比亚法拉首都埃努古被占领时就应该结束的战争，为什么两年后仍在激烈进行。纳皮尔希望我每两周交一篇，他说，你应该能做到的。他会把支票付给我的经纪人，存进我的伦敦账户。

今天下午，和夸库博士去了艾吉瑞的高尔夫俱乐部。我们打了九洞球，夸库赢了，三比二。他全场打得都比我更精明，他用铁杆将球轻轻贴地打进“棕色”区（混合着沙子的柏油地面，是打高尔夫最好的推杆面）。打完后，我们坐在俱乐部的阳台上，喝星星啤酒——冰凉的绿色大瓶子上，凝结了一层水珠。我思考着我的文章，我问他，他认为战争还在继续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要是你有一支拼死抗争的叛军队伍，又碰上了另一支不想打仗的军队——更重要的是，那支军队只有受到免费啤酒和香烟的刺激才肯投入战斗——那么，在理论上，这场对决必定是旷日持久的。他耸耸肩：哪边一无所有，所以无畏无惧呢？

天气雾蒙蒙、阴沉沉的。太阳像个毛茸茸的橘黄色大球，挂在雨林上方。蝙蝠开始在我们头顶俯冲、闪动。夸库博士四十多岁，有着坚毅的宽脸庞，秃了顶。他是加纳人，他说，别让他来解释尼日利亚人。

（10月）

我对纽约的思念超出我的想象。我怀念那里完美的春天。晨曦斜着从后面照射过来，一阵阵诡异的蒸汽从检修井的通风口里喷出。十字街口全是繁花盛开的樱桃树。小餐厅和咖啡馆里，时光慢得如同在缓缓爬行。在麦迪逊大道的画廊附近，有家我以前常去的咖啡馆：我记得他们有政策，雇来的服务员都是有动脉硬化的老人。这些老人走起路来非常缓慢，说话也相当轻言细语。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丝匆忙，只有一种奇异的宁静——时间在听他们的吩咐，而不是反过来。

我对美国岁月的这所有怀念，是由一趟前往伊巴丹的旅行引发的，我和波莉·麦克马斯特斯[6]去那儿看雪莉·麦克琳主演的《生命的旋律》。看完后，我们去一家叙利亚餐厅，吃了配葡萄干和香料的羔羊肉。我送她回家时，她邀请我进屋喝杯睡前小酒，我很清楚——这种事你总是清楚的——她想要的不仅如此。我说不用了，谢谢，我在她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回到丹富迪奥路的家。

波莉四十来岁，身材肥胖，样貌粗俗。从没结过婚，人很聪明（是复辟时期戏剧文学的研究生），也许还是我在这里最亲密的朋友。对“干瘪椰子头”[7]的共同厌恶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可我不想和她有什么风流韵事。只是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我上一次与人发生性关系还是在一九六四年的八月，是和梦迪。记忆栩栩如生，可不知为何，我并不怀念。是我老了吗？我对法语系一个人的老婆倒是觊觎不已。她个头很高，端庄严肃，不是摩洛哥人，就是突尼斯人，我见过她带小孩在俱乐部出现。她经常去网球场，打起球来激烈而专注。打完球，她回到俱乐部时，半透明的衬衣完全被汗浸湿了，显出里面的胸罩。我还没能认识她，但她已开始用微笑回应我的微笑了。你这老色鬼。

艾萨克有两周的假期，他回东部了。他的父母住在伊科特埃佩内附近的小村子里，那里战火不断。他收到的最新消息说，联邦军队解放了他们村，所以他想回去看看家里的房子还在不在。造成大部分损毁的并非敌人的炮兵，而是无差别轰炸，引发百姓激愤的也是尼日利亚空军，而不是陆军。空军有两支中队，装备米格15战斗机，飞行员全是东德和埃及的雇佣兵。我回来时，曾在拉各斯机场看到它们停成一排；圆圆的草绿色飞机前方有个进气管的洞口，像张开的嘴巴。大家都开玩笑说，飞行员接到的指令是，画了红十字的地方都是合法的轰炸目标。医院是空军的首要目标，可现在比亚法拉人把他们的红十字标志都涂掉后，空军的注意力便转向集市——它们从空中非常容易辨认。顺便说一句，这些都是我上一篇《政体》文章的主题。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纳皮尔说，他希望我能去拉各斯接受新闻部的官方正式委派。

（11月）

拉各斯。新闻部的媒体简报会。一位精明的年轻上尉用牛津剑桥口音，将尼日利亚军队毫无进展的战况归咎于今年雨水异常丰沛的雨季。一个波兰记者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有一架“超级星座”飞机满载武器和弹药飞到比亚法拉。他们叫它“灰色幽灵”，随着中心区的慢慢收缩，是它运送的物资让比亚法拉得以存活。其实，比亚法拉军队的武器装备从没像现在这样好过，而且，需要它防守的区域已经很小，所以兵力可以高度集中。有人问年轻的上尉，是否有挨饿的妇女儿童，上尉否认有任何营养不良的现象——都是比亚法拉的政治宣传，他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