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2）
亚历山大的孙子名叫亨利，他将姓氏缩短为范耶尔，开展对俄贸易，并创立一支小小的商船队，于十九世纪中叶来往于波罗的海诸国、德国与钢铁业发达的英国。老亨利多方发展家族事业，打造出规模不算太大的矿产业，以及几家诺兰地区最早的金属业公司。他有两个儿子，毕耶与戈弗里，范耶尔宗族的雄厚财力便是由他二人打下基础。
“你了解旧有的继承法吗？”范耶尔曾如是问。
“不了解。”
“我也不太清楚。据家族传说，毕耶和戈弗里争得你死我活——他们在家族事业中争权夺利，已经成了传奇。在许多方面，权力斗争威胁到公司的存续，因此就在临终前，他们的父亲决定建立一个制度，让家庭所有成员都能继承到一部分事业——也就是股份。他确实用心良苦，然而最后却导致无法从外面引进有能力的人才与可能的合伙人，反而使得整个董事会全都是家族成员。”
“到今天仍是如此？”
“一点也没错。如果有家族成员想卖掉股份，也只能卖给自己人。现在，每年的股东会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家族成员。马丁持有的股份超过百分之十，我卖了一部分给马丁和其他人后还有百分之五。我哥哥哈洛德持有百分之七，但出席股东会的人多半只持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零点五。”
“好像中古世纪一样。”
“很荒谬。也就是说，假如今天马丁想施行某种政策，就得耗费时间去游说，以便争取至少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东支持。这是结盟、派系与阴谋的拼凑结果。”
范耶尔继续讲述历史：
“戈弗里于一九〇一年去世，没有子嗣。不，很抱歉，他其实有四个女儿，但在当时，女人并不算数。她们也有股份，但获利的却是家中的男性。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女人有了投票权，她们才得以参加股东会。”
“非常开放。”
“不必语带讥讽，当时时代不同。总之……戈弗里的兄弟毕耶有三个儿子：约翰、弗德烈和耶迪恩，全都生于十九世纪末。耶迪恩可以略去不提；他卖掉自己的股份移民到美洲去了。那里至今仍有一个家族支系。不过约翰与弗德烈让公司成了现代化的范耶尔企业。”
范耶尔拿出一本相簿，一面说一面指相片给布隆维斯特看。一九〇〇年代初的相片中，有两个下巴坚毅、头发梳得油亮的男子，毫无笑意地瞪视着镜头。
“约翰是家族里的天才。他受过工程师训练，有几项新发明取得专利，致力于发展制造业。钢铁成了公司的根基，但业务仍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纺织等等。约翰死于一九五六年，有三个女儿：苏菲亚、梅莉与英格莉，她们是第一批自动获许参加公司股东会的女性。”
“另一个兄弟弗德烈是我父亲。他是个商人兼产业领导人，是他将约翰的发明转化为收入。我父亲在一九六四年过世，虽然在五十年代便已将日常的运作交给我处理，但他生前始终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
“和上一代恰恰相反的是，约翰只有女儿，”范耶尔指着几个头戴宽边帽、手撑阳伞的大胸脯女子的照片，对布隆维斯特说：“而我父亲弗德烈只有儿子。我们共有五兄弟：理查德、哈洛德、葛雷格、古斯塔夫和我。”
布隆维斯特将几张a4纸黏在一起，画出他们的族谱。凡是一九六六年来到海泽比岛参加家庭聚会的人，他都在名字底下画线，至少理论上这些人可能和海莉的失踪有关。
他剔除了十二岁以下的孩童——总得画出一条界线。略加思索后，他也剔除了范耶尔。假如这位大家长与哥哥的孙女失踪有关，那么他过去三十六年来的行为应该属于精神病的范畴。范耶尔的母亲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八十一岁，照理说也可排除在外。剩下的二十三人，据范耶尔的说法，都应该列为“嫌疑犯”。其中有七人已经去世，还有几人也已经十分年迈。
范耶尔坚信海莉的失踪与某个家族成员有关，布隆维斯特却不想附和他的想法。嫌犯名单中必须再加入其他人。
弗洛德自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担任范耶尔的律师。而除了家人之外，海莉失踪时有哪些仆人？无论有无不在场证明，当年十九岁的根纳·尼尔森和他父亲马纽斯都很有可能出现在海泽比岛，此外还有画家诺曼和牧师法尔克。法尔克已婚吗？“东园”的农夫阿朗松和儿子约克就住在岛上，在海莉成长过程中关系也够密切，他们之间关系如何？阿朗松当时还有婚姻关系吗？当时有无其他人住在农场上？
范耶尔家族成员一览表
布隆维斯特将所有人名写下后，名单增至四十人。此时凌晨三点半，温度计指着零下二十一度。他好怀念贝尔曼路家中的床。
瑞典电信公司的工人将他吵醒。到了十一点，线路接通了，他也不再感觉工作上绊手绊脚。不过，他自己的电话却依旧静默无声。他开始有点赌气，不打算打进办公室。
