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2）

贝恩斯先生度过了难熬的两个星期。他待在宾馆的房间里，每天中午给商会打电话，询问那位老先生来了没有。答案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没来”。田芥先生的声音一天天变得冷漠和敷衍。贝恩斯先生准备打第十六次电话。他想，他们迟早会告诉我田芥先生出去了。那就意味着他不想再接我的电话。事情很可能会那样发展。

发生了什么事情？矢田部先生到哪儿去了？

他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马丁·鲍曼的死讯立刻在东京引起了惊慌，所以毫无疑问，矢田部先生本来已经在前往旧金山的路上，过一两天就到，但这时却正好接到新的指示，让他马上返回本土作进一步磋商。

时运不好，贝恩斯想。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他只能待在原地，待在旧金山，依然想方设法地安排他专程来旧金山参加的会面。从柏林到这儿，乘汉莎航空公司的火箭助推飞机只要四十五分钟，但现在却……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我们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甚至可以去其他星球。但去干什么呢？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坐在这儿，士气日渐消沉，希望日渐丧失，陷入一种无休无止的空虚无聊之中。而其他人都在忙碌着。他们没有坐在那儿绝望地等待。

贝恩斯先生打开午间版日本《时报》，再次看了看上面的大标题。

戈培尔博士被任命为帝国总理

纳粹党委员会解决领导人问题的方案出人意料。戈培尔博士的广播讲话一锤定音。柏林民众欢呼雀跃。正式声明即将发表。戈林可能会代替海德里希，上任国家安全部长。

他把整篇文章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放在一边，拨通商会的电话。

“我是贝恩斯先生。田芥先生在吗？”

“等一会，先生。”

等了很长时间。

“我是田芥先生。”

贝恩斯先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道：“我们都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沮丧，请原谅，先生——”

“啊。是贝恩斯先生。”

“先生，你对我的热情款待，我无比感激。将来有一天，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会谈拖到那位老先生到来之后进行——”

“遗憾得很，他还没有到。”

贝恩斯闭上眼睛。“或许是因为昨天——”

“恐怕不是，先生。”完全是客套话，“请原谅，贝恩斯先生。我有事情要忙。”

“再见，先生。”

咔嗒一声。今天，田芥先生甚至连再见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贝恩斯也无奈地挂上电话。

我得采取行动，不能再等了。

他的上司一再告诫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这里的反间谍机关人员联系。他只能等待，直到想办法和日本军方代表取得联系。和日本军方代表会谈，然后返回柏林。但是没有人事先预料到鲍曼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死。因此——

原先的命令要为更加实际的判断所取代。在目前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断，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商量。

在太平洋沿岸国，至少有十个反间谍机关人员在活动，其中几个——也可能是全部——是当地的德国国家安全局和他们的头目福姆·米尔知道的。几年前，他和福姆·米尔在纳粹党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一面。这个人在警察系统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一九四三年，正是他阻止了英国人和捷克人谋杀海德里希的计划。因此可以这样说，是他救了屠夫海德里希，帮他捡了一条命。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福姆·米尔在国家安全局内平步青云。他不单纯是一名警察官僚。

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即便柏林的反间谍机关和东京的特工组织采取了预防措施，德国国家安全局仍有可能获悉这次在旧金山第一商会的碰面。虽然这里是日本的管辖范围，国家安全局无法干涉，但只要德国主犯一踏上德国领土，国家安全警察就可以将他逮捕——在目前情况下，主犯就是他自己。但是目前，他们对日本主犯或者这次会面仍然无计可施。

至少贝恩斯希望如此。

有没有可能国家安全局已经成功在中途扣留了那位日本老先生？从东京到旧金山的路途遥远，对一位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且乘不了飞机的老先生来说更是如此。

我要做的，贝恩斯知道，就是从我的上级那儿了解矢田部先生还来不来。他们肯定知道。如果国家安全局扣留了他，或者东京政府把他召回去了——他们也会知道。

如果国家安全局有办法找到那位老先生，贝恩斯心里明白，他们就一定能找到我。

但即便情况如此糟糕，也不是毫无希望。在妙喜宾馆的房间里一天天等待的时候，贝恩斯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

把我知道的信息告诉田芥先生总比我空手回柏林来得好。 这样至少还有一线希望，最终这个信息肯定会传到某个相关人士耳中。但是田芥先生只能耳听，这个办法的问题就在这里。最好的情况是田芥先生听进去了，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立刻假称公务回日本本土一趟。到了本土，矢田部先生就可以参与决策。他既能耳听——又能口说。

不管怎样，这也比束手无策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从头再来，花数月时间费尽心机、小心翼翼地安排德国某个派系和日本某个派系联络，那么……

贝恩斯先生心里清楚，当田芥先生发现如此重要的任务突然落到他肩上的时候，无疑会大吃一惊。远非他想象的什么喷射铸模……

他很可能会神经崩溃。要么把消息泄露给他周围的人，要么打算退缩，谎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回事。甚至对他自己，他也不愿承认听说过这回事。也许他根本就不信任我。我一开口，他就站起身，鞠个躬，然后告退。

