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2）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进去的。他顶着个光头，身上穿着黑夹克，脚上套着长靴，夹在孩子们中间拼命地奔跑着。一个勇敢的孩子从旁边窜出来抱人截球，诚治挣脱着甩开了他，紧接着又撞开面前的另一个人，向着枫树跑过去。眼看着就要跑到枫树前了，斜前方又有两个孩子撞了上来，诚治的脚步瞬间变得踉跄。两个孩子猛扑过去，把诚治压在了下面。突然，孩子们的呐喊声响了起来，球又回到了对方孩子的手中。诚治所在的那队成员似乎少一些，对方从诚治手中抢走球差不多就意味着赢了。重新把球夺回来的孩子笔直地冲向晾衣竿，持球触地得分。
诚治很是懊恼地爬起来，把手里握着的雪球狠狠地砸到了地上。他正想走到孩子们那里时，突然注意到了我这边。他把视线移过来，想要确认一旁的人到底是谁。看到我后，他微微笑着低下了头。顺着他的动作，我也点了点头。
他就那样站着，脸上的神情局促不安。听到孩子们朝他喊“叔叔”后，他就朝着球的方向跑了过去。我并没有斥责他的心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孩子们中间认真奔跑后感到的意外。这样的诚治和我在病房中看到的那个懒汉简直判若两人。诚治体型很大，却有着和孩子们不相上下的敏捷和勇敢。
孩子们的呐喊声再一次响起，诚治又追着球跑了起来，但动作却比之前迟钝了一些。他一边追着球，一边时不时地看向我，可能是因为分心在我身上，所以没能放开了跑。我背转过身，沿着窄窄的雪路走回了公寓。上楼梯的时候，一对年轻夫妇一边吵着一边往下走，是和我住在同一层的人。看到我后，他们闭上了嘴，向我轻轻颔首打了个招呼，然后继续走下了楼。
回到房间，我先看了会儿晚报，而后在沙发上躺着休息了大概三十分钟。过了六点，我又回到了医院。左手边的空地上已经没有了孩子们的身影，只有夜幕中被踏结实了的雪地独自回归沉寂。
门诊来了个看急诊的感冒病人，我给他做了诊治。七点我去食堂。办公室值班的军队已经早到了一步，正坐在食堂里吃饭。
“又碰到了，多多关照。”他这么说着，边喝茶边跟我讲起近来练得越来越好的滑雪技术。军队是新潟县人，对滑雪还是有些自信的。他给我举了好些例子，如：队里训练的时候严禁使用滑雪缆车，无论滑什么样的斜坡都要自己穿着滑雪板爬上去，让腰腿适应雪地；教练说，如果像现在的孩子那样，一开始就使用滑雪缆车的话，就只能学到些皮毛，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提高自己的滑雪技术。“我计划下个月初去二世谷滑雪场。”在谈滑雪的过程中，他的脸一直神采奕奕。我吃完饭，请勤杂工帮忙端了一杯茶过来。刚喝了一口，军队突然压低声音悄悄地问：“213号病房的阪田夫人情况怎么样了？”
说实话，这种问法实在是让人不知该如何作答。问我“情况怎么样”，那回答肯定就是“不怎么样”了。这种回答他自己应该也是知道的，但要再回答出个一二三来，就很困难。见我默不作声，军队先看了看正在洗餐具的勤杂工，然后接着对我说，最近阪田夫人好像用了不少麻药。军队在办公室值班，又负责保险申请，自然是知道这些事情的。
“阪田夫人那种情况，用麻药会更好吧？”又是个让人为难的问题。我告诉他，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在目前的状态下不得不用。军队听完又说：“但是，说什么话的人都有啊。您知道药房的高田医生怎么说吗？”我确实不知道她说过什么。近半个月以来，我和她除了早晚打个招呼，就再没有聊过什么了。
“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军队说完，接着告诉我他是在之前值班的时候听到的。高田医生说，最近给阪田夫人打的麻药过量了，她担心患者会因此中毒。“只说了这些吗？”我反问他。
军队看着我的脸说：“其实还有更过分的话。直截了当地说吧，她说您用了那么多麻药，是不是想杀了阪田夫人。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想让阪田夫人早点死，这样自己就轻松了。
“当时，旁边还站着山口护士。山口说，您并不是因为自己想用才用的，您是看到阪田夫人痛得实在厉害，才不得不用麻药的。但是，高田医生并不认同山口的话。高田医生说，就算痛得再厉害，深夜里护士没有医生的许可就擅自使用麻药，这种行为也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觉得是因为她是药剂师，所以才不喜欢护士深夜随意使用麻药吧。”
