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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静秋连老三的确切通信地址都不知道，只在西村坪的地址后加了个“勘探队”，但她估计老三收到了那封信，因为他没再送什么东西来。

令人振奋的是暑假快到了，静秋又可以去做零工了。她准备把一个暑假做满，一天也不休息，乐观地估计，可以挣到八九十块钱。

钱还没拿到手，她已经在制订预算了。首先要还掉老三的钱，然后给妈妈买个热水袋。妈妈犯病的时候，常常会腰疼，需要一个热水袋焐在那里。现在都是用个玻璃瓶子装了热水当热水袋用，但瓶子有时会漏水，而且焐的面积有限。

她计划开了工钱就去买半个猪头回来吃，因为一斤肉票可以买两斤猪头。猪耳朵、猪舌头卤了吃，猪脸肉做回锅肉，剩下的七七八八的可以做汤。一想到蒜苗炒出来的回锅肉，她就觉得口中生津，恨不得现在就去买来做了吃。她家里经常是几个月不知肉味，她在西村坪吃老三拿来的那些肉的时候，总有一种问心有愧的感觉，因为不能拿回去给妈妈和妹妹吃。

这个暑假打了工，一定要给妹妹买布做件春装。她自己老穿哥哥的旧衣服，被人笑话，所以她决心不让妹妹尝那种滋味。她还要给妹妹买双半高统的胶鞋，这有点奢侈，但妹妹想那种胶鞋想了很久了，她从妹妹看人家胶鞋的眼光里可以读出妹妹的心思。

她哥哥还欠队里口粮钱，她希望用暑假做工的钱还上一部分。知青在农村没吃的，有时就会出去偷鸡摸狗，把贫下中农田里的菜、笼里的鸡偷来做了吃。很多地方的知青已经跟当地的农民结下了仇，经常打起来。有时几个村的农民联合起来打知青，几个队的知青联合起来打农民，搞得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前不久，她哥哥被农民打伤了，脸上身上都是一道道伤。她哥哥说自己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因为那次一同被打的人差不多个个都伤筋动骨了，有几个甚至被打得瘫在床上，是别人抬回来的，只有他那个小队的几个知青，因为跑得快，只受了皮肉伤。

那次一同被打的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在k市碰了个头，商量怎么办。被打的知青都说这次完全是当地农民不对，他们什么都没偷，是农民认错了人，问也不问，就围住他们，用扁担、铁锹什么的把他们痛打一顿。那些农民就是恨知青，觉得知青来了，把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工分夺走了一部分，还闹得鸡犬不宁，所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打知青。知青告到大队和公社，但大队和公社根本不处理。那次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到地委去告那些农民。被打的知青和他们的家长找了无数路子，地委才答应派人接见他们一下，听听事情经过。

那天晚上，静秋也跟去了，因为妈妈身体不太好，哥哥又受了伤。一行人到了地委大院，见大院门口是荷枪实弹站岗的卫兵，有些人先自胆怯起来，几个伤得不重的就打退堂鼓了。静秋一家跟着那些坚定不移分子进了地委大院，地委派个人出来接待他们，叫他们在一个会议室等候，说地委书记还在开会。

等了好几个钟头，还没见到地委书记。不知道是谁探听到了消息，说地委书记正在陪什么人吃饭喝酒，有点喝醉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来接见咱们。

静秋听到这个消息，无缘无故地想起老三的爸爸，听说也是个大官。她心里涌起一股恨意，原来当官的真的是这么高高在上，草菅人命。会议室里躺着几个打得不能动的知青，还坐着一群被打得鼻青脸肿、断胳膊断腿的知青，加上他们心急如焚的父母，而这个地委书记居然还有心思喝酒吃饭。

她知道k地区只有一个军分区，而老三的爸爸据说是军区司令，那他爸爸管的地盘肯定比地区更大。她想象老三就是住在一个有背枪的卫兵站岗的大院内，他的未婚妻肯定也是那个大院的，他的父亲肯定也是那种说话官腔官调的人，一开口就像作报告一样：“啊，这个这个……”