他打开电子信箱，很快看完上星期收到的将近三百五十封邮件。他留下十来封，其他全是垃圾信和他订阅的邮购目录。第一封信来自：希望笼子里有人逼你吹喇叭你他妈的猪。他将信件存入“理性批评”的档案夹。
他写信到：“嗨，小莉。只想告诉你现在网络通了，等你气消之后可以找到我。海泽比是个朴实的地方，很值得一游。”午餐时间到了，他把笔记本电脑放进包里，走到苏珊桥头咖啡馆，一如往常坐到角落那张桌子。苏珊为他送来咖啡和三明治，同时好奇地瞥了一眼他的计算机，并问他在做什么。布隆维斯特第一次使用他的“官方”说法。他们互相开了几句玩笑。苏珊不断怂恿他，如果想听真话，一定得来找她。
“我替范耶尔工作了三十五年，他们内部的八卦我多半都知道。”她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晃进厨房。
孩子、孙子，加上曾孙——后者也就不用包括进来了——弗德烈与约翰兄弟俩直到今日共有大约五十名子孙活在世上。这家人似乎都很长寿：弗德烈活到七十八岁，而哥哥约翰则活到七十二。弗德烈的儿子当中，如今尚在人世的哈洛德已经九十二岁，亨利也已八十二。
唯一的例外是三十七岁时死于肺病的古斯塔夫。范耶尔曾解释说，古斯塔夫向来体弱多病且独来独往，几乎从未真正融入家族过。他未曾结婚，也没有孩子。
至于其他早逝的人则都不是死于疾病。理查德在冬季战争中丧命时，年仅三十四岁。海莉的父亲戈弗里在她失踪前一年溺毙，而海莉本身也只有十六岁。布隆维斯特记下这个家族支系的怪异巧合——祖父、父亲与女儿皆遭遇不幸。理查德唯一存活的后代马丁，如今已五十五岁却仍未婚。不过范耶尔解释说，这个侄子其实有个女伴住在赫德史塔。
布隆维斯特在族谱中写下两点。第一，范耶尔家族中无人离婚或再婚，即使配偶早逝也一样。他不知道就统计数据而言，这种情形是否常见。西西莉亚与丈夫分居多年，但显然仍维持婚姻关系。
另一个特点是：弗德烈的后代，包括亨利在内，都在公司扮演领导角色，主要也都住在赫德史塔或邻近地区，而全都生女儿的约翰那一支，则都在婚后散居于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哥德堡或国外，只有在暑假或较重要的聚会时才会来到赫德史塔。英格莉是唯一例外，她儿子根纳·卡尔曼就住在赫德史塔，是《赫德史塔快报》的总编辑。
范耶尔以私家侦探的思维判断，凶手谋杀海莉的潜在动机也许能从公司的结构看出，还有他早先也一直不讳言海莉对他的重要性；凶手的动机也许是想伤害范耶尔本身，也可能是海莉发现有关公司的敏感消息，因而对某人造成威胁。这些全都只是臆测；然而，他也藉此指出十三个他认为可能涉及利害关系的人。
布隆维斯特前一天与范耶尔的交谈也将另一点解释清楚了。从一开始，老人提起家中许多成员时，口气便充满轻蔑与中伤，这让布隆维斯特觉得很奇怪。他怀疑是老人对家族成员的猜疑扭曲了他对海莉失踪案的判断，但如今他逐渐了解范耶尔进行评估时冷静得惊人。
在他眼前浮现的是一个在社会上、财务上十分成功，但在其他普通层面却明显失常的家族。
范耶尔的父亲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生下小孩之后便将教养与照料生活之责交给妻子。孩子们满十六岁以前，只有在特殊的家庭聚会上才能偶尔见到父亲，他虽要求他们出席，却又对他们视而不见。范耶尔不记得父亲曾以任何方式表达过爱意，反倒是经常数落他没有能力，并以激烈言词批评他。父亲极少体罚，因为不需要。后来他由于在范耶尔企业表现杰出才终于获得父亲重视。
长兄理查德很叛逆。在某次争执过后——至于争执的原因，家人从未提及——这孩子便搬到乌普萨拉就学。范耶尔先前已经提过他的纳粹生涯便是在此播下种子，最后更将他带往芬兰战区。但他却没说另外两个兄弟的一生也颇为类似。
一九三〇年，哈洛德与葛雷格也跟随理查德来到乌普萨拉。他二人十分亲近，不过范耶尔无法确定他们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这几个兄弟很明显都加入了英达尔的法西斯运动“新瑞典”。哈洛德忠诚地追随英达尔多年，首先加入瑞典国家联盟，接着是瑞典在野团体，最后则是战后的“新瑞典运动”。直到英达尔于九十年代去世之前，哈洛德始终是成员之一，有几段时期他甚至是蛰伏的瑞典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捐款人之一。
哈洛德在乌普萨拉研读医学，而且几乎是马上就进入沉迷于种族卫生与种族生物学的圈子。他有一度在瑞典种族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身为医师的他更是积极推动让族群中不受欢迎的分子绝育的运动。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〇二九五〇：