军队说的话也许是对的。有一支麻药使用去向不明，监督人就会被严厉追责，因此药剂师对麻药的使用格外小心谨慎。需要用麻药时，药剂师必须经过医生的许可，请医生签字盖章，还要一一写明麻药是给谁用的，要用多少剂量。我们这家医院自然也是同样的一套做法，但是这些只是落实在记录上，实际使用的时候都是护士根据需要给病人注射麻药，之后再找我或院长要知情同意书。只有阪田夫人属于特殊情况。护士只需向我报告深夜时分用了多少麻药，第二天早上我会自觉去盖章确认。
“所以，我对她说，如果每天晚上病人疼痛一发作就被叫起床的话，您也会吃不消的。她只在药房待过，不了解这样的情况。如果她去病房看一看，就能知道病人们有多么痛苦了。是这个道理吧？”我很感谢军队替我说话，但是他热心过了头，又让我有些忧虑。
吃完饭走在回办公室的走廊上，军队又说：“说您觉得阪田夫人早点死了更好，您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这么说可能确实过分了些，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反倒希望她能够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我没有任何理由盼望阪田夫人早点死。从这一点来看，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想法。但与此同时，我又确实认为死亡才是阪田夫人更好的出路。照目前这个样子下去，她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了，只能被病痛折磨，深受煎熬，唯有死亡才能摆脱这种痛苦。这两种想法或许互相矛盾，但是就我而言，我并不觉得两者之间有矛盾。
“除此之外，毫无办法了呀。”我只说出了最后的结论。军队点点头，一副很懂我的样子：“您确实是考虑着安乐死吧？”
“可能是吧。”我们走到了二楼的楼梯处。二楼我的房间里应该放着一瓶昨天出院的病人送我的威士忌。“要不要来点酒？”我问。“好啊。”军队脸上带着少许谄媚的笑回答道。
我从房间里拿了威士忌走到办公室。军队早已备好了玻璃杯和冰块，等待我的到来。冰块稍稍带着消毒水的味道，不知是不是因为从值班室的冰箱里拿出来的。
“今天应该没什么病人过来。”军队边往威士忌里兑水边说道。为接待急诊，值班员必须在办公室里待到十点，之后就在办公室旁边的值班室里休息睡觉。不过这样一来就太无聊了，所以他们多半会看看电视，或是去值班室外和护士们闲聊。其中还有些人，一轮到自己值班，就把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急诊室一晚上大概会来四五个病人，办公室值班员要做的就是接待病人，制作病历卡，把病人带到病房，并没有那么忙。军队会和别人一争胜负的只有围棋。一般人接触围棋后，慢慢还会下将棋、打麻将，但军队却只对围棋感兴趣。值班人员喝酒并不是什么值得推崇的好事，但只要不喝醉，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默认可做的事情。事实上，漫漫长夜，要求值班人员一直待在办公室里，值班人员是做不到的。只在办公室里喝酒无伤大雅，至少比关起门来打麻将要好一些。
我们兑水喝着威士忌，下酒菜是军队去食堂拿的剩下的沙拉。军队性子开朗，一旦喝酒话就变得格外多，缺点则是此时会显得非常啰嗦。不过，他这个人本来就好讲道理，喝了酒后越发变本加厉。想到这里，我的心情稍微沉重起来，但也并不想回到那间冷冰冰的公寓房里。公寓离医院虽近，但是一出门就得走雪道，实在是让我觉得麻烦。况且，军队虽然有些啰嗦，但和他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的精神就会得到放松。这样的舒适与和桐子在一起时的舒适是不一样的。
军队喝起酒来还是那副老样子，仿佛是在仔仔细细地确认酒味一般。“不愧是好东西，喝起来就是不一样啊。”他这么说着，把杯子里的冰块晃得咔咔作响。我们喝的是芝华士的威士忌，送我酒的是一位因腰间盘突出住进医院的砂石厂老板。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一只脚也失去了知觉，我还以为必须要做手术，结果在做骨盆牵引的过程中，他康复出院了。虽然往后还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暂时也只能先观察情况再说。
军队一喝酒就很容易上头。一杯酒下肚，他的眼圈已微微泛红。像是又想起了什么一般，军队开口说道：“话说回来，安乐死这个东西，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吧？”又是这种话，我一听就觉得烦躁。可能是这种心情表露在了脸上，军队问我是不是讨厌谈论这个。我并不是讨厌，只是不想和话多的军队长篇大论地探讨安乐死这个多方意见不一的话题而已。