她想起大嫂说过，当官的我们高攀不上。她懂大嫂的话，但只有亲眼看到过地委大院了，才有了切身的体会。老三跟她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个世界的人。现在她坐在那里等地委书记，感觉就像是在等老三的爸爸一样，满心是愤懑和不平。为人不做官，做官是一般，老三的爸爸肯定也是这样对待平民百姓的。又等了一会儿，好几个家长害怕起来了，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让我们在这里坐着，他们去搬兵，待会儿把我们全部都抓起来了，不用别的罪名，就加个“冲击革命政权机构”，就可以把你扔进监狱了。

这一说，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了，静秋的妈妈也说：“我们回去吧，别人可能还当得起这个帽子，我们这种人家，是再也禁不起这顶帽子了。打了就打了，自认倒霉了，我们还能指望地委书记把那些农民抓起来？怎么说知青也是到农村去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农民要用扁担再教育你，怕是也没办法了。”

静秋最恨妈妈的胆小怕事，她坚持要等下去，说如果你害怕，就让我在这里等。静秋的妈妈无法，只好陪着等。最后终于等来了一个干部，并不是地委书记，不知道是个什么干部，反正说是代表地委的。知青和家长把情况说了说，那人唰唰地记了一通，就叫大家回去了。

后来就再没听到任何消息。静秋的妈妈自我安慰说：“算了，就这样了吧，至少没把挨打的知青抓去，没受处罚。”然后含着眼泪把伤还没好的哥哥送回乡下去。可能哥哥队上的人听说了告状的事，有点害怕，就照顾哥哥，让他看谷场，比下田轻松，但一天只能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估计年终需要更多的钱去还口粮钱了。

想到这种种必需的花销，所以，暑假的第一天，静秋就叫妈妈带她去找“弟媳妇”那当居委会主任的妈，想找零工做。母女俩一大早就去了“弟媳妇”家，等在那里。“弟媳妇”叫李坤明，大家叫他妈李主任。静秋实在有点愧见“弟媳妇”，因为两人虽然是一个班的，可平时见了面，话都不说，现在却要求上门来，请他妈妈帮忙。

静秋的妈妈教过李主任的大儿子，所以李主任对她妈妈很客气，让静秋的妈妈先回去，说我会给你女儿找工的。静秋也只是每年让妈妈引见一下，所以也叫妈妈回去，妈妈回去后，静秋就等在那里。

当时，那些需要零工的工厂企业会派他们那边管事的人到李主任家来要工，大家都把工厂那边派来的专管零工的人叫“甲方”。

“甲方”一般在早上九点以前就来要人了，找零工的人，如果过了九点还没找到工，那天就算废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找到一个工，就可以做好几天，等到那个工程告一段落了，零工们就又到李主任家来，等着找新的零工做。

那天跟静秋一起等在那里的还有一个老婆婆，不知道多大年纪，反正牙都掉光了。静秋认识她，以前在一起打过零工，别人都叫她“铜婆婆”，大概是姓“童”，但因为她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外面做零工，静秋就觉得她应该是叫“铜婆婆”。听说“铜婆婆”的儿子挨斗的时候被打死了，媳妇跑了，留下一个刚上学的孙子，让“铜婆婆”照看。静秋想都不敢想，如果“铜婆婆”哪天死了，她那个孙子该怎么活下去。

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一个“甲方”来要人，说是需要壮劳力，因为是从停在江边的货船上把沙卸下来，挑到岸上去。静秋自告奋勇地要去，但“甲方”看不上她，说他不要女的，女的挑不动沙。李主任叫静秋莫慌，说等有了比较轻松的工再让你去。

又坐了一阵儿，来了另一个“甲方”，这回是要打夯的，静秋又自告奋勇，但那个“甲方”也不要她，说她太年轻，脸皮薄，打夯是要大声唱歌的。静秋说，我不怕，我敢唱。“甲方”就说你唱个我听听。静秋觉得那人有点流里流气的，又碍着“弟媳妇”在旁边，就不肯唱。

“甲方”说：“我说了吧？你根本不敢唱，这活只能找中年妇女干，人家那嘴，什么都唱得出来。”

“铜婆婆”说：“我敢唱，我也会唱。”当即就瘪着嘴唱起来，“尼姑和尚翻了身，嗨，吆呀霍呀，日里夜里想爱人，也呀吗也吆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