哈洛德甚至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他与人合著一本名为《人民的新欧洲》的书——谢天谢地，他用的是笔名。我直到七十年代才知道这件事。我手边有一本，你可以看看。这肯定是以瑞典文出版的书中最令人作呕的一本。哈洛德不仅主张绝育，还主张安乐死——亦即主动将不符合他审美品味与他心目中完美的瑞典人种形象的人杀死。换句话说，他以完美的学术文章、并涵盖所有必要的医学论据，恳求进行一场大屠杀，除掉那些条件不合格的人。不要让萨米人 27 扩散，他们受到蒙古人影响。心理不健全的人会将死视为一种解放，对吧？解放女人、游民、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哥哥的幻想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若是在达拉纳省就好了。
战后，葛雷格当上中学教师，后来还成为赫德史塔预备学校校长。范耶尔以为他在战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并放弃了纳粹主义。葛雷格在一九七四年死后，范耶尔翻阅他的信件，才知道哥哥在五十年代加入了在政界没有影响力却怪异至极的秘密团体北欧民族党，而且直到死前都还是党员。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〇四一六七：
所以说，我的三个哥哥都是政治疯子。在其他方面又有多病态呢？
在范耶尔眼中，多病的古斯塔夫是唯一值得给予几分认同的哥哥，他在一九五五年因肺病去世。古斯塔夫一向不热衷政治，而且似乎略带有厌世的艺术家气质，对于生意或到范耶尔公司工作毫无兴趣。
布隆维斯特问范耶尔：“现在只剩你和哈洛德了。他为什么要搬回海泽比？”
“他一九七九年就搬回家了。那栋房子是他的。”
“和你痛恨的兄弟住得这么近，感觉想必很怪。”
“我并不恨我哥哥。若真要说的话，我可能是同情他。他根本是个白痴，而且是他对我有恨。”
“他恨你？”
“正是。我想这是他回来的原因，那么他就能在有生之年离我很近地恨我了。”
“他为什么恨你？”
“因为我结婚了。”
“我想这点你得作个解释。”
最初，范耶尔与哥哥们失去了联系。所有兄弟当中只有他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他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避开了乌普萨拉，转而到斯德哥尔摩念经济学。满十八岁后，每次休假与暑假期间他都会到范耶尔企业的某个办公室工作，或是与集团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阶层一起工作。他逐渐熟悉了家族事业中所有复杂纠葛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当时正值全面开战，范耶尔被派到德国，前往范耶尔企业位于汉堡的分公司视察六星期。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便由范耶尔企业的德国代理人，一个名叫荷曼·罗巴哈的公司老臣，负责陪伴指引他。
“我不会拿所有细节向你疲劳轰炸，不过我去的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还没有东战线。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无敌。当时有一种……既乐观又绝望的感觉，这样说应该没错。五十多年后，那种心情仍难以用言语形容。你别误会，我不是纳粹，而在我看来，希特勒就像轻歌剧里的荒谬角色。但在当时，汉堡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几乎无法不受影响。尽管战争愈来愈接近，我在汉堡时也经历过几次空袭，但民众似乎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动乱，不久和平便将降临，希特勒也将建立他的‘新欧洲’。大家宁可相信希特勒是神。文宣中似乎有这样的意味。”
范耶尔打开众多相簿之一。
“这就是罗巴哈。他于一九四四年失踪，可能是在某次空袭中被炸死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在汉堡那几星期，和他渐渐熟络。我和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汉堡一处高级住宅区的豪华公寓里，每天都待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不是纳粹，但为了方便起见入了党。他的党证为范耶尔企业开启大门、制造生意机会，而做生意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的火车制造货车厢——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们的车厢有没有去过波兰。我们出售布料让他们做制服，出售真空管让他们做无线电接收机——不过老实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真正用途。罗巴哈知道如何争取合约，他这个人很有趣、性情又好。完美的纳粹人。后来我慢慢发现他也有一个拼命想隐瞒的秘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早，罗巴哈来敲我的房门。我的房间与他妻子的卧室相邻，他以手势示意我静静地穿好衣服跟他走。我们下楼后，坐在吸烟室里。罗巴哈整夜没睡，一直在听收音机，我这才察觉事态严重。‘红胡子行动’已经展开，德国在仲夏节前夕侵略了苏联。”范耶尔无力地摆摆手。“罗巴哈取出两只杯子，替我们俩各倒一大杯烈酒。他显然受到震撼。当我问他这代表什么时，他有先见之明地回答说，这代表德国和纳粹完了。我只是半信半疑——毕竟希特勒看似无人能敌——但罗巴哈和我为德国的衰败干了一杯。然后他便将注意力转向现实面。”