“很久以前，美国有个少女因药物副作用而失去意识，瘫痪在床。”“你说的是那个叫凯伦的姑娘吧。”我回道。军队说：“我看过一篇相关的新闻，说当时州立法院判定允许对那个女孩实施安乐死，之后怎么样了呢？”军队高中毕业后就进了自卫队，但是却熟知很多事情，还经常买书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变得越来越爱摆道理，从而被周围人敬而远之。
那个时候，凯伦的父母提出了申请，法院通过了他们的申请，准许拿掉复苏机，但主治医师却下不了手。最后在凯伦父母无数次的请求下，医生迫于无奈，才拿掉了复苏机。然而，复苏机拿掉后，凯伦并没有死，依然没有意识地存活着。我说完这个故事，军队就问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复苏机是给极度虚弱或无法自主呼吸的病人使用的医疗器械，可以强制保持病人的生命体征，换句话说，就是人工控制呼吸和心跳。自从成为植物人后，凯伦就一直靠复苏机维持生命，于是所有人都认为，复苏机拿掉的同时，她就会停止呼吸。然而和预想的相反，拿掉复苏机后，凯伦仍然能够自主呼吸，并没有因此死亡。“这么说来，她一开始就不需要用复苏机吧？”军队问。“也不能那样说。大概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需要，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女孩恢复了自主呼吸，所以拿掉的话也不影响什么。医生应该只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吧。这个案例发生在国外，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但大概来讲，应该差不多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我回答道。“那法院的判决只是拿掉复苏机吗？”我没有看过法院判决书，所以并不是很清楚。我想，法院大概是认为拿掉复苏机就意味着女孩会死亡。
“那就等于同意执行安乐死啊。既然如此，用其他的方法结束她的生命也可以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劲上来了，军队说话的语气有些胡搅蛮缠。“你说的倒是简单，又是拿掉复苏机，又是用其他方法结束生命，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是由谁来做呢？”我问道。军队立刻回答说，当然是由医生们来做了。“对啊，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医生，都不愿意杀掉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你看，哪怕法院判决可以拿掉复苏机，那个医生不也没有立刻动手吗？你好好想想这些。”听我这么说，他一时陷入了沉思，可最后仍说：“可交给医生来做的话，用药物和注射方式杀人就不算犯罪了吧？”
我往杯子里添了新的冰块，跟他解释说这不是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总而言之，自己亲手了结还能继续活下去的人的生命，那样的真实感觉会让人很不愉快。听完我的解释，军队终于点头说：“您说的这些我大概能理解了，看来医生也不喜欢做这种事啊。”话虽这么说，可他脸上仍是一副不解的神情。
“肯定不喜欢啊。”说完这句，我又提起了法务大臣不在准予死刑的文件上签字盖章的事情。在日本执行死刑，必须经过法务大臣的审批。审批通过后，一周之内就可以执行死刑。当然，宣判死刑的人是法官，法务大臣只需要签字盖章即可，那只不过是他们职责之内的工作内容之一而已。然而，历代的法务大臣似乎都对盖章这件事犹豫不决，如果任期是一年，就一直逃避签字，拖到离任，然后再转交给下一任处理。因为这个缘故，没能及时执行死刑的囚犯越来越多。可以说，被逼着执行安乐死的医生的立场很像法务大臣，虽然两者的性质并不一样。
