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1/2）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着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得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着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着斜放着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着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着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沉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着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像荀磊这种年龄的小伙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着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着，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着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着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着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着，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签着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着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着，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着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着。她办事的时候？她跟谁去办事呢？

“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着。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呆着……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着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五十五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一九四八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一九四九年随着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六年猪；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七七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七九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着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所。要上厕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查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着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对这件事，张奇林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张秀藻的妈妈于咏芝却越来越急迫。她是个医生，院里人都管她叫于大夫。她近来常向张奇林提起搬家的事。头天晚上，张秀藻从西郊回来，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当荧光屏上出现了新住宅区的景象时，于大夫忍不住又提起这事说：“老傅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