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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定，住宿生从七点至九点半在教室上完晚自习，可听完“本台和大碗茶工贸集团联合举办”的每日相声，略略消化一下食儿，没有别的事好做，六点大家也就溜达着上楼去了。先生说，这就是住校的最大好处，能逼你息交绝游，清心寡欲，与世相违，修得正果。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是古人的精力。我一直有个疑问：他们哪来那么多的工夫读那么多的书，写那么多的书呢？

他们那时候，没有电灯，每天只有不足十小时的日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只能对着天空发呆，或者干那件亘古不变的唯一娱乐。

他们那时候没有钢笔、原子笔，印好了格子的稿纸和复印机及漂亮的女秘书，只有泥板、王八壳、竹片、木条、刀子等等又笨又蠢的硬家伙，可我们每天写四五千字，已经筋疲力尽，已经是极限，而他们动辄几十万字，洋洋洒洒，著作等身。

司马迁爱说怪话，被汉武帝给去了势。做皇帝的，大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凭风度学识，笼不住后宫众多后妃婕妤，明白物以稀为贵，就决定不让她们见别的男人，特别是有文采的男人。而自己身边又缺不了一个有文采的男人做秘书，于是看上了司马迁，找了他的茬。所以司马迁蚕室里闷了三个月，出来就升任中书令，每天不得不陪着汉武帝东跑西颠，可他两三年间就拿出来一部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拿出来就前盖古人，后绝来者。

妈妈常说，没什么也别没钱，有什么也别有病。做学问的得再加上一句，有什么也别有条拿说话当喘气一样一刻不闲着的舌头。莎士比亚就有这样一位碎嘴疯泼的老婆，和十几种分散精力的工作，可他写出了三十七部剧本，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

再有大学数学考十五分的钱锺书，生出来正赶上内忧外患，军阀混战，偌大的中国，摆不安稳一张书桌。几十年风雨，没几天安生。但这家伙却仿佛无书不读，无读不精。写下了百万言的《管锥编》，把古人的文章读了个够，无一漏网。光征引西方作者就不下一千人，著作多达一千七八百种。

呜呼！他们睡觉吗？他们吃饭吗？他们知道健康法则吗？他们下舞场吗？他们搓麻将吗？他们看武侠、言情、凶杀吗？他们几个小时地看电影、听唱片吗？他们玩电子游戏，看电视录像吗？他们闲逗女孩子、侃大山吗？他们知道“神经”、“轻松”之类的词汇吗？他们有那么多的人际关系需要调整吗？他们有不顺心，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吗？

于是，我明白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这种种丰富多彩的“色”到头来就是场空。他们缺乏这种 “色”，百年后，千年后，就是不灭的名声，就是不空的色。

佛曰：定。

佛曰：舍。

所以学校是这乱世、色界里的净土。

虽然天气冷得能把说出的话冻成音符，“当当”地落到地上，让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彼此听不真切，可我还是穿拖鞋。这样自在。

拖拖拉拉上得楼来，果然，黄根已经俨然在座苦读了。我住了七天的学校，可没一次看见黄根买饭、洗漱——当然，上不上厕所不得而知。同班的老住宿生笑我没见过世面，大惊小怪，说他们住了一年了，也还没见过一次呢。

看来黄根竟然是个神秘人物。我怀疑她是不是吃粮食长大的。换句话说，是不是牲口。

还有一点，也令我自叹弗如。不管谁进来，包括刚才的我，她老人家从来不抬头，甚至眼皮。我曾尝试效法一下，可以失败告终。每每教室门开开，我总不自觉地要把头抬起来，看看到底是哪路的神仙。

仿佛她一抱起教科书来，就能浑然忘我，魂游物外，步入“无我”的臻境。至少从表面上看去，是的。这，在我的丑斋里，我能做到。而在教室里，偌大一个屋子，十来个人影孤魂野鬼一样在眼前晃动，六盏惨白的日光灯照在身上，让人想起太平间或手术台，我做不到。我总以为看书和吃喝拉撒一样，纯属个人私事。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吃饭、方便的时候有人盯着你看，你一定浑身不自在，干不下去。读书也一样，有个人在你周围，你必然感到不自在，别扭。

综合多数学者的意见，“智力”的含义包括以下三项：

一，智力是适应环境的能力。

二，智力是学习的能力。

三，智力是抽象思维的能力。

“适应环境”，赫然列为第一，看来这方面的确需要训练。天下老鸹一般黑，老住宿生说他们也有这么一段体验，痛苦呀痛苦。我决心尽快适应，把桌子摆到旮旯，后背冲人，这样就排除了三面干扰。再在对面墙上画一幅《抱朴子》里载的“老子入山镇鬼符”，心安了许多。

孟寻一直对我爱理不理，我还制其身，亦复如是。可上课放学，晚自习，从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别别扭扭，怪没意思的，或者意思太多了。

郁达夫写不出文章的时候，就换换口味，弄弄翻译。一来可以不让文笔生疏，二来可以看看别人如何处理文字，启迪一下自己的思路。既然眼前没有好理的，我也就索性找出纸来，给越色写那耽搁了许久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