“原来是这样啊。”军队抱着胳膊感叹道，“可如果因此就拒绝实施安乐死，那同样也会带来问题吧。”“确实如此，还是有问题。”我回答道。军队笑着说：“没想到您也会说出这么没有底气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没有底气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一个人被迫站在安乐死实际执行人的位置上时，他心里究竟作何感想。我本想把这话说出来，但又不确定军队能不能真正理解我。之前和桐子说这些的时候，她就不理解我。军队朝我和他的玻璃杯里各倒了些威士忌。快到八点了，还是一个急诊病人都没有。军队之前预测说今晚应该没什么事情，还真让他说中了。
“所以说，您给阪田夫人用麻药并不是为了对她实施安乐死，是吧？”军队像是再次想起了这件事似的开口问道。突然从社会评论转向谈论个人的切身问题，我一时间有些措手不及。我喝了口酒，回答说：“麻药用得太多确实会加速人的死亡，我这么做也许就等同于认同了安乐死。”军队立刻说：“那就像法务大臣签字盖章了一样，对吧？”桐子的想法也和他一样，不过不像他这么直截了当，上来就要我回答是或否。
我只能再次解释说：阪田夫人已经到了癌症晚期，恢复无望了；她痛得很厉害，深受折磨，周围的人都不忍心见她如此受罪；等等。最后又说，她丈夫也希望医生能让妻子过得轻松一些。
“也就是说，您心里是不愿意的，但是没有办法，只能使用麻药，是这样吧？”军队像是有了新发现似的说道。其实，这些话根本没有说的必要，没有哪个医生会在明知药物对患者身体有害的情况下，还毫无心理负担地继续用药。
“安乐死在日本还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吧？”
不仅日本没有认可，全世界的国家都没有认可安乐死 。美国那家州立法院也只是判决同意拿掉复苏机，并没有正式认可安乐死本身。不过近来，发达国家渐渐显示出认可安乐死的趋势。英国在1969年向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法案虽然被否决了，但是赞成的票数还是相当可观的。此外，德国和美国也在认真探讨安乐死立法的可能性。安乐死是在现代医学不断进步，失去意识、处于病危状况却不会死亡的病人人数不断增多的背景下产生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安乐死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举了两三个例子来谈这些事情。军队点着头，拿桌上的纸记起了笔记。他好像很喜欢谈论这样的话题，又进一步问我那些法案的内容都是什么样的。
不同国家的法案，内容多多少少会有所不同。不过，安乐死协会认证的安乐死的一般条件大概有以下几条：第一，病人得的必须是不治之症，并且已经到了病危或者临终状态；第二，病人的痛苦非常剧烈，本人强烈希望执行安乐死；第三，安乐死执行时必须选择尽可能无痛且不残忍的方法；第四，以上三条标准必须得到两名以上医师的认可，并且须由诊断医生亲自执行安乐死。大体上只要满足了以上四点，就可以同意实施安乐死了。
军队重新看了看笔记，说：“要求病人处于病危状态，疼痛剧烈，这些我都能理解，但要病人本人强烈盼望实施安乐死，这一点应该很难判断吧？就拿像植物人一样失去意识、瘫痪在床的人来说，我们也不可能问他们究竟想不想执行安乐死啊。”
确实如他所言，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像植物人一样的病人是怎么想的。因此，安乐死协会推荐人们提前签订知情书之类的文件，明确提出一旦成为植物人后，希望自己被执行安乐死。只要有知情书在，执行安乐死就没有问题。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不会有变成植物人的那一天，因此都不会做这样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病人家属的同意也是可以的。例如，假设得病的是丈夫，有妻子和孩子的同意，就可以执行安乐死。
“这样不会出现那种妻子和孩子合谋害人的情况吗？”军队怀疑道。他的担心其实没什么必要，因为成为植物人后还能不能恢复要由医生来判断，家属联合起来也做不了什么。不过，要是变成植物人都是家人谋害造成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但要怀疑到这个程度，那就真的没完没了了。
军队点点头，又问尽可能无痛、不残忍的方法具体是什么方法。对于这一点，安乐死协会自然没有明确的具体指示，暂且只能算是原则指导而已。不过照理来看，大概就是使用麻药、注射药性较强的安眠药之类，总归不能是勒死、喂病人烈性药之类的方法。
“用那些方法真的能让病人顺利死亡吗？”军队的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即便使用了药效非常强的麻药和安眠药，病人也不一定会即刻死亡。就像现在，我们已经给阪田夫人用了很多麻药了，但她的呼吸和心脏仍在照常运转。
