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
(1月)
康涅狄格州,波卡塔克附近的斯伯布鲁克。我是三号到这儿的——周一回城里去。阿兰娜的父亲泰特斯(费奇)在斯伯布鲁克有幢大大的白色板房,房子离波卡塔克大约八千米。房子坐落在一片落叶松和枫树林里,从房子走路去海边大概需要二十分钟。今天早上,太阳出来了,我们穿过草地,漫步朝海边走去(地上还有大约八厘米厚的积雪)。我们有九个人:我、泰特斯、阿兰娜、艾琳娜、嘉儿、凯瑟琳·邦迪(阿兰娜的姐姐)、道尔顿(凯瑟琳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孩子小道尔顿(七八岁)和莎拉(刚学会走路)。我们沿着海岸闲逛,观察岩礁池。大浪拍岸,孩子们四处乱跑。回到家,管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这是个诗情画意的早晨,唯一的不完美是我明显感觉到(尽管别人都没感觉到)泰特斯·费奇对我的讨厌。他不喜欢我是出于一些泛泛的理由,而非私人原因。我是英国人,而他是个根深蒂固、毫无悔意、彻头彻尾的反英分子。我要是黑人,那他可以说就是三k党[8]的大头目,他对我的仇视再明显不过了。我想,他是为小女儿和英国人交往这件事感到惊骇。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我成了种族仇恨的受害者,如同生活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他提到我时,说我是“我们的英国朋友”。“也许我们的英国朋友更喜欢全熟的牛排。”“也许我们的英国朋友想饮茶而不是喝咖啡。是不是这么说的。是‘饮茶’吧?”“我们的英国朋友不习惯跟小孩子们一起晚餐。他不习惯门上挂着绿色的厚羊毛毡之类的东西。”这种敌意太明显了,家里其他人只是一笑而过。我向阿兰娜指出这种态度的无礼,可她嗤之以鼻。“胡说八道。爸爸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一直都是个臭脾气老头。别那么敏感,洛根。别往心里去。”
无论如何,我还是很高兴能在城市之外和阿兰娜见面:在这里,她显得没那么强硬,没那么光鲜亮丽。她的头发是卷的,化更淡的妆,穿牛仔裤和宽松的毛衣。她漂亮脸蛋上的严肃表情似乎也放松下来,变得柔和。我发现郊外的阿兰娜和纽约的阿兰娜一样迷人。
《别墅》的成功让费奇很是恼火,此书正如泰德·韦斯预料的那样,大受好评。邦迪夫妇却又过分谄媚。我刚到,就送给费奇一本《别墅》,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放到茶几上。他是个四肢瘦长、五官分明的老人,七十出头,满头浓密蓬乱的白发。他抽烟斗时一副熟练的学究式的造作,他最喜欢系蝴蝶领结,穿粗花呢外套和过时的卡其裤。有时候,我飞快瞥一眼周围,总能看到他眼中毫不掩饰的憎恶,但他很快会用敏感易怒的“主人”面具遮掩过去。
伦敦令人沮丧。阴暗、肮脏,天气寒冷,大家惨遭折磨,面无笑容。不知为什么,这个城市仿佛还在战争中。我见到了母亲(仍在无休止地抱怨着),带她去萨伏伊吃圣诞午餐。迪克邀请我去苏格兰参加除夕夜庆祝活动,但我想最好还是让我的肝脏休息一下,我搭乘一月一日的第一班飞机离开了。
我在伦敦给本打电话,说了马吕斯的事以及我预见到的潜在问题,本说他会尽快亲自赶来。彼得和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在加勒比海度蜜月,现在她是第三任斯卡比尔斯太太了。我度过了一段相当孤独的时光。两个煤气壁炉熊熊燃烧时,我的地堡还是足够暖和的,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有家的感觉。我不在时,负责打理房屋的中介看来尽职了。
午饭后,跟嘉儿·鲁尔聊了一个钟头。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健谈,外向,最爱讲笑话——但她很难讲完,总是自己笑得停不下来。我对她着了迷,接着,我意识到了原因:我最后一次见史黛拉时,她也正是这个年纪。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再次感到悲从中来。那种伤痛,每当你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慢慢消退时,它又会突然回来,带着你早已忘却的生硬感和新鲜感给你重重一击。