鲁莽。他也可能这样认为。他会觉得自己不该听到这样的事情。

太容易了，贝恩斯先生想。对田芥先生来说，推掉这件事真是易如反掌。他想，我要是也能推掉就好了。

但是，田芥先生最终也会无法脱身。我们俩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个信息从我嘴里说出，以语言的形式呈现，他可以选择闭耳不听。但是一旦语言变成了现实，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我能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就好了，或者给任何我最后告诉他这个信息的人讲清楚——

贝恩斯离开宾馆的房间，乘电梯来到楼下大厅。他来到人行道上，让门卫给他叫了辆三轮车。然后他就上路去市场街，中国车夫用力地蹬着车。

“那边。”当他认出他要找的标志时，对三轮车夫说，“把车停在路边。”

三轮车在路边的消防龙头旁停下。贝恩斯先生付了车钱，把车夫打发走。似乎没有人跟踪。贝恩斯先生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和其他几个顾客一起进了富家百货大楼。

到处都是购物的人群。柜台一个接着一个。女售货员大多是白人，偶尔会看到几个日本人——他们是商厦经理。商厦里人声鼎沸。

乱摸了一阵之后，贝恩斯先生找到了男装部。他在裤架旁停下，仔细打量那些裤子。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白人售货员过来招呼他。

贝恩斯说：“我来找一条我昨天看过的深棕色羊毛裤。”他直视着售货员的眼睛，“上次跟我说话的不是你。他身材略高一点，留着红色八字胡，偏瘦。他的上衣上挂着名字：拉里。”

这位售货员说：“他刚出去吃午饭，很快就会回来。”

“我去试试这条裤子。”贝恩斯说着从衣架上拿了一条裤子。

“当然可以，先生。”那个售货员指了指一间空着的试衣间，然后去招呼别的顾客了。

贝恩斯先生进了试衣间，关上门。里面有两张椅子，他在其中一张上坐下，等着。

几分钟过后，有人敲门。试衣间的门开了，一个中年日本男子走进来。“您是外国人，先生？”他对贝恩斯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核实一下您的身份？让我看一看您的证件。”他关上门。

贝恩斯先生拿出钱包。那个日本人接过钱包，坐下来检查里面的证件。看到一张女孩的照片，他停住了。“太漂亮了。”

“是我的女儿。玛莎。”

“我也有一个女儿，也叫玛莎，”那个日本人说，“现在在芝加哥学钢琴。”

“我女儿，”贝恩斯先生说，“快要出嫁了。”

日本人把钱包还给贝恩斯先生，期待他说些什么。

贝恩斯说：“我到这儿已经两个星期了，矢田部先生还没有出现。我想知道他还来不来。如果不来，我该怎么办？”

“你明天中午再来。”日本人说着站了起来，贝恩斯先生也站了起来。“再见。”

“再见。”贝恩斯说。他走出试衣间，把那条裤子放回衣架，离开了富家百货大楼。

没花多长时间，在市中心繁忙的人行道上和其他行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他这样想。到时候那个日本人真能得到消息吗？联系柏林，转达我的问题，还要编码和解码——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

显然他是能够做到的。

要是早一点联系这个特工就好了。这样我就用不着那么担心和焦虑了。似乎没什么重大风险，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而且只用了五六分钟。

贝恩斯一边往前走，一边看着商店橱窗里的东西。现在他感觉好多了。不一会儿，他看到了夜总会卡巴莱歌舞表演的宣传照，照片上满是苍蝇的粪斑。上面的人赤身裸体，乳房像充了一半气的排球垂挂下来。他觉得啼笑皆非，信步往前走。市场街上人来人往，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碌着。

至少他最终作了努力。

如释重负！

朱莉安娜舒服地靠在车门上读着书。乔在她旁边开着车。他嘴里叼着一支烟，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方向盘上。驾驶技术很老练。他们从峡谷市出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距离。

汽车广播里播放着伤感多情的民谣，一般在露天啤酒棚里放的那种音乐。一个手风琴乐队演奏着无数波尔卡舞曲或肖蒂什轮舞曲中的一首。朱莉安娜从来就分不清这两种舞曲。

“矫揉造作。”舞曲结束的时候乔说道，“听着，我是个音乐行家。我可以告诉你谁才是伟大的指挥家。或许你已经不记得他了。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不记得了。”朱莉安娜回答说，还在埋头看书。

“他是意大利人。但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战后纳粹不允许他继续指挥。他现在已经死了。我不喜欢那个冯·卡拉扬，纽约爱乐乐队的常任指挥。但我和我的工友只能去听他的音乐会。作为意大利人，我喜欢什么——你一猜就知道了。”他看了朱莉安娜一眼。“你喜欢这本书吗？”他问道。

“精彩极了。”

