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

2月22日，星期日

一整天都在认真检查《女孩工厂》的校样。我感觉和这本书有种奇怪的距离感：它有一种反映底层生活的夸张魅力（我的主人公雷诺克斯·德文完全拜倒在莉迪亚的石榴裙下——莉迪亚就是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她只要开口，就是让雷诺克斯往自己身上烙个专属于她的烙印，他也会愿意）。我自认为写出了巴黎的真实风情，但为了忠于背景历史，此书又相当幻灭。它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乱伦的存在：上校在书中被称为“叔叔”，他在城里到处开妓院，让一群“侄女”接客——这正是书名的由来。在小说的结尾，雷诺克斯想办法把他交给了警方，并和莉迪亚逃到了因斯布鲁克（偏偏就去了那儿），在那儿，莉迪亚死于肺结核。

兰德今天早上打来电话，说她得到个机会，能跟着什么国会实况调查委员会去印度——似乎跟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有关[24]。我大度地说，她应该去，她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之类的。我会想她，这是当然，可我也确实需要集中精力工作了——我有四篇稿子逾期未交，其中包括一篇要给《伯灵顿杂志》的谈立体主义的重要长稿。

一整天都在格利伯的公寓里走来走去，感到心满意足。炉火烧着，餐厅桌上铺满校样。兰德周五在这里，屋子里似乎还留着她的气息，尤其是她带来的那盆风信子还散发着浓浓的花香——她留下了一条围巾。记得我们星期六早上做了爱，一起在乱糟糟的床上吃吐司和橘子酱，床头柜上的茶壶冒着热气。她离开后，我在午餐时间漫步到河边，在八钟餐厅喝了一品脱啤酒，吃了份牛肉派。回来继续看校样。我银行里有超过八百英镑存款，预计书出版的那天还会收到五十英镑（当然，要减去给华莱士的佣金）。我爱兰德，她也爱我，我出版了一本书，第二本也即将问世，而我还没到二十五岁呢。我想起离开牛津时，我竟是那么悲观抑郁！霍顿说得对：两周过后，你的学位对你的人生发展便没什么影响了。看看沃，看看康诺利，看看伊舍伍德[25]和我自己：要走上文人的道路，拿个差劲的学位成绩似乎还是个必要条件呢。

（3月）

今天，在萨姆纳，母亲将我介绍给一对年长的夫妇，欧文少校和他的夫人，他们现在就住在我的位于顶楼的房间里。“是租客。”母亲说，接着，她又告诉我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引发的其他危机。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似乎将她的几乎全部资产都投在了美国股票上——它们现在基本一文不值。

“那么你还剩下什么呢？”我问。

“嗯，我还有这房子，不过收入太低了。我从银行借了很多钱。是你让我借的。”

我说服她卖掉汽车，解雇所有用人，只留下恩卡纳茜欧。显然，她给我的零花钱甚至都是借来的。我告诉她，我不再需要她的任何补贴，并给她写了张一百英镑的支票，应付眼下的亏空。我问到普兰德盖斯特先生的地址——他还在纽约——试图挽回点什么。

“他破产了。”她眼泪汪汪地说。

“别哭了，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啊，是，我知道。可我总在想：你爸爸要是知道了会怎么说呢？”

（4月）

《女孩工厂》出版。《思想的想象》的成功使得这本书也立马有了书评。“粗俗而可耻”——《邮报》。“一本令人不适且震惊的淫秽小书”——《泰晤士报》。“蒙斯图尔特先生的才华显然仅限于传记；我们建议他把小说留给更有把握的人去写”——《标准》。感谢上帝，兰德远在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