我想做爱(我想抱着一个人,真的),我问阿兰娜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可她觉得太冒险了。于是,我们开车出去,在某条小路上停了车,在车后座上匆匆做了爱,感觉并不令人满意。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车后座上做爱。欢迎你来到美国,她说。显然,这是个重要的过渡仪式。我们回家时,一想到费奇会像只警犬一样使劲闻着,鼻孔里全是我这个英国人勇敢的气息,我就更高兴了。那个老混球。整个晚餐期间,我都为此感受到一股暖流。
3月7日,星期五
去了托德·休伯在东八街上的画室。又买了幅小的《大地景观》,七十五美元。几乎全是黯淡的弯曲的棕色色块,画的顶部有一道生硬的水平角度的柠檬黄色带,如同刺眼的黎明曙光。我们说起埃米尔·诺尔德[9]、德·斯塔埃尔[10]和其他画家。休伯对自己的领域见解颇深。他身强体壮,像个年轻的农夫,又像个码头工人,他有挺拔的方下巴和看似近视的浅蓝色眼睛。
我们去雪松酒馆喝酒,这里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灯光太亮太耀眼了——但休伯想去那里庆祝自己又卖出了一幅画。酒气熏天的波洛克管他叫纳粹,可托德只是哈哈大笑,说他得时不时狠狠揍波洛克一顿,这样他才知道守点规矩,但今天晚上他发了善心。不少年轻女子直瞪瞪地盯着这群大腕:休伯、波洛克、克莱恩,还有那个骗子佐洛——他们都像粪堆里的雄鸡,炫耀着强健的男子气概。由于刺眼的灯光,每个人都显得很疲惫而眼神空洞。女人们——伊莲(德·库宁)、格蕾丝(哈丁顿)和莎莉(施特劳斯)——喝起酒来跟男人不相上下。这种大汗淋漓、焦躁不安又充满性欲的氛围让这些女孩在我的眼中都显得很淫荡。奥哈拉和凯勒一起进来了。也许他俩做爱了?凯勒说,他把《别墅》看了两遍。“很复杂,但我大致读懂了。”他说。我给阿兰娜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去她那儿喝杯睡前酒——她说利兰德跟女儿们都在她那儿,不过她明天中午可以跟我一起午餐。我给詹妮特打电话——她出门了。于是,我想从这些女孩中给自己挑一个,可她们一发现我不是画家,便立马失去了兴趣。有个肤色黝黑、腰肢纤细的女孩,留着很长很长的头发,我真的很喜欢她,我醉醺醺的,不肯接受她的推诿之词,直到她说了句“走开,老头”。老头?天哪,四十六岁可不算老。我感觉我还没正经开始生活呢。该死的战争夺走了我六年时光。我回到家,喝了更多的酒,记下这些事情。
3月8日,星期四
在华尔道夫酒店好好重聚了一次:我、本和彼得。三个老朋友。彼得是来推广他的新小说《屠杀无辜者》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聊起以前在学校的老同学,聊起了艾比学院和我们的往日时光。我觉得彼得和我外貌都没怎么变——还是可以在学生时代的照片上把我们认出来——当然,我们都长胖了一点,身材也壮了一些,只有本胖了很多,肚子圆滚滚的,肥肥的双下巴垂到了衣领,看起来也比我们显老。又或者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说不定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格洛丽亚来跟我们一起喝咖啡。她看起来……很有钱。又性感又有钱。她的语气很奇怪,礼貌得过了头,说:那位头戴帽子的男士,像个上过礼仪学校或演讲课的英国影星。她说:“我没破坏你们男生聚会的兴致吧?”见到她来我很高兴。她是那种一走进房间就能立马让气氛变得更妙的人。我们非常欢迎她——比起彼得,我更喜欢她,彼得倒是越来越喜欢自说自话了。他对本夸耀说,他以三千英镑的价格买了一幅伯纳德·毕费[11]的画。本一如既往地圆滑,说恭喜他做出了明智的投资决策。本有点心神不宁:他承诺周末就解决马吕斯的问题。
晚上活动将近结束时,格洛丽亚用带着一丝怀疑的嘲讽眼神盯着我,说:“那么,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洛根?”我告诉她我也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写得好极了,”彼得插嘴道,“我早就想说了。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他当然是连看都没有看过,对此我没法抱怨,毕竟自从他放弃自己写得很好的惊险小说,转而去写这些自命不凡的新书后,我也没看过他的书。“你能给我寄一本吗?”格洛丽亚问。“我们家就有一本呀,亲爱的。”彼得说。“可那本书上写的是送给你,”她说,“我想让洛根也给我题个字,专门送给我的。”我说她最好是买一本——我需要尽可能多挣一份版税。可她离开时仍然提醒我:“别忘了送我书。”我想,也许彼得终于遇上了对手。
