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1/2）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却之前，记录下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还有二十三岁时写的一个两万字的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也不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偃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凯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x。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来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进大哥家某间十几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吗？”我问。

“没问题。塌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的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2004年3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儿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后，我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1989年9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他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

“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