布隆维斯特点点头，表示他还在听着。
“首先，他无法联络我父亲征求指示，但他主动决定缩短我访德的行程，送我回家。其次，他请我帮他一个忙。”
范耶尔指着一幅泛黄的画像，画中有个露出四分之三侧面的深发色女子。
“罗巴哈结婚四十年，但在一九一九年遇见一名年纪小他一半、充满野性美的女子之后，便陷入疯狂热恋。她是个贫穷、单纯的缝纫女工。罗巴哈追求她，而且也和其他许多有钱男人一样，可以将她安置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公寓。她成了他的情妇。一九二一年，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爱蒂。”
“富有的老男人，贫穷的年轻女子，和一个爱的结晶——这在四十年代应该不至于引发丑闻。”布隆维斯特说。
“对极了。只可惜有一点：那个女人是犹太人，因此罗巴哈在纳粹德国有一个犹太女儿。他成了他们所谓的‘种族叛徒’。”
“啊……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同。后来怎么样了？”
“爱蒂的母亲在一九三九年被发现，后来失踪了，我们只能猜测她的下场。他们当然知道她有个女儿尚未列入流放名单，而专门负责追踪逃亡的犹太人的盖世太保们也正在寻找她。一九四一年夏天，我抵达汉堡那个星期，他们不知怎么从爱蒂的母亲追查到罗巴哈，因而传唤他去面谈。他承认他们的关系，也承认有个女儿，但声称自己已经十年未与女儿联系，不知道她人在何处。”
“那么他女儿在哪儿呢？”
“我在罗巴哈的家中天天与她碰面。一个甜美又安静的二十岁女孩，她替我打扫房间，也帮忙准备餐点。到一九三七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持续数年，爱蒂的母亲哀求罗巴哈伸出援手。他也确实帮忙了——罗巴哈对这个私生女的爱并不亚于婚生子女。他把她藏在他所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地方——就在众人眼皮底下。他替她伪造文件，请她来帮忙家务。”
“他妻子知道她是谁吗？”
“不，她似乎毫不知情。就这样平安地度过四年后，罗巴哈觉得危险已逐渐逼近。盖世太保迟早会找上门来。于是他将女儿找来，并向我介绍她的真实身份。她很害羞，甚至不敢直视我。她肯定大半夜都没睡，等着被召唤。罗巴哈请求我救她一命。”
“怎么救？”
“他全都安排好了。我原本还要再待三星期，然后搭夜车到哥本哈根，再转搭渡轮过海峡——即使在战时，这样的旅程也相当安全。就在我们交谈过后两天，范耶尔企业名下的一艘货船即将从汉堡启程前往瑞典。罗巴哈希望我改搭这艘货轮，立刻离开德国。我改变行程的计划必须经过维安部门许可，那只是形式上的手续，没有问题。但罗巴哈希望我上那艘货轮。”
“应该是和爱蒂一起吧？”
“爱蒂是偷渡上船，船上有三百个装机器的板条箱，她被藏在其中一个里头。船还在德国水域时，她万一被发现，我得负责保护她，防止船长做出任何蠢事。等到离德国有相当距离了，再放她出来。”
“听起来很可怕。”
“我觉得很简单，却没想到这趟旅程竟变成一场噩梦。船长名叫奥斯卡·葛拉纳，奉命照顾雇主这个傲慢的小继承人让他老大不高兴。我们在六月初的晚上九点左右离开汉堡，船正要驶出内港时忽然响起空袭警报。英军突然轰炸，这是我经历过最大规模的一次，主要目标当然就是港口。但我们幸运地脱险，后来有一具引擎出现故障，又在布满水雷的水域中度过暴风雨的惊魂夜，才在第二天下午抵达卡尔斯克鲁纳。你很可能会问我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我大概猜到了。”
“想当然耳，我父亲大发雷霆，因为这番愚蠢的冒险行动可能让我失去一切，而女孩也可能随时被逐出瑞典。然而我已经像罗巴哈爱上她母亲一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我向她求婚，并向父亲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他答应我们结婚，要么他另外再去找个笨小子继承家业。他屈服了。”
“可是她死了？”
“对，一九五八年，实在太年轻了。她有先天性心脏病，结果我无法生育小孩。这也是我哥哥恨我的原因。”
“因为你娶了她？”
“因为——套他的话说——我娶了一个肮脏的犹太妓女。”
“可是他是个疯子。”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