本离开了,彼得和格洛丽亚也上楼去了他们的套房,套房肯定特别宽敞。有那么一会儿,我独自留在大堂,穿着雨衣。突然,我觉得我好像看见温莎公爵夫人从旋转门走进来。我愣住了——过了半晌,我才反应过来,那只是个身材瘦削的纽约主妇,梳着过分精致的发型,头发像是用水泥糊过。我想起来,公爵夫人和公爵在这里确实有套公寓。我得牢牢记住——以后要离华尔道夫远点儿。
5月12日,星期一
马吕斯的问题解决了——至少名义上是如此。现在由我管理画廊;马吕斯必须向我汇报,任何超过五百美元的购买项目都必须得到我的同意。他自己仍有五千美元的资金——用少了本就会补上。在今天早上气氛冰冷的会议中,一切都被拿出来说了个明白——马吕斯面露愠色、态度漠然。本非常坚定,甚至有些严厉,我想起来,当然了,马吕斯是桑德琳的儿子,又不是本的儿子。我希望这种表面上的独立自主能让他满意。可我仍然有点担心。
我和阿兰娜还有两个姑娘早早吃了晚餐。嘉儿说了一连串笑话,她声称是自己想出来的。最好的那个笑话让我们惊得愣了片刻,她是这么说的:“他们在布鲁克林是怎么认字母表的?”把字母表背下来啊,亲爱的,阿兰娜说。是,那他们在布鲁克林是怎么背字母表的呢?“他妈的a,他妈的b,他妈的c。”嘉儿说。阿兰娜气坏了,可我笑得前仰后合,她也没能继续假装生气。嘉儿承认这个笑话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阿兰娜恳求我再去斯伯布鲁克过个周末。我说,且不说她父亲讨厌我这件事,我不喜欢被人当作小孩一样,连睡觉都不能跟她一起睡。我们是成熟的成年人了,我们是情侣,为什么不能睡一个房间?“我是他最小的女儿,”她说,“他觉得除了丈夫,我是不可能跟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我说这是一派胡言。接着,我想了个主意。要是她非得定期去看他,那我们为什么不在附近租一间自己的房子呢?这样她既可以随时看他,我们又能睡在一起。这个主意不错,她说。
7月11日,星期五
阿兰娜跟女儿们一起在康涅狄格州过暑假。马吕斯去了巴黎,我在酷热难耐的七月看管画廊,感谢上帝,有人发明了空调。这个月完全没有生意:纽约的每个画家似乎都去了长岛。也许我应该去那儿打探打探。
不过,詹妮特回来了,昨天晚上她在画廊举办了一场聚会。弗兰克(奥哈拉)也来了,他顽皮得气人,喝得醉醺醺的,全身晒得黝黑。他把我在角落里堵了半个钟头,喋喋不休地吹嘘他在长岛发掘了一个名叫佩特的疯狂天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有脑子的艺术家,感谢上帝。”回到詹妮特的家。我没打算跟她过夜,可她兴致勃勃的时候我也很难抵挡。你得看看我晒得有多黑,她说。全身都晒黑了。
8月16日,星期六
斯伯布鲁克。阿兰娜认为她找到了一处好房子,离她父亲家大约三千米,在米斯蒂克镇旁。我说我已经喜欢上那里了。今天下午,我们带着嘉儿和艾琳娜开车出去。那是一栋远离海岸公路的板墙小平房,周围是低矮的橡树林,屋顶微微倾斜,屋前有长长的阳台,屋侧有毛石烟囱。两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大客厅,装着开放式壁炉。后面又长又窄的厨房正对着杂草丛生、乱七八糟的花园。这里可能有六十年历史了,阿兰娜说。想想吧——多美呀——这里正适合我,一个带着数百年文化传承的欧洲人。屋里的一切运转正常,水、电、暖气,所以我们冬天也能住在这儿。我毫不费力地看到了自己住在这里的情景。可当我们四个人和房产中介四处走动时,我脑子里敲响小小的警钟:洛根和他的原始人家庭……“你看,洛根,”嘉儿大喊,“这上面有个房间,可以做你的书房。”屋檐下面有个带天窗的小阁楼,可以眺望远处的布洛克岛海峡。我突然想起我在梅尔维尔路的公寓以及从公寓窗户能看到的那些巴特西的屋顶。忆起过往人生,泪水毫无征兆地涌上眼眶。阿兰娜看到了,悄悄把手放到我掌心。“你说得对,我们在这里会很开心的。”她说。嘉儿牵起我的另一只手:“求你了,洛根,求你了。”“就这么定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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