“真到了动手杀人的时候，实施起来还是很困难的。”听我这么说，军队又问了句：“什么？”或许是“杀人”这个赤裸裸的表达让他感到震惊，但那是我无法作伪的真实感受。一直以来，我想的都是怎么治好病人，觉得让他们活下去很难，自己也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考方式。反之，想要夺走一个人的生命，那也一定会出乎意料地难。
“报纸上偶尔会刊登关于杀人事件的报道，对吧。看到那些报道，我们总是会想杀人犯是如何如何残忍。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的犯罪结果，所以就只会想到这些人的冷酷无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假设有强盗进屋，结果屋主醒了，要进行抵抗，这时强盗想要打倒对方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过要是像国外那样，强盗身上带了枪，自然另当别论。但只要不是勒死、用刀杀死等情况，普通的杀人手法真正实施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任何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都会发挥超乎寻常的反抗能力，想要战胜并打倒对方没那么容易。那些受害者身上要么有很多斧头胡乱劈砍的伤痕，要么有被刀刺中的多处伤口，这些都说明杀人其实很费事。被害者一方遭遇了灭顶之灾，非常凄惨，这毋庸置疑；而对杀人的一方来说，他们在做这件事时也是费了很大一番力气的。人类的身体构造使得人们即便被乱扎乱刺，也不会那么轻易死亡；哪怕血流成河，都还有活下来的希望。成年男子的血液总量大概是五千毫升。如果犯人在捅人的时候没有瞄准心脏这样的重要器官，那被害者即便流了两千毫升的血，也依然有生还的可能。所以说，要想完完全全地杀死一个人，得花费相当多的力气和时间。有时，我看到像《一家四口惨遭杀害》之类的报道，在觉得凄惨的同时，还会想到杀人的人应该也费了相当大的力气。这样的事件的确凄惨万分，不过能够犯下这种罪行的杀人犯身上所拥有的巨大能量，还是会让我深深惊叹。”
听我这么说，军队醉意稍退：“您不会是在赞美杀人犯吧？”我当然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想说，在听到杀人事件时，人们下意识的情感反应只有邪恶、残忍等等，却忽略了事件背后凶手所倾注的艰辛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凶手所做的事情可能比救回濒死的病人还要困难。
“把努力用在这种事情上很奇怪啊。”军队笑着说。确实，“努力”这个词或许更应该拿来形容那些正向积极的事情。但是，从尽全力去完成某件事这层意义上看，说是努力也没错。
“确实如您所说，杀一个人可能很不容易，不过也有人是说死就死了的吧，像是被球砸到头死了，跑马拉松的途中死了之类的。不是还有个病叫‘猝死病’吗？”军队兑了杯高浓度的威士忌，仿佛要把刚刚清醒的大脑再填满醉意，“看到那些事情，总觉得人的生命真是脆弱无常啊。”
“那不一样。”我想再抽一根烟，但是手头上的烟盒已经空了。“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抽这个吧。”军队说着拿出了hi-lite牌香烟。
我把烟叼进嘴里，接着说：“被球一击致命，或是心绞痛发作之类的情况，都是因为体内的要害点受到了打击伤害。极端点说，一根针都能杀死人。针尖如果准确地扎中了脖颈往上一点，刺进了延髓里的呼吸中枢，人就会停止呼吸，最终死亡。这样的地方就是人身上的要害部位，就像围棋和将棋，一旦被攻入主线，直捣黄龙，就再也扳不回来了。总之，一旦被击中要害，人说死就死了。但如果偏离了要害，人就没那么容易死了。在那个时候，人会显示出比要害受到攻击时强几十倍的抵御能力。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经过挑选后报道出来的负面死亡案例，所以就会认为很多人都死得很轻巧。但是，被乱刀砍成重伤，最后又被救回来的案例应该比死亡的案例多出几十倍。有时，我很佩服那些经历了种种残酷对待和折腾后依然安然无恙的人。孩子从公寓楼顶上掉下来，只要伤到的地方不致命，或者落在了柔软的草地上，就依然有可能被救回来。拳击比赛里，有人挨了一拳就死了，也有人挨了几十拳都没事。