“我喜欢威尔第和普契尼。但在纽约，我们只能听到喧闹的虚张声势的瓦格纳和奥尔夫。每星期还要去麦迪逊广场公园，看美国纳粹党组织的粗俗的戏剧表演，彩旗飘扬，锣鼓喧天，火焰闪烁。哥特部落的历史或者其他文化垃圾，通过吟唱而不是叙述表现出来，就是为了让人相信这是‘艺术’。你有没有见过战前的纽约？”

“见过。”朱莉安娜回答说，还沉浸在那本书中。

“那时纽约不就有第一流的剧院吗？我听说是有的。现在，戏剧和电影产业一样，都属于柏林的一个企业联盟。在我来到纽约之后的十三年里，那儿从未推出过任何新创作的好音乐或者戏剧，只有——”

“让我把这本书读完吧。”朱莉安娜说。

“书刊出版业也一样，”乔仍然没有住口，“全都由慕尼黑的企业联盟操纵。纽约所做的只是印刷，就是一个大印刷厂——但在战前，纽约是世界出版中心，这是我听说的。”

朱莉安娜用手指堵住耳朵，隔绝他的声音，聚精会神地看着摊在腿上的书。她已经看到《蝗虫成灾》里描写神奇的电视那一章，书里的描写深深吸引了她，特别是把便宜的小电视送给非洲和亚洲民族的那一部分。

……只有美国人的技术和批量生产体系——在底特律、芝加哥和克利夫兰这些神奇的地方——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把无数操作简单、质量优良、廉价到只有一元钱（中国货币单位）的电视元器件送到东方的每一个村庄和落后地区。村里的年轻人——他们通常都很瘦削——兴高采烈地把这些元器件组装起来。他们都渴望拥有慷慨的美国人送给他们的微型电视机。电视机里有一个内置电源，比一块砖头大不了多少。微型电视机组装好以后，就可以接收信号了。能够接收到什么信号呢？蹲在电视机前，村里的年轻人——经常还有老年人——看到了文字和说明。首先要学会识字，然后才能谈其他东西。比如怎样挖一口深井，怎样深耕，怎样净化水，怎样治病。美国人造卫星在头顶上旋转着，把信号传送到世界各地……传送给东方所有焦急期盼着的人们。

“你是一页一页读的吗？”乔问，“还是跳着读的？”

她说：“这本书太精彩了。作者让我们美国人把粮食和教育送到所有亚洲人，千千万万的亚洲人那里。”

“是全球范围的福利工作。”乔说。

“是的。这要归功于特格韦尔领导的新经济政策。他们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听着。”朱莉安娜大声地读给乔听：

……中国怎么样？中国向往并仰望着西方。中国人民度过了战争岁月，进入到和平年代，进入到重建年代。但对中国来说，还谈不上重建，因为那片广阔无垠的平原好像还沉睡在古老的美梦中。醒过来。是的，中国这个巨人最终得完全清醒，面对这个现代世界，面对喷气式飞机和原子能，面对高速公路和工厂，面对现代医药。唤醒这个巨人的一声霹雷会从哪里来呢？这声霹雷只能来自美国。到一九五○年，美国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和农学家如同新的生命形式一样，进入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

乔打断朱莉安娜说：“你知道这个作者是怎么写的，对吗？他吸收了纳粹的精华，比如托特组织和在斯佩尔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谁呢？归功于新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他把纳粹的糟粕丢在一边，比如党卫队、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这简直就是一个乌托邦社会。如果盟国取得胜利，你觉得新经济政策能够振兴经济，取得这些社会福利方面的进步吗？当然不能。作者说的是某种形式的国家工联主义，是某种公司国家制度，就像我们在墨索里尼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那种政府形式。作者说你将会吸取其中的精华，而糟粕则——”

“让我读下去。”朱莉安娜厉声说道。

乔耸了耸肩。但他的确不再唠叨了。朱莉安娜继续往下读，但是没有读出声音。

……这些市场，中国难以估量的市场，让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工厂不停地运转。那张大嘴永远也填不满。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不可能让那些人拥有足够的卡车、砖头、钢锭、衣服、打字机、豌豆罐头、收音机和滴鼻剂。到一九六○年，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位居世界第一。这要归功于他们在对东方的商业贸易中所采用的美其名曰“最惠国待遇”的条例。美国不再占领日本，而且从未占领中国；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广东、东京和上海这些地方都不从英国进口，而是从美国进口。每做成一笔交易，巴尔的摩、旧金山和亚特兰大的工人们就会更富裕一点。

在白宫的政策设计者，那些有远见的人看来，他们差不多完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世界人民终于结束了千年的苦难：饥饿、瘟疫、战争和无知。人们即将发射探测火箭飞船，小心翼翼地驶向茫茫太空。在大英帝国，相应的措施也让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让印度、缅甸、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民众获得了同样的解放。鲁尔、曼彻斯特和萨尔的工厂，以及巴库的石油，巧妙而高效地协调运转。欧洲人民沐浴在……

“我觉得统治世界的应该是他们。”朱莉安娜停下来说，“他们总是最棒的。那些英国人。”

乔没有接她的话，虽然她在等他的回应。然后她又继续往下读。