哪怕脸上都是血，牙齿掉了五六颗，两只耳朵也残缺不全，人还是不会死。人的头部和脸上集聚了很多血管，受点小伤就会流很多血。被血染红的脸，怎么看怎么凄惨，其实伤情并不严重，只是表面血管破裂，血从里面流出来了而已。比起场上满头满脸都是血的拳击手，有时场下女观众在经期的出血量反而更多。只看表象是靠不住的，关键还要看是不是真的挨了致命的一击。从这一点来看，人们把要害部位保护得很好，不至于挨了一拳就与世长辞。要说具体部位，头和心脏是最重要的地方。头被厚厚的头盖骨保护着，心脏被肋骨保护着，人的双手还可以轻巧地护在自己身前。血液也是天生一接触空气就会凝固，自然止血。如果血流速度很快，来不及凝固，血液量减少，血压就会下降，来自血管的推挤力就会逐渐消失，自然也会止血。所有人的身体都是为了活着、得救而精密地打造出来的。想要违背这一规律，让人走向死亡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知是不是因为喝醉了，我开始变得有些唠叨，军队的表情看起来反而很清醒。他对我说：“听您话里的意思，好像杀人犯比医生还伟大似的。”从他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我关于死亡的看法应该并不认同。我没有多加辩驳，又重申人的身体构造顺应的是存活的目的。病人陷入濒死的危笃状态时，呼吸会变得短促，那是为了向体内输送大量的氧气；人的体温上升是为了尽快将热量散出去，维持正常体温。人体的所有器官和组织，从心脏到毛孔，都在为了活下去而全力运转。医生所做的只不过是顺应这样的自然趋势，提供一些帮助而已，而杀人犯却必须反抗一切自然趋势，与之斗争。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了活下去而竭尽全力，杀人犯却必须挥舞着斧头，单枪匹马地搞破坏。就像一大群青鳉鱼向右游动时，如果只有一条向左游，它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杀人者也必须抗争这一切阻力。
“您这是在同情杀人犯吗？”军队问。我回答说，并不是同情，只是觉得他们很不容易而已。“可能是因为您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接触濒临死亡的病人，所以才会觉得不容易，反正我是不太理解的。”他回答说。我大概没有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不过他现在不能立刻理解我，于我也没有什么妨碍。我看向窗外，夜色之中，雪又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
“所以归根结底，其实您是赞成实施安乐死的吧？”军队像是又想起来似的问道。我谈论的不是赞成或反对。我只是想说，在讨论安乐死之前，连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杀人、怎么消解杀人之后的感受等问题都不加以考虑，只单纯地论述自己赞成还是反对，未免有些轻率。总之，和安乐死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单凭自己的想象去讨论这件事情，是没什么意义的。
军队点头说：“确实，讨论安乐死的都是和安乐死没什么关系的人，真正的当事人从来没说过什么。”说完这句，他又接着说：“您照理是属于杀人方呢。”“这个说法可不怎么好听，不过比起你来，我和安乐死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儿关系的。”我伸了个懒腰说道。
军队沉默着站起身，拉上窗帘。房间里马上变得像是被封闭起来一样，使我感到有些疲惫。我醉得不深，不过下午做完手术后还没有好好洗过澡，身上汗涔涔的。我拿起办公室的内线电话，给值班室打了过去，询问病人的情况。
“六点的时候照您的意见给做完手术的病人注射了诺布隆，之后一直没什么异常。”接电话的是护士主任清村。我顺便又问了问阪田夫人。她回答说，阪田夫人现在的情况很稳定。最后，我告诉清村，自己准备回家了，随即挂断了电话。突然间我想起来，元旦那天，就是我、军队还有清村三个人一起值的班。我和军队说起这件事。军队说，那时忙得都扎根在医院里了，不过那时忙过了，今天才会如此清闲，再没有比值班时没人来更好的事情了。我穿上大衣走出办公室，他也跟着我一直走到玄关。
“时间还有点儿早，但诚治要是再像先前一样逃出去就不好办了，我还是提前把门锁上吧。”
军队一边说着，一边在我出门之后锁上了正面的玻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